由吉林大学和《南方经济》杂志社主办，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和吉林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2019)创新创业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于2019年6月15-16日在长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以“不平衡时代的创新创业”为主题，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深圳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燕山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和《南方经济》杂志社的大力支持。吉林大学管理学院董保宝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吉林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葛宝山教授以及《南方经济》杂志社代表杨学儒副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共有来自国内院校的20多位研究者就创新与创业管理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互动式讨论，形成了一系列不平衡时代创新创业研究高质、前沿的观点，为学术界和企业界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为中国创新创业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方面，以创造力为表征的创新能力是一切创新活动萌芽的种子(Sarooghi et al., 2015)；另一方面，围绕机会和资源所培育的创业能力是创业活动开展的原动力(蔡莉等，2019)。因此，新企业创建之初便需要依靠创业者或创业团队骨干成员调动创新、创业能力将创新想法和创业机会付诸于实践。探讨不平衡时代中对创业者创新、创业能力具有影响作用的多重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形成观点如图 1所示。即，从创业认知角度出发，认知加工与变革(张敬伟等，2019；潘燕萍等，2019)对于创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创业团队认知异质性也会通过增强团队效能感促进创造力的提升(侯飞等，2019)。因此，在研究创业者或团队之创新、创业能力形成机制时，探究不平衡环境中创业认知过程和特性成为了一个重要切入点。

图 1

图 1 创业认知、心理资本与创新/创业能力关系图 注：图中1-3各数字依次代表了本节3篇文章，且相同数字代表了同一篇文章所涉及的关键构念，不同构念间关系如箭头方向所示。下同。

创业者认知加工和变革对于创新想法的生成和创业机会的提炼至关重要(Suddaby et al., 2015)。创业认知研究指出了需要关注创业者与情境互动中的信息交互(Bedford and Harrison, 2015)。因而，创业者如何选择信息加工方式进而如何实现认知变革成为了创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张敬伟等(2019)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建立了“环境扫描-模式识别-加工方式选择-认知变革”过程。他们的结果表明：第一，创业者基于已有范例识别的启发式加工更可能引发认知复制，而基于已有原型识别的启发式加工更可能引发认知创新。第二，信息扫描后，若创业者能够将已有原型或范例与(经分析式加工)新识别的原型或范例进行整合时，更可能引发认知适应；如果新识别的原型或范例难以与原有原型或范例进行整合时，则更可能引发认知创新。第三，当创业者不能在头脑中扫描到相应的原型或范例或当其发生变化时，创业者会继续进行环境扫描，或通过分析式加工识别新的原型或范例从而引发认知创新。该研究也对不平衡时代中的创业实践者提供了启示。也即，为了快速适应不平衡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决策的效率，创业者需要促进自身认知变革能力的提升。该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积累。因此，创业者不仅需要灵活地扫描外部环境中的创业信息，还需要将内部知识、记忆与外部环境进行匹配和链接，从而驱动一系列的认知加工过程，进而促进创业者知识结构的改变，诱发创业行为。

创业者进行认知加工还需基于特定的情境(单标安等，2016)。家庭和商业相互缠绕，对于女性创业者的研究无法忽视家庭的影响(Aldrich and Cliff, 2003)，因为相较于男性创业者而言，女性创业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注意力资源于兼顾创业事业与家庭生活。然而，在创业压力和家庭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工作-家庭的角色冲突。因此，在工作-家庭角色冲突的情境下，多重角色认知加工会对机会能力产生何种影响成为了亟待解决的议题。潘燕萍等(2019)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工作-家庭角色发生冲突的情境下，女性创业者更能对工作和家庭产生深刻感知与认识，从而更能够通过角色互动对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的角色内容产生认知上的共情，因而通过整合二者的需求感知以提升在特定行业中发现机会的能力。在工作-家庭角色冲突情境下，女性创业者更能反思和理解不同角色的期待，从而利用对工作-家庭角色期待的同时产生积极情绪溢出来提升机会能力。若女性创业者越能够充分发挥角色之间的增益效应获取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和情感支持，便越有利于角色共情和期待满足，从而促进拓展机会集合的能力。基于角色理论中角色冲突和增益的角度，此文丰富了对女性创业的研究，并且以创业动态变化的多重角色演化以及微观管理策略丰富了机会识别与拓展的相关研究。实践中，此文也打破了工作-家庭角色冲突始终制约着女性创业行为与决策的认知桎梏，为女性创业者动态管理冲突需求、充分激活冲突价值以选择合适的创业机会提供了指导。

创业认知的优势作用不仅在于推动创业能力的提升，同样有助于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创业团队认知异质性能够通过提升团队效能感进而提升创造力。侯飞等(2019)通过对广州、珠海、深圳高新科技园区企业共42个创业团队的研究指出，创业团队认知异质性代表了创业团队成员拥有多样化的知识、技能、经验，因而通过团队成员知识、信息的交融与互动能够增强团队成员的信心水平和努力程度，进而有助于采取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以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该研究打开了团队认知多样性与创造力提升的黑箱，开辟了团队认知多样性经由团队创造力效能感这一积极的心理资本从而增强团队创造力的新路径。也启示管理者积极引导具有异质性认知特性的创业团队，重视团队心理资本的价值固定作用。

图 1总结了上述研究的内在逻辑并指出了不同构念之间的关系机理。

缺乏合法性是不平衡时代中创业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Tracey et al., 2018)。合法性为组织在不平衡时代中被环境接受以增加生存几率和实现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王笑丛等，2018)。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中创业企业合法性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企业合法性普遍偏低，创业战略选择及决策与合法性之间存在较多矛盾(马蔷等，2015)；再者，创业合法性获取过程中，关系网络作用尤为明显(Sheng et al., 2011)；另外，创业学习对于合法性的建设和巩固也具有重要作用(蔡莉等，2013)。从企业战略的角度而言，叙事战略选择(张慧玉等，2019)和网络导向(董保宝等，2019)都会对组织合法性产生影响；从关系网络的角度而言，网络响应(董保宝等，2019)、网络多元性(刘宁等，2019)和内部关系整合(葛宝山等，2019)都能够通过作用于创业学习进而影响组织合法性。

科技的发展助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高效的叙事策略以说服目标受众(van Laer et al., 2019)。同样，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可以利用互联网实施话语框架策略寻求组织合法性。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成为了新创企业在不平衡时代中解决新生弱势的重要助推力量(林琳等，2018)。张慧玉等(2019)基于“淘宝网”的单案例研究指出，初创期，创业企业主要运用发挥型策略以澄清企业价值观并说服消费者初步尝试，从而促进实用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的构建；快速扩张期，创业企业同时运用发挥型与延伸型策略凸显平台优势、抢占市场，从而进一步维护、增强实用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稳定成长期，创业企业则综合运用延伸型、桥接型与转变型策略，主动迎合传统与规范、强调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凸显对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影响，从而促进了道德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的构建。该研究基于创业企业多阶段、多模态的话语材料，厘清了创业企业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作用开展话语框架策略以对组织合法性产生构建性影响。并且，该研究还指出了创业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会基于上一阶段的合法性构建状况反馈式地对下一阶段的话语框架策略的选择和实施产生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构建出了一个企业战略选择驱动合法性构建，合法性构建状况反作用于企业战略选择的双向动态演进框架。

除了战略选择对于创业企业合法性获取的重要作用，不平衡时代中创业企业战略导向也会对企业价值获取、能力提升以及合法性构建产生突出影响(王建平等，2018)。Low et al.(2008)指出，在中国情境下，网络导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网络为新企业带来的合法性收益更为突出。对于新企业而言，新企业网络导向战略可触发关系学习和网络响应以提升市场合法性。董保宝等(2019)基于网络观和知识基础观，通过对177份新企业两阶段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导向能够经由关系学习通过提升产品市场合法性而获得优质绩效。此外，网络导向能够经由网络响应通过深化组织市场合法性而获得优质绩效。即，网络导向所强调的对网络关系的关注和弹性管理有助于企业快速协调和适应网络关系的变化，增进网络响应行为。而网络响应不仅能够深化组织对动态变化网络中机会的认知与把握，还能确保组织不断地给客户带来价值增值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组织在市场中的合法性地位，促进绩效提升。

关系网络多元性特征推动企业二元学习的同时带来了认知合法性。刘宁等(2019)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孵化网络多元性能够为创业企业带来异质性知识与资源，有助于探索式学习的开展；另一方面，孵化网络多元性激发了团队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为团队成员进行深层次知识交流提供了机会，为利用式学习行为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另外，研究还指出了孵化网络多元性对探索性学习的影响大于对利用性学习的影响。因为孵化器为孵化网络内不同主体提供了信任担保，提升了孵化网络中其他组织对焦点企业接受和认可的程度，带来了认知合法性。从而更有利于促进了孵化网络内部隐默性资源的共享，更有利于在新的学习轨道展开探索性学习。

以创业团队内部关系网络为切入点，可通过创业团队内部整合来深化外部关系学习质量以提升市场合法性。葛宝山等(2019)基于高阶理论以及组织学习理论，采用223份新企业的两阶段跨期数据，研究表明，通过创业团队内部任务整合与关系整合可推动创业团队共同战略决策的制定，提高了新企业适应外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加速了外部知识和洞见的整合，从而强化了企业关系学习质量。通过关系学习可加深企业对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知识、信息的把控和加工，提升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合法性，最终促进创业绩效的改善。

图 2总结了上述研究的内在逻辑并指出了不同构念之间的关系机理。

图 2

图 2 企业战略、关系网络、创业学习与合法性关系图

创新与创业的融合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Nambisan，2019；蔡莉等，2016)。在当今这个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时代环境中，传统的商业模式正在不断地被颠覆，企业传统实践中可依托的商业壁垒也被快速打破。尤其对于创业企业而言，想要在不平衡时代中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在价值创造、传递和获取的整个流程中求新求变。因此，不平衡时代中，中国企业要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创业和创新结合在一起，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吴晓波等，2017)。当前，市场环境的快速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诸多机会的窗口和资源调配的需求(孙晋等，2019)。因此，把握多层次内外部因素、进行机会和资源的高效开发成为了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必经之路。与会学者就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入探讨，形成观点如图 3所示。即，商业模式创新离不开资源开发和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陈寒松等，2019)等创业行为，而创业行为又会受到环境因素(袁方等，2019)、组织因素(曾馨莹等，2019)以及由“个体-组织-环境”组成的多层次因素(彭伟等，2019)的联动影响。具体研究如下所述。

遵循效果逻辑的观点，有学者指出了商业模式创新需要从手头资源出发对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以获得可能的商业模式创新结果(Futterer et al., 2017)。另外，遵循因果逻辑的观点，有学者也指出商业模式创新需要企业对外部环境进行深度监测以发现和创造未来发展机会，从而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前期潜力(Reymen et al., 2016)。然而，无论是基于哪种观点，现有研究都无法很好地从过程的视角解释机会、资源以及机会资源的互动如何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影响。为了深入了解这一议题，陈寒松等(2019)以央视《致富经》栏目40个案例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他们探究了资源编排、机会能力、创业学习所构成的前因变量组态对农业创业活动中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机制。研究指出，第一，资源编排(资源结构化、资源捆绑、资源利用)对商业模式创新均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机会能力与资源编排共同作用时也可实现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然而，单靠机会的开发是无法实现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第三，当缺乏资源编排时，发挥创业学习的作用也有助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形成。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农业、农村创业创新的活力被再次激发。该研究基于农业创业的特定情境，为农业创业主体进行手头资源管理、机会能力调用和创造性学习提供了方法指导，从而帮助农业创业主体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建立了价值创造、传递、获取的新模板。

上述研究阐明了资源开发、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作用。然而，机会、资源的开发行为又会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呢？该因素可能体现在环境、组织和个人层面。以技术环境为例，互联网的普及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的开发提供了人力资本。袁方等(2019)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2009-2013年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通过互联网获得新知识、技能所增加的人力资本会更有效地帮助返乡农民工寻求创业机会。然而，通过通讯软件和社交网络所增加的社会资本只会推动返乡农民工更好地去寻找新的被雇佣工作却无助于创业。最后，基于研究结果，该研究指出：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对于农民创业的推动作用，加快西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较发达的地区，应进一步挖掘互联网的信息优势，将互联网与三农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仅仅利用互联网促进农民就业是不够的，为了早日打赢农村精准脱贫攻坚战，还需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相关的非农培训以增加农民创业的内生动力。

以企业创业战略为例，创业主体社区参与战略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创业机会构建具有重要影响。曾馨莹等(2019)通过对九龙小镇和锦源农牧进行比较案例研究，她指出，创业主体社区参与可以通过影响共识、社会关系、声望等因素促进可持续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另外，她还指出，可持续创业所强调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三重底线是可以进行排序的，可持续创业主体在上述机会构建的各个步骤中对三重底线的优先排序问题也受到了社区参与的影响。

创业机会、资源的开发是一个多因素作用下的复杂过程，仅仅探讨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是不够的(蔡莉等，2016)。因而，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社会创业企业而言，需通过发挥多层次因素联动作用推动资源拼凑行为。彭伟等(2019)以国内26家社会创业企业案例为样本，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指出：当社会创业企业采取低市场导向与低创业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姿态时，创业者丰富的社会网络和先前经验能够推动社会创业企业要素拼凑，从而产生物尽其用的效果。当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较难时，若社会创业企业采取市场导向策略，在创业者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的共同激励下，社会创业企业通常会采取市场拼凑，从而发掘潜在市场、拓宽顾客群体。当环境包容性较低时，若社会创业企业采取低市场导向、高创业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姿态时，在创业者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创业企业倾向于采取制度拼凑，从而开发全新的产品或运作模式。

图 3总结了上述研究的内在逻辑并指出了不同构念之间的关系机理。

图 3

图 3 “环境-组织-个体”因素、机会-资源开发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图

目前，国内创新与创业研究方法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趋势。既有聚焦于从大样本数据中发现可推广模式的定量研究，又有聚焦于案例整体和深入分析的定性研究，还有聚焦于分析复杂组态问题、解释复杂因果关系的定性比较分析。这些方法为创新创业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思路，驱动了创新创业研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提升了创新创业研究实践的相关性。

实证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确立了定量研究在创新与创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本次参会论文中，就有超过半数文章选择了实证研究的方法。首先，探讨新创绩效提升的影响因素对于创业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法律规章没有强制性要求新企业披露财务报表，因此，对新创企业客观绩效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能够很好地获取有关新创企业绩效的主观数据，从而探讨对新创企业成长与绩效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其次，二手数据由于其具备客观性较高、获取成本较低等特点，也被创新创业相关实证研究所采用。用于创新与创业研究中二手数据主要包括政府数据、上市公司数据与专利数据等，主要用于解决比较宏观且难以亲身调研的创新创业问题。例如，通过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2009-2013年的调查数据，袁方等(2019)研究了互联网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基于单案例或多案例及其情境的特定知识来构建和发展理论的案例研究已被众多创新创业研究者所认可。在本次参会论文中，就有三分之一的文章选择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其中，单案例研究的样本都具备非同寻常的启发性、存在非常有趣的现象并且研究机会也非常难得。并且，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单案例研究多采用过程模型作为分析策略以“讲好一个故事”。例如，基于“淘宝网”从初创到快速扩张到稳定成长的发展过程，张慧玉等(2019)研究了每个成长阶段中“淘宝网”独特的广告话语策略对于创业合法性构建的影响。另外，创新与创业研究中的多案例研究常采用模式匹配分析作为分析策略从而阐释同一时间点的前因变量如何影响结果变量。例如，张敬伟等(2019)的多案例研究指出，创业者利用环境扫描获取相关信息，通过模式识别与加工方式选择建立联系，从而将环境信息转化为创业者的新认知，实现创业者的认知变革。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正在成为创新与创业研究中的一条新道路。在本次参会论文中，有2篇文章尝试了使用该方法以解决创新创业相关问题。在定性比较分析的框架下，认为创新与创业实践发生的条件并非统一对称的，也即，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不是独立的，还需考虑与其他条件所形成的不同组态影响(杜运周等，2017)。由此，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成为了探索原因条件相互依赖和不同组合所构成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一大利器。另外，该方法强调组态间具有“等效性”，使得出现某一结果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唯一最优解。并且，该方法中的“非对称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案例间的差异性和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目前创新与创业研究中使用最多的当属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较于只能处理二分类变量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处理多分类名义变量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mvQCA)，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能够更为充分地捕捉到解释变量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带来的细微影响(Ragin, 2009)。例如，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陈寒松等(2019)在农业创业情境下商业模式设计影响机制研究中指出了机会能力须与资源编排共同作用，方可实现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

V(volatility，即易变性)、U(uncertainty，即不确定性)、C(complexity，即复杂性)、A(ambiguity，即模糊性)成为了当前不平衡时代发展的“底色”。不平衡的时代特性带来了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也激发了个体不断迭代的内生性创造思维。因此，双创成为了解决当今不平衡时代关键问题的重要战略实施路径。不平衡时代的创新创业也必然会充满高先动性、低容错性和高时代性。具体而言，首先，不平衡时代需要“下先手棋、打主动仗”，其关键在于创业者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因此，对于创业者而言，应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不断进行环境扫描，进而通过认知加工与变革以及积极心理资本的积累促进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其次，不平衡时代需要“出制胜招”，其重点在于寻求创业合法性。因此，创业企业应从企业战略、关系网络以及创业学习等方面多管齐下以获取合法性优势，这是帮助创业企业克服新生劣势重要措施。最后，不平衡时代需要“走活全盘棋”，其目的在于获取能够提供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顶层设计。因此，探索不平衡时代中“环境-组织-个体”多层次因素的联动作用下实施的创业资源开发和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行为有助于实现具有时代烙印的商业模式创新。

诚然，不平衡时代中的创新创业研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创新创业相关文章中，前述之独特仅仅是一个表象。忽略表象问题形成的本质和机理，只简单利用西方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就表象来分析创新创业问题的研究实则只是换汤不换药。因此，不平衡时代中的创新创业研究必然要求研究者着眼于时代特征，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性思维以凝练问题驱动的、情境依赖的、实现整体突破的当代理论体系，从而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创新创业研究新路径。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也必将为未来创新创业研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