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森林碳汇源于国际间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其典型特征是通过经济激励，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的共赢。随着《京都议定书》、《巴黎路线图》、《根本哈根协议》和《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协定的签订，尤其是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试点与日俱增，有关森林碳汇的扶贫效应，日益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并在国内研究和实践中提出了森林碳汇扶贫这一新概念(丁一、马盼盼，2013；曾维忠等，2016；刘永富，2014；曾维忠、刘胜，2017)。主流观点认为，森林碳汇具备比其他减排方式更经济、更高效的优点及其具有不可忽视的减贫潜力，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重要途径(Chen C C et al., 2011；洪玫，2011)，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是一个既能促使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落实减排任务，又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双赢选择(李怒云等，2006；Antle J M and Stoorvogel J J.，2009)。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森林碳汇项目实施地与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高度重叠，国内主要集中在边远、民族、贫困山区，这不仅对推进民族地区丰富的宜林荒山荒地、劳动力等资源向资本转化，增加资金、技术、管理等稀缺扶贫要素有效供给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为其打破资源陷阱提供了外部资源、调动了内部资源、汇聚了政策资源，有利于提高贫困社区凝聚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丁一、马盼盼，2013；吕植，2014；Bluffstone R et al., 2015)，对提升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加剧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干旱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等的能力，降低贫困人口因灾致贫返贫风险产生积极影响(许吟隆、居辉，2009)，部分项目修建的林间道路、小型水利设施等客观上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有益于区域减贫(Bluffstone R et al., 2015)。众多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实施区往往也是贫困人口聚集地，鼓励更多的贫困人口参与到项目中，不仅能为他们带来一定的土地流转或入股、造林和林木管护劳务、木材与核证汇清除(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销售等直接经济收益，而且能给他们带来造林营林新理念和新技术，增加相互学习交流机会，并在与造林企业博弈过程中增强合作意识与谈判能力，有利于提升其人力资本、生计资本和社会资本(陈冲影，2010；陆霁等，2013)。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主导下的森林碳汇开发对贫困地区及其农户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也日渐受到重视。林德荣等(2006)指出，碳汇造林再造林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存有高度不确定性，容易导致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和部分利益外部化。Cacho et al.(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为降低交易成本，穷人、少地者、妇女和土著居民等往往被排除在项目参与之外，即使参与，其正当利益也往往被攫取。李金航等(2015)的实证结果显示，由于项目必须采取连片经营形式，容易导致区域内部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减少了农户蘑菇、中草药采集等增加收入的机会。此外，由于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周期长、实施范围广，申请成本高且采取后付机制，导致贫困地区很难直接入市，大多还局限于大企业组织实施(Thomas S et al., 2010；季曦、王小林，2012)，其对碳吸收和固碳行为额外性及其避免碳泄漏等特殊要求，也往往导致项目实施区农户放牧、林下种植、薪柴采伐等传统生计活动受到限制，一些农户从项目中所获收益明显小于其机会成本，远远低于种植、养殖业等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低廉的劳务价格也挫伤了农户参与积极性(陈冲影，2010；Jindal R et al., 2008；Stringer L C et al., 2012)，其在经济上的持续竞争性也受到其它惠农扶贫项目的挑战(Hengchi L et al., 2005；Huang Y et al., 2010)。
上述研究集中阐述了森林碳汇的扶贫效应, 也关注到森林碳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有关森林碳汇扶贫效应的探讨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尚未多见森林碳汇扶贫效应定量评价，更忽视了作为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农户的感受。然而在实践中，农户作为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他们对项目开发多重效应的评判，不仅直接决定其持续参与意愿，在赢得农户广泛理解与支持、巩固前期造林再造林成果及其长期运营中起关键性作用，对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贫双赢的既定目标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落实增汇减排承诺、推动绿色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选取已完成前期造林再造林的典型森林碳汇项目实施区域的入户问卷调查数据，借鉴感知价值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检验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与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的关系。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率先从农户感知视角对森林碳汇扶贫效应进行定量分析，更能直观的反映项目参与农户对森林碳汇的满意程度及持续参与意愿；二是率先系统的分析森林碳汇的负面影响，相较于以往学者简单的定性描述，更能客观、清晰的反映森林碳汇潜在问题，有助于森林碳汇相关政策优化；三是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6年4~9月对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项目和云南腾冲小规模再造林景观恢复碳汇项目实施区的抽样入户调查，两个项目均为国内典型的森林碳汇项目，且在组织模式、运行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能够弥补已有研究在实证分析上的不足。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基于感知价值理论构建森林碳汇扶贫效应分析模型并结合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阐述文章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分布。第四部分为结构方程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利用AMOS软件分析农户感知。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框架感知价值理论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最早被Zeithaml(1988)提出，主要应用于产品营销领域，是指消费者在产品或服务购买和消费过程中比较感知收益与感知付出之后对产品或服务效用大小所做出的综合评价，或者说是消费者所获得的产品质量与损失之间的比较(Flint D J et al., 2002)，其理论核心是感知利益与感知付出之间的权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丰富，揭示感知价值的维度也越来越多元化。Woodruff et al.(1996)提出了价格、感知质量、感知利益、感知风险和顾客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基本模型。李佳等(2009)、李会琴等(2012)和秦远好等(2016)从积极与消极二个维度及其经济、社会、环境效应三个方面，研究了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认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价值是决定其行为态度的重要因素。张方圆等(2014)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三个维度，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补偿效应感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提高农户生态补偿效应感知价值，是保障生态补偿项目可持续建设的重要策略。韩成英(2016)基于感知价值理论，从感知利益与感知风险两个维度及其感知基本利益、感知生态利益、感知社会利益、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心理风险、感知情境风险六个方面建立模型，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资源化感知价值通过资源化意愿间接影响其资源化行为。据此，本文认为，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是农户对在贫困地区实施的森林碳汇项目是否“利大于弊”的主观感受，即农户在直接或间接参与项目开发过程中，所能感知获得利益和付出风险权衡之后得出的综合评价，并进而影响他们行为意愿。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特点及其多重效应，构建本研究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
图 1 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理论模型 |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农户感知价值遵循自身效用最大化原则，即感知利益最大化和感知风险最小化。但由于农户参与碳汇造林再造林及其受益的方式多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既体现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增强贫困社区组织管理能力等宏观尺度，也体现在对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农户经济收入、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创造等微观尺度，既包括经济和非经济收益影响，也包括短期与长期、积极和消极影响。那么，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效应的感知价值，就不局限于自身效用最大化，还包括农户作为社会人对项目开发的综合评判(莫志宏、申良平，2014)。这有利于避免单一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森林碳汇扶贫多重效应评价所带来的偏差，也是降低强化扶贫和生态建设社会公益性而给森林碳汇多重效应评价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客观要求。为此，本文以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扶贫效应的认知为观测变量，对是否“利大于弊”感知价值为一阶潜变量，农户是否支持项目后期运营的意愿为二阶潜变量。为了更好地探讨可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述农户感知价值理论模型，提出如下假设。
H1：感知利益对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感知价值具有正向影响。
Keller(1993)认为感知利益是个体购买产品、服务或采取某一行为，所能感知到获得的全部好处和收益。对森林碳汇扶贫感知正面效应而言，农户感知利益既可以是增加货币收入、获得新技术、拓展社会网络等直接利益，也可以是传统观点转变及其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等间接利益，既包括前期获得的现实利益，也包括可预期的潜在利益。感知利益理论表明，个体感知利益越高，价值感受也就随之提高。
H2：感知风险对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感知价值具有负向影响。
Dowling et al.(1994)和Keh(2012)认为感知风险是行为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对各类客观和潜在风险因素的主观认识，是对不良后果和不确定性的心理感受，通常归结为经济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机会风险、功能风险、社会风险等多个感知维度。孟博等(2010)指出，风险感知因人而异，外部观察、经验判断、恐惧情绪、周边环境等因素会对感知风险产生影响。就森林碳汇扶贫开发而论，农户感知风险不仅包括货币、非货币机会成本及其担心权益保障等无形的精神成本付出，还包括基于类似经验的可能性风险评估，即情景风险。在公众行为研究领域，众多文献结果表明，感知风险对个体感知价值有消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感知风险水平越低，感知价值就越大，反之亦然。
H3: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有显著影响。
森林碳汇项目实施周期长，是一个前期造林、中后期管护及其CER核查核证等多阶段的持续过程。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后期运营支持意愿既包括农户基于经济人理性，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尤其是不因为土地用途长时间改变可能导致的机会成本上升而退出，也包括农户基于社会人特征，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非经济效应的权衡而践行避免碳泄漏、安全用火等后期管护要求的支持意愿(杨帆、曾维忠等，2016)。国内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旅游扶贫、农地整理、耕地非农转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而“弊大于利”的感知价值具有负向作用(秦远好等，2016；张方圆等，2014；陈琼、蔡运龙，2013；李海燕、蔡银莺，2012；何可、张俊飚，2014；朱新华、王晗，2016)。据此，假设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效应的感知价值对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有显著影响。即“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具有正向影响，而“弊大于利”的感知价值具有负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 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6年4~9月对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项目和云南腾冲小规模再造林景观恢复碳汇项目实施区的抽样入户调查。为保证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和调研数据质量，课题组采用德尔菲、小组讨论和李克特表法相结合的方法设计调查问卷，并在预调查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订。正式调查采取典型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采取典型抽样方法，在诺华项目所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越西、美姑、雷波、甘洛5个县的27个村中，抽取2个县的8个贫困村，在腾冲项目所在3个乡(镇)5个村中抽取3个贫困村，然后结合选定村常驻人口总数、造林面积等因素，随机选取20~50个户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重点询问农户直观感受和社区变化。共调查了农户419个，但由于调查区为彝、哈尼、傣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为克服农户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语言沟通困难，参与实地调查的人员较多，导致问卷数据缺失或异常问题明显，集中检验后共获得有效问卷有328份，有效率78.28%。
在调查中，还对项目属地林业主管部门、四川省大渡河造林局和苏江国有林场等造林主体的负责人、管理人员进行了会议座谈与个别访谈，收集了相关资料。结果表明，腾冲和诺华项目先后于2007年、2010年正式启动建设，建设期限都为30年，已完成前期主体造林再造林工程进入管护和运营期。两个项目均按照CDMA/R标准，采取“企业+政府+农户”的营建模式及其划拨部分碳汇收益、项目周期结束后全部林木归土地者所有的基本利益联结机制，并与涉及造林地块的农户签订了三方合同。
(二) 描述性分析 1. 样本特征在被调查的农户中，男性(65.12%)、青壮年居多，年龄在31~40岁和41~50岁的样本比例分别为25.20%、31.17%。共同生活家庭人口数在4~6人的较多(56.10%)，有1个以上外出务工成员和担任或曾经担任过乡(村)干部的较少，分别占8.00%、1.00%。样本农户受教育水平(均值6.38年)和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均值3507.18元)明显低于所在地区平均水平，其中19.00%的样本农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同期所属地区的平均水平，多数家庭参与了技术培训(72.13%)或获得了直接经济收入(92.12%)。在调查中发现，一是尽管各项目实施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普遍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薄弱，个别村未通水泥或沥青公路，安全用水、用电和住房尚未彻底解决。受教育水平、语言等限制，当地农户外出务工难、青壮年劳动力留守比例高，传统种养业和林副产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项目通过市场获得的碳交易和银行贷款资金有限，造林企业、NGO、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大多数造林地块属于农户确权土地，当地政府相关生态建设、农民技术培训、产业扶贫项目及其生态公益林建设、放牧损失生态补偿资金等配套政策支持，是项目顺利实施、农户参与和受益面广的重要原因。
|
表 1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
统计结果显示，农户认为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和愿意支持森林碳汇项目后期运营的比例分别为72.56%、69.82%，并对多数扶贫效应认知观测变量表现出明确的倾向性态度。这反映出当地农户对项目开发积极和消极的多重效应感知均比较强烈，多数农户对项目实施总体持欢迎、支持的积极态度，项目开发整体上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效应。
四、结构方程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基于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理论模型和可测变量设计，借鉴以往学者对感知价值的探讨，选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涉及的结构方程式如下：
| $ \begin{array}{*{20}{l}} {Y = \alpha \times P + \varepsilon }\\ {P = {\beta _1} \times PBE + {\beta _2} \times PBS + {\beta _3} \times PBT + {\beta _4} \times PRE + {\beta _5} \times PRX + {\beta _6} \times PRQ + \varepsilon }\\ {PBE = {\chi _1} \times PB{E_1} + {\chi _2} \times PB{E_2} + {\chi _3} \times PB{E_3} + {\chi _4} \times PB{E_4} + {\chi _5} \times PB{E_5} + \varepsilon }\\ {PBS = {\delta _1} \times PB{S_1} + {\delta _2} \times PB{S_2} + {\delta _3} \times PB{S_3} + {\delta _4} \times PB{S_4} + {\delta _5} \times PB{S_5} + {\delta _6} \times PB{S_6} + \varepsilon }\\ {PBT = {\phi _1} \times PB{T_1} + {\phi _2} \times PB{T_2} + {\phi _3} \times PB{T_3} + {\phi _4} \times PB{T_4} + {\phi _5} \times PB{T_5} + \varepsilon }\\ {PRE = {\phi _1} \times PR{E_1} + {\phi _2} \times PR{E_2} + {\phi _3} \times PR{E_3} + {\phi _4} \times PR{E_4} + \varepsilon }\\ {PRX = {\gamma _1} \times PR{X_1} + {\gamma _2} \times PR{X_2} + {\gamma _3} \times PR{X_3} + {\gamma _4} \times PR{X_4} + \varepsilon }\\ {PRQ = {\eta _1} \times PR{Q_1} + {\eta _2} \times PR{Q_2} + {\eta _3} \times PR{Q_3} + {\eta _4} \times PR{Q_4} + \varepsilon } \end{array} $ |
|
|
表 2 样本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效应的感知价值认同状况 |
采用SPSS20.0软件，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潜变量下的可测变量之间相关度较低，加上结构方程模型使用潜变量，以多个可测变量来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内生性较小，因而在模型分析中可忽略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其次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得到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维度指标的可靠性量值，具体结果如表 3所示。检验的结果显示：各潜变量的信度检验指标Cronbach's α值在0.82到0.93之间，均大于0.7，可以看出调查问卷结果符合模型稳定性与一致性的检验要求。接着采用KMO样本测量和Bartlett球体两种效度检验方法对有效数据进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维度的KMO值为0.94, P值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01，表明问卷调查数据可用于因子分析。然后，对农户扶贫绩效感知维度的观测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方法求解因子。通过对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维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在0.72~0.93之间，满足多个因子上荷载大于0.4标准要求。且各有效因子总方差解释超过方差累计贡献率高于60%的标准，表明因子包含了原始数据中较多的信息, 说明汇聚的有效因子可以接受。
|
|
表 3 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
运用AMOS22.0软件，选择CMIN检验、CMIN/DF比值、配适度指标(GFI)、调整后的配适度(AGFI)等指标进一步评价模型拟合度。其中，CMIN/DF为1.34，符合小于3的标准，GFI、NFI、IFI、CFI均达到0.9以上的标准，AGFI为0.88，接近0.9的可接受范围；RMSEA为0.03，达到了0.08以下的评价标准。拟合指标均符合SEM研究的通常标准，可以认为本文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具备良好的配适度。
(四) 假设检验结果与解释本文以极大似然估计为基础，对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理论模型结构方程进行估计，为便于进一步区分核心因素，在统计中选择非标准化系数值，以各潜变量下第一个指标为基准，以感知经济利益为例，以PBE1为基准，其他因素系数值均为参照值，已明确核心因素。拟合结果现实路径与假设相符合，不存在路径优化。同时，为检验稳健性，本文对四川省2个县和腾冲市进行了路径拟合，与总体拟合路径一致，表明拟合路径具有稳健性。整理拟合结果如图 2所示，运行结果与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全部吻合，表明理论分析得到验证。
|
图 2 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与支持运营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图 注：***表示p < 0.001，**表示p < 0.05。 |
由图 2可知，农户感知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对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感知价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6、0.35、0.22，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感知社会利益>感知环境利益。这表明农户对触及自身切身利益的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经济利益感知最高，也就是说农户感知经济利益对其感知价值的正向影响最大。在感知经济利益方面，各观测变量载荷系数依次为PBE1>PBE4>PBE2>PBE3>PBE5。首先，农户对项目开发增加了外部投资感知最强烈、对增加林地入股或流转收入次之。这与贫困山区外部市场主体进驻少、产业化开发项目投资不多的实证背景，以及绝大多数受访者表明，尽管从项目开发中获得的直接经济收入相较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少，但对能通过低效退化荒山荒坡开发利用增加收入高度认同的客观实际吻合。其次，对增加了当地人务工机会的感知利益不够强烈，其与项目业主基于降低开发成本、提高苗木成活率等考量，优先雇用外地熟练劳务人员造林，部分项目社区农户持明显反对态度的实际情况一致。最后，对建档立卡贫困农户能平等地获取参与经济收益的感知最弱，可能主要与受访者普遍对此的认识和关注不够有关；在感知社会利益方面，各观测变量载荷系数依次为PBS1>PBS6>PBS5>PBS3>PBS2>PBS4。一方面，农户对项目提高了当地知名度的感知利益最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一种市场机制主导下的新兴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受到了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科研院所、宣传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不仅为项目推进实施集成了更多资源，而且也为撬动社区发展、增加农户与外界交流合作，尤其是为带动了传统农、林、畜产品生产和销售等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其次，农户对林间道路、灌溉等改善基础设施的感知相对突出，这既与CDM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标准强调社区功能，也与部分项目实施区将集体收益，整合用于改善落后的基础建设做法有关。另一方面，尽管伴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深入推进，部分项目实施区已逐步采取了有针对性地引导更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技术培训，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建档立卡户贫困人口参与造林补植、围栏建设、管护务工等多种举措助推脱贫攻坚，但农户对有助于当地精准扶贫感知最弱，这可能主要与未充分把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扶贫核心目标纳入项目前期规划设计、组织建设、监测评估和宣传动员等行动中有关；在感知生态利益方面，各观测变量载荷系数依次为PBT2>PBT3>PBT5>PBT4>PBT1。表明农户对提高了人居环境质量感知比较突出，对减少了水土流失感知不敏感。主要原因可能是仅完成前期造林再造林的项目林地，其提高了人居环境质量等宏观尺度生态利益相对于减少地块水土流失等微观尺度生态利益更容易得到农户认同。
三个维度的感知风险对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感知价值均具有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情境风险>感知心理风险>感知经济风险，路径作用系数分别为-0.28、-0.25、-0.16。表明农户感知情景风险对其感知价值及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的负面影响最大，感知经济风险最小。从理论上讲，农户基于收益、成本与风险权衡，应对经济风险感知最为敏感，但估计结果显示其对情景风险、心理风险的感知更强烈。一方面，这与受访者集中反映长期、大面积的林业生态建设衍生负面影响日趋扩大，项目采取“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经营模式，降低了农户市场风险的客观现实相吻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户对近期、客观风险感知相对敏感，对潜在非货币机会成本损益等相对忽略。在感知经济风险方面，各观测变量载荷系数依次为PRE2>PRE3>PRE1>PRE4，表明农户对林木采伐和销售困难、传统放牧方式受到限制感知强烈，重要原因在于一是项目区为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林木采伐证办理和销售都比较困难，二是多数项目实施地块为传统放牧地带，不少受访者反映短期内林牧矛盾十分突出，认为项目开发挤压了牛羊等家畜自由放牧空间、增加了放牧成本。对传统薪柴、中药材采集等受到限制的感知最为相对不敏感，这与项目实施区人均自然资源禀赋丰富，尤其是项目采取了多树种块状混交造林、不限制在林分郁闭后采集薪柴等实践举措有关；在感知心理风险方面，各观测变量荷载系数依次为PRX4>PRX1>PRX2>PRX3。其中，农户感知最强烈的是担心合同纠纷处理程序繁杂，这与受访者普遍认为所签订的格式合同条款复杂，比较担心因项目实施周期长导致个人权益保障困难等原因相符。在感知情景风险方面，各观测变量荷载系数依次为PRQ13>PRQ1>PRQ2>PRQ4。其中，对森林火灾次数增加、规模扩大和野生动植物数量、种类增加的感知相对突出，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伴随大规模人工造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林业生态工程项目广泛实施，不仅森林火灾频次有所增加，而且野猪、鼠等动物和鸟类种类种群数量迅猛增长，客观上已对传统生计，尤其是种植业带来了显著危害，认为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实施会加剧类似风险。
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的感知价值对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具有正相关影响，影响系数为0.61。表明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不但会影响项目实施中的农户参与，而且会影响项目运营的长期可持续性。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本文利用在已完成前期造林再造林的CDM森林碳汇项目实施区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与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森林碳汇是当前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共赢的有效路径。大规模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效应。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的赞成率为72.56%、69.82%的受访农户愿意支持森林碳汇项目后期运营；第二，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具体而言，感知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对感知价值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感知经济利益的影响最大；感知经济、心理和情景风险对感知价值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感知情景风险的影响最显著；第三，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直接影响项目实施的长期可持续性。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影响路径系数为0.61。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一定的政策启示：一是强化扶贫功能、规制市场运行，应该成为中国森林碳汇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选择。加快制定和推广既能达到与国际规则接轨，又能满足新时扶贫要求的中国森林碳汇自愿减排标准，在参与、贡献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更好地发掘森林碳汇的减贫潜力；二是完善激励机制、弥补市场失灵，应当作为扩大森林碳汇扶贫优势的一个重要方向。积极整合与产业扶贫相关的投资、金融、保险、财税等政策，针对性出台森林碳汇抵消、碳汇权抵押贴息贷、期货交易等政策，积极开展森林碳汇扶贫试点，激励多元参与主体在项目规划、设计、组织、建设、管理、监测和评估等环节中突出扶贫的内容和行动，在加快推动森林碳汇产业发展进程中实现减贫脱贫；三是切实提高农户参与项目开发获得感是推进应对气候变暖和减贫双赢的重要路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产前林地流转和技术培训、产中投工投劳、产后CER和木材销售收入分配等管理制度，积极引导造林实体尽可能多地吸收更多、更加依赖于传统农业生计的贫困人口参与项目开发，保障项目社区农户利益最大化，强化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整合放牧损失、以电代柴、技术援助等生态补偿政策，鼓励发展林下经济延伸森林碳汇产业链条、推广牛羊圈养等集约化养殖模式，降低农户对传统农业生计的依赖，缓解项目开发与农户生计之间的冲突，减弱项目开发的负面效应；同时，通过修订野生动物保护等管理办法，因地制宜地采取整治森林火灾隐患、适时适度捕杀野猪等合法行动，减少林业生态建设对区域农户生产生活的衍生负面影响。
| [] |
陈冲影, 2010, “森林碳汇与农户生计——以全球第一个森林碳汇项目为例”, 《世界林业研究》, 第 5 期, 第 15-19 页。 |
| [] |
陈琼、蔡运龙, 2013,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对耕地非农转换的价值感知——西宁市郊区案例研究”, 《地理研究》, 第 2 期, 第 203-213 页。 |
| [] |
丁一、马盼盼, 2013, “森林碳汇与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为例”, 《农村经济》, 第 5 期, 第 38-41 页。 |
| [] |
韩成英, 2016, "农户感知价值对其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行为的影响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
| [] |
何可、张俊飚, 2014, “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 10 期, 第 150-56 页。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1 |
| [] |
洪玫, 2011, “森林碳汇产业化初探”, 《生态经济》, 第 1 期, 第 113-115 页。 |
| [] |
季曦、王小林, 2012, “碳金融创新与低碳扶贫”, 《农业经济问题》, 第 1 期, 第 79-87 页。 |
| [] |
李海燕、蔡银莺, 2012, “征地前后农民感知变化与征地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以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农户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第 11 期, 第 1833-1844 页。DOI:10.11849/zrzyxb.2012.11.003 |
| [] |
李会琴、李晓琴、侯林春, 2012,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区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研究——以陕西省洛川县谷咀村为例”, 《旅游研究》, 第 3 期, 第 1-6 页。DOI:10.3969/j.issn.1674-5841.2012.03.002 |
| [] |
李佳、钟林生、成升魁, 2009, “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 《旅游学刊》, 第 8 期, 第 71-76 页。 |
| [] |
李金航、明辉、于伟咏, 2015, “四川省林业碳汇项目实施的比较分析”,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第 3 期, 第 332-337 页。 |
| [] |
李怒云、龚亚珍、章升东, 2006, “林业碳汇项目的三重功能分析”, 《世界林业研究》, 第 3 期, 第 1-5 页。DOI:10.3969/j.issn.1001-4241.2006.03.001 |
| [] |
林德荣、李智勇, 2006, “中国CDM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政策选择”, 《世界林业研究》, 第 4 期, 第 52-56 页。DOI:10.3969/j.issn.1001-4241.2006.04.010 |
| [] |
刘永富, 2014, "打好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光明日报》, 10月17日。 |
| [] |
陆霁、张颖、李怒云, 2013, “林业碳汇交易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 12 期, 第 22-27 页。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04 |
| [] |
吕植, 2014, 《中国森林碳汇实践与低碳发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
孟博、刘茂、李清水、王丽, 2010, “风险感知理论模型及影响因子分析”,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第 10 期, 第 59-66 页。DOI:10.3969/j.issn.1003-3033.2010.10.011 |
| [] |
莫志宏、申良平, 2014,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 《南方经济》, 第 7 期, 第 73-87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4.07.005 |
| [] |
秦远好、马亚菊、刘德秀, 2016, “民族贫困地区居民的旅游扶贫影响感知研究——以重庆石柱县黄水镇为例”,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8 期, 第 74-82 页。 |
| [] |
许吟隆、居辉, 2009, “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摘选)”, 《世界环境》, 第 4 期, 第 50-53 页。 |
| [] |
杨帆、曾维忠、张维康、庄天慧, 2016, “林农森林碳汇项目持续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林业科学》, 第 7 期, 第 138-147 页。 |
| [] |
曾维忠、刘胜、杨帆、傅新红, 2017, “扶贫视域下的森林碳汇研究综述”, 《农业经济问题》, 第 2 期, 第 102-109 页。 |
| [] |
曾维忠、张建羽、杨帆, 2016, “森林碳汇扶贫:理论探讨与现实思考”, 《农村经济》, 第 5 期, 第 17-22 页。 |
| [] |
张方圆、赵雪雁, 2014, “基于农户感知的生态补偿效应分析——以黑河中游张掖市为例”,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第 3 期, 第 349-355 页。 |
| [] |
朱新华、王晗, 2016, “不同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资源科学》, 第 9 期, 第 1702-1710 页。 |
| [] |
Antle J M and Stoorvogel J J, 2009,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overty and sustainability:The case of agricultural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Springer New York:133-161.
|
| [] |
Bluffstone R, Mekonnen A, Beyene A, 2015, "Community forests,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REDD+:evidence from Ethiopia".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Economics.
|
| [] |
Cacho O J, Marshall G R, Milne M, 2005, "Transaction and abatement costs of carbon-sink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5), 597–614.
DOI:10.1017/S1355770X05002056 |
| [] |
Chen C C, McCarl B, Chang C C, 2011, "Evaluation the potential economic impacts of Taiwanese biomass energy production". Biomass and bioenergy, 35(5), 1693–1701.
DOI:10.1016/j.biombioe.2011.01.004 |
| [] |
Dowling G R, Staelin R, 1994, "A model of perceived risk and intended risk-handling activ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1), 119–134.
DOI:10.1086/209386 |
| [] |
Ferraro P J, Hanauer M M, Miteva D A, 2015, "Estimating the impacts of conserva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overty by integrating modeling and evalu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24), 7420–7425.
DOI:10.1073/pnas.1406487112 |
| [] |
Flint D J, Woodruff R B, Cardial S F, 2002, "Exploring the phenomenon of customer, desired value change in a business-to business context". Journal of Marketing, 66(10), 102–117.
|
| [] |
Hengchi L, Mccarl B A, Gillig D, 2005, "The dynamic competitiveness of U.S.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carbon sink".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d' agroeconomie, 53(4), 343–357.
DOI:10.1111/j.1744-7976.2005.00023.x |
| [] |
Huang Y, Shao Y, Chen W, 2010, "Link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forest carbon sink:Cost-revenue analy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forest dwellers".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1–4.
|
| [] |
Jindal R, Swallow B, Kerr J, 2008, "Forestry-based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Africa:Potential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32(2), 116–130.
DOI:10.1111/j.1477-8947.2008.00176.x |
| [] |
Keh H T, Foo M D, Lim B C, 2002, "Opportunity evaluation under risky conditions: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7(2), 125–148.
DOI:10.1111/1540-8520.00003 |
| [] |
Keller K L, 1993,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22.
|
| [] |
Stringer L C, Dougill A J, Thomas A D, 2012,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link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livelihoods and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in dryland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19, 121–135.
|
| [] |
Thomas S, Dargusch P, Harrison S, 2010, "Why are there so few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projects?". Land use policy, 27(3), 880–887.
DOI:10.1016/j.landusepol.2009.12.002 |
| [] |
Woodruff R B, Cardial S F, 1996, "Know your customer:New approaches to customer value and satisfaction", Cambridge: Blackwell: 191-219.
|
| [] |
Zeithaml V. A., 1988, "Consumer Perception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52(7), 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