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动态性日益加剧,企业已经难以单纯依赖自身技术与资源构建竞争优势,需要新的渠道弥补资源缺口,而社会技术能力作为一种借助外部关系获取资源的能力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一直以来对技术能力的研究多关注于技术的自然属性,探索了技术能力的内部划分维度、影响效能和形成(詹雯婷等,2015;肖丁丁、朱桂龙,2016),却未能从更高维度审视。其实从社会性与自然属性的视角来看,可以将社会技术能力与物理技术能力纳入同一体系下,形成相互补充的二元技术能力,却尚未有学者展开研究。
与此同时,更新与演化成为企业显著特征,创业行为作为企业更新与演化的有效手段,得到了广泛重视。但是相较于传统商业环境,现阶段顾客需求变动快速,企业需要一方面积极探索识别外部机遇,奠定未来竞争优势(买忆媛等,2015);另一方面需要快速迭代与渐进寻优,抢占市场构筑竞争优势(李文博,2014)。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创业范式已难以应对,急需新范式出现。进化创业行为提供了新视角,现有研究已明确进化创业行为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多维构面(Vladas et al., 2012;Zahra et al., 2006),并指出中小企业由于内部资源匮乏和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成为进化创业行为实践开展的主要情境,并从组织学习、网络构建、知识基础和价值治理等方面探讨了进化创业行为形成的驱动因素(李文博,2014),但对于二元技术能力对进化创业行为的研究较少,更别说关注于进化创业行为各子维度的多重中介作用。其实进化创业行为由多维构面形成,而不同维度影响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亦存在较大差异,值得探索与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探究以下问题:中小企业进化创业行为在企业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多重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本文依据“能力-行为-绩效”逻辑思路,在细分技术能力结构基础上,将进化创业行为视为激活与重新配置企业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企业创业绩效的多重中介变量,并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以验证进化创业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二元技术能力: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Nelson and Sampat(2001)提出,并指出两者主要区别在协调对象差异,物理技术协调对象是科学技术,而社会技术协调对象是人,涉及劳动分工及分工模式。随后以科斯、Gadrey and Callon的相关研究为代表,根据研究情境差异对尼尔森提出的社会技术的大伞构念(Umbrella Construct)进行内涵丰富与逻辑延伸,针对产品生产过程这一情境进行社会技术分析,认为产品生产受所嵌入系统中成员关系影响,并用网络行动计划理论解释产品生产的社会性。更进一步,国内学者胡查平等(2014)基于企业能力理论提出社会技术能力,并界定为各利益相关者,基于同一目标而提供的专业化人力技能、知识或技术设备。李胤奇、李柏洲(2017)基于胡查平的思路,分析了企业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的耦合关系。但是却鲜少有人对社会技术能力展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在借鉴胡查平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能力层面丰富社会技术内涵,并尝试进行特定情境下的对象化分析,提出社会技术能力是一种借助外部关系对自身能力的补充,即企业与所嵌入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外部主体建立的一种有效分工与合作模式,并惯例化于组织管理与生产经营活动中。而物理技术能力作为二元技术能力的另一构面,学者研究较为丰富,本文借鉴李光泗、沈坤荣(2013)的现有研究将其界定为企业依托于内部积累的资源与知识形成的提升、优化和改善企业特定产品或服务的能力。
(二) 进化创业行为创业行为是指企业创业过程中一系列基于事项的动态集合。本文是企业层面的创业行为研究,国外研究中相近概念是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公司创业是在位企业的一种创新和先动行事态度,经历了从一维到多位阶段的探索性发展,最终Zahra(1995)提出包括创新、战略更新和风险投资行为三维划分得到主流管理学期刊认可。我国学者对创业行为研究多集中在创业者视角(闫华飞,2015),较少对中小企业创业行为展开分析,仅有的企业创业行为研究多是特定情景下的初步探索。叶峥、郑健壮(2014)、戴维奇等(2011)基于公司创业理论结合产业集群情景,提出创新(管理与产品)和风险投资活动(国内外)四维企业创业行为构念。王林雪、张娜(2017)提出了企业的探索性内创业行为。迟考勋、项国鹏(2016)对民营企业制度创业行为展开研究。近年来,随着创业生态系统和进化经济学发展,企业创业行为的进化特征得到广泛关注,国内却鲜少有人研究。
进化创业行为是对公司创业理论与生物进化理论的有机结合,将企业创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从进化视角对企业创业行为的重新审视(Aldrich and Martinez, 2001),重点关注创业行为的改变性继承(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变异改良过程(Process of Modification)和外部适应性,强调对企业创业过程中微小变异的逐渐积累、行为渐变改良和战略平滑式调整,是企业作为有机体在适应外部动态环境过程中,开展一系列无跳跃的创业行为的集合。其典型特征是:渐进寻优和持续迭代。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国外,指出企业创业是在不断方案制定、环境选择和优化寻优的过程中反复激荡,经历过不断演化与持续锐变,形成创业进程的持续性与战略迭代(Yang,2011)。Breslin(2008)指出惯性、隐性知识和技术等要素是导致进化创业行为产生的内因。Thomas et al.(2003)提出进化创业行为实施关键是环境选择与适应。McKelvey(1998)从创新行为指出企业产品的局部改进、渐进改良式产品推出也属于进化创业行为范畴。仅有的国内学者李文博(2014)对中小企业进化创业行为进行子维度开发,提出微创新、战略更新和风险投资三维构面。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本文研究情景和进化创业行为的现有研究,以公司创业理论和生物进化理论为基础,借鉴李文博的研究,提出中小企业进化创业行为包括微创新、战略更新和风险投资行为三个维度。其中,微创新强调在产品技术、服务、工艺(流程)等方面的微小改进,突出技术应用性;战略更新是对影响长期愿景的组织特征更新,包括组织内部改革、发展战略调整和指导思想适应性更替;风险投资行为是公司创业投资决策,特指企业在同一领域或相关领域对潜在市场机会和新业务的投资或对现有市场和业务的规模扩张。
(三) 二元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对二元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关系研究较少,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影响企业创业行为实施的内生要素与外部环境。内因驱动要素主要有:(1)核心能力。企业能力理论认为行为是由能力决定,差异性创业行为需要企业不同的能力基础。相继提出网络能力、创业能力、动态能力(宋晶等,2015;叶峥、郑健壮,2014),但只关注于单一维度下企业创业的能力基础。(2)战略导向。创业导向引导企业基于外部机会整合内外部可得资源展开创业行为(姚梅芳等,2018)。从战略类型来看,探索者和分析者战略能够促进进化创业行为开展(Murray,2011)。(3)企业资源基础。资源是企业创业最重要的资本之一,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网络资源等影响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过程(戴维奇,2012;叶峥、郑健壮,2014)。此外,运营模式、创业文化、创业认知等因素也得到关注。外部环境主要关注于创业生态系统,认为企业创业行为受到所嵌入创业环境的影响,是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信息、知识、人才与物资等资源流动基础上实现的非线性产出。
可以发现,内生驱动要素作为影响企业进化创业行为的前置因素,能够支持或激发企业进化创业行为。但是现有研究却鲜少从企业能力结构多维度分析影响企业进化创业行为的能力基础,更别说基于物理技术与社会技术属性差异划分能力结构。而中小企业受到自身创业资源束缚,从社会环境中获取资源支持实现自身能力延伸,对于激发中小企业创业热情,提升企业创业成功率都有积极的影响。根据社会嵌入理论,从社会关系中获取资源支持的能力能够作为企业创业战略实施的战略性资源,影响企业进化创业行为开展。而物理技术能力作为企业内部长期积累与形成的核心能力,对企业创业行为决策十分关键。因此,本研究提出二元技术能力是影响中小企业进化创业行为开展的前置因素。
(四) 研究假设 1. 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自Prahalad and Hamel提出企业能力观作为解释企业竞争力来源以来,企业能力为创业阶段绩效获取提供了强大解释力。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物理技术能力具备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创业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运营困境和组织管理等问题的资源、知识基础与经验(Coombs and Bierly, 2006),尤其对于渐进式创新项目开发具有积极作用。第二,以物理技术能力为基础能够促进创业企业展开自适应学习,通过利用式学习,提升与深化组织原有知识束,有利于克服创业企业面临的经验与规模劣势。第三,企业具有较强的物理技术能力表征企业能够更加准确判断外部环境的市场与技术变化,有利于企业创业战略的制定与创业行为实施,降低创业企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提高承载力。
社会技术能力越强,表征其撬动外部资源的能力越强。社会技术能力能为企业带来新知识与异质资源,帮助企业打破自身资源束缚,为创业行为开展提供直接资源支持,尤其是突破式创新项目开发(Lu and Beamish, 2006);同时为企业通过创业学习识别创业机会、调整组织结构与管理体系、创业战略制定提供信息来源与学习对象(陈文婷、惠方方,2014)。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社会分工逐步细化,时间与历史的积累促使每个企业都具有比较优势,这为企业通过社会技术能力提升创业绩效提供逻辑支撑。此外,企业社会技术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表征其嵌入产品生产产业链、创新链与价值链的程度,这种外部嵌入关系为企业提供声誉支持和社会信任,提高新产品或服务的合法性,提升创业自信心,有利于创业企业更加坚定地实施创业战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二元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微创新是一种渐进式创新,强调快速迭代、不断试错和用户导向,表现在技术、服务、工艺、商业模式等多个层次,注重技术的应用性,适合于中小企业开展(周青等,2015)。二元技术能力对微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微创新需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与注重客户需求(赵付春,2012),而社会技术能力强的企业拥有外部关系多,能够有效地与供应商、下游企业、同行等建立信息交互,对于异质知识吸收,获取市场信息都有一定作用。第二,微创新需要快速响应能力,而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对新产品开发速度有正向影响(李琳、苏中锋,2016)。具体表现为中小企业的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越高,资源灵活组合实现创新可能性越大,使得企业发现更多新用途和有效利用资源组合,同时能够降低微创新过程中资源在不同用途间转变的时间。第三,二元技术能力为微创新试错机制的实施提供冗余资源。不断试错是企业微创新快速迭代实现的主要机制,但是试错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较高的冗余资源能够使企业更勇于承担试错代价(王侃、龚丽敏,2017),促使企业倾向于选择高风险战略。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物理技术能力对微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社会技术能力对微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战略更新是组织层次的创业手段,是企业管理者能否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战略计划的一种环境适应性反应,表现出企业适者生存的一种能力,是对变化环境中不适应的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的调整、优化与改良。企业的目标愿景、战略选择和导向直接决定了企业资源配置、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置等多个维度的战略创业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实施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能力与资源基础。第一,社会技术能力有助于企业在社会关系中获取创业资源,并为企业带来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而物理技术能力是企业调用自身资源的一种能力。Capron and Mitchell(2009)认为能否弥补资源与能力缺口是战略更新是否成功的关键。企业通过战略更新将企业现有资源,以及从外部获取的新资源转化到新业务开展与新发展战略实施之中。第二,具有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的创业企业能够凭借自身经验或者创业学习解决战略更新过程中出现的人力资源短缺、业务模块冲突、组织协调等组织与运营层面的问题。战略更新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动态变化驱动企业持续学习解决战略创业问题(孙红霞,2016)。第三,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有利于企业识别创业机会,制定出符合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目标。王竞一、张东生(2017)提出先验知识能够在创业激情的影响路径下实现对创业机会的识别。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a:物理技术能力对战略更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社会技术能力对战略更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小企业开展风险投资行为更加复杂,需要考虑企业现有核心业务与新市场进入、新技术获取的协同效应以及核心业务的转型升级问题。因而,生态进化理论视角下审视风险投资行为,是一种审慎地态度与无跳跃的改良过程。二元技术能力对风险投资行为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物理技术能力积累的资源和社会技术能力撬动地外部资源对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决策有促进作用。一般而言,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的资源主要包括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本和技术资本等无形资本(Dushnitsky and Lenox, 2006)。技术资源直接决定风险投资行为的动机和挖掘投资机会的能力,而高技术水平能够吸引更多地投资合作伙伴。Jone et al.(2001)指出拥有丰富财务资源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收购等外放式增长加快发展。第二,二元技术能力较高的企业拥有的市场与技术知识对于有效识别、评估和获取投资机会具有正向影响。投资机会的价值性对风险投资决策至关重要(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而投资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具有高度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这就对企业技术能力结构提出更高要求。物理技术能力承载的行业领域知识,社会技术能力有利于企业与外部主体建立强联系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信息处理观认为企业能力与合作伙伴能够促进市场需求和价值性信息获取。第三,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只有资源禀赋深厚的企业才能抓住投资先机(Basu et al., 2011)。第四,社会技术能力建立的外部关系为企业学习提供了帮助,帮助企业更新投资理念,灵活地运用多种手段实现企业价值治理。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a:物理技术能力对风险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b:社会技术能力对风险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进化创业行为的中介作用创业是一种不断通过“创造性破坏”来追求价值创新或重构的行为,尤其是面对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企业需要加速自我更新与迭代,创业行为成为这个时代关于竞争力的显著特征。风险投资是一种将外部资源内部化或半内部化的行为;战略更新是一种将自身组织结构、战略决策调整的匹配外部环境变化的行为;微创新是一种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新组合的行为。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进化创业行为能使已有内外部资源与能力通过新的组合焕发新生机与价值(Messersmith and Wales, 2011),最大化已有内外部资源与能力的产出。同时对于企业预留未用的冗余资源,如资金、产能或原材料,进化创业行为为激活其价值提供了机会。此外,进化创业行为是一种稳健的创业导向,从创业的风险性与机会观来看,创业的风险理论提出,创业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从机会观来看,感知与把握机会是推动创业成功的关键。而进化创业行为是在微小改良基础上的自然演化,强调的是最小试错成本实现不断演化与调整,其次,进化创业行为是“阶梯性创业行为的平滑移动”,因而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风险,另一方面,“温和的改良”也降低了企业惯性与路径依赖对企业创业行为的阻力。因此,可以认为进化创业行为对企业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进化创业行为作为配置与利用内外部资源与能力的手段,是企业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创业绩效的主要路径。Yiu and Lau(2008)将公司创业视作促进资源转化成企业绩效的转化器,Wiklund et al.(2015)证实了企业通过创业提高了瑞典中小企业绩效中知识资源的贡献力度。具体而言,创业活动是企业基于对未来预期收益的判断及自身资源优势与核心能力做出的企业规模和成长的抉择,二元技术能力作为企业拥有资源情况的表征能够影响决策者的判断力,决定企业是否展开进化创业行为。创业企业通过对企业二元技术能力的调动与调控影响进化创业行为的实施,而进化创业行为的实施与开展又进一步影响企业创业绩效。因而,可以认为进化创业行为是创业者行为决策在组织层面的延伸,并在创业实施过程中对创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即二元技术能力通过进化创业行为的三个维度的中介作用影响创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a:微创新在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5b:战略更新在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5c: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6a:微创新在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6b: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H6c:风险投资行为在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理论研究概念模型,见图 1。
为了保证样本统计分析效果,本文提出以下两条样本筛选条件:(1)调研对象为入驻加速器的创业企业,保障调研企业已经形成竞争优势;(2)成立时间大于3年,确保企业处于快速成长期,开展创业行为。问卷主要针对西安、郑州、山东三个地区的企业管理人员发放。问卷调研依托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通过实地调研和E-mail两种途径获取相关数据。调研时间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4月,共发放问卷480份,回收问卷297份,剔除缺失与答案重复项较多的样本(连续重复题项大于5项),共剩有效问卷258份,有效率53.75%。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见表 1。可以看出,调研样本中企业年龄主要集中在8-10年,占35.27%;所属行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技术,占44.57%;企业规模集中于10-100人,占32.17%。
本文采用Likert五点量表(从1到5,同意程度逐渐提高)。量表的确定是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广泛征询实施创业行为的中小企业管理者和领域专家意见,对问项、措施和问卷结构进行修订,并在小样本预测的基础上,确定正式调研大样本问卷。
1. 二元技术能力物理技术能力量表借鉴杨卓尔等(2013)分4个题项;社会技术能力量表借鉴刘立等(2012)、胡查平等(2014)研究,分5个题项。
2. 进化创业行为借鉴Dovev et al.(2010)、Zhang and Li(2010)和Kaulio(1998)研究设计3个问项测量微创新,借鉴李文博(2014)和冯海龙(2010)的研究设计4个问项测量战略更新,借鉴张捷等(2010)和李文博(2014)的研究设计3个问项测量风险投资行为。
3. 创业绩效借鉴Murray(2011)开发的量表,通过与近3年来主要竞争对手的创业绩效进行对比获取数据,分5个题项。
4. 控制变量借鉴Zhou et al.(2006)研究,选取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讨论 (一) 信度分析与效度检验本文运用SPSS18.0和Amos17.0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KMO=0.837,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242.757,p=0.000,符合要求;通过主轴因子分析和Kaiser标准化的斜交旋转法,所有题项都根据理论预测收敛到相应的六个因子上,且所有题项都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所有构念的Cronbanch's Alpha均大于0.75,CR值均大于0.75,AVE值均大于0.5说明量表的信度良好。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拟合,拟合结果见表 3,整体拟合情况较好。本量表的题项是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并通过专家咨询和企业深度访谈进行了修正与调整,可以认为本量表内容效度良好。同时样本同源偏差检验借鉴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方法,求得未旋转时的第一个主成份的载荷量是31.574%,因此同源偏差并不严重。
表 4表征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60,表明物理技术能力、社会技术能力、进化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两两之间显著相关。
本文通过算术平均数处理以获取变量数据并展开回归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
1. 直接效应检验首先,M1~M3验证二元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直接影响,见表 5。M1加入控制变量和物理技术能力;M2加入控制变量和社会技术能力;M3加入控制变量、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结果显示,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分别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分别为0.226和0.312,P<0.000),假设H1a、H1b成立。
其次,M4~M9分别验证二元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三个子维度的直接关系,见表 6。M4、M5在加入控制变量基础上,分别加入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结果显示,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对微创新有显著正影响(β分别为0.428和0.414,P<0.000),假设H2a、H2b接受;M6、M7在加入控制变量基础上,分别加入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结果显示,物理技术能力对战略更显的影响不显著(P=0.193>0.05),社会技术能力对战略更新有显著正影响(β=0.398,P<0.000),假设H3a拒绝,H3b接受;M8、M9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结果显示,物理技术能力对风险投资行为有显著正影响(β=0.390,P<0.000),社会技术能力对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显示(P=0.852>0.05),假设H4a接受、H4b拒绝。
进化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参考Baron and Kenny(1986)建议,分三个步骤开展。
第一步,检验二元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见表 5。
第二步,检验物理技术能力、社会技术能力对进化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 6。
第三步,检验二元技术能力、进化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见表 7。M10、M11、M12在M1基础上,分别加入进化创业行为的三个子维度,检验进化创业行为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微创新和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β分别为0.321和0.306,P<0.000),战略更新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中介作用不显著(p=0.093>0.05),这与第二步检验结果相吻合,同时与表 5中M1相比,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影响作用因为加入微创新和风险投资行为而减弱(0.415>0.292>0.271>0.246),可以认为微创新和风险投资行为均在物理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M18将物理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的三个子维度都纳入模型中,结果显示战略更新影响不显著(p=0.264>0.05),Adj.R2显著增加(0.277、0.285增长到0.530)。M13、M14、M15在M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进化创业行为三个子维度,检验进化创业行为三个子维度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微创新和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β分别为0.355和0.297,p<0.000),而风险投资行为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p=0.058>0.05),这与第二步检验结果相吻合,同时与表 5中的M2相比,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因为加入微创新和战略更新而减弱(0.385>0.334>0.323>0.202),可以认为微创新和战更新均在社会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M17将社会技术能力与进化创业行为三个子维度分别纳入模型中,结果显示风险投资行为影响不显著(P=0.091>0.05),Adj.R2显著增加(0.322、0.288增长到0.412)。假设H5a、H5c、H6a、H6b接受,H5b、H6c拒绝。
综上,进化创业行为的中介作用中,微创新、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微创新、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考虑到本研究三重中介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因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进化创业行为的多重中介效应。通过对模型修正与调整得到最终模型如图 2所示,χ2/df=1.291,RMSEA=0.067,RMR=0.041,GFI=0.901,CFI=0.956,TLI=0.967,拟合程度较好。
修正的进化创业行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路径系数如表 8所示。可以看出,物理技术能力可以通过微创新和风险投资行为间接影响创业绩效,其中微创新间接作用最大;而社会技术能力可以通过微创新和战略更新间接影响创业绩效,其中微创新间接作用最大。
根据回归分析检验结果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对概念模型进行修正如图 4所示。
本文基于“能力-行为-绩效”逻辑思路,分析进化创业行为在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经过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进化创业行为在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1)微创新和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2)微创新与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物理技术能力对战略更新影响不显著,以及战略更新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在于:本研究中的中小企业战略更新侧重于业务更新和组织更新两个方面,对于组织更新而言主要是通过业务外包和创业联盟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当中小企业物理技术能力越强时,企业能够凭借自身能力完成产品开发、重塑运作流程、生产或变革市场和分销渠道等多个环节的业务更新,因而不需要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弥补自身能力不足,这与王翔等(2008)研究提出的柔性能力可以促进组织自身实施业务更新的观点相一致;而对于创业联盟而言,互补性技术能力才是构建联盟的充要条件,仅仅有高的物理技术能力并不一定能够建立创业联盟,这与李允尧等(2010)提出加入联盟以分享联盟伙伴互补性技术能力是企业加入联盟的根本性动机的观点相一致。社会技术能力对风险投资行为影响不显著,以及风险投资行为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基于社会技术能力而获取的资源、信息与知识的质量与内容对风险投资行为实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风险投资行为决策过程中,专业化和不可编码的隐性知识对于中小企业管理层做出正确的判断十分关键,而当社会技术能力获取的外部资源、信息与知识多集中于显性知识和运营方面时,并不会有利于中小企业风险投资行为实施。同时,紧密关系而带来的社会技术能力会引发资源锁定,不利于企业获取异质性信息并产生信息趋同,降低有效识别、评估和获取投资机会的可能性。这与李德辉等(2017)提出的过渡嵌入将导致同质化投资锁定于低端技术层面,造成恶性循环的观点相一致。
本文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物理技术与社会技术的角度,将技术能力划分为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是对企业能力结构划分体系与视角丰富。而对社会技术能力研究是对现有研究仅仅关注于制造业企业研究情境的扩展。(2)提出二元技术能力是企业进化创业行为的前置影响因素。是对以往学者集中于探讨学习机制、网络挤压和知识过滤等对进化创业行为驱动因素的补充,弥补了尚未有学者从技术能力视角展开分析,以及未从进化视角探索技术能力对创业行为的影响。(3)探索进化创业行为在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揭示了中小企业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创业绩效的具体路径。丰富了“能力-行为-绩效”经典框架,解释了二元技术能力通过影响进化创业行为进而影响中小企业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此外,多重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进化创业行为各子维度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丰富了理论界研究。
本文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二元技术能力研究,有利于中小企业突破自身资源束缚,采取从社会环境中扩展资源实现自身能力延伸的逻辑思路。将获取外部资源支撑自身能力纳入中小企业创业决策制定过程中,为中小企业创业行为实施提供支持。(2)为复杂多变动态环境下,创业企业选择何种形式的创业机会提供可借鉴的决策逻辑,特别是为“精益创业”活动开展提供前期决策依据;(3)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行为,科学识别进化创业行为实施过程中可管控部分。重视创业行动实施过程中的前期基础与经验同时运用渐进寻求的方式快速迭代以降低成本,而非依赖传统目标设定而忽略内外部环境变化。
本研究对中小企业能力管理与创业实践工作开展有指导性建议。(1)加强中小企业外部能力管理,实现外部能力与企业战略行为对接。一方面,中小企业应该保持开放性的能力观,保证机会把握同时利用外部能力支撑企业战略性发挥。另一方面,处理好内外部能力关系,形成具有结构化的能力配置方式,形成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的协调发展。(2)建立以进化创业行为为核心的企业内部试错机制。通过付出小范围试错成本推动中小企业发展,而微创新、风险投资行为与战略更新作为企业业务探索的常规行为,是企业内部试错机制的主要维度。
[] |
陈文婷、惠方方, 2014, “创业导向会强化创业学习吗——不同创业导向下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南方经济》, 第 5 期, 第 69-81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4.05.005 |
[] |
迟考勋、项国鹏, 2016, “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制度创业机制的多案例研究:制度创业策略视角”,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第 12 期, 第 18-32 页。 |
[] |
戴维奇、林巧、魏江, 2011, “集群内外网络嵌入与公司创业——基于浙江省四个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科学学研究》, 第 4 期, 第 571-581 页。 |
[] |
戴维奇、林巧、魏江, 2012, “公司创业是如何推动集群企业升级的?——刻意学习的中介作用”, 《科学学研究》, 第 7 期, 第 1071-1081 页。 |
[] |
戴维奇, 2012, “组织冗余、公司创业与成长:解析不同冗余的异质影响”,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第 6 期, 第 156-164 页。 |
[] |
胡查平、汪涛、王辉, 2014,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绩效——战略一致性和社会技术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 《科学学研究》, 第 1 期, 第 84-91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4.01.012 |
[] |
李德辉、范黎波、杨震宁, 2017, “企业网络嵌入可以高枕无忧吗——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考察”, 《南开管理评论》, 第 1 期, 第 67-82 页。DOI:10.3969/j.issn.1008-3448.2017.01.007 |
[] |
李光泗、沈坤荣, 2013, “技术能力、技术进步路径与创新绩效研究”, 《科研管理》, 第 3 期, 第 1-6 页。DOI:10.3969/j.issn.1001-8611.2013.03.001 |
[] |
李琳、苏中锋, 2016, “战略柔性对新产品开发速度的影响研究”, 《科学学研究》, 第 5 期, 第 727-733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6.05.013 |
[] |
李文博, 2014, “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进化创业行为的驱动机理——话语分析方法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科学学研究》, 第 3 期, 第 410-420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4.03.012 |
[] |
李允尧、生延超、姜向阳, 2010, “联盟动机、技术能力与企业入盟的最优策略”, 《管理世界》, 第 3 期, 第 178-179 页。 |
[] |
李胤奇、李柏洲, 2017, “企业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耦合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第 6 期, 第 132-138 页。 |
[] |
刘伟、黄江林, 2016, “企业资源对新创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制造业的分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第 2 期, 第 86-90 页。 |
[] |
买忆媛、叶竹馨、陈淑华, 2015, “从'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到组织惯例形成——转型经济中新企业的即兴战略研究”, 《管理世界》, 第 8 期, 第 147-165 页。 |
[] |
欧阳桃花、崔争艳、张迪、曾德麟、胡京波, 2016, “多层级双元能力的组合促进高科技企业战略转型研究——以联想移动为案例”, 《管理评论》, 第 1 期, 第 219-228 页。 |
[] |
宋晶、陈菊红、孙永磊, 2015, “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文化异质性的作用”, 《管理评论》, 第 2 期, 第 35-42 页。 |
[] |
孙红霞, 2016, “知识基础资源与竞争优势:创业导向与学习导向的联合调节效应”, 《南方经济》, 第 9 期, 第 32-46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6.09.003 |
[] |
王竞一、张东生, 2017, “先验知识转化为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路径探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第 3 期, 第 21-30 页。 |
[] |
王侃、龚丽敏, 2017, “创业伙伴资源如何影响高科技新企业的战略选择及其结果?”, 《南方经济》, 第 8 期, 第 100-121 页。 DOI:10.3969/j.issn.1000-6249.2017.08.008 |
[] |
王林雪、张娜, 2017, “中层管理者视角下企业探索性内创业的驱动因素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第 2 期, 第 10-19 页。 |
[] |
王翔、李东、张晓玲, 2008, “企业战略更新路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结构学派的视角”, 《科技进步与对策》, 第 7 期, 第 118-122 页。 |
[] |
肖丁丁、朱桂龙, 2016, “双元性视角下的企业技术能力动态成长过程研究”, 《管理学报》, 第 11 期, 第 1656-1664 页。DOI:10.3969/j.issn.1672-884x.2016.11.010 |
[] |
闫华飞, 2015, “创业行为、创业知识溢出与产业集群发展绩效”, 《科学学研究》, 第 1 期, 第 98-105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5.01.014 |
[] |
杨卓尔、高山行、高宇, 2013, “分维度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能力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异质性探讨”, 《科学学研究》, 第 10 期, 第 1553-1563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3.10.020 |
[] |
姚梅芳、栾福明、曹琦, 2018, “创业导向与新企业绩效:一个双重中介及调节性效应模型”, 《南方经济》, 第 11 期, 第 83-102 页。 |
[] |
叶峥、郑健壮, 2014, “集群企业网络特征与创业行为:基于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 《科研管理》, 第 1 期, 第 58-65 页。 |
[] |
詹雯婷、章熙春、胡军燕, 2015,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能力结构的双元性影响”, 《科学学研究》, 第 10 期, 第 1528-1537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5.10.012 |
[] |
张萌萌、李建华、裴冬雪, 等, 2016, “高技术企业公司创业影响因素探析及模型构建”, 《科研管理》, 第 7 期, 第 27-34 页。 |
[] |
赵付春, 2012, “企业微创新特性和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科学学研究》, 第 10 期, 第 1579-1583 页。 |
[] |
周青、吴云、方刚, 等, 2015, “新常态下企业微创新的特征与类型”, 《科学学研究》, 第 8 期, 第 1232-1239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5.08.013 |
[] |
朱福林、陶秋燕, 2014, “中小企业成长的社会网络关系研究——以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调研数据为例”, 《科学学研究》, 第 10 期, 第 1539-1545 页。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4.10.013 |
[] |
Aldrich H E, Martinez M A, 2001,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5(4), 41–56.
DOI:10.1177/104225870102500404 |
[] |
Baron R Mand,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DOI:10.1037/0022-3514.51.6.1173 |
[] |
Basu S, Phelps C, Kotha S, 2011, "Towards Understanding Who Makes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Wh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2), 153–171.
DOI:10.1016/j.jbusvent.2009.07.001 |
[] |
Breslin D, 2008,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0(4), 399–423.
DOI:10.1111/j.1468-2370.2008.00234.x |
[] |
Capron L, Mitchell, 2009, "Selection Capability:How Capability Gaps And Internal Social Frictions Affe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c Renewal".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 294–312.
|
[] |
Coombs J E, Bierly P E, 2006, "Measur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Performance". R & D Management, 36(4), 421–438.
|
[] |
Dushnitsky G, Lenox M J, 2006, "When does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Create Firm Valu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6), 753–772.
DOI:10.1016/j.jbusvent.2005.04.012 |
[] |
Hitt M A, Ireland R D, Sirmon D G, Trahms C A, 2011,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Creating Value for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5(2), 57–75.
|
[] |
Jones G K, Lanctot A, Teegen H J, 2001, "Determinants and Performance Impacts of External Technology Acquisi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6(3), 255–283.
DOI:10.1016/S0883-9026(99)00048-8 |
[] |
London T, Hart S L, 2004, "Reinventing Strategies for Emerging Markets:Beyond the Transnational Mod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5(5), 350–370.
DOI:10.1057/palgrave.jibs.8400099 |
[] |
Lu J W, Beamish P W, 2006, "Partnering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of SMEs'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4), 461–486.
DOI:10.1016/j.jbusvent.2005.02.002 |
[] |
McKelvey M, 1998, "Evolutionary Innovations:Learn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Firm".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8(2), 157–175.
DOI:10.1007/s001910050060 |
[] |
Messersmith J G, Wales W J, 2011,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Young Firms: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31(2), 115–136.
|
[] |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1958,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48(3), 261–297.
|
[] |
Murray H, 2011, Opportunity,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ship:A Meta-theory, Published by Nova Science Press.
|
[] |
Murray J Y, Kotabe M, 1999, "Sourcing Strategies of US Service Companies:a Modified Transaction-cost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9), 791–809.
DOI:10.1002/(SICI)1097-0266(199909)20:9<791::AID-SMJ49>3.0.CO;2-U |
[] |
Nelson RR, Sampat B N, 2001, "Making Sense of Institutions as a Factor Shap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s, 3(5), 31–54.
|
[] |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2), 243–263.
DOI:10.5465/amr.2001.4378020 |
[] |
Slotte-Kock S, Coviello N, 2010,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on Network Processes:a Review and Ways Forward".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4(1), 31–57.
|
[] |
Smallbone D, Welter F, Voytovich A, 2010, "Govern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the Case of Small Firms in Business Services in Ukraine".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30(5), 655–670.
DOI:10.1080/02642060802253876 |
[] |
Stettner U, Lavie D, 2014, "Ambidexterity Under Scrutiny: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via Internal Organization, Alliances, and Acquisi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13), 1903–1929.
DOI:10.1002/smj.2195 |
[] |
ThomasGrebel, Andreas Pyka, Horst Hanusch, 2003,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y & Innovation, 10(4), 493–514.
|
[] |
Vladas G, Stephanie M C, Mark van Vugt, 2012, "The Evolutionary Bases for Sustainable Behavior: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Policy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 31(1), 115–128.
|
[] |
Wolff J A, Pett T L, Ring J K, 2015, "Small Firm Growth as a Function of Both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1(5), 709–730.
|
[] |
Yang T, 2011, "Entrepreneurship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Research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1(1), 4–14.
|
[] |
Yiu D, Lau C M, 2008,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s Resource Capital Configuration in Emerging Market Firm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2(1), 37–58.
|
[] |
Zahra S A, Sapienza H J, Davisson P, 2006, "Entrepreneurship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A Review,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3(4), 917–955.
DOI:10.1111/j.1467-6486.2006.00616.x |
[] |
Zahra S A, 1995,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Case of Management Leveraged Buyout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0(3), 225–247.
DOI:10.1016/0883-9026(94)00024-O |
[] |
Zhou K Z, Tse D K, Li J J, 2006, "Organizational Changes in Emerging Economies: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37(2), 248–263.
DOI:10.1057/palgrave.jibs.8400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