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其进展却不如各界期望。企业转型升级^①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企业转型升级研究是宏观和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研究发展的自然深化，现有研究多基于传统的价值链(Value Chain)或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理论，对制度环境变化和重大政策调整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重视不足。

① 企业转型通常是指企业在重新思考和检讨当前业务和组织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的管理变革，帮助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等绩效方面实现跳跃式改进的过程(Hammer and Champy, 1993)；而企业升级通常是指企业向产业链或价值链附加值更高的位置或环节攀升的过程(Gereffi et al., 2001)。这二者在理论内涵和实践操作层面都相互关联，因此常常一起被称之为转型升级(孔伟杰，2012)，为行文方便和不分散主题，本文也合并处理。

正如金碚(2011)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普遍感觉实业经营越来越艰难，除非实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或者产业链环节转移。实际上，中国企业的实业经营和转型升级困难是与当前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政策措施的变化紧密相关的。组织生态学指出，企业与环境是紧密联系、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不能与环境相适应、共生的企业组织将面临很大的风险(Rindova and Kotha, 2001；许晖、王琳，2015；梁强等，2017)。刚刚庆祝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这伴随着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长期贸易失衡，累积了严重的贸易摩擦风险。中国经济社会需要继续借助改革开放以持续健康发展，同时需要规避和化解贸易冲突，并谋求更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合作的战略空间。2013年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全球增长新战略和结构调整新战略的总方针。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决策的最重要外生政策环境冲击，其必然对企业的走出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缺乏关于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知识。另一方面，虽然“一带一路”是研究热点，但是缺乏深入剖析其如何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行为的研究。

一般地，国有企业常常对政策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可能更容易在大型国有出口企业，尤其是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比较优势差异的产业上观察到，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一家典型的国有丝绸纺织企业作为主要案例去剖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识别出推力、拉力效应和其内涵，归纳出国有企业走出去与转型升级结合呈现的三条典型路径：空间转移、跨业转型和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从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机制。进一步地，我们控制住可能的区域差异，采用三家同省中大型民营企业进行比较研究，以明晰理论机制和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和适用边界。

本研究将明确“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影响到企业转型升级的，剖析其推力和拉力效应内涵，揭示了其影响机制，增加了外部环境变动，尤其是政策冲击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知识，从而为组织生态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本研究将阐明外部情境(特别是政策冲击)如何打开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窗口，以及归纳“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冲击下的企业转型升级典型路径及其机会性质和能力基础，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转型升级研究。进一步地，通过选择“强政府-强市场^①”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有和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丰富了政府政策主导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途径和影响程度，而且本研究发现影响途径和程度的差异对企业转型升级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不仅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当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的战略举措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组织生态学企业与(政策)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知识，也对于分析“强政府”下不时推出的政策措施如何影响企业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① 一些学者使用“有为政府”来概况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不过，作者认为“强弱”更明确和易懂。

后文的安排如下：我们首先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转型升级研究进展，然后交代对国有企业的案例研究过程，再采用三家民营企业案例做进一步分析，最后进行总结和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研究

2013年，我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①，以此统领当前我国经济外交新战略、全球增长新战略和结构调整新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论证了“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提出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黄益平，2015；金玲，2015；王国刚，2015；申现杰、肖金成，2014)，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卢锋、李昕、李双双等，2015)，分析了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优先问题(李向阳，2015)。

① 2017年7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的最后1条指出，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而使用“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学术界常使用“一带一路”战略，本文主要使用“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提法，但为尊重引文原文和行文通顺，也在必要时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

同时，“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其经济效应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事实上，在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定位上，发改委、商务部与地方政府可能比外交部门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储殷、高远，2015)。目前，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贸易效应，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效应。贸易效应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产业投资合作(李朴民，2014；盛毅等，2015)，带来了贸易环境的改善和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将进一步挖掘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廖明中，2015；张晓静、李梁，2015；韩永辉、邹建华，2014；谭秀杰、周茂荣，2015)，显著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和福利水平(陈虹、杨成玉，2015；张良卫，2015)。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效应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据各自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当前国家产品内分工深化与全球供应链扩展的背景下，顺应比较优势规律，“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广阔平台(卢锋等，2015)，同时作为一项政策冲击，在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不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显著推动中国各区域的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刚翠翠、任保平，2015；高煜、张雪凯，2016)。

“一带一路”作为新生的国家战略，一些学者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战略举措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目前，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探讨较多，但对于其对“一带一路”落地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战略行为的研究非常少。一个可喜的进展是，《管理世界》新发表了首都经贸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宏观层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所得税制优化问题的研究(赵书博、胡江云，2016)，该文虽然没有分析企业行为有何变化，但开始有研究关注企业。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是国家宏观层面、区域及产业中观层面的经济效应研究，鲜有企业层面的研究，也就是说，经济效应的微观基础非常缺乏。其实，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载体，“没有企业跟进，一带一路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演变为对外援助项目”(李向阳，2015)，将不能支撑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调整，更不能有力支持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而对于企业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强烈的政策冲击，在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全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形势下，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首当其冲地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虽然有少量文献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转型升级的新的历史契机(卢锋等，2015；刚翠翠、任保平，2015；高煜、张雪凯，2016)，但我们对于企业如何抓住这一历史契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还缺乏了解。

(二) 企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

企业转型升级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孔伟杰，2012)，总体来看包括相互关联的企业转型和企业升级两个方面。企业转型通常是指企业在重新思考和检讨当前业务和组织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的管理变革，帮助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等绩效方面实现跳跃式改进的过程(Hammer and Champy, 1993)。而企业升级通常是指企业向产业链或价值链附加值更高的位置或环节攀升的过程(Gereffi et al., 2001)。一般地，企业转型的常见形式有两种，一是企业跨行业领域转型，进入新的行业或领域，二是组织管理层面的转型(吴家曦、李华燊，2009；赵昌文、许召元，2013)。企业升级的常见形式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Kaplinsky and Morris, 2001；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Jer, 2014)。因此，企业转型的结果可能表现为升级，也可能不表现为升级(赵昌文、许召元，2013)。不过，正如金碚(2011)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普遍感觉实业经营越来越艰难，除非实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或者产业链环节转移。综上，本文认为，企业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必然是多样性的，但其共同出发点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都需要再次识别和评估市场机会，选定高附加值的新的产业领域或者产业链环节、或者更有成本优势的地理区位，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或更新商业模式，以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管理变革等为手段，提升企业竞争能力，最终改善企业绩效。在此过程中，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施加的推力和拉力，以及在此情境下具有一般性的转型升级路径是需要进行研究总结的。

企业转型升级最为广泛使用的理论基础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Value Chain)和随着跨国公司全球扩张而兴起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理论。Porter(1985)指出，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其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被称之为价值链。Gereffi(1999)则进一步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同时指出企业转型升级就是企业通过创新和整合，实现在产业链或产品价值链位置上的提升, 即企业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关于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学者们认为，由于位于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所获取的利益分配和长期发展机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该利用全球价值链，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Kaplinsky and Morris, 2001；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从而获取更好的收益。然而，虽然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业转型升级卓有成效(李军、刘海云，2015)，但是更多的后发国家的大量产业被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锁定”或“俘获”在低端环节(Cramer, 1999；卢福财、胡平波，2008)，大量国际代工企业难以实现转型升级(巫强、刘志彪，2007；卓越、张珉，2008)。

针对这一困境，学者们主要从两种视角来探讨发展中国家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实现机制。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来总结那些成功企业的升级经验(如汪建成、毛蕴诗，2007；毛蕴诗等，2009；张建忠、刘志彪，2011)，发现多种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因素对OEM企业成功升级非常重要；另一些学者则借助大样本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企业研发投入、创新能力、企业规模、人力资源、品牌建设等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成效的影响(Hausman et al., 2007；Minondo，2010；Xu，2010；孔伟杰，2012；赵昌文、许召元，2013；Zhu and Fu, 2013；Azmeh and Nadvi, 2013, 2014；Bryan Jean, 2014)。

总的来看，正如组织生态学所指出的，企业与环境是紧密联系、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中国企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持续变化，要素成本与比较优势结构演变，引起中国和多数国家的产品空间演化(张其仔、李颢，2013)，全球价值链将随之动态演化(Morris and Barnes, 2011；李军、刘海云，2015)，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可选择的潜在优势产业(张其仔、李颢，2013)和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都会随着变化，进而将改变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这正是现有文献尚缺乏研究之处，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三、研究方法、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一) 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始于2013年，该倡议的提出、实施和推进对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驱动我们开展这一研究的第一个案例对象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的集团副总朱明艺早在2014年即提出：“国家层面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企业而言是有好处的，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有利于提振企业信心。这不是简单的政治构想，而是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共赢发展的新时机，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机遇”。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阐明“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机制，属于“如何”和“怎么样”的问题，适用于案例研究(Eisenhardt，1989；毛基业、陈诚，2017)。

典型案例的选择对于开展成功的案例研究至关重要。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政府倡导的企业“走出去”战略存在一定的衔接；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对国际政治经济新态势回应的经济外交新战略(黄益平，2015；金玲，2015；王国刚，2015；申现杰、肖金成，2014；卢锋等，2015)，在那些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明显的企业身上更容易观察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经过对大量企业的初步调研，我们将研究目光聚焦到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身上。

我们选择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作为首要研究案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该企业具有较多的出口业务，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具有在沿线国家的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能够观察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具体地，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历年位居中国进出口企业500强和出口企业200强，位居《2018年广东企业500强榜单》第82位，其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次，该企业所在产业是转型升级压力非常迫切的典型产业，从而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显著地归纳其转型升级路径。具体地，茧丝绸行业是承接中国丝绸传统文化的、上下游产业内涵丰富的产业，也是近年来产能过剩较为突出、过度竞争比较明显、企业经营模式亟待转型、制造工艺、产品种类和产品功能升级潜力巨大的典型产业。第三，该企业转型升级进行了较多尝试，部分转型升级尝试效果不太理想，但总体来讲转型升级取得了较大成效，从而有助于保证所归纳的转型升级路径对其它企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特别地，该集团旗下的子集团公司广东省丝丽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龙头企业。第四，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机遇，作为省属重点国有企业，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着一定的地缘、经济、文化和政策资源优势，并努力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进其转型升级。该企业总部设在广州，国内业务主要在广东省，国际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分布较多。广东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东省毗邻港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市场化程度较高。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作为省属重点国有企业，其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压力和推力非常明显，而且大量资料表明其乐于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契机，助力其转型升级战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的信息披露非常全面。一方面，作为涉农的大型企业集团(其子公司广东丝源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即被评为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该集团公司有义务如实披露企业信息；另一方面，该企业集团一直为广东新闻媒体高度关注，也被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其大量信息为新闻媒体所报告，能较为全面获取客观、中立的信息。另外，本文合作作者及所在单位与该企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具有多方面的联系，保持着长期的跟踪调研，获取信息全面、准确。

考虑到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的国有企业身份、丝绸纺织行业特性可能使得研究案例过于极端，限制研究发现的普适性，本研究从我们的跟踪案例库中选择了广东省另外三家民营企业(HDGD、SCGL、GFHX^①)作为比较案例。这三家企业都位于广东省，这有利于控制国内地域差异的影响，也便于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HDGD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其主营业务是饲料加工，目前在越南、泰国、厄瓜多尔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厂。SCGL是一家大型加工制造企业，A股上市公司，目前在多个东南亚国家有设备输出和投资建厂。GFHX是一家中型企业，目前处于A股上市辅导期，主要业务是房地产业、养殖业和饲料加工业，目前在越南、马来西亚、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养殖场和饲料厂。

① HDGD和SCGL都是上市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其信息披露只能是官方途径；GFHX正处于上市辅导期。三家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要求不能在文中出现可能推断出企业名称的任何信息，因此，文中对企业名称、访谈人、行业等信息都采用无意义的字母或大类，同时避免报告其在公司年报等公开披露资料中出现过的具体数字。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但4个案例并非平行使用，而是以一个案例为主，三个案例作为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如此选择是希望兼顾多案例研究理论更为精确、简约和更强普适性的优势(Eisenhardt，2016)和单案例研究故事性强、作用机制和过程信息丰富的优势，而减少多案例牺牲故事性(毛基业、陈诚，2017)、篇幅难以控制的劣势。

本研究所选案例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二) 数据来源与收集

案例研究的数据应当有不同的来源(Yin, 2013)，较为理想的数据应能满足“三角验证”的要求，以满足数据的全面、真实和可靠。具体地，我们首先坚持多渠道收集数据。(1)不仅重视一手资料收集，而且高度重视与经过审计的二手资料进行对比、补充。(2)一手资料包括实地调研、座谈、一对一访谈等形式，而且在访谈对象选择中，不仅采访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也访谈了与国际业务相关的中层和少量基层业务人员。(3)二手资料包括企业主动公开信息、审计后公开信息和其它资料。具体包括：新闻报道、期刊论文、年报、季报、公司网站介绍、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总结、一年工作安排、企业内部报刊等。其次，我们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收集数据，特别是在企业访谈中不表态、不进行倾向性引导，围绕研究目标全面收集资料。第三，数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HDGD和SCGL的数据资料是高度充分、完整，因为其公开信息非常充分，而且大量信息是经过审计或审核后公开的，我们采用开放的半结构访谈收集一手资料，尤其是补充二手资料中相对缺乏的部分。GFHX的数据收集主要来自于实地访谈、公司网站和其内部刊物，信息基本足够，其可靠性的验证主要是通过这些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推断的，因此，相对前三家略弱一些，但我们发现其基本满足本研究的需求。最后，我们信守研究伦理，遵循对企业的承诺。对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我们确保论文呈现信息都是可以公开查阅到的信息；而对于另外三家访谈对象的“不点名”要求，我们做了全面的匿名化处理。

(三) 资料编码与数据处理

总体上我们遵循多案例数据分析的方法，先进行单案例内部的分析，再进行跨案例分析(Eisentardt，1989)。在本研究的开展过程中，我们先进行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案例资料分析，再分别进行HDGD、SCGL、GFHX三个案例分析，分别识别构念和构念之间的关系。此时，数据分析的方式是归纳式的，目的在于尽量发现新的构念和关系，而非以预设的命题为导向(成瑾、白海青、刘丹，2017)。然后，我们进行跨案例的构念和逻辑关系比较。

操作程序上，(1)三位作者对四个案例独立进行开放性编码、关键词概括和构念提炼，然后对三者的结果进行比较。(2)相关性检验发现，三者的编码、关键词高度类似，构念的命名略有差异，但含义高度类似。因此，(3)三位作者将研究结果与一位本领域资深专家讨论，综合三者的意见确定了编码、关键词提取、构念提炼；然后，总结出相应范畴，并结合相关理论总结出范畴之间的逻辑框架，得到了理论机制。(4)需要指出的是，4个案例所得出的构念、范畴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致的，差别在于主案例归纳出的个别关键词、构念在三个补充案例中并没有完全呈现。这意味着主案例得出的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存在边界条件，具体见进一步研究部分。

四、主案例研究发现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力和拉力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是今后长时间我国企业经营和生存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国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常态化的经济形势。在此形势下，无论出口企业自身意愿如何，这一政策冲击都将推动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成为其转型升级的“推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互联互通将成为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从而为中国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与全新环境，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同时也为其带来了转型升级的巨大“拉力”。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位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珠三角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区域，其所在的纺织服装行业也是我国传统出口产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的转型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为其转型升级带来了外在的推力与拉力。

通过对案例资料的编码和归纳分析，本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给出口企业带来的转型升级的推力主要来自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推力、舆论推力与利益相关者推力；而拉力表现为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推力和拉力资料的编码和归纳分析详见表 2。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

(1) 基于新的地域性机会的空间转移战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源于市场竞争、政府、舆论与利益相关者的推力效应，以及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形成的拉力效应凸显，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主动”或“被动”地重新思考企业竞争优势的地域基础，重新搜集、整理和分析市场信息，重新识别在不同地域的新的机会，以管理变革能力为依托，在省内、国内和国际等不同层面实施空间转移战略。

所谓地域性机会，是指跨地域(包括省内不同市县、国内不同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税收、环保、劳动等政策法规及其执行之间的差异、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导致的需求结构差异等形成的(公司)创业机会。以俄罗斯(广东)商贸城项目为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降低了项目前期的机会搜寻成本、政治风险评估、融资成本；提高了成功招商的预期、相关政策补助；对外贸易促进会和中联部等政府或机构提供的帮助减低了获得当地合作伙伴的成本；主管部门的期望和舆论压力强化了其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的紧迫性……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综合性地改变了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对该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从而促使该项目迅速启动(虽然这并不有利于项目最终成功)。

具体地，省内方面，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从珠三角向外辐射，已基本建成了粤北、粤西及西江流域茧丝绸产业带，建立了“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模式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平台。国内方面，集团整合重组广西、湖南、海南省丝绸集团，筹划建设云南省丝绸集团，积极打造南中国茧丝绸产业带。目前，南中国茧丝绸产业带桑园面积占全国桑园总面积的1/3，蚕茧产量超过全国总产量的1/3。国际方面，集团先后在印尼、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生产基地，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关税减免优惠政策，将欧美客户的订单安排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国进行生产，实现资源禀赋的全球配置；同时集团在俄罗斯建立俄罗斯(广东)商贸城，打造中俄贸易物流枢纽中心。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的空间转移战略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源于这与国内一些企业进行的地域转型有所不同。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东部地区企业逐渐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西部、甚至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不过，一些制造企业实施空间转移以追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但由于缺乏对地域性机会变化的深入认识，特别是管理变革的能力不足，以至于跨地域管理增加的成本抵消了空间转移带来的潜在收益。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早期是小型的单一外贸企业，在向集贸、工、农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不断在不同地域、不同产业间调整，积累了兼顾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在多个地域和产业协同进行经营活动的管理变革能力，这是其得以“先行”识别地域性机会，并成功实施空间转移战略的企业能力基础。

另一方面，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始终坚持国际、国内“两条腿”走路，这也有效降低了国际市场波动或国内市场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近年来，集团进口贸易大幅增长，进口和内销业务总额占营业总收入20%以上，毛利贡献率也在20%以上，这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交叉补贴，将为新的业务成长赢得宝贵的时间。

最后，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充分认识到企业在识别新的地域市场机会方面的不足，积极引入外脑，强化其在机会识别上的“先行”优势。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长期与广东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保持着良好合作，协办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年会和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论坛(广州)，并在2017年7月与广东省社科院签署协议，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研究平台，为广东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帮助集团保持“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机会识别上的“先行”优势。这些努力共同支撑了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空间转移战略。

(2) 基于新的产业机会的跨业转型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为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打开了进入某些产业的新契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企业的跨业转型有了某种紧迫性。

当在某一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常常会发现在本行业继续发展空间有限，甚至发现该行业的前景不容乐观，或者发现了其它产业更有利的机会，企业常常会进行跨行业战略转移。跨业转型的产业方向可以是多方位的(金碚，2011)，转型的程度和方式也有多种。跨业转型可以是完全抛弃原有产业而整体进入新的产业，可以是产业重心转移，也可以是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做“加法”，而且这种加法可以仅仅是财务意义上的增加，也可以是新产业与既有产业的融合。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子公司丝源董事长胡智明先生指出，“蚕桑行业已到了生存危机关头，需要开展颠覆性创新”。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作为省属大型国有企业的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无论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要求、领导视察讲话，抑或企业从其承担社会责任、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等角度出发，其“争当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集团董事长柯惠琪)的推力和拉力效应都非常强烈，因此，集团必须“迅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所作为”。这要求企业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以探索和开发高风险的“一带一路”项目机会；而且“时不我待”的紧迫性意味着更高的失败风险，企业需要计提更多的风险资金。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同时伴随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其它支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时，特定地区特定产业(或业态)的市场准入、融资成本、制度保障(协助应对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等引起的问题)等方面对企业提供了种种便利，这为企业的跨业转型创造了机会。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促使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在发展传统丝绸服装产业的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和发展新的产业，持续推进了跨业转型。

具体地，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积极发展健康医药产业和文化创意园，同时积极向金融服务领域拓展，发起和入股粤纺小额贷款公司和广盐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医药产业方面，集团以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为运作平台，先后控股或参股了三家医药保健品生产、研发企业；积极探索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发展，进行自主保健品研发，同时逐步建立医药终端渠道和发展药品配送业务，拓展内销市场。集团下属二级子集团广东丝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利用桑蚕产业资源优势，发展大健康产业，建立了700亩果桑基地，陆续开发了桑果汁、桑果酒、桑叶茶、蚕沙枕、蚕丝面膜等功能性产品。文化创意园方面，集团创建的“丝绸文化+品牌设计研究+展示交易+文化旅游”的中国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简称中丝园)模式得到了商务部、文化部、中国丝绸协会等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目前，深圳中丝园已成功运营，海口中丝园、成都中丝园、岭南(顺德)中丝园、始兴中丝园、化州中丝园、仁化中丝园等一系列项目正在建设和推进之中。近年来，文化创意园和资产盘活两项业务对集团利润贡献率已经超过30%，成为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其实，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化为企业带来机会或压力，引发或迫使企业进行公司创业活动以重新获得竞争优势，这是所有企业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持续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是，并非每个企业都可以顺利实现跨业转型。比如海鑫集团，在钢铁行业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自2004年以来迅速跨业转向金融投资、儿童体验城、动漫、玩具、医药、服装、教育等众多产业，结果新的产业没能发展起来，传统产业倒下去，海鑫集团在2014年上半年破产。而分析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的跨业转型历程，可以发现农业板块由单一的蚕桑生产向大健康产业转型不仅为自身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集团战略转型落地提供了新的增长引擎；文化创业产业园实质性地将近年来毛利润率超高的房地产业务^①整合进来，从而为主业升级提供了交叉补贴。和海鑫集团的失败不同，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的跨业转型成效之所以较为显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长期的多业务协同经营中积累了较强的公司创业能力。

①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高达55.72%；虽然近年来有所降低，但依旧远高于大部分制造行业5%左右的利润率。

(3) 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

随着以纵向分离和协调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分散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口企业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形态如何、企业所在的价值链环节如何是影响企业能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合作中获取多少当前收益和拥有多少长远发展机会的决定性因素(李军、杨学儒，2011)。当前，丝绸纺织行业全球价值链和很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类似，总体呈现出“微笑曲线”的特征。一般而言，制造环节的企业居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常常面临着利润率低且缺乏自主权的“低端锁定”困境(福财、胡平波, 2008；张建忠、刘志彪，2011)。如果企业能够通过自主创新、自创品牌等活动，成功打造自主价值链，则可以攀升到全球价值链的有利环节，甚至成为整个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从而获取丰厚的财务收益和潜在的长远发展机会(李军、杨学儒，2011)。

企业成功实现价值链环节的有利攀升而非陷入低端锁定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必要(非充分)条件：(1)外部环境变动和(2)匹配的企业能力基础。如果说既存的全球价值链环环相扣而锁死了“微笑曲线”中部的大多数企业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就犹如一阵惊雷，既迅猛冲击了两端的在位企业，也唤醒了“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意识。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配套政策和支持体系为试图转型升级的中国企业临时性地提升了能力，特别是在研发投入、市场开拓方面的各类引导资金、补贴资金和战略联盟等措施帮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临时性地获得了能力加成，从而具有了打破既存价值链某些环节，或者基于“一带一路”沿线构建新的价值链的机会。换言之，“一带一路”引致了某些产业潜在的价值链重构机会。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识别了价值链重构机会，借助“一带一路”扶持政策，依靠其积累的创新能力和市场能力，成功实施了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集团致力于优化提升“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从而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丝绸产业的传统价值链中，高端市场在国外，蚕茧生产在国内，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居中从事进出口贸易。此时，集团对于消费市场、对于产品生产、对于质量规格……等等价值链重要环节都没有控制能力，自然在全球价值链协作体系中缺乏话语权，利润微薄。集团针对这一困境，优化提升“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模式，重点做强做大产业链前端和后端，上联产业链各环节的生产企业，下联终端零售商大客户，成功重构全球价值链，从而改善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其次，集团狠抓自主创新，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有利支撑了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近年来，广东丝绸纺织集团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创新的对象包括了工艺、产品、功能等各个层面。最近几年，每年投入2000万元以上的研发经费，每年推出1200个新款式、新产品。集团按照“品质管理8个步骤”的生产流程力争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厂丝质量由2A级提高到4A级，最高达6A级，改写了广东不能生产高级丝的历史。2013年，集团下属公司设计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地毯自动粘合联合机，使地毯生产中无纺布-海绵-拉舍尔毛面的粘合一次连续完成，将地毯粘合的生产效率提高50%以上，一等品率提高2%，大大降低了地毯的生产成本。集团承担的岭南特色纯手工生态环保面料“香云纱染整工艺改造与产品出口”项目被认定为2013-2014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集团的“丝香丽人——丝丽香云纱系列”荣获2013年度广东时装周“省长杯”服装设计赛“最佳面料奖”。集团蚕桑产业新技术成果获得201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近年来，集团累计申请专利超过40项，获得授权超过30件，获颁国家、行业、地方标准100多项。正是因为广东丝绸纺织集团在工艺、产品、功能等各个层面的自主创新，才能为集团在重构价值链的战略举措中赢得了话语权，巩固了企业竞争力。

最后，结合企业优势准确进行市场定位，潜心打造自主品牌。自主品牌是实现市场价值的抓手，一个大的产业集团要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必须构建起涵盖了中高端的品牌体系。对大部分企业而言，低端品牌、大众品牌的打造相对容易，中高端品牌能否培育成功基本上能决定其能否真正在市场上获得顾客认可，实现市场价值。广东丝绸纺织集团一直都在熟练地持续运用自己的丝绸纺织服装贸易优势，以设计研发为切入口、以完善供应链组织为核心、以资本运作为推手、以建设国际化品牌为目标，在国际合作中坚持自创品牌与收购国际品牌相结合，其品牌体系逐步完善，高端品牌培育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比如，集团创立的自主高端民族丝绸品牌“SILIQUE”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注册，在国际市场享有广泛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被商务部和广东省确定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中国著名品牌”、“中国500强最具价值品牌”及广东省、广州市著名商标。自主高端品牌带动效应明显，自2013年以来，集团纺织品服装出口占集团全部商品出口的50%以上，其中服装、裤子、上衣、婴儿服装等类别商品出口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多项专业领域的出口单打冠军。

(三) 主案例发现小结

基于主案例的资料编码和归纳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可以归纳为“推力”和“拉力”两方面的因素。“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推力、舆论推力与利益相关者推力；而“拉力”则主要表现为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

进一步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源于市场竞争、政府、舆论与利益相关者的推力效应，以及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形成的拉力效应凸显，企业“主动”或“被动”重新思考企业竞争优势的地域基础、产业基础和价值链分工基础，重新搜集、整理和分析市场信息，重新识别在不同地域、产业和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新的机会，以机会开发为导向，顺应地域性机会、产业机会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的变化实施企业转型升级，其中三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为：依托管理变革能力在省内、国内和国际等不同层面实施空间转移战略，利用公司创业能力择机实施跨业转型，基于突出的创新和市场能力着力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

综上，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机制概括如图 1所示。

五、进一步研究：理论机制的可靠性和边界条件

前文我们基于广东省属国有大型出口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可以归纳为“推力”和“拉力”两方面的因素；而其出口转型升级路径为空间转移、跨业转型和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三条路径。那么，这些发现是否是广东丝绸纺织集团特有的？如果换成非国有企业属性、非大型企业属性或非丝绸纺织主业的出口企业，这些发现是否有变化？因此，接下来，我们以广东省三家不同产业的大中型民营企业HDGD、SCGL、GFHX进行比较案例分析。

(一) 推力和拉力因素的跨案例比较

为节约篇幅，我们将三个补充案例的编码、关键词提炼、构念和范畴归纳摘要整理到一个表中，如表 3所示。

比较表 2和表 3可以发现，补充案例归纳的关键词和构念与主案例是高度一致。不过，(1)政府推力、舆论推力、利益相关者三个构念的内涵存在差异。特别地，在三家民营企业案例中，政府推力构念其实是“相反方向”的，或者说几乎在案例对象身上基本没有发现，反而可以归纳为企业自主。舆论推力、利益相关者的具体内涵也有所不同，比如GFHX这家拟上市企业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可以为企业加分，而SCGL这家加工制造企业则强调了合作伙伴参与“一带一路”带动了其参与“一带一路”。(2)以单个案例内该构念涉及的条目的频率比率统计为依据，政府推力、舆论推力、利益相关者、边际成本、投资壁垒在其对应范畴的强度相对较弱。

(二) 三条转型升级路径和理论机制的跨案例比较

从理论上，地域性机会、新的产业机会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都是可能存在的，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转型升级机会肯定不止这些。不过，机会，或者说机会窗口是外部环境变化与企业资源和能力共同结合的产物，那么，每个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可能识别和可以利用的机会必然存在较大差异。

在HDGD身上，我们观察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其识别了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厂的机会。HDGD常常采用产品出口进行消费试探，然后再决定是否在当地设厂；而在当地存在市场后，会一边找当地的工厂进行代加工生产、销售，慢慢打开市场；一边自己建厂，这样来降低了投资风险。不仅如此，HDGD还总结出“先找人、后投资”的重要经验，即先找到熟悉市场的合作伙伴，再由其招募中层与基层员工，以快速开展生产。到2016年，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收入已经超过集团总收入的10%，利润贡献超过25%。另一方面，我们没有从HDGD案例发现其跨业转型和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的举措。总之，HDGD采用了基于地域新机会识别的空间转移战略进行转型升级，而没有采用跨业转型和一体化战略。

在SCGL身上，我们观察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其识别了其价值链重构机会，正在大力加强对价值链前端的整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置原料基地，构建一体化战略。到2016年，其具有自主控制力原料来源已经从2012年的5%增长到33%，而且其董事长LZH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50%。另一方面，我们没有从SCGL案例发现其空间转移战略和跨业转型战略。总之，SCGL采用了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的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而没有采用空间转移战略和跨业转型战略。

在GFHX身上，我们观察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其识别了将在国内相对落后而达到甚至领先于转入国家当前水平的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会。虽然GFHX在国内的产业比较多元化，但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没有增加新的产业，也没有尝试一体化战略；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主要是将国内淘汰的饲料加工设备和产能转移到相对落后国家。总之，GFHX采用了基于地域新机会识别的空间转移战略进行转型升级，而没有采用跨业转型和一体化战略。

总结三个补充案例，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和主案例企业三管齐下不同，三家民营企业不约而同地各自只采用了一种转型升级战略，因为有两家相同，总共只有空间转移战略和一体化战略两种战略，没有跨业转型战略。一方面，主案例企业集团的下属公司很多，业务种类很宽，加之作为国有企业，较为容易获取政府控制的一些独特资源，其独有的跨业转型也很有成效，这可能暗示了国有和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战略的可行选择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这四个案例发现的转型升级战略都在空间转移战略、跨业转型和一体化战略三者之类，这说明该三个战略已经具有较高代表性。那么，基于主案例总结的“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出口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模型(见图 1)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理论饱和度。在运用该理论模型时，需要注意的边界条件是，不同性质企业、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可能在构念的内涵层面、识别了哪种机会和选择了哪种战略层面存在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一) 基本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战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其影响机制可以归纳为“推力”和“拉力”两方面。总体来讲，“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推力、舆论推力与利益相关者推力；而“拉力”则主要表现为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推力和拉力促使国有企业走出去与转型升级结合。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力和拉力效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差异。具体地，政府推力、舆论推力、利益相关者三个构念的内涵存在差异，而且政府推力、舆论推力、利益相关者、边际成本、投资壁垒在其对应范畴的强度相对较弱。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源于市场竞争、政府、舆论与利益相关者的推力效应，以及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形成的拉力效应凸显，企业“主动”或“被动”重新思考企业竞争优势的地域基础、产业基础和价值链分工基础，重新搜集、整理和分析市场信息，重新识别在不同地域、产业或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新的机会，以机会开发为导向，顺应地域性机会、产业机会或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的变化实施企业转型升级，其中三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为：依托管理变革能力在省内、国内和国际等不同层面实施空间转移战略，利用公司创业能力择机实施跨业转型，基于突出的创新和市场能力着力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

进一步地，“一带一路”倡议下地域性机会、新的产业机会或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等三类典型的企业转型升级机会是否为企业所识别，以及能否识别和开发这些转型升级机会进而循着空间转移、跨业转型或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三条典型路径实现转型升级取决于企业是否适时具备了匹配的资源和能力基础。换言之，机会，或者说机会窗口是外部环境变化与企业资源和能力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不同企业(比如国有和民营企业)可能识别和开发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

(二) 理论贡献

本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广东省四家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案例研究，归纳出“一带一路”战略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推力和拉力的内涵，从而丰富了“一带一路”战略经济效应的微观基础，也成功地将“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新的重大现实情境变量引入企业转型升级研究，阐明了其作用机制，从而丰富了组织生态学理论。“一带一路”战略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中国企业面临的最重大的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根据组织生态学的观点，企业与环境是紧密联系、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中国企业必须适应“一带一路”战略这一重大外部政策冲击，以及由此政策冲击所带来的经济环境变化，并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加快转型升级。当前研究仅仅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促进中国各区域的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卢锋等，2015；刚翠翠、任保平，2015；高煜、张雪凯，2016)，缺乏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微观机理。实际上，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没有企业跟进，一带一路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李向阳，2015)。本研究以出口企业转型升级为研究对象，率先归纳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力和拉力的内涵，以及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这提供了“一带一路”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微观基础。

其次，基于案例分析，本研究阐明了外部情境(特别是政策冲击)如何打开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窗口，以及归纳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冲击下的企业转型升级典型路径及其机会性质和能力基础，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转型升级研究。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研究高度重视了外部环境和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对转型升级，特别是升级成败和升级路径的影响(汪建成、毛蕴诗，2007；毛蕴诗等，2009；张建忠、刘志彪，2011)，而对于企业转型的研究较少。实际上，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不同产业的利润率差距极大，暴利和微利产业共存的局面在较长的时期还将继续存在(金碚，2011)；同时，中国的地区差距相当显著，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明显，要素价格还将在较长时期存在极大差距，适时适度的跨业转型可以借助暴利产业的交叉补贴而增强主业的竞争优势，而空间转移战略可以直接有效地增强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企业升级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成功的企业升级常常源于成功的技术创新或自主品牌，而研发投资和品牌投资都是风险极高的，利润微薄的企业对“试错”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这其实正是大量中国企业欲升级而不得的内在原因。

(三) 实践意义

本文研究对于出口企业具有以下启示。首先，企业识别市场机会，选择合适路径，都可以成功转型升级。中国工业没有“夕阳产业”(金碚，2011)。由于自身资本结构的不同，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好坏之分；同样，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蕴藏着较大的产业升级潜力(张其仔，2014)。即使在人们普遍认为的利润率较低、生存环境严峻的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广东丝绸纺织集团将空间转移战略、跨业转型战略与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相结合，探索了一条有效的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因此，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不在于企业现处于什么行业，不限于当前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关键在于识别和开发外部环境变化，如“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带来的新的地域、新的产业、新的价值链环节的机会，以二次创业的心态，盘活企业的现有资源和能力，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简言之，企业转型升级要关注外部环境，抓住历史机遇，分析市场机会，而不能闭门造车。

其次，企业的转型升级因为企业的异质性使得其选择是多样性，但典型的转型升级路径及其对应的机会属性和资源能力基础具有共性，具有规律。企业如果能妥善利用这些规律，其转型升级将更加容易成功。

最后，本研究对政府和其它管理部门具有借鉴价值。本研究揭示“一带一路”战略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无论是空间转移、跨业转型抑或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都受到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影响。比如，境外投资和跨境贸易的限制、产业的准入限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等政策的完善都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

(四)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案例对象的局限性。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选择了广东省四家中大型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这些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总体绩效都较好，这对于本研究探索影响机制非常有益。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小型出口企业，以及没有太多转型升级投资沉淀的企业，本研究发现的作用机制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采用小企业案例、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样本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其次，案例研究内容的局限性。本研究的重点是归纳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影响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推力”和“拉力”内涵、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基本作用机理。限于理论成熟度、案例企业特征和论文篇幅，本文没有深入讨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会如何影响其感知到的“推力”和“拉力”的类型，以及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会如何影响其在三种典型的转型升级路径间进行选择，以及是否存在一些标准可以帮助企业识别或选择有效的转型升级路径，这些都值得在进一步研究中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