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形式的改革, 权利的持有者同时就是改革的参与者(布坎南, 2013, 第105页), 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契约形式①中"权利"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同时, 任何公共支出的行为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契约结构之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社会契约的形式不但规定着公共支出的行为, 契约参与者对公共支出结构预期的一致性也是社会契约形式稳定的基本条件。如果社会契约中的决策者与被支配者对公共支出结构的预期产生不一致, 将导致社会契约的形式发生转变, 从而推动社会契约的不断完善。这是本文的核心观点。
①本文主要指"霍布斯契约"和"洛克契约"两种契约形式。参见霍布斯, 1997, 第133页; 洛克, 2009, 第198页; 方钦等, 2016。
公共支出的产生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 后者无论是在霍布斯意义上, 还是在洛克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为一个"社会契约"。在霍布斯看来, 还没有形成社会契约的自然状态中充满了暴力与欺诈, 没有所谓的正义和美德, 那是"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状态(霍布斯, 1997, 第96页)。虽然在洛克(2009, 第149、153页)所构想的自然状态中, 人们遵从"理性, 也就是自然法", 但当人们成为自己的裁判者时必然会产生弊端, 从而政府成为了矫正这些弊端的有效形式。由此, 在亚当-斯密看来, 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保护"社会免受其他社会的暴力与侵犯", "尽可能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免受该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的侮辱与压迫"(罗森, 2003, 第5页)。进一步说, 在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之初, 公共支出就被认为是财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它以政府为主体, 为有社会契约特征的国家而活动(瓦格纳, 1883)②
① 财政经济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税收理论, 二者共同构成了公共预算。
② 收入马斯格雷夫、皮考克, 2015, 第19页。
在现代新古典理论中对公共支出的研究也出现了诸多经典文献。Lindahl(1919)③均衡模型提出, 社会每一个成员应该根据公共品的边际效应来确定自己在公共物品中承担的费用。Samuelson(1954)提出了公共物品的本质是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以及公共物品提供的最优标准是公共品与私人品的边际替代率和它们的边际转换率相等。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Arrow & Kurz(1970)将公共支出纳入到了经济增长模型之中; Barro(1990)为经济增长引入公共支出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 并在公共支出作为生产性服务的条件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Peacock(2004)实证性考察了不同国家之间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新古典理论中关于公共支出的经典文献主要是从结果的帕累托有效的角度对公共支出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在承认个人在约束条件下最优反应的条件下,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 如果规则影响着结果, 如果某些结果"优于"其他结果, 那么, 从规则能够被选择的意义上说, 对规则和制度的比较研究分析就变成了我们合适的关注对象(Brennan & Buchanan, 1985, p. 4)。另外, 在一般的意义上, "效率"必须与共同体成员对这一概念的认同有关, 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共识上, 由此, 在契约论的意义上达成共识的效率规则或处境也不能够形成一致同意的改变, 从而不能纳入到现代经典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之中(Brennan & Buchanan, 1980, p. 53)。还有, 在经典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之中, 经济学家往往从"上帝"的视角对经济系统进行一种理性旁观者式的观察, 进而忽略了个人效用函数的不同(Buchanan & Tullock, 1962, p. 29)。在社会契约的意义上, 公共支出的权力行使属于决策者一方, 也就是国家中的政府。如果经典的福利经济学仅仅着眼于"市场失灵"的分析, 相对于"政府失灵"而言, 这无异于避重就轻。由此, 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忽略了契约制度框架(布坎南, 2013, 第105页; 布伦南、布坎南, 2012, 第21页)。
③ 收入马斯格雷夫、皮考克, 2015, 第217页。
与新古典理论不同, 公共选择理论从创建之初便开始尝试解释集体行动的理由。缪勒(2010, 第50页)认为:"很容易想象, 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集体需要或协调打猎和其他收集事物的活动而从原始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出来的。但是, 同样可以想象, 国家(社会契约)起源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分配上的动机。"如果这种再分配上的动机是合理的, 那么,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对公共支出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确实有诸多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文献都是从再分配的角度解释集体行动的理由(Buchanan & Tullock, 1962; Skaperdas, 1992; Olson, 1993)。其中布坎南认为, 契约共同体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将(作为公共支出的)再分配纳入到契约之中(Buchanan & Tullock, 1962, ch. 8)。Lerner(1944, pp. 23-40) 认为个人会支持代表成员与再分配边际效用相等的税收, 并最早演示了个人在再分配过程中对未来预期效用(缪勒, 2010, 第51页)。在真实的世界中, 对未来状况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私人签订基于再配分性质的保险合同(缪勒, 2010, 第56页)。在罗尔斯(1971) 的规范性研究中, 正是个人的不确定性才导致了社会契约的形成, 甚至认为这(再分配)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类似的规范性论证同样出现在了Harsanyi(1953, 1955, 1977)的社会福利函数之中。在更为具体的公共支出分析中, 布坎南认为, 个人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将选择公共支出的数量(布坎南, 2011, 第27页), 并认为公共支出的目的就是让决策者自身收益最大化(Brennan & Buchanan, 1980, p. 135)。图洛克(2011, 第201页)更是进一步第证明, 转移支付涉及巨大成本, 仅仅是转移支付的可能性就会让社会付出一定成本, 并且这种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不能不玩的负和博弈。
公共选择理论从契约(规则)规范性的形成以及契约内个人的选择角度对公共支出的分析给予了一种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尝试。但对于布坎南及其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而言, 他们对契约的理解也是一种单一的模式, 这种单一性体现在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所面对的仅仅是类似于美国这样制度契约形式的国家。①虽然用经济学的方法重新建构和理解契约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 但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断完善还改变的过程, 霍布斯和洛克就曾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契约形式。②公共支出结构如何影响社会契约形式的转变？本文将尝试着在社会契约结构内对公共支出及其对参与者的扭曲进行分析, 以求对上述问题给出回答。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讨论"霍布斯契约"和"洛克契约"存在及其转换的条件。③第三部分将讨论社会契约中决策者与被支配者对公共支出结构预期的不一致给社会契约参与者带来的扭曲以及由此产生的契约形式的转变, 并引入一个经济学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① 就像布坎南(2013, 第5页)自己所说:"倘若我的研究是令人满意的, 法律/政治/社会/经济哲学家的"积极"热情就能够推动宪政的考察、评估和改革进程, 但愿美国人能够永葆自由。"
② 区分这种不同契约形式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便是西方的"启蒙运动", 可以说"民主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两者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参见Buchanan & Tullock, 1999, p. 20.
③ 本文的契约转换是指从"霍布斯契约"向"洛克契约"的改变。
二、社会契约的存在与转换条件本文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对社会契约分析的逻辑起点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④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存在着相互独立且在身份上平等的两个参与者D和S, 双方为了生存资源而相互争夺并且存在自然环境的冲击, 由此, 两个参与者的生存状态都存在很高的外部成本①; 两个参与者D和S在进入协商的过程中不存在使用暴力②; 还有就是在建立契约的问题上参与者D和S具有关于契约的不同程度认知, 也就是说对于两个参与者而言立宪偏好就具有不对称性:每个人的立宪利益是"同质"的, 但是立宪理论是"异质"的(Buchanan & Vanberg, 1989); 最后就是无论哪一个参与者如果认为进入契约的外部成本比"自然状态"下的外部成本更高, 将会选择退出契约(方钦等, 2016)。
④ 关于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描述见上文。另外, 霍布斯"自然状态"也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起点。参见Brennan & Buchanan, 1980, pp. 4-11.
①"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共同构成了"社会相互依赖成本", 并且是布坎南和图洛克在解释一致同意规则时的分析变量。参见Buchanan & Tullock, 1999, pp. 61-66.
② 这里需要区别使用暴力和对暴力本身的恐惧及其威胁, 在托马斯-谢林(2011, 第31页)的意义上后者仍然是非暴力状态。当然, 暴力使用本身也存在成本, 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仅仅是分析上的使用。
相互独立和身份平等的两个参与者如何能够在协商过程中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进入一种契约状态？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参与者对未来将要承受外部成本的预期以及在协商过程中各方对契约认识的差异。布坎南和图洛克在《同意的计算》中将这种外部成本完全归于参与者个人的主观感受, 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可接受的主观标准(Buchanan & Tullock, 1999, pp. 11-15)。另外, 参与者在对契约认识的异质性同样可以表现在生存在状态之中③, 在"自然状态"中总会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具有更好的生存技能, 能够更好地使用周围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工具,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第一次订立契约的基础和目的。④如果说生存在"自然状态"下是每一个参与者的目标函数, 并且相对于高昂的外部成本, 进行协商和进入契约之后的决策成本预期也无法识别的情况下, 缺乏立宪理论的参与者为了更为稳定地生存环境而对具有丰富立宪理论的参与者的服从便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行性。换言之, 不是死亡本身而仅仅是对死亡的恐惧就足以让参与者的外部成本趋于无穷大, 从而让参与者忽略决策成本选择缔结契约并进入一种集体生活的状态。这种看似简单的方式实则是形成社会契约最有效也是最现实的方式。
③ 正如卢梭(2009, 第116页)所说, "人类最初的感觉是关于自己生存的感觉, 人类最初的关注是关于自己生存的关注。"
④ 卢梭(2009, 第131) 也有类似的论证参见。
在对上述契约形成基本条件进行了分析之后, 接下来有必要再针对公共支出而言的具体契约条件做进一步的说明。契约的形成需要一定的资源, 由此, 共同体中至少需要有一部分参与者让渡出自己的劳动所得并转给其他参与者进行支配使用。对其他参与者收入的部分支配权本身就意味着契约中形成了权力⑤结构, 并且这种权力结构本身就是受到契约规定的法定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在契约中表现为一些参与者通过支配以及决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些参与者。而权力在契约中的具体实现则是通过作为决策者对被支配者的部分(或全部)所得进行支配完成的。但这并不是说权力的行使在决策者那里具有任意性, 因为权力的本质是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契约法定的权力毕竟还不是已经实现了的权力, 只有被支配者主动配合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才能构成权力行使的合目的性。本文认为公共支出和税收是一个社会契约中权力得以运行的两个核心因素。虽然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但本文将重点考察公共支出对契约稳定性的作用。下面给出一个以公共支出为核心的社会契约基本原则:
⑤ 托马斯(2006, 第79、90页)认为, 权力是一种对他人的意向性影响, 权力的实现方式可以通过权威等方式。
(Ⅰ)契约法定原则:在一个"原初契约"中, D和S是参与者, 并且D是契约法定决策者;
(Ⅱ)收支对应原则:D的支出完全来自于S的收入;
(Ⅲ)激励相容原则:1、(可预期性)D对公共支出结构形成预期, S对公共支出结构形成预期; 2、(预期一致性)D对公共支出决策的唯一条件是D和S预期的一致性。
首先需要说明, 这样一个"原初契约"的一般形式并不是"霍布斯契约"或"洛克契约"的具体形式, 仅仅是"霍布斯契约"和"洛克契约"都需要满足的条件。无论是"霍布斯契约"还是"洛克契约", 当参与者决定形成契约进入一种集体行动时就需要区分出作为集体行动的决策主体。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霍布斯契约"中的决策主体无需与其他参与者(被支配者)协商即可以合目的性的方式完成集体决策行为, 而"洛克契约"中的决策主体需要与其他参与者(被支配者)进行充分的协商才能完成集体决策行为。需要强调的是, 是否具有可协商性才是"霍布斯契约"和"洛克契约"的本质区别, 因为这意味着被支配的参与者关于契约形式的立宪理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从而导致了其立宪偏好的改变。另外, 无论是"霍布斯契约"还是"洛克契约", 同样需要从参与者那里获得维持契约运行的费用(税收)。
尽管"原初契约"是一般形式, 但从上文关于契约存在条件的分析中可以得出, 由于存在"自然状态"中平等参与者关于契约认知的差异并由此导致的立宪偏好的不对称性, 从而让这种"原初契约"首先表现为"霍布斯契约"。"霍布斯契约"的特征就是参与者加入契约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自己的生存权, 进而将生存权之外所有的权利都让渡给了"利维坦"。在"霍布斯契约"中对激励相容原则(原则Ⅲ)的满足之所以能够成立, 在于参与者对决策者权威①的承认, 由此, 决策者做出的任何决策无需与作为被支配的参与者协商即可取得预期的一致性。换言之就是被支配者由于自身关于社会契约认识的匮乏而在缔约之初就首先承认了决策者的权威性, 虽然这种承认会给被支配者带来成本, 但只要这种扭曲的成本仍然在预期上小于"自然状态"下的外部成本, 那么, 忍受这种社会契约所带来的成本将成为一种帕累托改进。
① 托马斯(2006, 第79、90页)认为, 权威可以来自于"神授、知识或同意", 而本文主要是从后两者的角度理解权威的概念。
现在来分析"霍布斯契约"的稳定性问题。契约的转换就意味着从一种契约形式向另外一种契约形式的变化。之所产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前一种契约形式无法满足其自身的稳定性条件, 本文中稳定条件就是原则Ⅲ。契约的参与者之间的激励相容是保证所有参与者(不管是决策者还是被支配者)形成预期一致性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在"霍布斯契约"中只要参与者的立宪偏好不发生变化, 那么, 这种激励相容下的预期一致性就可以得到保持。但问题是契约中的被支配者在经验中不断地习得契约得以运行的规律, 从而丰富了自身的立宪理论, 也就会使得他的立宪偏好发生改变。这样一种改变同时让契约中被支配者会不断地调整自身的预期, 进而在一个契约动态过程中使得被支配者的预期和决策者的预期发生偏离。简言之, 就是被支配者在"霍布斯契约"给他带来的扭曲中认识到契约中的个人自由。
如果说"霍布斯契约"在动态过程中会出现决策者和被支配者预期的不一致, 从而导致契约的不稳定, 那么, 这种不稳定性是否会导致"霍布斯契约"的消解从而回到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或者重新订立契约进而达到一种契约上的帕累托改进？除非"霍布斯契约"会导致被支配者无法生存, 进而其外部成本大于或等于"自然状态", 否则参与者不会退出契约。①其实, 在对"霍布斯契约"进行改进过程中, 真正的激励则来自决策者一方。被支配者仅仅通过"原始契约"中原则Ⅱ所提供的税收这样一种消极权力就足以给决策者带来激励进行变革。如果说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契约就会瓦解, 那么, 为了让自己不再回到"自然状态"从而承受很高的外部成本, 决策者将不得不寻求与被支配者的继续合作, 继续寻找双方能够接受的激励相容契约形式, 进而达成预期的一致性。于是在决策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协商过程将会开始, 由此, 可以说从"霍布斯契约"向"洛克契约"发生了转变。这种契约的转变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意义上就是规则的帕累托改进。
① 可以理解为, 如果奴隶们都不愿意退出奴隶制度的话, 那么, 奴隶制契约相对于"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一点可以得到巴林顿-摩尔(2013, 第142页)对美国奴隶制研究的证据支持。
充分和有效的协商需要建立一些规范性机制(达尔, 2012, 第四章), 比如, 有效的参与(effective participation), 选票的平等(equality in voting), 充分的知情权(gaining 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 对议程的最终控制(exercising final control over the agenda), 成年人的公民权(inclusion of adults)。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协商式的"洛克契约"本质上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抽象。
三、公共支出结构导致社会契约形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在上述对社会契约存在和转换条件进行分析之后, 在此将进一步讨论公共支出结构如何导致契约形式的转换。在"原始契约"原则Ⅱ中, 决策者D的公共支出②来自于被支配者S的税收。在此做进一步假定:公共支出已经达到最大化并且数量保持不变③; 不存在公共债务④。下面将引入公共支出结构的数学表达:
②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原始契约"中的"公共支出"含义。"公共"是指是参与者行为的外部性。无论决策者D是对自己支出还是对所有参与者支出, 因为其税收收入直接影响B的可支配收入, 所以, D的支出行为本身就具有"公共性"。
③ 公共支出的数量也会对被支配者B产生扭曲, 但这种扭曲本质上也是支出结构的扭曲。可以设想, 如果公共支出的数量大到B不愿意承担相应税负,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税负并没有按照B自身的偏好形成支出。
④ 其实引入公共债务并不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 公共债务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B产生了"财政幻觉"(布坎南, 2011, 第150-169页), 从而影响到B对公共支出结构的预期。
| $\omega = \frac{Y}{X}$ | (①) |
其中Y代表公共安全支出, X代表决策者D自身的物质福利支出, 二者之比ω代表公共支出结构。接下来是契约参与者(D和S)的效用函数:
| ${U_i} = {\mathit{\Phi }_\mathit{I}}\left(\omega \right), I = D, S$ | (②) |
在公式② 中, 虽然决策者D和被支配者S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形式, 但公共支出结构ω对其各自的效用函数影响却不一样。对于D而言, 希望更多地将税收用于自身的物质福利支出, 也就是ω越小其效用越大, 而对于S则完全相反。
其实社会契约转变的本质就是图洛克所说的"政治交易"(Tullock, 1998), 但与契约规则之内交易不同的是交易双方是根据其各自的立宪偏好进行判断。交易双方对既有契约以及未来可能契约形式的认识完全是基于经验习得, 尽管不同的参与者习得的程度不同。不断丰富的立宪理论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进一步进行政治交易的空间, 从而也让契约的帕累托改进成为可能。处于上述原因的考虑本文引入埃奇沃思交换(1881)①作为契约转换分析的工具:
① 埃奇沃思交换的原初模型参见Edgeworth(1881, p.28)。至于本文为何使用埃奇沃思交换而不是改进版本的"埃奇沃思盒"(Edgeworth box)中的帕累托交换, 是出于两点考虑:(1) 埃奇沃思交换中的无差异曲线只有效用含义而无偏好含义, 基于对立宪利益和立宪理论的区分, 埃奇沃思交换更适合描述立宪利益的变化; (2) 帕累托交换可以应用于再立宪场合, 却也能够描述再分配过程, 这就易于混淆我们的分析。详见:方钦等, 2016。
在图 1中横轴表示决策者D自身的物质福利支出, 纵轴表示契约共同体的公共安全支出。无差异曲线UD1i, UD2i, UD3i表示决策者不同的效用水平, 并且UD1i, UD2i, UD3i; 无差异曲线US1j, US2j, US3j表示被支配者不同的效用水平, 并且US1j, US2j, US3j。按照经典的边际效用理论, 当所有参与者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时(边际替代率相等), 就完成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交易。在契约论的意义上就是元规则在一致同意的标准下达到了帕累托有效。图中的B、E、W点皆为契约的帕累托有效点。理论上参与者存在着无数条无差异曲线, 由此可以将这些有效点连接成一条契约曲线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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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假设E点为"霍布斯契约"的有效点。由于对既有契约规则认识不断深化所导致的外生冲击, 被支配者S开始不断地感受到公共支出给他带来的扭曲, 但决策者D却继续无视S的这种扭曲。这样一种解释更加符合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模式。这种扭曲所带来的冲击使得双方的预期发生了对原有均衡点的偏离, 到达了A点, 也就是无差异曲线DD1i和US1j上。虽然A点具有更高的公共安全和物质福利支出, 但根据之前公共支出已经最大化并且数量不变的假设条件, A是一个无法得到共同体税收支撑的无差异曲线交点, 对于S效用函数来说ΦS(ωA)ΦS(ωE)。政治交易改进契约形式的关键在于不使交易双方的立宪利益受损, 并且包含有立宪利益的立宪偏好本身就应该具有无偏性, 这一点类似于罗尔斯(1971) 的"无知之幕"(Buchanan & Vanberg, 1989)。由此, S的无差异曲线将从US1j移动到US3j, 而D将沿着无差异曲线从A点移动到B点, 进而双方的无差异曲线再次相切于B点, 就本文的分析而言B点则代表着"洛克契约"。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为什么不是从A点移动到契约曲线的W点？梅因(1959, 第97页)在《古代法》中提出, 文明社会的运动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本文虽然认为"身份社会"本质上也是一种契约社会, 但在线性历史观上与梅因的判断并无二致。在历史的视域中, 逻辑的实现不是现实的逻辑。任何契约的参与者在历史经验中关于立宪理论的丰富都具有不可逆的性质, 这对于本文所讨论的被支配者S来说同样如此。立宪理论的丰富导致了立宪利益的改变, 最终让被支配者改变了立宪偏好。如果说在现实中契约给参与者带来的扭曲让参与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契约规则本身的问题, 并且如果被支配者在契约中扭曲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决策者, 那么, 作为弱者的一方在谈判的过程中将会取得更加主动和积极的优势。①虽然在经济学的逻辑上, B、E和W三点都处于契约曲线上, 但立宪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本身就使得社会契约从W到B的移动是一个线性历史观意义上的进步, 也就构成了梅因所说的"文明社会的运动", 虽然也是从契约到契约的运动。
① 这个判断与托马斯-谢林(2006, 第33页)在分析谈判博弈时的观点类似, 将一定意义上的弱势转化为另一个意义上的优势。
四、结论本文的目的旨在以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财政行为中公共支出结构与社会契约的相互关系。首先, 构建了一个"原初契约"的标准模式, 也就是契约的法定原则、收支对应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 其中激励相容原则又表现为决策者和被支配者的对公共支出的预期一致性。这个"原初契约"仅仅作为"霍布斯契约"和"洛克契约"共有的一般形式。其中笔者运用了激励相容原则的预期一致性的实现形式来区分"霍布斯契约"和"洛克契约", 前者的预期一致性是通过权威的方式来实现, 而后者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实现。其次,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运用经典的效用理论和埃奇沃思交换作为工具进一步分析了公共支出结构导致社会契约转变的具体路径。
社会契约在构建之初便给公共支出设置了相应的规定, 但同时参与者在公共支出的互动过程中对社会契约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进而导致了社会契约自身形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本文中表现为从"霍布斯契约"到"洛克契约"的改变。这种改变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契约参与者在社会契约中所感受到的不断积累的扭曲, 进而丰富了其立宪理论, 由此导致了立宪偏好的发生了改进。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就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 那么, 理解一个不完美的制度形式就是实现一个相对完美制度形式的希望之所在。"无知者是不自由的, 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可以说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给黑格尔(2013, 第125页)中这句话做一个社会契约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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