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诸如“三聚氰胺”、“瘦肉精”和“镉大米”等事件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为此，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文件，如2015年修订并通过了被媒体解读为“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法，并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将食品安全提升为国家战略，上述文件均强调从生产环节及生产源头控制食品的质量安全。质量管理理论认为检测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决定产品质量的是生产环节，食品生产亦是如此。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也强调“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靠监管、检测出来的，因此，从生产源头解决安全隐患才是破题的根本”(新华网，2012)。农产品是食品生产的主要源材料，而农户是农产品生产的主要源头之一，事实上诸如“毒豇豆”、“毒韭菜”、“瘦肉精”等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也是农户，因此将研究的焦点聚于农户与农户的农产品生产行为对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农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如质量安全意识，重金属和农药残留认识，道德责任感等，客观因素如农户特征、行为能力、外部环境等。目前，能将上述主客观因素有机结合并有效解释个体行为的标准化工具之一是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91)，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范式为行为主体的主观认知影响行为意图，行为意图进一步决定个体行为，其中主观认知包括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解释个体行为的有效性，本研究拟借鉴其基本范式来解释农户的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

本研究将引入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等三个变量，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范式构建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一般机理，但与计划行为理论基本范式又有所区别。计划行为理论中知觉行为控制虽为主观因素，但其目的是衡量客观条件，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可以作为客观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Zhuang et al., 2014)，客观因素纳入模型时，作用为限定变量间关系的边界，理应作为调节变量，但计划行为理论基本范式将衡量客观因素的感知行为控制作为了影响行为意图和行为的直接因素，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本研究在上述三个变量的基础上又引入了外部环境认知与行为能力两个衡量客观条件的变量，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

二、 文献回顾

从“源头”抓起来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已形成了共识(赵建欣、张忠根，2007)，作为食品材料“源头”的农产品和作为农产品生产“源头”的农户及其生产行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吴林海等，2011)。研究表明，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农户认知、农户特征(农户行为能力)和环境因素，其中，认知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其复杂性、难度量性、有限性等特点决定了关于农户认知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文献具有多产性与多彩性。

杨天和(2006)认为对农产品安全的认知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关键因素，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越高，农户的生产行为意愿就越倾向安全。傅新红、宋汶庭(2010)认为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与农户特征、农户对农药残留和农药使用的认知、农药信息获取渠道及过去的用药行为等多种因素相关。江激宇等(2012)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基于农户的蔬菜质量安全生产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发现农户的认知态度、安全生产行为的预期目标收益、认知和自我控制等心理行为因素是农户蔬菜质量安全行为选择的内在动力因素。王海涛、王凯(2012)对养猪户安全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安全生产认知在产业链组织治理、政府规制治理对养猪户安全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李世杰等(2013)的研究表明，农户行为认知是影响其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的主要因素。Hou等(2016)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影响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个体特征、知觉行为控制、态度和主观规范都对农户农药残留认知具有显著影响。

包含上述文献在内的诸多研究从农户认知的角度对农户农产品生产行为进行了研究，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第一，现有文献基本上仅将农户认知、农户行为能力与外部环境等因素作为农户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即关注上述因素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经验关系，缺乏从这些因素出发分析农户生产行为的一般机理，这可能导致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随意界定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易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外因而非内因，将其纳入模型时易作为调节变量，而非自变量；二是对理论知识缺乏贡献，农户认知对其生产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计划行为理论的认识和提供基于农户情景的经验证据，但忽视作用机理、仅关注经验关系的研究难以积累知识和推动理论的发展；三是对实践而言，作用机理不明的研究提供了信度和效度不知的相关关系，用于指导实践的风险较大。第二，以认知为视角研究农户生产行为的文献较多，但以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为视角研究农户生产行为的文献较少。针对以上两点，本文将作出有益的探索和解释。

三、 研究假说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两个认知因素影响人的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是决定个体实际行为的直接因素，但该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即认为人的意愿和行为完全由人的主观认知所决定，忽略了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Ajzen(1985)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知觉行为控制变量，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知觉行为控制虽为主观因素，但其目的是衡量客观条件，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可以作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Zhuang et al., 2014)。计划行为理论的特色在于肯定了个体能力与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基于该理论，本研究提出农户生产行为的一般机理，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影响其安全生产意愿，农户安全生产意愿影响其生产行为，农户安全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受到农户特征(行为能力)和外部环境的调节。

1.农户认知与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行为人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其选择偏好和意愿(Ariely，2008)，“心理认知--行为意愿”也是心理学分析的常用范式。孙世民等(2012)运用Logit模型确定了养猪场(户)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兽药使用认知、残留危害认知是正向显著影响养猪场(户)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中层间接因素。张复宏、胡继连(2013) 通过对农户种植无公害优质苹果行为实施意愿的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朱阵国(2014)认为农户对安全农产品认知越清楚，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意愿就越强烈。基于此，提出假说H1:农户对安全农产品生产的认知程度正向影响其安全生产意愿。本文在借鉴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杨万江(2006)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界定的基础上，将农户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界定为四个维度，一是对安全农产品本身的认知，二是对安全农产品生产风险的认知，三是对安全农产品生产标准的认知，四是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过程投入品的认知。

2.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通常情况下，一定的意愿会产生相应的行为(Ariely，2008)。大量实证文献亦表明，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甚至有些学者在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时，将意愿与行为等同视之或不加以区分(周洁红，2005；王建华等，2015；王建华等，2016)。基于此，提出假说H2：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正向影响其生产行为的安全程度。本文用“你愿意生产安全农产品吗？”来调查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本文将农户农产品生产行为分为产前准备阶段行为、产中种植阶段行为和产后采摘储存运输阶段行为，将每一阶段中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提炼出来形成问卷来测量农户行为的安全程度，而非仅仅从农户农药、化肥的使用情况来度量其行为的安全程度。

3.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与生产行为。农户认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已得到多位学者的证实(杨天和，2006；江激宇等，2012；王海涛、王凯，2012)，在文献回顾部分已做阐述，此处不再赘述。结合假说H1和H2，提出假说H3：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在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与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4.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外部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本文指人文环境。Willock et al.(1999)认为农户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状态一定时，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农户行为的变化，因此在研究农户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农户认知等心理学因素，还应当把诸如环境等更广范围内的影响因素纳入考虑之列。同时，周洁红(2006)、李响等(2007)也认为生产者所面临的环境是其是否愿意进行安全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此，提出假说H4：农户外部环境认知对农户安全生产认知与安全生产意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从三个维度界定农户的外部环境认知，一是对当地农产品种植氛围的认知，即对当地农户在种植相关农产品时化肥、农药等使用情况等的认知，二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三是对相关惠农政策的认知。

5.农户行为能力的调节作用。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其知识、能力以及执行目标行为的技能和经验有关，影响他们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的过程(赵建欣、张忠根，2007)。农户生产出非安全农产品不外乎两个原因--“无能”，无意之过；“无德”，有意为之。经验证据表明，一些农户生产出非安全农产品正是其“无能”前提下的“无德”行为。例如在此次调研中，一些农户愿意生产安全农产品，但迫于家庭的人口压力，在生产农产品时依然会过量使用化肥，以保证产量，因此在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一定时，其生产行为会受到其行为能力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H5：农户行为能力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从受教育程度、年度受培训次数、农产品种植年限、收入结构收入^①和人口压力^②等五个方面衡量农户行为能力。

① 结构是指农户销售食用菌所获得的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

② 人口压力是指家庭非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基于以上研究假说，提出如图 1所示的基于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视角的农户生产行为机理。

四、 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机理的实证检验 (一) 方法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用来构建、检验、修正观测变量和潜变量及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多重变量统计分析方法。本文欲选取SEM作为研究方法主要考虑到SEM是处理构念模型的最佳方法之一，且其模组化分析特点使研究者能从整体上构建、检验与修正模型(邱皓政、林碧芳，2012)。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食用菌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我国是食用菌生产和出口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2013年总产量达3169.68万吨，出口量为51.2万吨，出口创汇26.91亿美元(饶璐珊、叶银鹏，2015)，但食用菌也是我国遭遇绿色贸易壁垒最严重的经济作物之一(中国食用菌商务网，2014)；第二，食用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食用菌种植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次调研数据显示，食用菌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50%以上的农户比例高达72%，正是因为食用菌的高经济价值，一些农户才会在利益驱动下，违反安全生产规范，使食用菌成为安全隐患多发的作物之一；第三，食用菌与一般绿色经济作物不同，不能使用田间耕作技术，而应使用无菌操作技术在专门设施中进行生产，这一特点决定了在食用菌生产的整个流程中需要更多的人工参与，因此有利于本文基于生产流程的主要环节来界定农户生产行为的安全性，而不是仅用是否正确使用农药、化肥来衡量农户生产行为是否安全。

(三) 量表设计

1.量表设计。根据研究假设与研究目标，本研究量表设计如表 1所示。

2.量表说明。本研究最初考虑构建二阶因子分析模型，如此待估参数较多^①，所需样本容量较大，用过少的样本拟合二阶因子模型可能会导致模型无法识别或模型拟合不稳定，受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最终选择构建一阶因子模型，如此将面临如何将初阶因子“显性化“的问题，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2003)的建议，用初阶潜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高阶潜变量的观察变量来构建一阶因子模型，以农户对安全食用菌本身认知(D1) 为例，首先对其三个题项的调查数据做因子分析，选取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等于80%的前若干因子，计算每个样本上述因子的综合得分，然后将样本综合得分平均分为5个区间，分别赋予数值“1-5”，以使数据结构满足结构方程模型的需求，最后将新数值作为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认知(G1) 的观测变量纳入一阶因子模型中。

① 吴明隆(2010) 认为样本数最好为待估参数的5至10倍。

(四)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1. 数据收集

湖北省是食用菌生产大省，生产规模多年来位居全国前列，出口创汇位居全国首位，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湖北省拥有四大食用菌优势产业带，分别为大洪山产业带、鄂西产业带、江汉平原产业带和大中城市周边产业带(湖北省农业厅蔬菜办公室，2014)。为使样本具有代表性，拟分别在以上四个产业带选择调查地点，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成本问题，拟选取的调查地点应该交通便利，距离省会武汉不远。综合以上考虑，本文最终选取广水市的吴店镇、钟祥市的张集镇(大洪山产业带)、枣阳市的刘升镇(鄂西产业带)、安陆市的孛畈镇(江汉平原产业带)、新洲区的凤凰镇(大中城市周边产业带)为调查地点，样本村为该镇食用菌种植大村，样本农户则在该村中随机选取，调查采取调查员一对一入户访谈与发放问卷的方式。本课题组于2015年暑期在广水市吴店镇和钟祥市张集镇分别发放问卷150份和100份，剩余3个调查地点分别发放问卷60份，分别回收147份、93份、43份、56份和48份，回收率为90%，剔除明显错误、明显雷同和缺失重要数据的问卷5份，剩余有效问卷382份，有效率为88.8%。

2. 样本描述

(1) 农户行为能力特征。根据统计结果(见表 2)，样本农户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湖北省从事食用菌种植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约占66.2。第二，农民接受食用菌种植培训的次数较少，年均接受培训0次的农民约占43.5%，3次以上的农民仅占约6.5%。第三，普遍来讲，当地农民种植食用菌的年限较长，种植年限在5年以上的农民约占65.3%。第四，以生产食用菌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较多，约72%的农户生产食用菌所获得的年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50%以上。第四，农户生存压力较大，人口压力在50%以上的农户约占21.5%。

(2) 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意愿。从调查结果看，农户生产安全食用菌的意愿相当高，十分愿意、基本愿意和持中立态度的农民分别约占45.5%、33.8%和16.2%，基本不愿意与完全不愿意的农民仅约占4.5%。

(3) 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认知。认为清楚知道安全食用菌的物理性状的农民约占78.5%，清楚知道安全食用菌涵义的农民约占8.4%，能够清楚分辨出安全食用菌产品标志的农民约占8.1%；认为安全食用菌生产在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三个方面远高于普通食用菌生产的农民分别约占83.2%、39.0%、11.8%；清楚知道安全食用菌认证标准和生产标准体系分类的农民分别约占6.5%、16.2%；清楚知道所使用的灭菌剂、化肥、消毒剂和原辅料的特性和用法的农民约占17.8%。

(4) 农户食用菌生产行为。在产前准备阶段，菌鹏搭建十分和基本符合安全标准的农民分别约占21.5%、34.0%，原辅料的安全性十分和基本符合安全标准的农民分别约占16.0%、26.2%；在产中种植阶段，灭菌剂、化肥、消毒剂使用行为和控温控湿行为十分符合安全标准的农民分别约占15.7%、13.4%、22.8%、51.3%；在产后采摘存储阶段，采摘行为十分和基本符合安全标准的农民约占25.1%、43.2%，储存行为十分和基本符合标安全标准的农户约占38.0%、42.4%，运输行为十分和基本符合安全标准的农民约占16.8%、25.4%。

(5) 农户外部环境认知。认为自己十分了解《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农民分别约占5.0%、8.1%、17.8%；认为获得政府或相关部门贴息贷款或种植补贴有点难和十分难的农民分别约占54.2%、23.8%，认为获得政府或相关部门技术培训有点难和十分难的农民约占31.4%、12.8%，认为获得政府或相关部门贴息贷款或种植补贴帮助较大和很大的农民分别约占60.5%、22.5%，认为获得政府或相关部门技术培训帮助较大和很大的农民分别约占17.0%、9.2%；认为周围的人在种植食用菌时基本和总是会使用灭菌剂的农民分别约占55.8%、22.3%，基本和总是会使用化肥的农民分别约占67.0%、23.2%，认为周围的人使用的灭菌剂对人体损害较大和很大的农民分别约占9.7%、5.2%，使用的化肥对人体损害较大和很大的农民分别约占7.6%、3.1%。

(五)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信度，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量、|t|值、p值、S.E.值和平均变异抽取量(AVE)来检验效度(Bogozzi and Yi, 1988；Diamantopoulos and Siguaw, 2000)。从检验结果看(表 3)，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6-0.89之间，满足参考区间，具有良好的信度。潜变量在各自显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量的绝对值在0.52-0.92之间，|t|在7.71-23.12之间，p值接近0.00，标准误在0.07-0.17之间，平均变异抽取量在0.50-0.80之间，均满足参考区间，说明数据具有较好的效度，满足作进一步分析的条件。

(六)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1. 初步模型构建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吴艳(2010)和吴艳等(2009)提出的中心化配对乘积方法构建纳入调节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以调节变量农户外部环境认知为例，首先将因子G1的4个显变量D1-D4的因子载荷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序，然后选取因子载荷较大的3个显变量分别与G3的3个显变量D8-D10相乘，相乘遵守“大配大，小配小”的原则，得到变量D2D9，D3D8，D4D10，分别中心化后得到变量D2D9-E(D2D9)，D3D8-E(D3D8)，D4D10-E(D4D10)，最后将上述变量作为G1G3-E(G1G3) 的观察变量纳入模型中。调节变量农户行为能力纳入模型的方法相同。其它变量按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规范纳入模型。

2. 初步模型拟合、违犯估计检验与适配度检验

按照操作要求，在对模型进行整体适配度估计之前，应首先检验模型是否违犯估计，检验项为被检验模型所输出的标准化系数、测量误差变异数、协方差间标准化估计值的相关系数与协方差矩阵的正定特性，当这些被检测项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模型才有进一步讨论的意义。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标准化系数的绝对值没有超过1，测量误差变异数不为负，协方差间标准化估计值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协方差矩阵为正定矩阵，模型没有违犯估计，可以做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见表 4)。从检验结果可知，x²/df超过临界值2，GFI、AGFI、RMR和NFI不满足参考区间，在模型不违犯估计的前提下可依据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

3. 模型修正、违犯估计与适配度检验

根据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按修正指数从大到小依次增加安全食用菌本身认知与安全食用菌生产标准认知、收入结构与人口压力之间的残差相关系数。修正后经检验，模型没有违反估计，模型的各项指标得到改善(见表 4)，修正模型比初步模型拟合更优，修正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5和图 2。

4. 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从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认知正向影响其安全生产意愿，路径系数为0.29，H1得到验证；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意愿正向影响其生产行为，路径系数为0.17，H2得到验证；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认知正向影响其生产行为，路径系数为0.37，结合H1和H2，说明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意愿在其安全生产认知与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3得到验证；农户外部环境认知与农户安全生产认知之间的中心化配对乘积项G1G3-E(G1G3) 正向影响其安全生产意愿，说明农户外部环境认知对其安全生产认知与安全生产意愿的关系起调节作用，H4得到验证；农户行为能力与其安全生产意愿之间的中心化配对乘积项G4G5-E(G4G5) 正向影响其生产行为，说明农户行为能力对其安全生产意愿与生产行的关系起调节作用，H5得到验证。

五、 讨论与启示

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已在各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其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的能力亦得到充分验证，相对于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引入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Ajzen，1985)，用来测量个体对客观条件的认知而形成的对行为控制程度的感知，这些客观因素包括个人能力、机会、资源等，计划行为理论相对于理性行为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肯定了客观条件的不可控制性对个体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但该理论存在以下两个瑕疵：第一，知觉行为控制虽是主观认知因素，但实质上其测量的是客观环境的不可控制性，从逻辑上讲，客观环境属于外因变量，在影响个体行为时起调节作用，而非影响个体行为的直接前因变量；第二，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通常情况下，一定的意愿会产生相应的行为(Ariely，2008)，此观点也得到了大量文献的验证，但经验证据表明，意愿与行为通常会发生偏差(Asadollahpour et al., 2016；Niles et al., 2016)，而计划行为理论并没有厘清意愿与行为的关系。本研究提出的农户生产行为一般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计划行为理论的上述不足，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与预测具有一般性的启示意义。根据调研数据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1.对农户安全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的讨论。从修正模型估计结果看，农户对安全农产品生产的认知是影响其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一方面直接影响生产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意愿间接影响生产行为。但调查发现农户对安全食用菌生产的认知基本源于实践，这种情况有利有弊，一方面源于实践的认知相对于源于书本的认知更通俗易懂，更易被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农民所接受，另一方面从实践中获得的错误认知可能误导实践，如一些农户根据实践经验对食用菌施用化肥，但与村民的访谈中发现，根据实践经验施肥的农户中有相当比例的农户有过量施肥现象，又如一些农户过分夸大种植安全食用菌的潜在风险而不敢尝试。对此，当地政府、合作社应该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在传授种植技能的同时，加强理论知识的教育，引导农民深入理解安全农产品的内涵、正确认识种植安全农产品的潜在风险，矫正认知上的偏差，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尝试种植安全标准更高的农产品。

2.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的讨论。从修正模型估计结果看，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在安全生产认知与生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农户安全生产认知直接影响生产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安全生产意愿间接影响生产行为，直接效应为0.37，间接效应约为0.05(0.29×0.17)。同时，农户外部环境认知通过其安全生产意愿间接影响生产行为，间接效应约为0.03(0.17×0.17)。由此可见意愿对认知与行为的中介效应十分低，仅为0.08(0.05+0.03)，这可能是很多学者直接研究认知与行为的关系而没有考虑意愿中介效应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即使农户有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意愿，但因能力不足，也不一定会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即农户意愿与行为会出现偏差，但以往的研究对农户的意愿与行为偏差关注甚少，更没有将意愿与行为区分开(周洁红，2005；王建华等，2015；王建华等，2016)。

3.对农户外部环境认知的讨论。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安全生产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从修正模型估计结果看，一方面农户外部环境认知对其安全生产认知与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农户外部环境认知直接影响其安全生产意愿，并通过安全生产意愿影响生产行为。调查发现农户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知识十分薄弱，并且很多农户认为周围人频繁使用灭菌剂、化肥并没有多大危害，上述现状和认知可能会误导农民的生产行为。同时，相当数量的农户认为获得贷款、补贴和有实际帮助的培训难度较大，这种情况往往降低了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因此，政府和合作社应加强普法教育，使农民懂法守法，同时加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挂钩，避免培训流于形式，矫正其对农药、化肥等的认知偏差，营造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的氛围。此外，政府应加大补贴和贷款优惠力度，使优惠政策切实落到实处，提高农户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意愿。

4.对农户行为能力的讨论。行为能力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从修正模型看，农户行为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还正向调节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的关系，即行为能力是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顺利转化为安全生产行为的重要变量。模型虽显示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的安全性正相关，但实际情况是农户生产行为符合安全标准的比例远没有农户安全食用菌生产意愿的比例高，一种可能是绝大多数农户认为自己生产的食用菌一直是安全的，不存在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受农民行为能力所限，安全生产意愿并不能顺利转化为符合安全标准的生产行为。在农户行为能力的观测变量中，容易得到改善的变量是农户的年度受培训次数和人口压力，政府和合作社可以通过增加培训的次数与实用性在短期内提升农户的行为能力，同时，适当加大对人口压力较大农户的贷款和补贴力度，缓解生存压力，促使安全生产意愿顺利转化为安全生产行为。

5.对农户生产行为的讨论。本文借助《食用菌生产分步图解技术》将食用菌生产行为划分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农户食用菌生产行为的三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0，0.92，0.87，这说明三个阶段行为在衡量农户食用菌生产行为安全性时重要性基本相当，因此本文认为农户农产品生产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阶段行为组成，传统上用农药、化肥的使用行为衡量农户生产行为安全程度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农户的生产投入并非仅限于农药、化肥，其它投入行为，以食用菌生产为例，控制菌房温度、湿度的投入对食用菌的质量安全也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质量管理理论认为决定产品质量的是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而非仅限于投入环节，因此有必要将农户的生产投入具体化，并且基于生产流程的主要环节来界定农户生产行为的安全性。

6.对若干观测变量的讨论。(1) 农户对安全食用菌生产风险的认知。一般而言，农民是风险规避者(Dillon and Scandizzo, 1978；Ellis，1993)，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来源的单一性迫使其谨慎地对待风险，他们不愿意因种植安全食用菌付出更多成本和降低产量，同时，分散农户因缺乏品牌效益，种植安全食用菌的额外成本可能无法通过更高的市场价格得到弥补，因此农户对安全食用菌生产风险的认知与其安全食用菌生产意愿负相关，载荷系数为负；(2) 农户对当地食用菌种植氛围的认知。一般而言，由于农户文化程度较低，吸收、辨别、处理信息的能力较差，在面临多元化的行为选择时，其理性思考能力和行为选择策略通常会蜕变为模仿或从众行为(柯水发，2007)，因此，当农户认为周围农户使用化肥、灭菌剂的频率较高，且危害性较小时，农户生产安全食用菌的意愿就较小，载荷系数为正；(3) 人口压力。人口压力是指家庭非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压力越大，农户生存压力越大，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农户可能会过量使用灭菌剂、化肥，不购买合规的烘干、灭菌设备等，从而降低了生产行为的安全性，载荷系数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