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金融参与深刻影响着居民福祉。然而，平等的金融机会对贫困农户来说却可能是一种奢望。金融普惠因而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马九杰等，2010)。考虑到农村社区信任特征的复杂性、农村金融和农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农业固有的弱质性和高风险以及农户低收入等客观或主观原因，大量的农户仍然为正规金融机构所排斥 (Leyshon and Thrift, 1995)。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家庭的金融资产平均为73931万元；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平均为110951元，约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的5^①。中国城乡居民金融资产存量差距巨大，反映出农户遭遇金融排斥的客观事实。在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普惠的实现任重道远。

① 倍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2014)》，2015年2月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联合发布，该调查的样本增加至28000户，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

基于金融排斥与信贷配给问题的普遍性、严峻性及其对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巨大制约，自从金融普惠于2006年被正式引入我国之后，它很快便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以健全金融组织为核心，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地区金融普惠的政策支持力度。自2006年农村金融新政以来，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蓬勃发展起来。就金融组织结构而言，农村金融改革出现了难得的卡尔多式改进 (Kaldor-Hicks Principle) ^②。不过，大量研究也表明了农村金融普惠的艰巨性：且不论合作金融等传统的农村金融组织，即使是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被国家政策赋予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之使命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出于对盈利能力、运营成本等因素的考虑 (胡金焱等，2015)，加之受客户风险鉴别能力的影响 (王修华等，2015)，它们将客户群体更多地是瞄准于富裕农民或小企业主，“使命漂移”^③便出现了。一些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一些特殊群体尤其是低收入贫困农户，其贷款等基本金融服务的满足，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② 在社会福利上，如果一种安排使一方所得受益足以补偿另一方的损失，这种安排则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其判定标准比帕累托标准宽泛。

③ “使命漂移”较早由Woller等于1999年提出，认为微型金融机构 (MFIs) 设立的初衷是服务于穷人，当其在经营过程中，为追求利益和效率，转向服务相对富裕的客户，而不再为穷人服务的时候，即发生了“使命漂移”。

可能因为“锚定效应”^④致使“使命漂移”问题长期存在，使得穷人永远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蔡亚庆等，2016)，他们也越来越难以克服金融市场的门槛效应，僵化甚至是恶化农村地区信贷市场的层级差距，从而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严重后果 (米运生等，2012)。金融普惠将可能变成一梦华胥，而社会不公也将可能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疾。此时，政府的有效介入是必须的，因为弥补市场失灵和促进社会公平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事实上，在信贷优惠 (信贷补贴) 和纯市场模式相继失灵之后，农村金融政策已经开始朝着两个方向进行优化：早期方向是如何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巧妙结合；最近方向是科学选择“有形之手”的作用方式与范围。在中国，随着制度建构任务的逐渐完成，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或购买公共服务，提高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从而使其得以跨越门槛而进入正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农村金融改革未来路径的基本方向。

④“锚定效应”是由Tversky和Kahneman于1974年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指估计值在很大程度上受初始值的影响而倾向于初始值—高的初始值其估计值，而低的初始值其估计值偏低。将该效应应用于经济学中，富裕农户比贫困农户更容易获得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即有更多机会通过资源配置获得更高的收入，致使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现象。

金融市场失灵以及金融普惠的重点和难点，均在于农村中的欠发达地区和农户中的低收入者。那些遭受金融排斥“不公平待遇”的群体多为低收入的贫困农户，尤其是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农户 (周孟亮等，2012)。如何通过金融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使贫困农户能够跨越收入与财富门槛，进入金融市场，进而解决金融排斥、促进金融普惠，成为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和重要使命 (刘艳华、郑平，2006；吴国华，2013；赵洪丹、朱显平，2015)。基于“门槛效应”作为理论基础，本文全面分析金融公共服务帮助贫困农户跨越收入门槛效用的理论机制，分析金融公共服务纠正“使命漂移”、缓解金融排斥、破除锚定效应的理论原理，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进而通过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户问卷数据，提供经验证据。

二、 文献综述 (一) 门槛效应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金融排斥

关于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问题，学者在早期较多关注金融企业的社会伦理、既得利益、政治与政策因素或重城轻乡的经济发展战略等非经济因素 (亚当·斯密，2004)。随着问题认识的深化，部分学者开始转入微观层面的视角进行研究。“门槛效应”理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识，相关的机理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

(1) 固定资产的门槛效应。也许是基于沉没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理论启发，学者较早关注固定成本的门槛效应。Hicks (1969)创造性地提出，创立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对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营战略，正规金融机构往往便不会进入那些要大量固定成本、不易于产生规模经济的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等“危险”地区 (张国俊等，2015)。进而，Greenwood et al.(1990)认为，组建金融中介体系所需要的高固定成本，作为门槛而将贫困农户挡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

(2) 交易费用的门槛效应。交易费用理论的兴起，使“制度分析”在金融理论演绎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交易费用理论也相应被用于解释金融排斥现象。在我国农村，客户信息搜集的不经济、筹资成本较高、金融机构相对高企的管理费用和交易手续费等，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较高的外生性交易费用^①(杨小凯，1999)。另一方面，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完全、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较弱的风险补偿能力等因素，造成了农村金融机构较高的内生性交易费用。高企的交易费用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降低了经营收益，使其不愿意进入农村市场，甚至在进入后又选择退出或缩小业务规模 (何晓夏等，2014)。

① 在杨小凯看来，交易费用可分为内生性和外生性两种类型。外生性交易费用指的是交易过程本身客观实际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费用，而内生性费用指的是由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造成的费用。

(3) 信息成本的门槛效应。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充分，构成了农户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门槛。一方面是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息问题。农户缺乏为正规机构所认可的不动产等抵押品，加上散点化的市场结构，增加了信息成本，同时制约着农村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农村地区不完善的征信体系，使正规金融机构使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也间接影响着信贷契约的实施 (林毅夫等，2005)。那些具有人际信任等软信息但缺乏信用评级等硬信息的农户，也容易被正规机构所排斥 (Fuentes，1996)。另一方面是农户所面临的信息问题。长期的信贷补贴模式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商业银行对农户产生了不以为然甚至是戏谑性的态度，而贫困农户在长期的歧视性环境中也产生了自我排斥。王修华指出由于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获取难度大及农户自身知识水平有限造成信息不充分，农户不太相信金融机构，也不太愿意与其工作人员打交道。“自我排斥”的结果便是农户主动将自己排除在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之外 (王修华，2009)。

(4) 市场结构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Hoff and Stiglitz, 1998)，原因主要是如下两个。其一，低密度、小规模的市场需求只需要较少数量乃至于唯一的金融机构。另一因素与治理机制相关。在依靠关系性专用资产的农村地区，每个中介都可以说是一个小生境。每个小生境都是为满足顾客的某些特殊需求而产生的。在与顾客经年累月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它们积累了各个客户的大量私人信息，从而使得它们能够根据客户的人格特征而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Bose，1998)。由于局外者 (比如商业银行) 缺乏农户的私人信息, 而村庄放贷人却能建立并保持一种内部联系紧密但相互隔离的契约关系，并可以对农户施加相对较大程度的约束。市场分割对管理风险、降低成本确实有一定作用 (Bell，1990)，但它却阻碍了银行进入农村市场。

(5) 门槛效应的综合结果与经验证据。在段军山、张立军 (2007)看来，门槛效应是指穷人和富人由于自身资本积累的水平不同而享受不同程度的金融服务。尽管门槛效应存在于多个方面，但它却集中表现为收入或财富对农户金融参与的瓶颈制约。正如Greenwood et al.(1990)理论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财富门槛使得低收入者被排斥在金融中介之外，而高收入者则可有效配置其储蓄以获得较高的收益。Devlin (2009)对英国15 000个家庭的调查发现，家庭收入对金融排斥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张中锦 (2011)对中国的实证分析亦发现：收入门槛效应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投资收益因不同的财富初始值而异，低于这一门槛的贫困群体难以分享金融发展的利益。

(二) 金融公共服务与金融普惠：机会公平与市场失灵的双重视角

Beck et al.(2009)对巴西、印度以及南非等国进行的广泛调查表明，金融公共服务，在宏观上有利于金融普惠的发展。Nino-Zarazua et al.(1997)针对墨西哥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增加农户的认知资源 (包括金融知识、金融态度和金融价值观等)，帮助农户进入金融市场。中国亦有一些学者意识到金融公共服务对降低门槛效应、减少金融排斥方面的重要意义。王修华 (2009)提出，要通过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以消除负外部性；加强对农户的金融教育，强化其金融意识以消除其“自我排斥”。周泽炯、王磊 (2014)则提出，为缓解普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政府应降低农村金融信贷门槛，增强农村金融机构的自生能力，以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效率。

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分析了门槛效应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基于农村金融组织日趋健全的现实，认识到了金融公共服务在帮助农户克服门槛效应、促进金融普惠方面的更大作用。不过，现有研究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理论研究方面，没有针对门槛效应的各维度，为政府通过金融公共服务、帮助农户跨越门槛而进入金融市场的问题，提供充分而合理的依据；没有区分公共服务的不同类型，分析哪些性质的公共服务才能更好或自动地为低收入的贫困农户所获得。实证分析方面，从整体上分析了收入与财富的门槛效应对金融排斥的影响，但并未细分门槛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对象方面，主要关注通常意义上的农村地区和农户，忽略了更具典型性、说服力和政策适应性更强的老少边穷地区。基于此，本文从门槛效应的各维度出发，理论分析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公共服务来帮助贫困农户克服门槛效应而进入正规金融市场；以老少边穷的典型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农户问卷数据，细分门槛效应的微观成因和公共服务的具体形式，对理论假说提供经验证据。

三、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说 (一) 理论依据

所有权的合法性隐含着社会公平^①(卢梭，2003)。基于金融在现代经济和个人福祉中的极端重要性，信贷权 (金融服务权) 也应是一种基本的经济权利，它也理应为所有人所共享。穷人的银行家，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这位因金融扶贫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将信贷权视为穷人的一项基本人权：“贷款不仅是商业交易行为，而且应如同普通食物那样是一种天赋权利”(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尤努斯特别主张，要通过权利赋予，使包括农民在内的穷人都能够获得根据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基本信贷资源，从而使他们可以获得应有生活品质并参与到经济发展之中。

①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须具备下列的条件：……人民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须的数量。”显然，卢梭对 (土地) 所有权的理解，内涵着社会公平的意义。

信贷权之所以对贫困农民来说如此的重要，主要是缘于自然或社会的原因而使得他们成为金融排斥的主要受害者。金融抑制或金融管制政策往往倾向于保护那些政治、经济上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与集团，农民则在政治上往往被忽视了。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果，也往往不利于低收入的贫困农民。可以说，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或罗尔斯式的“最不利者 (Least Advantaged)” (约翰·罗尔斯，2002)，低收入的农民在金融领域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一种常见现象。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充分与信息不对称、高企的交易成本、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民间金融中介在小微市场上的主导势力等，都从不同层面强化了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服务贫困农户的现实制约。既然“机会公平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政府必须消除超经济强制因素，使得农村地区的贫困农民能够获得基本的金融机会。相应，强化弱者的行为能力，通过差别原则使之得到基础性金融服务，便应该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责。考虑到农村金融市场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垄断、外部性等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及其对贫困农户带来的金融排斥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政府通过金融公共服务来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便显得尤其的重要。

(二) 理论假说

大部分产品，具有搜寻品的性质。可是，金融产品却更具有经验品的特征。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才得以了解金融产品的诸多关键信息。因而，金融信息是一种极其重要而稀缺的经济资源。遗憾的是，信息不对称却又是一种常见的市场失灵。信息困扰问题，不仅是对金融机构而言的，还同样存在于认知资源不足的农户身上。长期的信贷补贴政策使得商业银行将农户看成是慈善对象，而非是合格的客户。一方面表现在正规机构对贫困农户的戏谑甚至是傲慢态度。另一方面体现于贫困农户因较低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双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农户不能、不愿意也不敢与商业银行打交道，使他们对银行及其管理者望而生畏。这样一来，即便是面对已经改善了的金融环境，即便政府出台了种种金融惠农政策，贫困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申请程序等基本信息却了解甚少。同时，长期的社会排斥，使得作为弱者的农户，非常敏感和脆弱，并形成一种过分的自我保护心理。他们对政府的金融支农政策，也往往怀着高度的不信任和深深的质疑，甚至是敌对态度 (周青年，2012)。通过公共服务 (或政府购买服务)，借助赶圩、村级会议、电话宣传、手机短信、宣传栏以及新闻媒体等渠道，政府可以帮助农户克服信息障碍、缓解自我排斥，进而吸引他们主动参与金融市场，这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普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假说1。

H1:信息公共服务能缓解“农户 (借)→银行 (贷)”层面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欠发达地区群体的政策认知，缓解其认知资源的不足问题，有利于将其纳入金融体系，促进贫困农户的金融参与。

考虑农村的空间分散性、农户信息的人格化特征、农业劳动的经验性等特征，农村地区因信息问题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也抑制了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市场拓展。问题的解决，需要两个方面思路。从长期看，自然是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从短期看，有必要充分发挥好乡村中介的天然优势。与正规机构比较，乡村中介有业缘、地缘和亲缘等优势，较为充分地掌握了客户的经济信息，亦能通过有意或无意的串门和闲聊等方式，灵活地以低成本获取并有效区分影响产出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努力等信息 (米运生等，2013)。这些信息涉及客户声誉和人际信任等方面 (Udry，1990)。尽管商业银行难以接受声誉机制，但在陌生人社会里，其能够发挥信息筛选的作用。其原因是，即使是贫困农户，他们通常也具备高度的人际信任 (谌孙武等，2015)。在政策方面，政府可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中介合作。这在降低正规机构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借助乡村中介所掌握的客户信息，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这也有利于缓解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信用风险等问题，从而促进该区域的金融普惠。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假说2。

H2：通过公共服务发挥乡村中介的信息优势，帮助银行选择农户并对其进行信用评级、监督贷款资金使用状况，从而在“银行 (贷)→农户 (借)”层面上，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有利于解决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进而帮助贫困农户跨越信息门槛而获得正规部门的金融服务。

地理空间的聚集是金融中介的基本特征，规模经济也是金融中介最基本的比较优势。客观上，那些不能带来规模经济的稀薄 (thin) 或狭小 (mini) 市场，比如农村信贷市场，便自然难以进入金融中介的视野之内。不完全竞争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典型特征；而固定资产的沉没成本，也构成了新进入者的资源约束 (Hoff and Stiglitz, 1990)。小生境和稀薄市场的叠加效果，使得对规模经济有着严格要求的正规机构，难以或不愿意进入农村地区。既然边际租金决定了其存款吸收，那么金融机构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新增存款能否增加其收益率。在这样一个缺乏规模效率的特殊市场上，金融机构首先考虑的便是其最低收益。在竞争性银行环境下，当市场竞争均衡时，存款的边际效益为零，银行没有意愿选择进入 (赫尔曼等，1998)。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降低正规机构进入农村的门槛，从而维护公平竞争、建立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帮助贫困农户获得均等的机会，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责。具体来说，在欠发达地区，通过资金投入，政府以公共支付等方式购置ATM机、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或金融机构利用公共资源性质的固定资产 (如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办公场所)，以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使得其边际贷款利率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获得最低要求的固定收益，进而吸引其在欠发达地区提高金融服务，以此促进贫困农户的金融普惠。于是，本文得到假说3。

H3：通过政府投资固定资产或充分利用公共资源的不动产，减少正规金融机构拓展农村市场的固定成本，进而减少其平均成本、提高边际收益，这有利于贫困农户获得正规机构的金融服务。

在市场进入阶段，固定成本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运营阶段，交易成本对于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来说是重要的。在农村信贷市场，两个维度的交易成本，构成了农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首先是外生交易成本。分散地理空间所导致的稀薄市场，农业经济活动的季节性等因素所增加的时间成本与人力成本、设备的低利用率等形式的外生交易费用，极大的阻碍了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日常经营。通过雇佣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协助贷款发放和代办贷款手续等劳动、时间密集型的金融交易环节，金融服务站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的交易成本，增加其盈利能力，提高财务可持续性。

不仅如此，契约执行环节的内生交易费用也是影响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重要制约因素。高频率的价格波动、有效抵押品的缺乏和市场、生产的双重风险等因素导致的特质性风险，更是增加了农村信贷契约的道德风险和实施成本。借助于乡村能人的权威和信息优势，依靠公共财政支持、位于村庄的金融服务站，可以通过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催收贷款而减少信贷契约执行方面的内生交易费用。对正规契约来说，尽管基于第三方强制的执行机制是主要的，但村庄权威的治理作用也可以起到较大的辅助性作用。相应，便可以得到如下假说：

H4：通过发挥乡村灵活就业者的时间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公共服务可以降低贷款发放、存款收集等方面的外生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贫困农户获得金融服务。

H5：通过发挥乡村权威的治理与信息优势，公共服务可以降低信贷契约的执行成本，并有助于贫困农户进入金融市场。

在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帮助贫困农户获得稀缺性的金融资源方面，放任自流的政策固然不可取，但政府作用方式是否适当性也非常重要。实践表明，通过利息补贴或干预信贷配置等直接方式，因为信息不对称、官僚主义下的寻租和腐败等因素，稀缺性的信贷资源并不能被锁定于贫困农户，反而被农户中的富裕者所俘获。但是，如果采取具有公共服务的间接方式，即不是降低信贷的成本即利率，而是减少获得信贷的信息成本、固定成本和交易成本等，那么金融资源便可能纠正目标偏移或使命漂移的棘手问题。贷款程序、国家政策等方面的金融信息，是一种低档品，其收入弹性是比较低的。如果这由政府来提供的话，它便更可能被穷人所注意并被其所使用。类似，时间成本也是收入的减函数。基于时间成本的公共金融服务，也自然能够较好得被穷人所获得。于是，便可以得到如下假说：

H6：基于减少交易成本^①而不是直接降低金融资源价格的公共服务，能较好为穷人所获得，从而减少财富水平的瓶颈制约，缓解金融机构的“使命漂移”和信贷市场的“目标偏移”问题。

① 此处的金融交易成本，是广义的。与假说中所提及的交易成本，并非同一内涵。

四、 实证分析 (一) 实证模型

为分析公共服务对金融普惠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金融普惠 (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 作为因变量。由于该因变量是分类选择的二元变量，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建立了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 {p_i} = F({Z_i}) = F(a + \sum\limits_{j = 1}^n {{\beta _j}{X_j}}) = \frac{1}{{1 + {e^{ - (a + \sum\limits_{j = 1}^n {{\beta _j}{X_j}})}}}} $

(1)

(1) 式中，p_i表示农户由于公共服务引致，而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a为常数项，βj为自变量回归系数，X_j表示第j个因素对金融普惠产生影响的自变量，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欠发达地区因公共服务而得以实现金融普惠的概率与未能实现金融普惠的概率的比例为$ \frac{{{p_i}}}{{1 - {p_i}}} $。再者，对$ \frac{{{p_i}}}{{1 - {p_i}}} $进行对数变换，得到的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如下：

$ Ln(\frac{{{p_i}}}{{1 - {p_i}}}) = a + \sum\limits_{j = 1}^n {{\beta _j}{X_j}} $

(2)

(二) 变量、指标、问卷与数据

为实证分析理论假说，笔者重点调查了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 (下文简称麻阳县)。麻阳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按照2007年人口普查数据，该县苗族人口为29.63万人，占其总人口的78.8%。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居民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158元，合计964美元，略高于贫困线 (693美元) 的收入水平，29.1万农村人口中有相当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地理位置方面，麻阳位于湖南省西部边陲、处于雪峰山与武陵山脉之间，属于国家15个连片开发区之一的武陵山贫困地区；此外，麻阳还是著名的革命先辈，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创始者、共产党早期杰出代表滕代远同志的故乡。为促进经济发展，麻阳县将金融业置于核心地位，致力于实现产融结合。为此，麻阳政府着力于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优化金融生态。为发展社会事业，麻阳又将扶贫作为攻坚任务。正是由于其在优化区域金融环境、促进金融扶贫方面的卓越成绩，麻阳也先后被评为“湖南省金融产业扶贫创新试点县”、“全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和“全国诚信建设先进典型”等荣誉称号。由于麻阳在金融扶贫方面的成功经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务院扶贫办的主要领导，都曾经到该县调研、考察，并积极推广麻阳金融扶贫的成功经验。

在金融扶贫的政策体系中，政府购买金融公共服务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自从2013开始，麻阳政府通过购买金融公共服务的方式 (例如：购买手机短信、投放宣传窗、建设广告牌等各种方式)，免费向农户提供银行贷款的要求、程序、申请办法等各种信息，以及国家金融扶贫的各种相关政策。而且，还通过县政府的统一组织，麻阳建立了完善的农户征信体系；建立了覆盖全县的金融服务中心 (位于乡镇和街道) 和金融服务站 (位于村、居委会)。金融服务中心 (站) 雇佣乡村能人为信息员，后者协助银行处理客户推荐、贷款监督和回收等工作；服务站所有办公场所和电脑等办公设施，均为政府提供。

金融公共服务是否对低收入的穷人有利？是否促进了农户的金融参与热情？为回答本文的理论假说，课题组于2015年12月对该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户问卷调查。调查抽样为分层抽样结合随机抽样：首先，在23个乡 (镇) 中随机抽取16个乡 (镇、街道)，再从每个乡 (镇) 随机抽取10个村庄，最后从每村庄随机抽取10个农户进行调研，为确保数据可靠性和填答准确性，所有问卷由经培训的调研者现场问答并实时记录，避免被调研者对调研题目理解偏差。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6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为1 593份，有效回收问卷率为99.6%。从问卷调查基础数据提取出变量涵义与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 1。

(三)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利用SPSS21.0软件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2。从Logistic模型的运算结果得知，经过Hosmer-Lemeshow检验，在自由度为8的情况下，P (Sig.)=0.170>0.05，接受该检验的0假设 (该检验的0假设认为每个分组中拟合值与观测值的差别应当不大)，认为该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Co & Snell和Nagelkerke R²的值主要作为用于模型间的对比，虽并不高，但不影响对模型整体拟合度的判断。

根据表 2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自我排斥”作为一种无形却难以逾越的金融获得门槛，长期以来横亘在农户与银行之间，使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比较低的贫困农户被排挤在银行大门之外。在信息化的时代，此问题可通过金融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得到较好解决。金融公共服务信息可通过宣传窗、手机短信、广告牌、培训班等渠道提供，将贷款须知、申请条件、贷款程序、金融政策等信息免费送达贫困农户手中。信息资源的渠道丰富将削低金融服务流向农户贫困的信息门槛，并有助于他们获得贷款等金融服务。实证结果中，变量PP的估计系数为1.567，意味着变量PP每改1个单位，贫困农户的金融参与倾向将改变e^1.567倍 (下文对其他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的估计系数含义的解释与变量PP类似，因此不作过多阐释)，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认为从“农户→银行”的层面，金融公共服务可以显著促进贫困农户的金融参与。假说1得到实证结果的强验证。

(2) 基于农户的人际信任等“软信息”难以成为银行所接受的风控条件，但农户又缺乏可作抵押之用的固定资产。从“银行→农户”层面的信息问题，又是一个影响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重要门槛。针对此种情况，多地政府加强并完善了区域性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大了金融服务站的建设力度。实证结果中，变量AI为正值，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仍可认为位于农村社区的金融服务站，可协助银行甄别客户、监督贷款资金使用，有助于缓解金融交易中常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发挥了正向的积极作用。虽实证结果并不显著，假说2并未通过显著性验证，可能因为当前银行参与意识并未有广大觉醒，但毕竟也对银行产生了正面的引导作用。

(3) 变量FC估计系数为0.583，并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基于固定成本的公共服务对降低正规金融机构进入欠发达地区的门槛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普惠等有着显著的影响，实证表明假说3得到验证。当经营收益能够覆盖金融机构固定成本时，正规金融机构将有进入激励，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有助于金融网络的形成，将进一步提高金融信息服务和促进贫困农户的金融参与。

(4) 基于外生性交易成本的公共服务对欠发达地区金融普惠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中，变量EC估计系数为0.646，同时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假说4得到检验。通过公共服务，基层政府部门可以发挥其时间优势和空间优势，通过协助金融机构开展客户甄别、贷款方法、存款收集等业务，甚至可以代办，将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交易费用。金融服务站具有工作时间灵活、交流通勤灵活、交易便利等特征，适应了农户生活与生产方式，有助于他们接触金融机构，促使金融供需端的有效匹配。

(5) 基于契约执行的公共服务着眼于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内生交易费用，尽管其作用并不显著，但是一积极信号 (变量CE估计系数为正值，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即使在落后地区，基于第三方强制的契约执行机制已经占据主动地位，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正规化的发展程度。当然，农村地区传统信用资源在促进信贷契约执行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辅助性作用。村庄权威的治理优势，仍然可以兼容和互补于现代社会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其功能的适当发挥，可以增强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的信用交流和经济纽带，以达到互信互利的效果。

(6) 公共服务可以降低财富积累水平对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限制。因为缺乏可作抵押的不动产或财富积累，贫困农户长期遭遇到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限制甚至于金融排斥。然而，通过金融服务站信息资源的共享，金融机构既减少了经营成本，也可以缓解部分道德风险，从而降低了它们在开展农户贷款等业务时对固定资产的严格要求。实证分析得，IC=-0.095，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证明收入越低的农户越需要金融公共服务，正是公共服务职能正确发挥使然。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的农户收入和资产有了初步积累，从而具有了一定的“硬信息”现实机制；更重要的是，得益于社会征信体系的完善，将降低村庄权威和乡村能人在协助银行获得农户金融信息的重要性。这正是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社会征信体系的完善降低了信息门槛，缓解农村地区信用问题，营造出良性金融环境，将为金融市场化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7) 最后，却最重要的研究发现是：金融公共服务能更好地瞄准于低收入群体，从而更有利于将贫困农户而非是富裕农户吸入到金融市场^①。目标偏移和使命漂移的问题，一直以来是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政策所为人诟病的棘手问题。这与信贷补贴这种不适当的政府作用方式高度相关。然而，当政府通过信用增级和降低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而不是降低金融资源的价格时，政策便对低收入的农户更为有利了。其原因是自明的：富裕农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去获取金融信息，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去承担金融交易相关的运营费用。作为低档品的金融公共服务，也就能更好的为贫困农户所获得。尽管这意味着一部分公共服务的“浪费”，但相对应目标漂移带来的巨大损失，相对应信贷补贴政策下的效率损失，这种“浪费”也是一种卡尔多式改进。在促进贫困农户的金融普惠方面，金融公共服务至少是一种损失最少的政策菜单。

① 本文分析结果并不能表明：公共服务导致了贫困者对富裕者的挤出效应。本文所谓的金融服务是指存款、信用贷款、汇款等初级金融产品。高收入者的需求以理财等为主；他们和贫困者处于金融市场层级体系的不同部分。

(四)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论可靠性，将涉及公共服务的5个变量均设置为哑变量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新变量标识为AI’、PP’、CE’、FC’、EC’，取值规则分别按照权重判定和触发判定设置哑变量，并进行两次稳健性检验。以AI’为例，基于权重判定规则，当AI’超过均值，则判定为“是”，同时赋值为“1”，否则为“0”；基于触发判定规则，当AI’所包含的子问题选项若有回答“是”，则判定AI’为“是”，同时赋值为“1”，否则为“0”。以下变量PP’、FC’、EC’在两个检验模型的取值方法分别与AI’相同。CE’仅含有一个题项，本身即可作为哑变量进行取值。

表 3报告了基于公共服务哑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从两个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结论基本与表 2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触发判定的哑变量检验，AI’呈现出一定的显著性 (满足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符号为正数。可能由于改变了认定规则，增加了具有“‘银行→农户’层面的金融信息公共服务”认定的样本，导致结果相对显著，对假说2起到一定程度的证明。CE’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由于当前金融公共信息服务无法做到服务深化，相应的样本相对较少的原因导致。

五、 结论与讨论

在欠发达地区，由于金融门槛效应所形成的金融排斥，使该地区出现社会隔离，农户无法拥有平等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从门槛效应的视角出发，经过论证分析，公共服务在促进贫困农户的金融普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在降低门槛效应和消除金融排斥等方面的作用原理可充分体现于湖南省麻阳县的农村金融扶贫实践中。根据对该地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的实证结果表明，基于契约实施 (内生性交易成本) 的公共服务对降低信息门槛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能在很大水平上降低正规金融机构可能遭受的信用风险，提高该地区贫困农户的金融市场参与率；基于政策认知的公共服务，有利于欠发达地区金融供需的有效匹配，对现代金融服务在欠发达地区的拓展起到促进作用；通过政策支持、存贷款利率控制，以及拓荒投入，公共服务降低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和交易成本，这极大地吸引了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建立并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增加该地区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由于具备人缘、地缘和业缘优势，公共服务在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的同时，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水平门槛，有助于他们获得金融服务。

与现有研究金融排斥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普惠的负面影响的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从门槛效应的视角切入，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进行了着重分析，进而探讨并论证了金融公共服务在促进贫困农户的金融普惠的方面所具有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按结论的建议推广，若能在全国更多的贫困或相对贫困地区增加金融公共服务的供给，将在一定程度纠正当地农村信贷市场的“使命漂移”，进而促使金融扶贫发挥更大效益。然而，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亟待扩展研究以进行完善。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重点调查的麻阳县，即便做出了科学的抽样调研，但也难免排除麻阳县整体的特殊性，未来若能够增加更多市、县贫困地区的调研样本，研究结论将更为可靠。再者，关于公共服务可能出现的寻租、公共服务对质押担保的创新和信用担保体系的完善，以及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化配置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