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现实生活中的交易常常呈现出非对称性。例如，交易量在股价下降时明显会低于股价上升时；住房在市场中的待售时间在房价下降时相比于房价上升时会更长；与新企业相比，老企业往往拥有更多无效制度安排，要裁掉一些多余的部门、车间或者卖掉已亏损多年的生产线很不容易(Kahneman et al.，1990)。这些非对称现象有共同的微观基础，即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禀赋效应使得物品估值在那些拥有该物品的人当中普遍高于未拥有该物品的人，在市场上常常表现为接受意愿(Willing To Accept，简称WTA) 普遍高于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简称WTP)，这种非对称行为特征也常常使市场出现交易不足的情况(Morewedge and Giblin，2015；Dellavigna，2009)。从传统经济学视角来看，只有当买者的支付意愿不低于卖者的接受意愿时，物品才能通过市场实现交易；物品初始产权归属并不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然而，不少行为和实验研究提供了接受意愿普遍高于支付意愿的稳健性证据(Thaler，1980；Knetsch and Sinden，1984；Knetsch，1989；Kahneman et al.，1990；Dellavigna，2009；Isoni et al.，2011; Apicella et al.，2014)。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利用跨度三十多年45份禀赋效应研究所包含的二百多份数据集发现，平均WTA和平均WTP比值(以下简称为WTA/WTP) 的中位数比值是5.52，均值比值是7.17；分产品类别来看，WTA/WTP均值在公共产品中为10.41，普通私人产品为2.92。Tuncel and Hammitt(2014)针对2012年之前的76份禀赋效应研究所包含的三百多份实验和调查数据进一步确认了禀赋效应，所有产品WTA/WTP的几何平均值为3.28；分产品类别来看，WTA/WTP几何平均值在普通私人产品中为1.63，其他公共产品则为3.93。平均接受意愿与平均支付意愿比值普遍大于1的估值结果，意味着初始产权归属确实可能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从传统经济学视角来看，禀赋效应是一种行为“异象”(Anomalies)(Kahneman et al.，1991)。一些研究者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 和参考点依赖(Reference-dependence) 等行为经济学视角，试图为这类行为“异象”提供微观偏好基础解释(如Thaler，1980；Kahneman et al.，1990，1991; Ericson and Fuster，2011，2013；Morewedge and Giblin，2015)。最新实验研究进展则针对禀赋效应究竟是“被试误解”抑或客观事实展开了激烈争论，进一步发现了禀赋效应的稳健性特征事实(Plott and Zeiler，2005，2007；Isoni et al.，2011；Fehr et al.，2015；等)。

对禀赋效应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在学术意义方面，首先，它与传统经济学研究是互补的，可以为许多传统经济分析难以解释的现象提供更合理的微观解释，比如大量的市场交易不足和市场非效率、产权的科斯谈判、自然产权等自发社会秩序的生成等等；其次，它进一步丰富了行为经济学特别是前景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并为实验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诱导个体真实的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的实验程序。在现实意义方面，禀赋效应可为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二手商品交易、劳动力市场和环境资源保护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行为干预政策建议。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视角综述禀赋效应的早期实验研究、扩展实验研究和最新实验进展，回顾禀赋效应的行为和实验研究，探讨其可能的政策应用，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 禀赋效应的早期实验研究

禀赋效应的早期研究是在没有金钱激励条件下对于假设性问题的支付意愿(或等价剩余，Equivalent Surplus，简称ES) 和接受意愿(或补偿剩余，Compensating Surplus，简称CS) 展开相应调查或实验研究，它往往被用于诸如环境资源等非市场产品的收益和成本分析框架当中(如Rowe et al.，1980；Brookshire et al.，1982；等)。由于这类研究往往采用假设性问题，缺乏与决策相挂钩的金钱激励，被试可能做出随意或者欺骗的反应行为；即便是被试能够认真“代入”假设的决策情境当中，由于是否拥有资源会形成不同财富水平，它也会影响被试估值结果。因而这些潜在因素可能会导致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出现明显差距(即禀赋效应)。为解决假设性情境、缺乏金钱激励和存在财富效应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偏差的问题，Knetsch and Sinden(1984)尝试采用真实决策情境和现金激励方式开展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的实验研究工作，这为后续禀赋效应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工作提供了经典参考范本。Knetsch and Sinden(1984)所做的五个试验(Tests) 具体如下：试验1是76名全日制学生随机选择相同数量的两种颜色卡片，持有卡片的被试可参与抽奖，奖金是价值70美元的当地百货商店的商品抵用券，或者50美元现金。持有其中一种颜色卡片的被试面临如下选项：要么支付2美元参与抽奖，要么拒绝支付2美元不抽奖。持有另外一种颜色的被试可以直接参与抽奖，其面临的选项是：要么接受2美元放弃抽奖，要么拒绝2美元参与抽奖。简言之，2美元成为被试参与抽奖的支付成本，或者放弃抽奖的补偿金额。试验2是让实验1的被试参与实验三天后，再次参与实验，实验流程与试验1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金额发生变化，奖金变为15美元的商品抵用券或者10美元现金，支付成本或补偿金额变为0.5美元。试验3的参与群体是79个在职学生(part-time students)，奖金是70美元的书店抵用券或者50美元现金，支付成本或补偿金额变为3美元。试验4是69个在职学生，奖金与试验3相同，支付成本或补偿金额是允许被试在2、3和4美元之间进行选择。试验5的参与群体是128名全日制学生，奖金与实验3相同，支付成本和补偿金额则分别为在1、2、3和4美元，每个金额对应16名学生被试。

由于被试随机分配，给定偏好是随机的，从理论上来讲，认为抽奖价值超过支付成本或者补偿金额的人数分布应该无差异，选择支付成本的人数分布比例应该正好等于拒绝补偿金额的人数分布比例。然而，实验结果却发现：五个试验只有试验4吻合理论推断，其它四个试验均与理论推断完全相反。具体来看：试验1中有50%的人选择支付2美元参与抽奖，76%的人拒绝支付2美元补偿金额；这两类人的人数比例在试验2中分别为50%和87%，试验3则为38%和82%，试验4为79%和83%，试验5为20%和58%。在Knetsch and Sinden(1984)看来，试验4之所以会出现统计上无显著差异的结果，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参与试验的群体在先前的三至四天研讨会中增加了群体凝聚力，因而进入抽奖环节是个体表达参与群体行为的一种需求。而其它四个试验的显著差异结果，可以归结为各种可能的认知偏差，以及被试为避免资产状态发生变化而产生后悔情感的一种心理动机。

Knetsch(1989)的实验研究形成测度禀赋效应的另一种研究范本。Knetsch(1989)发现，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无差异曲线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 假定^①并不符合现实个体决策行为特征，实际决策和假设性问题均具有明显的禀赋效应。他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试验1拥有杯子的成员有89%偏好咖啡杯，只有11%的人交换巧克力棒；拥有巧克力棒的成员中有90%的人偏好巧克力棒，10%的成员交换了咖啡杯；而一开始没有拥有任何禀赋的群体成员，有56%的人偏好咖啡杯，44%偏好巧克力棒。试验2中对巧克力棒的平均估值，在拥有该禀赋的群体当中平均是1.83美元，而拥有现金的群体估值只有0.9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在假设情境的电话调查结果则发现，响应者对于接受700美元使事故发生可能性增加0.5%的问题时，61%的被试选择拒绝；而对于减少700美元使事故发生可能性下降0.5%的问题，只有27%的响应者选择接受。对于年工资增加500美元休闲时间减少一周，66%被试表示不能接受，他们更偏好闲暇时间；对于年工资减少500美元而休闲时间增加一周的问题，只有29%的被试偏好闲暇时间，表示可以接受。

①可逆性是指无差异曲线上某一个点的边际替代率从A点到B点，与从B点到A点应该是一样(Knetsch，1989)。

以Knetsch and Sinden(1984)和Knetsch(1989)为代表的早期实验研究的实验设计非常简单，不过他们的这些研究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实际决策情境以及现金激励决策行为的实验方式研究被试的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这一创新实验设计可以解决早期假设情境和没有现金激励导致选择行为的可能偏差，为早期禀赋效应研究提供稳健实验结果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学研究从传统经济学注重描述个体应该如何理性决策的“规范分析”开始转向行为经济学侧重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决策的“实证分析”，并为后续探讨更加科学的禀赋效应研究范式提供实验经济学研究范本。值得一提的是，Knetsch and Sinden(1984)和Knetsch(1989)的实验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测度禀赋效应方法：Knetsch(1989)试验1采用两种产品相交换的交易模式，Knetsch and Sinden(1984)试验4和5采用金钱和产品相交换的交易模式。后续研究者沿用并且更新了这两种测度方法，并把前者称之为交换范式(Exchange Paradigm)，后者称之为估值范式(Valuation Paradigm)(Ericson and Fuster，2013；Morewedge and Giblin，2015)。另一方面，Knetsch and Sinden(1984)的研究存在三个可以继续研讨的话题：其一，禀赋效应的稳定性问题。具体来说，由于Knetsch and Sinden(1984)试验4与试验3的实验设计也存在差异，因而两者显著不同的实验结果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被试在试验之前的三至四天研讨会导致的结果。那么试验4“消失”的禀赋效应现象是否意味着禀赋效应并不是人类固有的重要的稳定性偏好？或者说，禀赋效应是否并非天生的，而是诱导的，它只存在于某些特殊的实验场景当中？其二，禀赋效应的普遍性问题。全日制学生和在职学生的差异结果，是否可以延伸推断认为禀赋效应只存在某些人群当中？假如让具有市场交易经验的人交易他们所熟悉的产品，禀赋效应是否会消失？换句话说，市场交易经验是否可以消除禀赋效应？其三，禀赋效应的微观偏好基础问题。Knetsch and Sinden(1984)只是把禀赋效应简单归结为认知偏差和避免未来后悔的心理动机，除此之外，禀赋效应是否存在其他微观偏好基础？ 这些问题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

三、 禀赋效应的扩展实验研究

Kahneman et al.(1990)最先通过8个实验^①回应禀赋效应的稳定性、普遍性和微观偏好基础问题。首先，为验证禀赋效应在不同实验框架和测度方法的稳定性特征，Kahneman et al.(1990)采用更新的交换范式：即让一半被试扮演买者，另一半被试扮演卖者，要求每个买者(或卖者) 在0.25～8.75美元且间隔为0.5美元的响应表格上做出自己是否购买(或销售) 的决定。每个市场进行四轮，每轮结束之后会告知交易数量和市场出清价格。采用这一更新的交换范式，作者进行了实验1和2，前者是先后交易实验代币、咖啡杯和笔，后者则是实验代币、咖啡杯和望远镜。其次，在实验3和4，Kahneman et al.(1990)采用更新的估值范式，即让买者提供最大的买价，卖者提供最小的卖价，实验3先后进行实验代币和笔的市场交易，实验4则先后进行实验代币和咖啡杯市场交易。四个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四个代币市场的实际交易量(V) 与理论交易量(V^*) 比值为0.91；四个消费品市场的V/ V^*比值是0.31，中位数卖价是中位数买价的两倍多。^①实验结果表明，实验代币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禀赋效应，与此相反，消费产品市场存在明显禀赋效应。而通过随机选择其中一个被试出价而非市场出清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实验5，作者排除掉了实验被试可能错误呈现他们真实价格的潜在误解动机，表明消费产品市场的禀赋效应确实具有稳健性特征。

①严格来讲，Kahneman et al.(1990)在原文中提及的实验是9个，最后一个实验是Knetsch(1989)的试验1，由于上文已细述，为此不再展开论述。

①具体到各个实验，以实验1为例，实验代币市场的V/ V^*的比值是1，市场出清价格与预期价格一致；咖啡杯和笔市场的V/ V^*的比值分别为0.2和0.41。

对于禀赋效应的普遍性问题，作者已进行的五个实验实际上采用了两所高校四个不同的学生群体，同样实验程序的实验结果并没有呈现明显差异。此外，Kahneman et al.(1990)每个实验的每个市场当中被试均重复交易1～5次，结果发现买价和卖价的差额并没有随交易次数而递减，实际交易量并没有随轮数而递增，这说明实验交易经历并没有消除禀赋效应。

Kahneman et al.(1990)通过对禀赋效应的原因及其意义的实验研究则正好回应了禀赋效应的微观偏好基础问题。为探究禀赋效应究竟是源自买者不愿意买还是卖者不愿意卖，Kahneman et al.(1990)借鉴Knetsch(1989)实验1划分为买者、卖者和挑选者的三个群体估值的实验方法进行实验6和7，两者除了学生群体不同和交易水杯的价格标签是否保留之外，其它程序均一致。研究结果发现，实验6的V/ V^*等于0.24，中位数评价在卖者中是7.12美元，买者是2.87美元，挑选者是3.12美元；实验7的V/ V^*等于0.05，中位数评价在卖者中是7美元，买者是2美元，挑选者是3.5美元。这两个实验研究结果意味着禀赋效应主要原因更多在于卖者不愿意卖，资源禀赋拥有者具有损失厌恶倾向。

那么，卖者不愿意卖的这一“异常”行为能否通过双边谈判消除呢？为此 Kahneman et al.(1990)进行了实验8，通过35对被试先进行一个简单博弈确定赢家，赢家可分配得到一包400克巧克力棒，输家则扮演买者，然后先进行实验代币再进行巧克力棒的双边谈判交易。结果发现，在实验代币市场有29对达成交易，V/ V^*等于0.83；其中有12对的交易价格是4美元，正好接近于所有达成交易的平均价格4.09美元；而在巧克力棒的双边谈判中，只观察到7个交易，只占理论上的17.5个交易量的40%。进一步实验调整拥有巧克力棒的被试群体，要求卖者提供能接受的最低价格，买者提供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结果同样发现卖者均价为3.98美元，买者均价为1.25美元；卖者的中位数价格是3.5美元，买者则为1.25美元。实验8的结果进一步说明实验代币市场接近于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均衡状态，但是双边谈判依然没法消除消费产品市场的禀赋效应。

Kahneman et al.(1990)通过重复实验让被试习得实验交易经验的实验结果揭示出禀赋效应并不会随着交易经验而消失。不过，考虑到交易经验的积累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验室很短的交易时间可能不具备积淀交易经验的条件。为此，List(2003)通过采用专业交易者和普通消费者、有无交易经验的消费者作为被试群体，所进行的三个现场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交易经验会消除禀赋效应这一异常现象。^①他的三个实验主要是交易独一无二具有收藏价值的两种运动卡片、卡通别针和亲笔签名相片。^②实验1是在运动卡片交易场馆里交易两种运动卡片，结果发现，拥有卡片A的被试愿意交换卡片B的比率是32.8%，拥有卡片B的被试愿意交换卡片A的比率则为34.6%，全部样本存在明显禀赋效应。细分被试群体来看，专业交易者对于这两类卡片的交易比率分别为45.7%和43.6%，这一交易比率比较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预测的50%的交易结果，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普通消费者的交易比率分别为20%和25.6%，它接近于行为经济学的禀赋效应预测结果。在奥尔特迪斯尼世界的未来世界中交易两种卡通别针的实验2，以及在将近一年后采用实验1部分被试在同样运动卡片展馆交易棒球运动明星亲笔签名相片的实验3则发现，交易比率在有经验的消费者中显著高于无经验的消费者，前者不存在禀赋效应，后者则存在明显禀赋效应，全部样本的交易比率同样支持禀赋效应。实验3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有经验的消费者没有出呈现显著的禀赋效应，并不是因为选择效应(即先前处理过类似交易问题因而使他们能够交易更多)，而是由于处理效应(有更多市场交易经验因而交易更多)。

①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List(2003)一文的主体实验是这三个现场实验，但是他还简要报告了一个实验室实验结果验证他的现场实验证据，考虑下文还介绍了List(2004)研究成果，在此略去不表，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细读该文。

②交易模式借鉴的是Knetsch(1989)的交换范式。

由于List(2003)现场交易的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收藏品，而在这三个实验当中消费者和交易者所交易的均是他们熟悉的产品类型，因而它实际上并不能解答这两个问题：消费者能否通过一个市场的学习经验来克服并没有碰到过的另外一个市场交易的禀赋效应？其次，如果有经验的交易者的市场交易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再销售以实现套利，那么这类人没有呈现禀赋效应就不足为奇。为解决这两个问题，List(2004)通过邀请375名运动卡片消费者和交易者参加两个实验局以此研究消费者的个体和集体选择行为。参与运动卡片展的专业交易者和普通消费者分别参与实验局A，它由四个实验构成，该实验局为愿意接受调查的被试分别提供四类不同的初始禀赋：咖啡杯(Emug)、巧克力棒(Ecandybar)、两者均有(Eboth) 或两者均无(Eneither)。在被试接受禀赋之后，实验检查员(monitor) 告知被试可以有机会交换另外一种产品(巧克力棒，或者咖啡杯，针对前两者)，或者在两者当中选择其中一个(针对后两者)。参与运动卡片展的另一群普通消费者参与实验局B，它的四个实验设置跟实验A相类似，唯一区别是顺利交换另外一种产品，需要所有人对是否同意资助Mr.Twister进行投票，只有一致同意资助后才能交换到另外一种产品。

从新古典经济理论来看，由于咖啡杯和巧克力棒的市场价值差距非常小(两者仅相差0.05美元)，给定个体偏好随机分布，拥有咖啡杯而选择交换巧克力棒的交易比率应该正好等于1减去那些拥有巧克力棒而选择交易咖啡杯的交易比率。与此同时，Eboth实验与Eneither实验的初始禀赋分布与最终权利分配应该是相互独立的。而从前景理论来看，是否拥有禀赋会成为决策行为的参考点依赖，损失厌恶会使得拥有禀赋的被试更倾向于其所拥有的产品而非交换另外一种产品。List(2004)发现具有运动卡片交易经验的交易者在四个实验当中的交易行为正好吻合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预测，具体来说，在Ecandybar、Eboth、Eneither和Emug这四个实验当中选择巧克力棒的被试比率依次分别为47%、44%、51%和44%。与此相反，普通消费者的个体和公共选择行为则吻合前景理论的论断，他们均存在明显的禀赋效应。具体来看，在Ecandybar、Eboth、Eneither和Emug四个实验当中，选择巧克力棒的被试比率在个体选择实验当中依次分别为81%、60%、45%和23%，而在公共选择实验中则依序分别为88%、57%、59%和17%。进一步分析发现，普通消费者的选择交换另外一种产品的比率随着自身交易经验而递增；此外，交易者的平均交换比率为0.48，明显高于所有普通消费者0.18的交换比率。这一结果同样印证List(2003)有关市场交易经验会削弱禀赋效应的论断。

综上所述，Kahneman et al.(1990)和List(2003，2004) 分别从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回应禀赋效应的稳定性、普遍性及微观偏好基础这三个核心问题，主要结论有三个：首先，禀赋效应普通存在于各类消费产品市场当中，但是在二级交易市场或者套利市场当中则不存在。其次，禀赋效应不仅存在于实验室所构造的决策环境当中，而且也同样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决策情境里面。它并非诱导的偏好，而是人类决策行为所固有的一种行为倾向。最后，禀赋效应的微观偏好基础是参考点依赖和损失厌恶，卖者不愿意卖的心理倾向使得市场交易不足。这三个主要结论对禀赋效应的扩展实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也主导了后续扩展实验研究的主要论调。后续大量的研究工作采用不同测度方法围绕不同的消费产品(例如圆珠笔和记号笔、可乐罐和铅笔、荧光笔和开信刀、水杯和巧克力棒等) 和公共产品(例如空气能见度、碳排放权、狩猎证、自然保护区等) 的研究结果大体上验证了上述三个主要结论，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Tuncel and Hammitt(2014)和Morewedge and Giblin(2015)这三篇文章还综述和分析大量研究结果。有所区别的是，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以及Tuncel and Hammitt(2014)主要是对禀赋效应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展开元分析(Meta-Analysis)，主要结果如表 1和表 2所述；Morewedge and Giblin(2015)则综述了禀赋效应的微观偏好基础。

简要来看，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利用跨度三十多年45份禀赋效应研究所包含的二百多份数据集发现，所有产品的平均接受意愿与平均支付意愿的比值(WTA/WTP) 为7.17，而中位数的比值则为5.52。分产品类型来看，WTA/WTP在不同产品类型当中均明显大于一，其中最高的是公共和非市场产品，其次是私人消费品，最低是实验代币。这些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禀赋效应存在普遍性的结论。计量分析结果还发现一些有趣结论：采用假设性报酬和真实报酬的实验所得到的WTA/WTP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采用激励相容的诱导技术方法则明显得到更高的WTA/WTP值；与非学生被试相比，学生被试群体表现出更低的WTA/WTP值。当被试熟悉实验之后，WTA/WTP值是否会随着被试的经验而下降呢？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发现已有研究并没有提供一致结论，支持肯定性结论的证据较弱。

借鉴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有关禀赋效应的先驱性元分析工作，Tuncel and Hammitt(2014)针对2012年之前的76份禀赋效应研究所包含的三百多份实验和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禀赋效应的稳定性和普遍性问题。一方面，Tuncel and Hammitt(2014)的分析结果发现，普通产品的WTA/WTP值确实小于公共产品和非市场产品，它确认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这一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明显不同于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的分析结果，Tuncel and Hammitt(2014)分析表明，尽管均值检验结果表明学生被试的WTA/WTP值确实低于非学生被试，但是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学生被试和非学生被试的估值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有无市场经验或实验经验存在着显著不同的估值结果，市场交易经验会使得被试估值明显更低；采用激励相容诱导方法所得到的估值结果更低。随着后续更多研究采用激励相容的诱导技术，2002年之后的实验测度结果明显低于2002年之前的实验测度结果，不过总体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禀赋效应。

从微观偏好基础解释来看，禀赋效应除了众所周知的参考点依赖和损失厌恶外(如Knetsch and Sinden，1984; Knetsch，1989; Kahneman et al.，1990 ；List，2004；等)，还可能存在哪些微观偏好基础呢？Morewedge and Giblin(2015)的综述结果不仅提供了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解释(如前所述的损失厌恶和参考点依赖)，也提供了心理学及认知科学的其他可能解释，例如演化优势、策略性歪曲(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有偏信息加工过程(biased information-processing) 和心理所有权等。简要来说，演化优势视角认为高估产品价值倾向可以使被试在谈判当中占据优势，它可以提高个体的生存适应度。策略性歪曲视角则认为，当被试意识到他们处于一个谈判或者交易当中，他们可能自然而然采用“买低卖高”策略。有偏信息加工过程理论则认为，消费者的购买、挑选或销售会引发不同的框架或疑问，当被试承担某个市场角色时，他所搜索、关注和再收集的信息可能跟其他角色不一致，这种框架不一致信息(Frame-inconsistent Information) 会使得估值呈现不一致现象。而心理所有权视角则不同于实际所有权直接引发的损失厌恶，即便产品实际所有权并非被试所有，但是让被试简单触摸、想像或甚至只是使用一下或者一小段时间，被试同样会提高产品的认知价值。^①不过Morewedge and Giblin(2015)认为，诸如前景理论、演化优势、策略性歪曲和心理所有权等并不能够全面解释所有的禀赋效应现象^②，而综合了外生和内生框架效应的有偏信息加工过程，或者说归因抽样偏差理论(Attribute Sampling Bias Theory) 能够解释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的估值差距、市场的交易不足现象以及纯粹心理所有权效应等禀赋效应。

①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生活中免费试吃、试穿或试用等看似非理性实质理性的促销手段。

②Morewedge and Giblin(2015)的所有禀赋效应现象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估值范式的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差距(WTP-WTA Gap)，交易范式的不愿意交易现象，以及纯粹心理所有权效应。

简而言之，禀赋效应的扩展实验研究结果大体上支持禀赋效应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论断，与此同时也为禀赋效应提供非常丰富的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微观偏好基础解释。不过，与已有诸多微观偏好解释不同，Plott and Zeiler(2005)则认为禀赋效应根源在于被试误解(Subject Misconceptions)，并且通过实验设计表明如果实验员能够控制好实验过程消除被试误解，那么禀赋效应根本就不存在！这一主要结论冲击了绝大多数经典研究结果，使得貌似尘埃落定的有关禀赋效应研究重新掀开了一场针锋相对而又精彩纷呈的学术研讨，由此形成禀赋效应的最新实验研究进展内容。

四、 禀赋效应的最新实验进展

Knetsch and Sinden(1984)和Kahneman et al.(1990)在实验代币和日常消费品的交易实验当中分别发现否定和支持禀赋效应的实验结果，只不过他们把实验代币对应为现实的二级市场或者套利市场，并认为这是它不同于普通消费品市场出现的禀赋效应结果的主要理由。然而，Plott and Zeiler(2005)明显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逻辑解释。他们通过对包括Knetsch and Sinden(1984)和Kahneman et al.(1990)实验研究在内的十多份研究进行详细分析发现，39个实验中有69%(27个) 的实验结果支持禀赋效应，但是仍有31%(12个) 的实验结果发现并不存在禀赋效应，支持和否定禀赋效应的经验证据并非只是个案，而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实验员是否清楚解释最优反应、实验前是否进行练习回合、是否采用激励相容机制诱导估值、是否在某些激励的市场环境当中诱导估值以及是否直接采用估值范式测度WTP-WTA差距等，这些实验程序细节均可能影响被试差异决策。因而，为了准确测度被试偏好，所进行的实验程序必须排除被试对于估值诱导机制可能存在的各种误解。为此，Plott and Zeiler(2005)进行了两个实验局。其中，基准实验局完全复制Kahneman et al.(1990)的实验5让被试对水杯进行估值，处理实验局则在四个程序细节方面下足了功夫：其一，使用一个激励相容的诱导机制激励被试认值披露其真实估值；其二，实验提供被试熟悉诱导机制的练习轮次；其三，对练习轮次同样提供真实的而非假设的报酬；其四，确保被试决策和收益的匿名性。在控制这些实验细节以尽可能消除被试误解的情形下，处理实验局由3个实验构成，其中实验1和3是先进行14轮次的彩票估值，然后再进行1轮次的水杯估值，两个实验唯一区别在于被试群体不同。实验2则是先进行1轮次水杯估值，再进行14轮次的彩票估值。

Plott and Zeiler(2005)的实验结果对比明显：完全复制Kahneman et al.(1990)的基准实验确实呈现明显禀赋效应，具体来说水杯的平均WTP是1.74美元，中位数是1.50美元；平均WTA是4.72美元，中位数是4.50美元。然而，避免被试可能误解的处理实验局则发现，水杯的平均WTP是6.62美元，中位数是6.00美元；平均WTA是5.56美元，中位数是5.00美元，统计检验结果表明WTA和WTP并不存在着显著差异，即便是细分处理实验局的三个实验统计检验结果同样不能拒绝WTA和WTP无差异的原假设。进一步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被试实验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收入并不会影响WTA和WTP估值，这就排除了私房钱效应推断(House Money Effect Conjecture)——即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因赚得更多收入使得支付意愿增加从而减少WTP和WTA差距的可能性。因而实验结果实际上表明，当实验员能够同时执行控制被试误解的程序时，估值范式里的WTP和WTA差距所呈现的禀赋效应现象会消失。

考虑到禀赋效应不仅表现为估值范式所呈现的WTP和WTA差距，而且也表现为交换范式的交易不足状态，如果禀赋效应真如Plott and Zeiler(2005)所说是源自于被试误解，那么控制好可能导致被试误解的各种条件，在交换范式里也不会出现交易不足状态。在Plott and Zeiler(2007)看来，禀赋效应的早期实验研究^①中存在四个程序细节问题：其一是用于表示禀赋被试的方法和语言问题。早期研究为了传递禀赋本质，实验员在分配给被试禀赋产品时往往有意强调禀赋产品的所有权，往往明确告知被试“产品X是你的，你现在拥有X，我把X给你”。这一实验导语可能会使被试认为这是实验员送给的“礼物”，或者是传达出该产品的相对价值信息。其二是相对价值的建议问题。分配禀赋产品时的实验导语可能传递出一个信号，即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持有禀赋产品。其三是禀赋产品所处位置问题。实验员往往把禀赋产品置之于被试面前，如果被试对于两种产品的偏好是无差异，那么这一可获得性的位置可能会直接影响无差异偏好的效用表达结果，它会影响被试选择决策。其四是选择的公开显示问题。早期研究往往要求那些想要保持禀赋产品或者交换替代产品的被试举手示意，这一公开决策方式在产生产品相对价值信号的同时，也会使得被试容易受到其他人决策的直接影响。简而言之，由于早期研究没有控制好实验细节问题，因而所得到的禀赋效应证据很可能也是信号传递或者虑他偏好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纯粹的禀赋效应。

①Plott and Zeiler(2005)的早期实验研究特指在他们之前的实验研究成果，它不同于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的禀赋效应早期实验研究。

为得到纯粹禀赋效应，Plott and Zeiler(2007)通过实验设计控制四个程序细节问题。首先，他们采用两种不同规则的禀赋被试导语，其一是明确告知被试禀赋是一种礼物，简称为“礼物规则”；其二是告知被试禀赋是抛硬币随机决定，简称为“随机规则”。其次，修正相对价值建议方式。与早期“想要保持X(或Y)”以及“想用X交换Y”的导语不同，他们让被试用圆圈在纸上圈住三个选项之一：“产品X”、“产品Y”或“不在乎”。第三，更换禀赋产品位置，用替代产品来取代禀赋产品的原来位置。最后是改变公开举手示意方式，通过纸张让被试匿名选择。由此得到五个实验局：完全控制实验局是控制随机规则及其他三个程序细节；与完全控制实验局完全相反的是基准实验局。标准实验局则与基准实验局基本一致，唯一区别在于实验中举手示意的含义不同，在基准实验局中被试举手示意表示想要保留禀赋产品，标准实验局则表示被试想要用禀赋产品交换替代产品。损失强调测试实验局与完全控制实验局、交易成本测试实验局与基准实验局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替代禀赋产品位置。

Plott and Zeiler(2007)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在基准、交易成本测试、标准、损失强调测试和完全控制实验局当中，分配到水杯作为禀赋产品的被试选择水杯的比例依序分别为84%、72%、77%、82%和54%，而分配到笔作为禀赋产品的被试选择水杯的比例则依序分别为28%、50%、62%、74%和67%。实验数据清楚表明，基准实验局确实存在明显的交易非对称性，但是完全控制实验局的交易非对称现象却消失了。不同实验局的对比结果也印证产品价值的信号传递和虑他偏好综合作用导致禀赋效应的观点。基于此，两位作者认为，交换范式里的交易非对称性禀赋效应现象并非损失厌恶偏好作用的结果，而已有研究则把它错误地解释为前景理论的经验证据。

Plott and Zeiler(2005，2007) 从估值范式和交换范式否认了禀赋效应的普遍存在性问题，它们直接否定了禀赋效应并非人类行为所固有的行为倾向而只是人为的诱导结果。正如Isoni et al.(2011)所说，这一结论对于已有研究可能具有巨大贡献的潜力，但是也充满争议。主要争议在于Plott and Zeiler(2005)进行15轮次的实验，但是全文却只报告水杯交易的结果。这让人容易产生的一个疑惑是：如果禀赋效应源自于人为诱导，那么同样采用Plott and Zeiler(2005)控制被试误解的实验程序，从逻辑上来看应该也可以消除彩票估值可能出现的禀赋效应现象。然而，Plott and Zeiler(2005)全文当中并没有报告的14轮次彩票估值结果，它们到底是支持了禀赋效应结论，还是否定了禀赋效应结论呢？

对此，Plott and Zeiler(2005)在正文脚注中提供了相应解释，他们认为不报告彩票估值结果的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彩票估值只是让被试熟悉所进行的实验程序；其二，彩票估值实验数据可能并非测度禀赋效应的纯粹数据。然而，Isoni et al.(2011)明显不满足于Plott and Zeiler(2005)这般差强人意的解释。为此，他们复制Plott and Zeiler(2005)彩票估值和水杯交易实验程序，实验研究结果发现，水杯交易当中确实不存在着显著的WTP-WTA(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 差距，这一结果证实了Plott and Zeiler(2005)的实验结果；然而，14轮次的彩票估值实验结果则持续存在明显的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差距，这说明Plott and Zeiler(2005)的实验程序并不能普遍消除WTP-WTA差距。

Plott and Zeiler(2011)回应了Isoni et al.(2011)复制性实验研究评论。在Plott and Zeiler(2011)看来，Isoni et al.(2011)实验结果为他们2005年的研究结果提供复制性的支持证据，不过Isoni et al.(2011)误解他们2005年论文的主要结果，并且错误解释了彩票估值实验结果。Plott and Zeiler(2011)认为他们在2005年的论文并没有声称采用他们程序能够消除所有情境的WTP-WTA差距，也没有声称他们能够消除彩票轮次的估值差距。Isoni et al.(2011)和Plott and Zeiler(2005)的彩票估值结果确实存在WTP-WTA差距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同样可能是未受控制的被试误解导致的结果。具体来说，被试对于诱导支付意愿的彩票认知不同于对于诱导接受意愿的彩票认知，换言之，不同情境设置当中被试可能并非对于“相同产品”进行估值。因而，貌似支持禀赋效应的彩票估值差距结果同样可归因于被试误解。这也意味着，对于不同产品可能需要不同的控制被试误解的实验程序。

Plott and Zeiler(2011)对于Isoni et al.(2011)相同实验结果的不同解释，并没有平息禀赋效应的研究争论，反而引爆一股研究热潮。后续学者主要围绕禀赋效应究竟是否或者有多大程度源自于被试误解这一话题展开进一步研究(Cason and Plott，2014；Bartling et al.，2015；Fehr et al.，2015；等)。这些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追溯禀赋效应的微观偏好基础解释，而其主要研究结论则大体上否定禀赋效应主要源自于被试误解这一观点，为禀赋效应源自于参考点依赖或者框架等行为经济学观点增添新的稳健性证据。

在这当中，Fehr et al.(2015)和Bartling et al.(2015)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在Fehr et al.(2015)看来，如果禀赋效应真的源自于被试误解的话，那么没有误解实验程序的被试和误解实验程序的被试估值应该存在显著差异，那些没有误解实验程序的被试估值就不会存在禀赋效应。因而，Fehr et al.(2015)复制了Plott and Zeiler(2011)和Isoni et al.(2011)实验设计，并通过多增加两个轮次的彩票估值识别是否误解实验程序的被试类别。实验研究结果则表明，在彩票估值之后，所有被试对水杯估值的WTA/WTP均值比是2.53，中位数比值是3.06；被试对USB插口(USB stick) 的WTA/WTP均值比是1.58，中位数比值是1.62，两者在1%显著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没有误解实验程序的理性交易者来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禀赋效应现象。因而，Fehr et al.(2015)的复制性实验结果实际上是直接否定了Plott and Zeiler(2005)关于被试误解导致禀赋效应的观点。

Bartling et al.(2015)采用不同博弈形式和两类不同被试验证了禀赋效应并非源自于被试误解结论的稳健性。他们主要通过BDM(Becker-DeGrrot-Marschak) 机制的价格清单版本诱导被试对价值已知的实验卡片和价值未知的一盒巧克力的WTA和WTP，并通过认知能力测量和第一部分实验选择识别出是否能够充分理解诱导机制激励的精明被试和困惑被试。他们的第一部分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价值公开的卡片估值，70.5%的被试的WTA和WTP估值与该卡片价值相一致。卡片的所有WTP均值是8.43法郎，WTA均值是9.01法郎，两者均值和分布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部分实验对于价值未知的巧克力的WTP是4.78法郎，WTA是8.62法郎，两者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区分被试类别来看，精明被试对巧克力的WTP是4.63，WTA是7.65；困惑被试对巧克力的WTP是5.00，WTA是9.91，两类被试的WTP和WTA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换句话说，即便是没有误解实验程序的精明被试估值同样存在着禀赋效应。

总的来看，尽管Plott and Zeiler(2005，2007) 的被试误解观点被后面一些研究结果所证伪，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对于整个禀赋效应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来看，被试误解观点试图在坚持理性经济人假定的传统经济学框架下合理解释禀赋效应这一行为“异象”，它在为诸如List(2003，2004) 的市场交易经历会消除禀赋效应的主要研究结论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微观基础解释的同时，也为已有的禀赋效应实验研究增加了一个创新的微观心理解释。而从应用价值来看，被试误解观点实际上挑战了已有的实验测度方法，为后续有关禀赋效应实验研究提供了如何更加科学和合理地测度纯粹禀赋效应的实验范本。它进一步地完善和丰富了后续禀赋效应的实验测度程序和方法。简而言之，Plott and Zeiler(2005，2007) 在整个禀赋效应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分水岭作用。Plott and Zeiler(2005，2007) 研究所引发的最新禀赋效应实验研究进展实际上表明，禀赋效应并非人为诱导偏好的结果，而是人类内在偏好的具体表现。

五、 未来研究展望

从禀赋效应早期的交换范式和估值范式的经典研究，到禀赋效应稳定性、普遍性和微观偏好基础的扩展实验研究，进而对禀赋效应究竟是人为诱导的行为异象还是客观存在的特征事实的最新实验争论，这些研究结果无论是对于传统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理性经济人的决策行为应该是怎样的，禀赋效应的实验研究结果真实呈现出现实个体的决策行为实际上是怎样的，它们为传统经济学的规范经济分析视角提供实证分析证据。另一方面，禀赋效应的实验研究结果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实验方法，它们提供了前景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并为实验经济学提供了诱导个体真实决策偏好的一套严谨和科学的实验程序。

对于禀赋效应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展望未来，我们认为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至少有如下三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其一，对禀赋效应的根源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过去对成人的实验研究，确认了禀赋效应是人类决策行为的固有倾向，而不是诱导的偏好；这一结论现在已经得到加强，因为对动物的研究、对儿童的研究发现，动物和尚不具备策略思维的儿童也具有禀赋效应(Harbaugh et al.，2001；Lucas et al.，2008; Gintis，2009，chap 12)。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回答人和动物为什么会有禀赋效应，或者说禀赋效应的根源来自何方？Camerer and Loewenstein(2005)和Wilkinson(2008)曾猜测，禀赋效应和其他一些偏离标准经济学假设的偏好可能都源于人类早期的演化进程，是演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但这还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和理论逻辑的支持。在这一方向上，Apicella et al.(2014)在《美国经济评论》(AER) 发表的论文基于非洲狩猎-采集社会的实验一定程度上为禀赋效应的演化起源提供了初步的实验证据；另一些来自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发现禀赋效应有其神经基础(Knutson，2008; Morewedge and Giblin，2015)，由于大脑是演化的产物，这也支持了禀赋效应起源的演化假说。相对于实验和神经学科证据，从理论逻辑上解释禀赋效应如何穿透演化筛子的研究工作还很少，国内学者董志强、张永璟(2016)做过初步尝试，但他们的演化模型中假设行为主体是同质的，模型也还过于简单，或许利用基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合适的建模工具。

其二，将禀赋效应整合到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以便更透彻地理解经济社会现象。传统经济理论中不曾考虑禀赋效应，人们对物品或资源的评价与是否拥有其所有权的状态是无关的，因此科斯谈判不会因物品的产权初始配置而受阻。现在，人们对物品或资源的评价会因其所有权状态而不同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经济理论也不应忽视这一重要事实。人们已经开始用禀赋效应来解释一系列经济现象，比如经济体系交易不足的惰性、工资刚性、公司无效率合同条款、金融市场上一些异常的交易行为等(Wilinson，2008)。但禀赋效应的重要性显然不局限于理解这些话题，而是它也很可能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Jones and Brosnan(2008)、Gintis(2007，2009) 就将禀赋效应视为自然的私有产权得以确立的基础，因为禀赋效应可以让人们为了保卫其资源投入更高的代价去战斗，结果遏止了侵入者掠夺的动机，私有产权因而的到自发尊重。不过在Gintis等人的理论中，存在私有产权的均衡与破坏私有产权的反产权均衡的条件是一样的，即同样的条件下可以有产权均衡也有反产权均衡，原因在于他们的模型中行为主体是同时行动的。国内学者董志强等引入主体的序贯决策行动，在动态博弈框架下证明了禀赋效应是自然产权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董志强、张永璟，2016)，并且他们在另一个扩展模型中得到了演化力量所促成的禀赋效应之边界以及因此而确定的自然产权的边界，或者说在什么时候社会需要法庭、警察等第三方实施力量(Dong and Zhang，2016)。这些研究都试图将禀赋效应作为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经济行为建模以理解传统经济理论难以完美解释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是有关禀赋效应行为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三，在一些特定的政策制定情形中，如何将禀赋效应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来设计经济政策，改进政策效率。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禀赋效应可以成为市场大轮中的沙子，导致市场交易数量不足效率缺乏。但明白这一点本身就具有政策上的含义：针对禀赋效应的恰当行为干预可以促进市场效率。因此，在一些特定政策设计情形中考虑对禀赋效应的干预也必然会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比如：(1) 二手商品市场可以采用所有权临时转移的行为策略改变买卖双方估值，促进二手商品市场交易。二手商品的出售者往往会比购买者要求更高的市场售价，这一更高售价除了“低买高卖”的销售策略外，也存在着因资源所有权归属而产生接受意愿普遍高于支付意愿的禀赋效应现象。由于买卖这一行为会使资源所有权发生转移，对于出售者来说是一种预期损失。Genesove and Mayer(2001)对于住房市场的研究发现，1%的预期损失会转换为高出0.25%的市场标价。禀赋效应也使得二手商品住房市场呈现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住房待售时间在价格下降时比价格上升时会更长。如何避免像住房市场等二手商品因禀赋效应导致买卖双方出价不一致而形成市场交易不足状况？或许，借鉴禀赋效应实验研究成果，采用“试住”、“试用”或“试吃”等所有权临时发生转移的行为策略，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因为这些策略提高了购买者对资源的使用体验和心理估值，也降低了出售者为规避资源损失的过高要价，从而更可能促成二手商品市场交易。(2) 劳动力市场中可利用禀赋效应设计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薪酬制度。年薪制是先给予而在未能完成业绩时予以扣除，绩效奖励则是在业绩增加上增加报酬。由于禀赋效应，年薪制度可能比绩效奖励制度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确实有研究支持上述论断，比如Hossain and List(2012)对中国高科技制造企业的现场实验研究发现，与团队每周产量超过400单位/小时每人获得80块钱的绩效奖金制度相比，团队每周产量没有超过400单位/小时每人将会减少80块钱的制度设计可以使得团队生产率增加1%。Fryer et al.(2012)的现场实验研究发现，与事后根据教学绩效支付奖金的制度相比，提前支付教师预期奖金而如果学生没有达到预期要求则退回已支付奖金的制度设计，可以明显提高学生成绩，它使得学生的数学成绩增加0.2~0.4个标准差。这意味着，从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视角来看，尽管年薪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有着同样财务支出，但是拥有明确工作要求的年薪制度可以比绩效考核制度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3) 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亟需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的动态评估、追踪研究及可能的价值贴现技术。现有研究已表明，具有替代功能和明显参考市价的水杯或巧克力棒等普通商品，由于资源禀赋归属不同，不管采用怎样的激励相容机制大都不可避免会产生禀赋效应。对于那些独一无二或者没有市价参考的自然资源环境等公共产品来说，主观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更是呈现巨大差距和动态变化。例如，Horowitz and McConnell(2002)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公共产品、健康和安全产品的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比值分别为10.41和10.06，它们高于普通产品的估值比值2.92。Tuncel and Hammitt(2014)的元分析结果则发现，公共产品、环境、健康和安全等产品的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比值依序分别为3.93、6.23和5.09，它们也高于普通产品的估值比值1.63。对比这两个结果可知，后期估值结果明显小于早期估值结果，它既可能得益于不断完善的能够真实披露个体主观偏好的激励相容诱导技术，也可能源于人们对于同样的自然资源产品估值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早期认为至关重要或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产品，在后期可能由于出现新的替代资源，或者由于“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使得资源禀赋拥有者降低了接受意愿估值，也有可能是资源禀赋的使用者意识到自然资源产品的无可替代作用而愿意支付更高代价。这意味着，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研究工作不能基于传统经济学有关个体偏好是稳定的假设基础上开展静态评估工作，它亟需基于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视角开展长期的追踪调研和动态评估；环境资源产品价值也不能简单依赖于单期的估值结果，而是需要多期估值和可能的价值贴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