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拥有多个不同的社会身份，相应地，人们对每一个身份都产生了一定的认同程度。根据社会心理学定义，社会认同就是“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group membership)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②。社会认同理论的假设前提为群体间存在比较^③，比较原因在于个体想借此深化内群和外群成员的差异性^④，从而做出更有利于本群体的评价，而产生这种行为的动机在于个体对自尊(self-esteem)的需要(Turner，1975)。正是出于对自尊的需要，个体往往会具有内群偏好，认同自身所在的群体。在该领域中，针对社会认同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强化群体身份会导致个体对内群的认同感增强，使个体做出更有利于内群的行为。在经济学领域中，Akerlof and Kranton(2000)通过将身份变量引入新古典效用模型，最早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认同理论，结果表明对身份所属群体规则的偏离将导致效用损失。身份的形成来源于身份所属群体的社会分类，而这一分类拥有维系该分类的一系列规则，因此个体为了维系自身对群体的认同程度，愿意牺牲自身效用。此外，Akerlof and Kranton(2000)还开创性地将社会认同模型用于分析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和隔离问题，以及家庭劳动力配给问题，为今后经济学界对社会认同的研究开阔了思路^①。

②社会认同的定义来自Tajfel(1972)，文中的定义转引自豪格和阿布拉姆斯所著《社会认同过程》，第9页。

③社会比较会导致群体关系的改变，Tajfel(1974)研究了群体间关系(如地位、稳定性、流动性及合法性等)对个体社会认同的影响。

④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认同理论，将群体分为内群和外群(最好用英文备注一下)，内群是指个体根据特定社会属性范畴化后所处的群体分类，外群则反之。①②③

①此后，Akerlof and Kranton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发表文章，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教育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是对经济学视角下社会认同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扩展，为后续理论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认同的引入对经济学理论意义重大，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检验社会认同效应提供了可能，并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每个个体都具有多重社会身份，且个体对身份的认同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研究社会身份影响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内生性问题。传统经济学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进展缓慢，其原因不仅在于现有的计量方法很难完全剔除这一内生性，还与自然生成的数据本身不能满足研究要求关系密切。然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恰恰能解决这一难题，通过采取实验室实验、框架实地实验等方法^②，经济学家可以将与社会身份无关的因素剔除，着重关注社会认同因素引发的经济决策差异。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采取框架实地实验研究社会身份，因此结论的现实有效性更强。

②AL-Ubaydli and List(2012)按照数据生成可控性将实验经济学分为：实验室实验，人工实地实验和框架实地实验，且这三种方法均被用于研究社会认同理论的实验经济学。

本文认为，社会认同通过改变偏好进而改变个体行为。总体来说，社会认同对偏好的塑造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认同会提升个体对内群的社会偏好水平^③，使个体做出更加有利于内群的行为。每个个体的任何一个身份必然对应一个群体，个体必然从主观上形成对群体的认同感，这一认同感是身份影响社会偏好的基础。在研究过程中，为了避免多重社会身份间的干扰，往往选取社会经历较少的被试，即学生。对应的，该部分的研究方法往往以实验室实验为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认同通过重塑社会偏好，会改变个体的捐赠行为、合作行为，增强个体与群体成员间的合作水平。

③社会偏好理论可以理解为非自利偏好，通常可以将其区分为利他偏好，互惠偏好与不平等厌恶偏好。国内学者曾对社会偏好理论进行综述，见陈叶烽等(2011)。

上述可以看成是本文综述的一个论述，也应该是作者综述研究的结论，但在以下的具体综述过程中，二者之间对应的逻辑关联还需进一步强化。

其次，社会认同会改变个体对内群规则的偏好，进而导致不同维度的群体分类在经济决策上的差异。在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围绕个体固有身份展开，如性别身份、种族身份(Hoff and Pandey，2006；Benedictis-Kessner et al.，2013)、宗教身份(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Benjamin et al.，2016)，罪犯身份(Cohn et al.，2015)、户籍身份(Afridi et al.，2015)等等。由于每个个体均拥有固有身份，因此个体自身对身份的认同等价于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的认同，这种认同表现在个体对内群规则的偏好程度。当个体对固有身份的认同程度改变时，必然会影响其对内群规则的偏好，进而改变经济决策。而这些规则往往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制度规定有关。

目前，国内实验经济学领域虽然对社会认同理论有所涉及，但仅限于样本分类层面的研究，并未涉及身份背后的认同因素^①。本文将从社会认同与社会偏好和群体规则偏好两个角度对这方面相关的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并探讨社会认同理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①周业安等(2013)曾研究社会角色与个体异质性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研究了禀赋获得方式中的性别差异。何其新(2011)研究了地域身份差异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二、 社会认同与社会偏好的实验研究

社会心理学领域对身份认同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1972年，Tajfel首次发表了关于社会认同理论问题的文章，该理论的产生是为了解释群际歧视的基本过程，也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②。通过设计最简群体范式^③(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研究方法，他们研究了个体对不同组群体成员间区别对待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外群成员(out-group member)，个体对内群成员(in-group member)具有倾向性(in-group bias)，而社会认同是导致这种差异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后大量的研究基于最简群体范式展开^④，大多数的研究均支持Tajfel and Turner的结论。然而，也存在部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对内群成员的倾向性其实并不存在。如Yamagishi and Kiyonari(2000)在标准式囚徒困境博弈中发现个体对内群成员具有倾向性，而在序贯囚徒困境博弈中这种倾向性则消失。作者对此的解释为，标准式博弈中，出于对内群成员互惠行为的期望，个体对内群成员的认同效应存在；相比之下，序贯博弈中，无论是否为内群成员，出于直接的互惠动机，个体均会选择合作行为，因此个体对内群成员的认同效应并不明显。个体对内群的认同是否会导致个体做出更加有利于内群的行为呢？实验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并指出个体对内群成员的倾向性本质为个体的社会偏好。

②Tajfel and Turner(1979)，Turner(1975)的研究均表明，维持或提升个体对所在群体的积极特异性，可以提升个体对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该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

③一种被试分组方法的统称，如简单的随机分组，或不影响实验内容的简单共同任务分组法等。

④Tajfel and Turner(1986)通过总结十五年期间应用最简群体范式分组方法研究社会认同问题的文章，得出结论：简单、临时的分组会导致个体区别对待组内组外成员，做出更加有利于组内成员的行为。

自Akerlof and Kranton将社会认同引入经济学领域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社会认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围绕社会认同产生的内群倾向性展开。经济学家在研究这类问题时，往往通过重新构造群体身份，从而达到研究目的^⑤。这种重新构造的群体身份被统称为组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对应地，将相对复杂的社会认同简化为组群体认同。这部分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影响机制背后的根本因素，即认同对偏好的重塑过程。为了避免固有身份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该问题时，通常借助实验室实验的研究方法，而且以学生为研究被试。其好处不仅在于实验室实验的可控性和可复制性，而且在于学生被试相对简单的生活经历，外部环境因素对学生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小^①，有利于观测新构造的群体身份如何影响个体决策。

①Afridi et al.(2015)在研究户籍身份影响时，选取小学生被试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也是基于此。

⑤McLeish and Oxoby(2011)在实验室实验中利用最后通牒博弈研究了身份认同与合作的关系，实验过程中作者并未使用构造的群体身份，而是采用激发工具法研究了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对被试共有身份的激发会提高共同身份被试间的合作水平，而对被试不同身份的激发会使被试间的合作水平降至最低。

Chen and Li(2009)最早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社会认同会提高个体对内群成员的社会偏好水平^②。在此之前，虽然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过相关问题的研究，但并未阐明认同与偏好之间的联系。如Eckel and Grossman(2005)通过构造组群体身份，研究了公共品重复博弈中认同程度的强弱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简单的形成组群体身份不足以克服个体的自利行为，因此不会提高组内合作水平。然而，用于提升个体社会认同程度的措施会起到提高合作水平的作用，例如促进团队身份形成的非支付任务。此外，锦标赛机制会在短期内有效促进合作，随着锦标赛机制解除，合作水平会回落。同样通过构造组群体身份，Mcleish and Oxoby(2007)研究了讨价还价博弈(bargain game)中认同效应，研究发现外群成员对内群成员的负面评价有利于提升内群成员的认同感，进而提升个体与内群成员的合作水平。Goette et al.(2006)利用瑞士军队中的随机分组，研究了组群体关系与合作、群体规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个体对内群成员表现出更高的合作倾向；在引入第三方惩罚机制后，如果与第三方同群的成员受到欺骗时，那么欺骗者将会受到更多的惩罚，这个结果表明合作行为相当于内群成员间的行为规范。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及社会认同，但是通过实验设计和对真实世界样本的随机分组，分离出了组群体关系，其本质上依然在研究认同与合作的关系。因此，Goette et al.(2006)的研究结论同样表明，个体的认同导致个体对内群成员具有倾向性，有利于内群成员间合作行为的发生，且这种合作行为是一种内群规范。上述研究虽然利用不同的经济学博弈进行测度，但却同样发现了个体对内群成员的倾向性，只是并未证明个体的内群倾向性成立的条件、适用范围，且在实验中也没有定量分析出这种倾向效应的大小，因此也就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作为内群倾向性理论的支撑。总体来看，在Chen and Li发现社会认同与社会偏好的关系之前，经济学领域对该类问题的研究可视作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相似研究的扩展，也就是说基于内群倾向性理论假设，发现社会认同会影响哪些经济行为，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用于解释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直至2009年，Chen and Li利用经济学实验室实验的方法，首次证明了社会认同会对个体的社会偏好产生正向影响。具体他，她们根据社会心理学中常用的方法将被试科学地分为两个组^①，而后开展五轮对他分配博弈(other-other allocations)。数据结果显示个体对内群成员仁慈度上升43%，嫉妒心降低93%；内群成员表现出友善行为后，个体对这种行为的报答水平上升19%，而内群成员的表现差强人意时，个体对这种行为报复的比率下降13%。除此之外，个体更加关注内群成员的整体福利水平，进而会采取整体福利最大化的行为。这篇文章不仅首次提出并证明认同对社会偏好的影响，还进一步将社会偏好细分为分配偏好、互惠偏好以及福利最大化行为，从而研究了认同如何影响社会偏好。

②陈岩和李欣两位学者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除了利用组群体身份首次证明了社会认同对偏好的影响外，他们还研究了固有社会身份对应的社会认同问题，如种族身份(Li，2010；Chen et al.，2014；Londono et al.，2015)，户籍身份(Afridi et al.，2015)，邻里身份(Li et al.，2014)。从内容上看，他们的研究涉及身份认同与不平等问题(Afridi et al.，2015)，身份与隔离问题(Londono et al.，2015)，社会比较与公共品供给(Chen et al.，2010)，认同与公共品供给(Li et al.，2014)，身份与市场交易(Li et al.，2011)，身份与税收(Li，2010)。

① 具体方法为，每个被试欣赏五对组合的绘画，两幅画分别为两位画家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和Paul Klee(1879-1940)的作品，并让被试在每对组合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根据被试报告的结果分组，如果喜欢第一位画家作品占多数，则分为Kandinsky组，反之则分为Klee组，由此作为分组依据。这种方法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社会认同问题(Tajfel et al.，1971)。

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对社会认同与社会偏好的关系进行补充和扩展。Klor and Shayo(2010)研究了社会认同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通过实验，作者证明了个体自身收入最大化动机与个体的社会认同之间的权衡替代关系。在实验中，以税率作为衡量再分配偏好的依据，且最终税率的确定取决于全组成员的投票选择。研究发现，一个组群体的成员中，部分成员的决策显著偏离自身收入最大化目标，在对个体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更加有利于组群众整体的利益。通过分析，个体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在于对所在群体的认同，并非由于效率原因、不平等厌恶、互惠预期、社会学习以及遵从原则动机。最后，作者在调研数据中发现，个体在实验室实验中的行为表现与现实生活中相一致，因此社会认同对个体的再分配偏好确实产生影响。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如果个体对群体具有更高的认同水平，那么个体则会对群体产生更高的再分配偏好，这种再分配偏好则可以视作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基础，因此Klor and Shayo(2010)的研究有效的补充了认同与社会偏好相关研究。Chen and Chen(2011)在Chen and Li(2009)数理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新的认同与社会偏好相结合的效应模型，并计算出了在认同因素影响下模型的均衡解。而后，作者通过实验室实验中最小努力博弈(minimum-effort games)检验了模型均衡解，结果与模型均衡解相一致，即当个体对组群体认同程度越高时，则越倾向于在博弈中选择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个研究成果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随着当前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其工人构成较原来也更加复杂，基于该篇文章的研究结论，如果可以提高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则可以促使个体更加努力工作，进而提升工作效率。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认同对社会偏好的影响，也可以通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努力程度体现出来，即个体对群体越认同，则对群体拥有更高的社会偏好水平，从而更加努力工作。Chen and Chen(2011)的文章是对Chen and Li(2009)的研究的延续，其本质上是对Akerlof and Kranton(2005)中提及的劳动者对所在组织的认同效应的证明。Chen and Chen(2011)的文章表明在工作组织环境下，社会认同效应对个体社会偏好的影响依然存在，是对认同与社会偏好关系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Font and Cowell(2015)对社会认同与再分配偏好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文章的内容围绕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展看，不仅仅包含实验经济学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涵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文章通过总结各类相关研究的证据，得出社会认同确实会影响个体社会偏好以及再分配意愿的结论。

基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认同会增强个体的社会偏好水平，促使个体做出更多有利于群体的行为。然而，这些研究结论均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方法，认同的塑造也是基于人为构建的组群体身份，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认同是否真的会影响社会偏好呢？Li et al.(2014)的研究给出了答案。在该研究中，作者利用美国德州达拉斯的两个社区的真实居民，通过框架实地实验研究了共同邻里身份对个体公共品捐赠行为的影响。在对非盈利组织捐赠前，首先强化实验组被试的邻里身份，从而提升个体对社区的认同感，而后再进行相关捐赠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认同是否会提升个体社会偏好取决于个体所在社区的背景环境，对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认同感提升后会增加个体的捐赠数额；相反，收入处于低等水平的地区，认同感提升后会降低个体捐赠数额。Li et al.(2014)的研究不仅将实验室研究的结论扩展到了真实世界，还检验了认同影响偏好成立的外在条件。然而，社区收入水平因素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影响认同与社会偏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目前并未形成确定答案。除此之外，目前已有许多研究集中讨论认同影响社会偏好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Landa and Duell(2013)研究了社会认同与选举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二次选举的过程中，形成了组群体身份的竞选者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作者对此的解释为，组群体身份的形成有利于个体提升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因此Landa and Duell(2013)的研究证明了选举环境下，社会认同对社会偏好的影响作用依然存在。又如，Morozova(2015)在Chen and Li(2009)的基础上研究了等级身份对社会偏好的影响。在实验室实验中，将被试分为高等级和低等级两个组，并通过对他分配博弈(other-other allocations)、两人最低信任博弈(two-person mini-game)，以及控制等级身份获得途径等方式，估计了等级身份对公平、信任、权利与嫉妒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对内群成员具有倾向性，而且等级身份会起到影响个体对他人偏好的作用。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将实验室模拟的环境更加贴近实际，创造出一个有等级的环境，检验认同与社会偏好的关系。类似的扩展性研究还有许多，不在此逐一列举。

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出，首先社会认同会改变个体的社会偏好，继而影响经济决策。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认同通过改变个体社会偏好使个体做出有利于共同身份群体的行为。此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社会认同对个体社会偏好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

三、 社会认同与群体规则偏好的实验研究

社会认同理论中，有一部分研究围绕个体固有身份展开，探讨社会身份本身对经济决策形成的潜在影响。学界对个体固有社会身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一般存在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为检验社会身份引发的差异性，这一差异性表现在两种情况下：检验同一维度分类下不同的社会身份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一差异性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经济决策中，如劳动绩效、就业行为、公共品供给以及合作行为等；由不同身份对应群体之间的比较产生的差异性，这种群体间的比较往往导致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社会排斥问题以及社会隔离问题等。第二个原因为研究导致不同社会身份差异性的根源，并对此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实验经济学家试图通过采用激发工具(Priming Instrument)^①的方法分离个体的固有社会身份。具体地，Hoff and Pandey(2006)研究了印度种姓制度的弊端，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开场合暴露低等种姓的身份会导致其经济决策能力降低，原因在于劣势种姓往往对自身缺乏信心，更消极，而公开场合暴露种族身份会加剧这种负面情绪。Benjamin et al.(2016)检验了宗教身份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使用激发工具使宗教身份凸显后，会增加个体对公共物品的捐赠水平，然而在独裁者博弈中并未发现宗教身份与工作努力程度、慷慨程度有关。Cohn et al.(2015)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了罪犯身份与违反规则的关系。通过以监狱中的罪犯为被试，并采用激发工具使罪犯身份凸显，得出罪罚身份被激发的被试更容易采取欺诈行为的结论。Afridi et al.(2015)研究了中国的户籍身份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户籍身份可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Afridi et al.(2015)以北京小学生为样本，比较北京城市户口小学生与外地农村户口小学生间的差异。在对户籍身份激发后，农村户口学生在认知能力测试中表现更差。另外，Afridi et al.(2015)在第二轮实验过程中引入锦标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机制的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农村户籍身份造成的劣势。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不在此一一列举。

①笔者将Priming Instrument翻译为激发工具，该方法产生并发展于心理学领域，通过情景线索激活特定的思维表现(Bargh and Chartrand，2000；Shih et al.，1999)。而后经济学家普遍采用此方法作为研究社会认同问题的工具(Benjamin et al.(2010)，2016；Chen et al.，2014)。Cohn and Maréchal(2016)对经济学中应用激发工具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分类指出激发工具如何应用于研究认同、规则和文化对个体偏好和行为的影响。除此之外，文章还总结了应用激发工具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在对个体固有身份激发后，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的认同程度发生改变，从而造成个体在经济决策中表现的差异。笔者认为，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认同使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规则的偏好发生改变。每个社会身份必然对应该身份所属的群体，相应地必然存在一系列群体规则。因此当个体固有身份被激发后，必然会强化其对身份所属群体规则的认同程度，使其行为更加符合群体规则。实际上，社会认同导致的个体经济决策差异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的群体规则偏好发生改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现身份认同在经济行为中所导致的差异，而在解释差异时往往结合身份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制度规定等。无论历史、文化或制度规定，均可视作一种群体规则，社会认同本质上通过改变个体的群体规则偏好，从而导致经济决策上的差异。比如，Afridi等(2015)对农村户籍学生在认知能力测试中表现差的解释为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②，即农村人群体普遍具有的文化水平低等负面形象会导致农村学生的表现更差。这种刻板印象有可能固化为某种群体规则，即农村户籍者在文化程度上普遍低于城市户籍者。因此在对学生的户籍身份激发后，使农村户籍学生加深了对这种群体规则的偏好，从而在认知能力测试上表现更差。类似地，Cohn et al.(2015)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罪犯身份与诚信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激发罪犯身份后的被试诚信水平会下降。这可能是罪犯身份本身具有违反规定的群体规则，因此在对身份激发后，被试对罪犯身份更加认同，因此更加符合罪犯群体规则行事，导致自身诚信水平的下降。除了实验研究外，Bertrand et al.(2015)用美国家庭的经验数据研究了性别身份规则对社会、经济现象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身份中“妻子的收入不应超过丈夫”这一规则可以用于解释女性劳动力市场中参与率、家庭离婚率以及家庭收入分配等现象。上述解释成立的原因是女性对“妻子的收入不应超过丈夫” 这一规则产生了认同效应，所以其行为符合这一规则。因此，Bertrand et al.(2015)的研究成果表明社会认同确实会影响个体的规则偏好水平，进而影响个体行为。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认同确实可能改变个体对群体规则的偏好，当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认同增加后，其行为也更加符合该群体的群体规则。

②刻板印象威胁是指个体由于所在群体所拥有的负面形象最终会导致个体与刻板印象相关的能力变差。刻板印象威胁理论经常在社会心理领域使用，Dee(2014)首次将该理论用于经济学领域。

此外，Benjamin et al.(2010)研究了社会认同与最基本的经济学偏好——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将社会认同理解为个体对所属群体规则的认同，进而研究了种族规则认同和性别规则认同对偏好的塑造。通过采用激发工具，作者分离出了认同效应，发现不同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在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表现上存在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不同身份对应的群体规则上的差异。因此，虽然Benjamin et al.(2010)研究了社会认同与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关系，既然认同影响上述两种偏好的基础为群体规则，社会认同对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影响也可视作其对群体规则偏好的影响。

四、 未来可能的研究进展

本文对社会认同与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梳理，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认同确实会改变偏好，从而改变个体的行为决策。根据已有的研究，社会认同对偏好的塑造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为认同对社会偏好的影响和认同对群体规则偏好的影响。社会认同对社会偏好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一结论已基本形成共识。从现有文献看，社会认同理论不仅在于发现认同与偏好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解决不平等问题、社会隔离问题等。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社会认同理论有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1.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不断被引入。计算机技术的创新，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应用为研究社会身份问题提供更多可能的方向。如Benedictis-Kessner et al.(2013)采取网上实验，研究了虚拟社区中种族多样性对公共品捐赠行为的影响；Chen et al.(2010)构建了一个在线社区，通过实地实验研究了社会比较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实验室实验存在固有的弱点，比如不易模拟，研究侧重点复杂，以及需要研究的时间夸度较长等等，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恰好能解决上述难题。此外，框架实地实验方法作为逐渐兴起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潜在应用价值。例如，Li et al.(2014)在美国德州达拉斯的两个社区通过框架实地实验研究了共同身份对个体公共品捐赠行为的影响；Londono et al.(2015)同样利用框架实地实验研究地方公共品融资，等等。框架实地实验方法介于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之间，既具有实验室实验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又具有自然实验的现实性，可以大幅提升实验研究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

2.跨学科研究色彩越来越浓厚。社会认同的经济学研究越多越多的把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探讨社会经济中的一些综合性问题。例如公司金融经常对女性CEO的特征进行研究，而Karelaia and Guillen(2014)则从身份冲突角度，研究了女性身份和领导者身份间的冲突及其影响，两种本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又如，Chen and Li(2009)采用的分组方法、激发工具法均借鉴于社会心理学领域。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经济学研究范畴本身，学科间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混合使用成为亮点。

总体上看，Akerlof and Kranton(2000，2002，2005)把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引入经济学分析，看似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身份经济学”，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局限在贝克尔的研究策略，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他们所引发的有关认同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则在这方面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通过构建认同与偏好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认同和经济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变得清晰起来，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偏好得以凸显，这使得经济学家有可能把社会成员的社会性至于经济学的范畴进行更加有效的处理。从这个角度讲，对认同的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把经济学本身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