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外需和投资，并付出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资源环境恶化和社会公共福利不足的代价，用经济绩效来概括，即持续高速增长、低福利增长与软预算约束增长并存。近期，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引起了多方关注，“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必须摆脱旧的增长方式，改善当前经济绩效，为此，对经济绩效的成因必须有一个更加准确而深刻的认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张军等编, 2008)。Bardhan et al.(2006)甚至认为“中国是仅有的在经济增长方面由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抽象整体要影响经济发展过程，必须通过地方政府官员个体的行为选择来实现，而官员个体的行为选择一定受特定的目标偏好和激励机制所驱动。因此，要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绩效，需要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有一个深入探讨，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职业发展模型为此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并适当展望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逐步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

从理论框架看，已有研究对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解释基本可以概括为财政分权、政治晋升锦标赛和两者综合三大派别。财政分权一派借用了财政联邦主义解释框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财政分权制改革使得地方经济增长与地方官员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之间关系更加透明、稳定，地方政府成为“剩余索取者”，地方官员有动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市场秩序，克制对企业的“掠夺”，推动经济发展。当然，财政分权激励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一定的制度条件。钱颖一等(1993)认为中国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制度安排与财政联邦制具有相似之处，具备“政府层级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权力划分的制度化、地政府决策权、统一的全国市场、硬预算约束”等六大基础条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Montinola et al., 1995)。不过，受财政分权工具变量选择、跨期效应变化等因素影响，从实证角度证实财政分权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根据张玮等(2015)的最新梳理，只有一半实证结果支持中国的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于是很难根据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提供政策建议。1990年代末以来，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官员受到的政治激励，寻求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绩效的联系。其中，周黎安(2004,2007) 借鉴组织经济学领域的标尺竞争模型^①，较早提出了“晋升锦标赛理论”。标尺竞争模型本来用于分析锦标赛环境下的员工激励机制，如果雇主对风险中立的工人的报酬以产出排名这一相对水平为标准进行支付，可以达到按产出绝对水平支付报酬时相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此时雇主能够对员工实施高能激励，且在企业管理当中具有交易成本优势，可以节省准确测度产出水平的费用(Lazear et al., 1981)。周黎安(2004,2007) 认为中国特殊的官员治理制度形成了官员之间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并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绩效。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上级政府对下辖地区党政“首长”设定一种按地方经济相对绩效排名决定晋升次序的比赛，即GDP竞赛。地方官员要想从最低层级的地区逐步提拔至高层官员，必须在逐级的GDP锦标赛中取得优胜，因此有足够的动力按照上级政府对施政目标的设置治理地方发展。而且，同样的政治锦标赛在每一对上下级政府之间都存在，如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之间、地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中央以下的地方政府为了在晋升竞争中胜出，自然选择自我加压，尽最大努力超额完成上级政府设定的目标，最终，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设定的施政目标被层层加码，造就了地方政府经济发展高积极性。Blanchard et al.(2001)对中俄比较研究支持周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官员任免具有绝对权威，也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相比之下，俄罗斯则缺乏这样的制度安排，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能力很弱。近来，也有学者将财政分权激励、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和中国特有的政府组织结构结合起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以此解释经济发展。许成钢(2011)提出中国是“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其主要特点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与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造就了“中国奇迹”。

^① 美国的地方政府具有很高的自治度，属于高度分权国家。Besley et al.(1995)对美国地方政府税率设定行为的研究表明，不同地方选民通过比较地方政府税负水平做出投票决策，地方政府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开展“标尺竞争”，具有保持低税负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激励。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的共通之处在于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置于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进行分析，阐述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具有一定解释力，但理论架构上存在一定缺陷。首先，财政分权激励缺乏微观基础。在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根据分权程度高低采取相应的努力水平，实际上是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为人，赋予其独立的利益偏好，难免过于宏观和抽象。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选择是由地方政府官员微观个体作出的，过于抽象地讨论地方政府行为只能造成对官员个体行为的忽略，导致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在逻辑上说服力不强。其次，用政治晋升锦标赛来概括中国的地方官员治理体制过于牵强。无论在正式制度安排上还是锦标赛理论前提条件上都难以支持现实中存在一种政治晋升锦标赛机制。陶然等(2010)认为，没有实证证据表明在省这一级别GDP增长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显著影响，也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等逐级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而且，正式的GDP统计数据和领导班子目标考核体系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建立和完善，因此在此之前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赛前提条件并不具备，用其解释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不太严谨(汪晖等，2009)。再次，理论解释力度和解释范围十分有限。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官员作为代理人的个人特征和代理任务的特征都是影响其行为激励的重要因素，前述研究都没有予以考虑，对地方官员的行为特征的分析不够全面，也就无法对中国的经济绩效进行更系统而严谨的解释。

本文认为，在委托代理框架下，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Principal)，通过国家治理追求全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但是只能通过分权的方式将国家发展的任务委托给地方政府官员，于是其目标转为任命有治理能力的地方官员并激励其完成地方的发展任务。地方官员作为代理人(Agent)，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追求终身效用最大化^①。但是，由于中央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只能通过其治理绩效进行推测，把推测的结果作为决定官员职业晋升(职务级别) 的依据。所以，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是采取一定的治理行为，让委托人——中央政府——相信他是有治理能力的，以争取职务晋升机会，并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起到激励作用的不是通过财政收分权的显性激励方式，而是地方官员的职务晋升(职业发展) 这种隐形激励机制，但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是保证了地方官员在职务晋升激励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并非其激励的直接来源。

由于职务晋升的结果直接决定官员的客观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 及与职务级别相关的地位、荣誉、权力等主观效用，这些因素都与职务级别高度相关，因此本文可以简化地用与地方官员的职务级别相对应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其效用函数。

虽然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细化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研究，忽略了政府内部的分工协作，但是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作这样的抽象有其合理性。理论上，Tirole(1994)较早梳理了政府组织中的激励问题研究，他认为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中的代理人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行为人，两者的差别体现在程度上而非性质上。政府组织有别于一般性企业组织，主要体现在目标不清晰、目标多重性、产出绩效缺乏可比较性等(Wilson，1989；弗朗西斯·福山，2007)。这些特征使得奖金、工资等常规激励手段对政府官员作用有限，而职业发展、连任、晋升等隐性激励手段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却能够提升政府组织内部代理人的激励水平。现实条件上，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一把手”负责制能够保证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完全有权力和能力考核、任命辖区内部门官员，基本能够保证各部门进行分工协作，共同按照地方官员的意愿完成代理任务。至于地方官员和部门官员之间的关系，那实际上也构成了另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在不影响本文理论模型合意性的前提下，可以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本文将建立一个具备微观基础和理论一致性的地方官员职业发展模型，分析其激励机制和行为偏好，从而为中国的经济绩效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并分析经济新常态对官员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将如何影响现有激励机制。

二、 理论模型 (一) 代理任务不可度量性和代理人年龄的影响

首先考虑只存在单一的中央政府与单一的地方政府环境，且中央政府仅有一项任务委托给地方政府。参考Meyer et al.(1997)和Holstrom(1999)的模型，在多期情形下，每个时期地方官员生产函数为：

${q_t} = \theta + {a_t} + {\varepsilon _t}$

(1)

其中，q_t代表当期产出水平，a_t代表地方官员的治理行为，θ是其治理能力，服从均值为θ，方差为σ_θ²的正态分布；ε_t是产出干扰项，表示影响最终产出的其他随机因素，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_ε²的正态分布，σ_ε²表示代理任务的不可度量性。假设地方官员努力水平为私人信息，无法被中央政府直接观察，而产出水平为共有信息，双方可以准确观测。

在1期，地方官员具有多期加总效用函数：

$U\left( {c,{\rm{ }}a} \right) = \sum {_{t = 1}^T} {\beta ^{t - 1}}\left[ {{w_t} - c({a_t})} \right]$

(2)

在t期，中央政府可以根据此前t－1期的产出绩效推测地方官员能力水平，据此作出晋升决策，并支付其固定工资w_t。有：

${w_t} = E\left[ {\theta |{q^{t - 1}}} \right]$

(3)

给出地方官员终身效用最大化问题：

$\mathop {{\rm{max}}}\limits_{\left\{ {{a_t}} \right\}} \sum {_{t = 1}^T} {\beta ^{t - 1}}\left[ {E{w_t}\left( {{q^{t - 1}}} \right) - Ec\left( {{a_t}\left( {{q^{t - 1}}} \right)} \right)} \right]$

(4)

命题1：在多期策略均衡中，地方官员在隐性激励下的努力水平受贴现因子(β) 和信号噪声比$\tau = \frac{{\sigma _\theta ^2}}{{\sigma _\theta ^2 + \sigma _\varepsilon ^2}}$影响，信号噪声比τ越大，地方官员越是愿意努力工作。

证明：在策略均衡中，令z_t=q_t－a_t^*(q^t－1)=θ+ε_t，z_t为可观测量，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θ，方差为σ_θ²+σ_ε²。在t时期，中央政府根据观测到的z^t推测θ的后验分布，根据贝叶斯法则，得到t时期θ的后验分布均值和方差：

$\tilde \theta = \frac{{\frac{{\tilde \theta }}{{\sigma _\theta ^2}} + \frac{{\sum {_{s = 1}^{t - 1}} {z_s}}}{{\sigma _\varepsilon ^2}}}}{{\frac{1}{{\sigma _\theta ^2}} + \frac{t}{{\sigma _\varepsilon ^2}}}}$

(5)

$\tilde \sigma _\theta ^2 = {(\frac{1}{{\sigma _\theta ^2}} + \frac{t}{{\sigma _\varepsilon ^2}})^{ - 1}}$

(6)

代入(3) 式取期望：

$E{w_t} = \frac{{\frac{{\tilde \theta }}{{\sigma _\theta ^2}}}}{{\frac{1}{{\sigma _\theta ^2}} + \frac{t}{{\sigma _\varepsilon ^2}}}} + \frac{{\frac{{\sum {_{s = 1}^{t - 1}} (\bar \theta + {a_s} - a_s^*)}}{{\sigma _\varepsilon ^2}}}}{{\frac{1}{{\sigma _\theta ^2}} + \frac{t}{{\sigma _\varepsilon ^2}}}}$

(7)

代入(4) 式，对a_t求导数，得地方官员收入最大化问题一阶条件：

$c\prime (a_t^*) = \sum\limits_{s = t}^T {{\beta ^{s - t}}} \frac{1}{{s - 2 + \frac{1}{\tau }}}$

(8)

得证。

信号噪声比$\tau = \frac{{\sigma _\theta ^2}}{{\sigma _\theta ^2 + \sigma _\varepsilon ^2}}$越大，表示产出q_t中包含的官员治理能力的信息量越多，在地方官员的能力不确定性(σ_θ²) 一定的情况下，说明任务本身的模糊性较小，地方官员的能力相对更加不确定，此时被观察到的高产出水平更容易被中央政府推测为是地方官员的高能力所致，地方官员增加努力供给的潜在收益更高，于是工作的积极性更高。

推论1：年轻官员更有积极性。即随着年龄增长，隐性激励的效果趋于下降，地方官员努力水平递减，a₁^*＞a₂^*＞…＞a_t^*＞a_t+1^*＞…＞a_T^*。

证明：为了计算便利，令$k = \frac{{\sigma _\varepsilon ^2}}{{\sigma _\theta ^2}}$，由(8) 式知：

$c'(a_{t + 1}^*) = \sum\limits_{s = t + 1}^T {{\beta ^{s - t - 1}}} \frac{1}{{s - 1 + k}}$，且$c'(a_t^*) = \sum\limits_{s = t}^{T - 1} {{\beta ^{s - t}}} \frac{1}{{s - 1 + k}} + {\beta ^{T - t}}\frac{1}{{T - 1 + k}}$

所以有：$c'(a_t^*) - {c^\prime }(a_{t + 1}^*) = \sum\limits_{s = t}^{T - 1} {{\beta ^{s - t}}} \left( {\frac{1}{{s - 1 + k}} - \frac{1}{{s + k}}} \right) + {\beta ^{T - t}}\frac{1}{{T - 1 + k}}$，因为$\frac{1}{{s - 1 + k}} - \frac{1}{{s + k}} ＞ 0$恒成立，故上式右边第一项(求和部分) 恒为正，显然第二项亦为正，所以$c'(a_t^*) - c'(a_{t + 1}^*) > 0$，即，$c'(a_t^*) ＞ c'(a_{t + 1}^*)$又因为$c''\left( \cdot \right) ＞ 0$，知$a_t^* ＞ a_{t + 1}^*$，得证。

地方官员年轻化有利于提高隐性激励的激励效果。对于年轻干部，处于职业生涯早期，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对其能力的有关信息十分缺乏，就越是看重早期实现的产出绩效，而年轻的地方政府官员知道付出更高的努力程度将显著改善中央政府对自己能力的预期，获得更快、更高的职务晋升，提升整个职业生涯效用水平，于是就越倾向于在早期付出较高的努力程度。随着职业生涯临近末期，中央政府可以观察到的历史产出绩效更多，信息非常丰富，关于地方官员能力的推断更加接近真实水平，此时，地方官员深知要影响中央政府的预期已经十分困难，再无积极性付出过多努力。在无限期界的极端情况下，隐性激励机制可以起到与显性激励机制同样的效果。将推论1稍做引申，考虑地方官员任期变化的影响。在地方官员职业生涯总时长不变的前提下，其职务晋升最终停留在哪个层级除了受中央政府对其治理能力的推测影响外，同时也受到他在现有职务层级上的任期长短影响。如果，任期缩短了，相当于(8) 式中的T增加，意味着在剩余的职业生涯中继续得到职务晋升的机会增加了，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是在更短的任期内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制造政绩，去改变中央政府的预期水平，以进一步争取后期提拔。可见，如果地方官员的任期发生趋势性的缩短，总体上容易形成更加有效的隐性激励。

(二) 相对绩效比较的影响

考虑多代理人情形，假设中央政府同时激励多个地方官员，一种可能的激励机制是相对绩效比较。在显性激励模型中，已经发现相对绩效比较能够改善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机制，因为相对绩效比较具有信息发现功能，有助于委托人更加确定地推测代理人的实际行为，付出更少的激励成本。那么相对绩效比较能改善隐性激励机制吗？虽然在理论上，Meyer et al.(1994)已经表明答案取决于一些外部假设条件，是不确定的。本文所构建的隐性激励模型中，中央政府借助地方官员之间的相对绩效比较能够实现激励机制的改善，但是如果经济新常态下地方发展动力更加依靠创新和地方特色优势的发挥，相对绩效比较却弱化了官员激励。

基本的模型假设同前文。考虑2个地方官员i和j，存在相对绩效比较，可以将地方官员i的第2期收入表示为w_2i=E(θ_i|q_1i, q_1j)。其中，θ_i代表地方官员i的治理能力，q_1i表示地方官员i在1期的产出，q_1j表示地方官员j在1期的产出。令η=corr(θ_i, θ_j)和ρ=corr(u_ti, u_tj)分别表示地方官员i和j之间的治理能力的相关系数、外部干扰因素的相关系数。要使得相对绩效比较起作用，q_1j必须能包含有关θ_i的信息，故η和ρ不能同时为0。由于第2期是最后一期，代理人收入水平与当期产出水平无关，地方官员i和j的第2期努力水平是0。由于θ_i、q_1i和q_1j服从多元正太分布，根据贝叶斯法则，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到：${w_{2i}} = E({\theta _i}|{q_{1i}},{\rm{ }}{q_{1j}}) = \frac{\tau }{{1 - {\kappa ^2}}}[\left( {1 - \eta \kappa } \right)({q_{1i}} - a_{1i}^*) + \left( {\eta - \kappa } \right)({q_{1j}} - a_{1j}^*)]$，其中，κ=(1－τ)ρ+τη，τ的含义同上文。上式代入地方官员i的效用函数：U_i=w_1i－c(a_1i)+β(w_2i－c(a_2i))，其中，w_1i是第1期的固定收入，与a_1i无关，且a_2i=0。求最大化问题得一阶条件：

$c\prime (a_{1i}^*) = \tau (\frac{{1 - \eta \kappa }}{{1 - {\kappa ^2}}})$

(9)

命题2：当满足条件ρ＞η＞0，即两个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正相关性弱于外部干扰因素的相关性时，相对绩效比较能够改善隐性激励机制。

证明：

因为ρ＞η＞0，知κ=(1－τ)ρ+τη＞0，又因为ρ和η都小于1，则κ作为ρ和η的加权平均值自然小于1。(9) 式右侧括弧中分母减分子：

$(1 - {\kappa ^2}) - \left( {1 - \eta \kappa } \right) = \kappa \left( {\eta - \kappa } \right) = \kappa \left( {1 - \tau } \right)\left( {\eta - \rho } \right)$

知0＜κ＜1, τ＜1，显然有ρ＞η能保证(1－κ²)＜(1－ηκ)，即$\frac{{1 - \eta \kappa }}{{1 - {\kappa ^2}}}$。为了有比较参照，考虑单代理人、二期条件下的模型结果，由Meyer and Vickers(1997)一文的相似推导结果知一阶条件c′(a₁^*)=τ，同(9) 式相比，有c′(a_1i^*)＞c′(a₁^*)=τ，故a_1i^*＞a₁^*，得证。

在中国的官员治理体系中，不同地方官员之间可能会存在治理能力的相互增强，即η＞0。因为地区治理的手段或制度创新是可以相互模仿的，比如，一个地区的官员发现了土地资源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可能很快被其他地区的官员借鉴^①。但是，这种模仿是很有限的，即使能够相互模仿，也存在一个时间差，一个地方官员治理方式的有效创新不可能马上就被其他地区官员模仿采用，本文的地方官员治理能力更像是一种自然禀赋，只是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根据其治理绩效不断进行推测与修正，因此可以认为η是很小的。同时，本文所讨论的地方官员在地理空间上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比如同处一个省内的不同地级市，或者同处一个地级市内的不同县，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官员往往面临着相似的外部干扰因素，例如同时遭受自然灾害侵袭，或者面临相似的国际市场冲击，因此可以假设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外部干扰因素是高度相关的，即ρ较大。于是，在中国的特殊官员治理环境下可以满足ρ＞η＞0。此时，相对绩效比较能够改善隐性激励机制，因为中央政府通过同时观测两个地方官员的产出绩效，并进行比较，可以降低外生干扰因素对推测地方官员治理能力的影响，提高推测的准度，从而使得地方官员更能够通过积极的努力改变中央政府对其治理能力的预期，提高晋升的概率和终身效用水平。

^① 例如，1980年代深圳特区首先开始了在土地有偿使用和批租制度方面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制度，并在同年得到《宪法》的追认。此后，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模仿，逐渐发现并利用了土地要素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要作用(张军, 2010)。

(三) 多任务代理的影响

现实中，地方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集多重责任于一身，需要把自身精力在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发展问题上作出统筹安排。此时，将单任务动态模型扩展到多任务模型在数学上处理难度很大，为了分析隐性激励模型的多任务特征，本文参考Dewatripont et al.(1999a,1999b) 的一般化一期职业发展模型，根据需要予以拓展。

1.任务相互独立条件下的激励

在地方官员从事的多重代理任务中，既存在不可度量性差别，也存在不同任务间的互补(替代) 性关系。根据Dixit(2002)的整理，多任务显性激励模型中，任务的不可度量性差别和任务间互补(替代) 性关系影响激励强度，那么，本文关注的隐性激励模型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关系？

考虑以下隐性激励模型。为了实现多任务产出q=(q₁, q₂, …, q_n)∈Rⁿ，地方政府官员付出努力a=(a₁, a₂, …, a_n)∈Rⁿ，努力产生成本c(a)，由于任务之间相互独立，成本函数有$\frac{{\partial {c_i}\left( a \right)}}{{\partial {a_j}}}$。与Dewatripont et al.(1999a, 1999b) 做法不同，本文假设不同任务的可度量性存在差异，即对于产出函数q_i=θ_i+a_i+ε_i，ε_i表示任务q_i的干扰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_i²的正态分布，不同任务的σ_i²可以不同，即不可度量性存在差异。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每个任务产出结果q_i推测得到一个治理能力θ_i，也即每个任务产出中都包含有关于地方官员治理能力的信息，假设中央政府对不同任务产出所反映的治理能力给予不同的评价，有着不同的偏好(p_i)，而他最终关心的是地方官员的综合治理能力，并且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评估地方官员治理能力，有地方官员薪酬函数：

$w = \sum\limits_{i = 1}^n {{p_i}} \left[ {E|{\theta _i}{q_i},{\rm{ }}a_i^*} \right]$

(10)

其中，p_i∈[0, 1]表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在第i项任务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的偏好程度(权重)，满足$\sum\limits_{i = 1}^n {{p_i}} = 1$。地方官员选择努力程度a以最大化期望效用：

$\mathop {{\rm{max}}}\limits_{\left\{ a \right\}} E\left( {\sum\limits_{i = 1}^n {{p_i}} E\left[ {{\theta _i}|{q_i},{\rm{ }}a_i^*} \right]} \right) - c\left( a \right)$

(11)

命题3：独立多任务隐性激励环境下，中央政府对不同任务的偏好程度(p_i) 决定地方官员在不同任务上的努力水平。即任务i的均衡条件为p_icov(θ, $\frac{{{{\hat f}_{{a_i}}}}}{{{{\hat f}_i}}}$)=c_i(a^*)，地方官员的边际激励是治理能力与产出分布函数似然率的加权协方差等于努力的边际成本。

证明：

同单任务情形，(11) 式可表示为：$\mathop {{\rm{max}}}\limits_a \sum\limits_{i = 1}^n {{p_i}} (\int {{\theta _i}} f\frac{{\left( {{\theta _i},{q_i}|a_i^*} \right)}}{{\hat f\left( {{q_i}|a_i^*} \right)}}d{\theta _i})\hat f\left( {{q_i}|{a_i}} \right)dq - c\left( a \right)$

得一阶条件：${p_i}f\left( {{\theta _i},{q_i}|a_i^*} \right)\frac{{{{\hat f}_a}\left( {{q_i}|a_i^*} \right)}}{{\hat f\left( {{q_i}|a_i^*} \right)}}d{q_i}d{\theta _i} = {c_i}({a^*})$，参照Dewatripont等(1999a, 1999b) 的单任务模型，均衡条件为：

${p_i}{\rm{cov}}\left( {{\theta _i},\frac{{{{\hat f}_a}}}{{\hat f}}} \right) = \frac{{{p_i}\sigma _\theta ^2}}{{\sigma _\theta ^2 + \sigma _i^2}} = {c_i}({a^*})$

(12)

多任务代理情形下，如果任务间是独立的，均衡状态时努力水平将由产出的加权信号噪声比例$\frac{{{p_i}\sigma _\theta ^2}}{{\sigma _\theta ^2 + \sigma _i^2}}$决定。一方面，与单任务情形相同，地方官员在某些任务上的努力水平将由该任务产出的信号噪声比例$\frac{{\sigma _\theta ^2}}{{\sigma _\theta ^2 + \sigma _i^2}}$决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不同任务能够反映的地方官员能力的程度偏好(p_i) 不一，也将影响地方官员在某一任务上的努力程度，显然，如果中央政府认为某些任务产出包含更多的地方官员能力信息(p_i越大)，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是加大在该任务上的努力投入。

2.任务相关性的影响

如果完成一件任务的同时有助于节省完成另一件任务的成本，此时两件任务是互补关系(k＜0)，反之，则为替代关系(k＞0)。为了简要揭示多任务互补(替代) 关系的影响，考虑只有2个任务的隐性激励，假设地方官员在两项任务上的产出函数假设地方官员关于这2项任务的成本函数为$c({a_1},{\rm{ }}{a_2}) = \frac{1}{2}a_1^2 + k{a_1}{a_2} + \frac{1}{2}a_2^2,k \in \left( { - 1,{\rm{ }}1} \right)$，令信号噪声比例$\frac{{\sigma _\theta ^2}}{{\sigma _\theta ^2 + \sigma _i^2}} = {l_i}\left( {i \in \left\{ {1,2} \right\}} \right)$，根据(12) 式，有均衡一阶条件：${p_i}{l_i} = {c_i}({a_1},{\rm{ }}{a_2}) = a_i^* + ka_j^*\left( {i \ne j;i,{\rm{ }}j \in \left\{ {1,{\rm{ }}2} \right\}} \right)$，由于只有两项任务，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权重满足p₁+p₂=1，联立均衡条件，解得：

$a_i^* = \frac{{{p_i}{l_i} - k{p_j}{l_j}}}{{1 - {k^2}}}$

(13)

命题4：当地方官员在不同代理任务上的努力存在互补关系(k＜0) 时，隐性激励下的努力水平较独立情形有所上升；当地方官员在不同代理任务上的努力存在替代关系(k＞0) 时，如果不考虑任务间可度量性(σ_i²) 差别和中央政府重视程度(p_i) 差别，隐性激励下的努力水平较独立情形有所下降。

证明：

式(13) 对k求偏导得：$\frac{{\partial a_i^*}}{{\partial k}} = \frac{{ - (1 + {k^2}){p_j}{l_j} + 2k{p_i}{l_i}}}{{{{(1 - {k^2})}^2}}}$

若任务间存在互补关系(k＜0), 上式右侧分子项均小于0，$\frac{{\partial a_i^*}}{{\partial k}} ＜ 0$，故随着互补性渐强(k值逐渐减小而趋向-1)，地方官员的努力水平逐渐提升，且一定大于任务间独立情形(k=0)；若任务间存在替代关系(k＞0), 上式右侧分子项中，不考虑任务间可度量性(σ_i²) 差别和中央政府重视程度(p_i) 差别时有p_i=p_j且l_i=l_j，故$\frac{{\partial a_i^*}}{{\partial k}} = \frac{{ - (1 + {k^2} - 2k){p_i}{l_i}}}{{{{(1 - {k^2})}^2}}} ＜ 0$也成立，故随着替代性渐强(k值逐渐增大而趋向1)，地方官员的努力水平逐渐下降，且一定小于任务间独立情形(k=0)。得证。

任务间存在替代性说明代理人提高一项任务的努力水平会导致在另一项任务上的努力的边际成本上升，任务间存在互补性则相反。在本文模型中，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从事不同任务，比如一类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任务，另一类是提供公共服务、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为目的的任务。短期内，两类可以看作是存在替代性关系的，因为地方政府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加大对经济增长任务的努力投入会导致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努力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此时，隐性激励机制作用的结果便是地方官员无法同时在两类具有替代性的任务上付出高努力水平。如果不考虑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代理任务偏好的变化，随着代理任务的多元化，地方官员很难兼顾每一项代理任务，平均努力水平趋于下降。

我们考虑任务不可度量性(σ_i²) 与中央政府对不同能力的重视程度(p_i) 的交互影响，会发现以下很有意义的结论。

推论2：即使中央政府并不重视地方官员在某一任务上反映出来的治理能力(p_i很小)，只要该任务可度量性好($\sigma _i^2 ＜ \frac{{{p_i} - {p_j}}}{{1 - {p_i}}}\sigma _\theta ^2 + \frac{{{p_i}}}{{1 - {p_i}}}\sigma _j^2$)，能够反映更多的关于地方官员能力的信息，那么地方官员仍然会在该任务上付出较其他任务更多的努力水平。

证明：

由(13) 式得，$a_i^* - a_j^* = \frac{{\left( {1 + k} \right)({p_i}{l_i} - {p_j}{l_j})}}{{1 - {k^2}}} = \frac{{({p_i}{l_i} - {p_j}{l_j})}}{{1 - k}}$，要满足a_i^*＞a^*_j(a_i^*－a_j^*＞0)，将${l_i} = \frac{{\sigma _\theta ^2}}{{\sigma _\theta ^2 + \sigma _i^2}}$和p_i+p_j=1代入，得：$\sigma _i^2 ＜ \frac{{2{p_i} - 1}}{{1 - {p_i}}}\sigma _\theta ^2 + \frac{{{p_i}}}{{1 - {p_i}}}\sigma _j^2$，只要满足上式便能保证a_i^*＞a_j^*，即无论P_i的取值，地方官员在任务i上更加努力。

在隐性激励情况下，地方官员(代理人) 激励的来源是中央政府对其能力的推测，显然，如果越是容易度量的任务被中央政府观察到较高的产出水平，那么中央政府越倾向于认为高产出是地方官员高治理能力结果，而不管地方官员在这一产出上所表现出来的治理能力是不是重要。换句话说，由于易度量的任务的产出包含了更多的地方官员治理能力信息(较低的σ_i²)，因此地方官员倾向于在易度量的任务上付出更多努力，从而可以影响中央政府对其能力的推测，获得职务晋升，而不管这一任务产出对中央政府来说其实并不重要(P_i很低)。

三、 理论解释

根据以上理论命题和推论，可以将地方政府官员努力程度a_i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任务可度量性σ_i²、官员剩余任期T、不同地区产出之间相关性ρ、多任务间替代性k、中央政府任务偏好p_i等五类，即a_i=f$\left( {\mathop {\sigma _i^2}\limits^ - ,\mathop k\limits^ - ,\mathop T\limits^ + ,\mathop \rho \limits^ + ,\mathop {{p_i}}\limits^ + } \right)$。基于此，下文将给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绩效的一个解释框架，并分析新常态下地方官员激励水平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与地方官员的自身利益激励相容，奠定了中国能够创造增长“奇迹”的重要微观基础。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离不开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任务的偏好。在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各种任务中，经济增长无疑是最易测度(σ_i²较小) 的一个，由于产出中包含的地方官员治理能力信息最多，此时被观察到的高产出水平更容易被中央政府推测为是地方官员的高能力所致，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是集中精力做大经济总量，向中央政府传递自己高能力的信号，以争取更大的政治晋升机会，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偏好。如国家提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实行“四化”方针^①，此后，地方官员的年轻化、任期短期化趋势明显(Eaton et al., 2014；Landry，2008)。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官员年轻化、任期短期化(T上升) 有利于增强官员的隐性激励水平。相对绩效比较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因为在中国的特殊官员治理环境下可以实现对隐性激励机制的改善，中央政府通过同时观测并比较两个地方官员的产出绩效，降低外生干扰因素对推测地方官员治理能力的影响，提高推测的准度，从而使得地方官员更能够通过积极的努力改变中央政府对其治理能力的预期，提高晋升的概率和终身效用水平。

^①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即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四化”方针是贯穿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主线。

隐性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员具有强烈的投资偏好与速度偏好，促进了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行为。本文的多任务职业发展模型分析表明，不同任务的可观测度差异和任务间互补替代关系对代理人行为选择产生影响，使得地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偏好和速度偏好。通过投资，很容易将地方政府官员的努力行为体现为具象的、可见的工程项目，作为显示地方政府官员治理能力的载体去影响中央政府对其能力的推测，提高政治晋升的机会。张军等(2007)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周黎安(2004)则提出，在改革初期，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调动了地方官员为发展地区经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而速度偏好是与地方政府官员任期的短期化分不开的，官员为了在有限的任期内显示政绩和治理能力，自然偏好那些投入快、见效也快的发展任务。Eaton et al.(2014)认为官员在短期内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掠夺性的“盗匪”，倾向于采取自利和寻租行为，把执政的精力和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能够马上见效的显性任务上，而忽视了长期来看重要但短期内难见成效的任务，比如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正是由于地方官员在职业发展激励下的投资偏好与速度偏好，导致地方政府想方设法突破财政一般预算的约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最典型的方式便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借贷或直接融资，根据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到2013年上半年，由地方政府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规模是10.9万亿，占当年全国GDP的20%(国家审计署，2013)。

隐性激励机制导致地方官员选择性代理或伪装代理，地方政府忽视社会福利改善目标。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地方政府的代理任务多元化的过程。在本文的多任务代理模型中，地方官员面临着如何在多个代理任务间分配资源和努力的问题。由于短期内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发展任务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具有经济增长偏好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要么是有选择性地忽视公共服务投入，要么是以做“面子工程”的方式伪装投入。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一方面，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上投入增加就意味着经济发展领域的投资相应减少，从而影响自己在任期内的政绩显示，于是公共服务类的任务必定要为经济增长任务让路，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一类的任务更能够显示代理人努力程度和能力，如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更受地方政府官员青睐。这也能够解释当前司空见惯的地方政府对“形象工程”的追求，因为“形象工程”含有丰富的关于代理人是否努力的信息。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即使“形象工程”本身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对于激励代理人也是有作用的。至于“伪装代理”现象，一种形式便是加工统计数据，对于那些节能减排、环境污染指标，地方政府有着很强的动机干预统计数据的上报和发布，地方统计部门“两本账”问题、事前审核问题早已广为诟病；另一种形式便是重“硬件”投入、轻“软件”投入，例如，地方政府在促进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发展中，通常更加注重基础设施等有形的硬件投入，而轻视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公共服务硬件投入既能彰显其政绩，也能带动城市开发，拉动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引致更大的政绩。显然，虽然短期内硬件投入确实能够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但长期忽视这些领域的软件投入，硬件投入的边际效用会不断下降，社会公共福利总是滞后于老百姓真实需求。另外，地方政府官员任期过短对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地方官员任期太短容易制约其施政能力的积累，官员尚未熟悉履职地区的环境和建立社会网络就可能交流或提拔到其他职位了，那些需要长期坚持投入的任务经常因地方官员的更替而缺乏计划性和持续性，这也是中国经济低福利式增长的原因之一。

经济新常态对官员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将使现有激励机制难以为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增长方式将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2014)。这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方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职能定位要从以经济职能为主转向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并重，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将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手段将更多依靠创新和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竺乾威，2015)。然而，根据本文的理论解释框架，现有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之间纵向的委托代理关系将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中央政府将更加分散地向地方官员委托代理任务，对单一任务的偏好下降(p_i变小)，地方官员作为代理人将承担更加分散、多元化的治理任务，导致不同任务相互之间兼容性更差，替代性更强(k增大)，于是地方官员的整体激励水平随之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绩效考核更强调发展质量，而质量体现在投入产出绩效和包容性发展两个结构性结果，相比较数量型代理任务，质量型代理任务的产出结果将更加难以观测(σ_i²更大)，代理人无法通过可观测产出显示政绩，理性的选择将是降低努力水平；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将导致地方政府横向学习模仿的空间有限，必须摆脱过去那种拼招商引资、拼土地开发的同质化的区域竞争策略，采取更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特色化的发展模式，于是地方官员(代理人) 的产出相关性下降(ρ变小)，相对绩效比较的激励效果减弱。可见，新常态下，如果保持既有的地方官员治理体制，其职业发展激励将和新常态下的发展要求难以相容。

四、 总结与建议

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隐性激励理论建立官员职业发展模型，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绩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既拓展了职业发展模型的研究应用范围，也实现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系统分析地方官员行为激励机制问题，理论解释更具微观基础、贴近现实。实际上，基于职业发展的隐形激励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周黎安，2008)，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财政分权、行政放权、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逐步成为当前影响地方官员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也刻画了当前中国的主要经济绩效。“经济新常态”意味着必须从制度层面对当前地方官员激励机制进行调适，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建议：一是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简政放权，保护各类主体平等地位，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坚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政府自身的转型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改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在现有主要依靠中央政府(上级政府) 纵向激励约束的基础上，强化地方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横向激励，发挥他们对地方经济社会的信息优势，约束地方官员(代理人) 均衡配置资源，走上和谐、均衡、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三是逐步形成“用脚投票”机制，通过有序推进城市化、取消城乡户籍差异和逐步解除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促成居民的自由流动，让地方居民具有选择代理人的权力和能力，从而倒逼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