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革命”与三次大的“综合”(蒋自强、张旭昆，1996)。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每一次“综合”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这种以范式“革命”与范式“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理论创新模式，事实上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库恩，1962)。就经济学而言，这种“革命”与“综合”的创新，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以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1776) 为标志，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只注重财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了以财富生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启 (18世纪60~70年代) 时期，反映了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家庭经济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以约翰·穆勒 (John Mill)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 为标志，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创造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济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两大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 (19世纪中叶) 时期，反映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精英分子可以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对待人类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历史遗产。
肇始于牛顿的近代科学，催生了近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即所谓的“边际革命”，其标志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 (Hermann Gossen) 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利昂·瓦尔拉斯 (Leon Walra) 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 和威廉·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边际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 (包括劳动投入) 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 (19世纪70年代) 时期，反映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崭新视野。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的《经济学原理》(1890) 为标志，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其中，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理论被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 (供给) 理论，而边际革命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 (需求) 理论；并以供给函数 (供给曲线) 和消费函数 (消费曲线) 的形式，统一于以数学 (微积分) 形式表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中。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时期，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及现代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尤其是以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现代走向现代的标志。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以梅纳德·凯恩斯 (Maynard Keynes) 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为标志，被世人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分析的基点立足于个人与厂商的微观分析范式，第一次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整个工业文明由鼎盛转向衰退的时期 (20世纪20~40年代)，①反映了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它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对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并由此开创了“国家干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①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人类工业文明的日趋式微：第一是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爆发的，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第二是1939年至1945年爆发的，导致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近1亿人伤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以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的《经济学分析基础》(1947) 为标志，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该理论以“充分就业”为界，把描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分析，把描述未能实现充分就业非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析，从而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工业文明日趋式微、而人类新经济形态开启的前夜 (20世纪50年代)，既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中心与政治的中心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转移。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的概念，由本文首先提出。第四次革命是指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的挑战与批判，以及以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 (Experimental Economics)、演化经济学 (Evolutionary Economics)、计算经济学 (Computational Economics)、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 (Neo-Economics)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假设与范式。这次革命发生的时间，基本与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文明”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相契合。②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具有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分工的鲜明色彩，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跨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谓“科学理性”和“科学分工”进行全面反思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
②关于后工业时代的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共识。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干脆把它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2011)，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 (Alvin Toffler) 在《第三次浪潮》(1981) 一书中把它称为“信息社会”或“服务社会”，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奈斯比特 (John Naisbitt) 在《大趋势》(1982) 一书中则把它称为“信息革命”。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称谓引申出去，我觉得未尝不能把它称为“信息文明”。关于这一文明的起始时间，一般认为应该从1957年10月4日，即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算起，因为它标志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成功应用。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逻辑演绎系统。该系统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出发，进而推衍出它的所有命题。这个逻辑前提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后来经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德布鲁 (Gerard Debreu) 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和事实表明，逻辑自洽只是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科学理论的充分条件是它所提出的假设必须得到可观察、可重复的经验事实的验证。以物理学为例，牛顿的三大定律只有在精确预测了哈雷彗星和海王星运行轨道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经典的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只有在观察到空间弯曲所引起的红移现象后，才能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不能算作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逻辑前提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并没有经过经验事实的严格检验。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在一些著名的博弈案例，如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中，根据理性人假设做出的行为决策并不能给决策者带来最优结果，而导致了所谓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帕累托最优”产生了重大矛盾。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科，为了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进行严格的检验，不但从自然科学中借鉴并创立了各种科学手段，例如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而且还广泛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等，从而使这次革命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反分工和跨学科倾向。
从新兴经济学大量的研究成果看，来自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的经验证据对理性人假设的每一块基石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Gintis，2009)。这些挑战被称为传统经济学的“异象”(Anomalies)，即人们的行为表现完全偏离了标准经济学模型的预测。这些“异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们的行为显著地违背了理性假设中偏好一致性公理的要求，例如人们在行为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后悔厌恶、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加权效应、锚定效应、符号效应和参照点效应，等等；第二，人们的行为显著地违背了理性假设中自利原则的要求，例如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的给予行为、在公地悲剧博弈中的自组织行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和可信任行为、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的馈赠和报答行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行为，等等。
上述研究结果无不表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在面临全面的理论危机。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理性人假设”的置疑与批判，预示着经济学基础理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与重大创新。未来15~20年之内，一个新的、具有替代性和颠覆性的、超越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将展现于世人眼前。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现代经济学第四次综合的前景。面对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思潮，我们将如何应对？又该有何种作为？对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本文将着眼于现代经济学第四次综合的前景，力图从理论假设、分析范式、技术工具等各个方面，对这一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能包含的基本要素、基本内容、以及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包括它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它的方法论特征作出全面的、系统的、前瞻性的整合研究。这里所谓的“整合研究”，意味着以下我们在阐述和讨论中所涉及的所有概念和术语都是现有研究文献已经提出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我们以上所阐述的，在近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革命”是一种创新，“综合”同样是一种创新。
一、 三大理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或称“理性假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假设，对它的改进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德鲁·弗登伯格 (Drew Fudenberg) 曾经指出，行为经济学家改进理论的常规方法往往是在标准经济学模型中修改一两个假设，从而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但这种步步为营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对某个假设的放松可能会对其他假设产生间接影响，从而使这些假设彼此冲突；因此，任何理论创新都需要将相关假设视为一个整体，并考察其中有多少假设需要修正 (Fudenberg，2006)。就“理性假设”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主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策略博弈假设”和“纳什均衡假设”事实上已经成为“理性假设”在博弈分析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与扩展。因此，对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假设的建构性替代，起码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BPC假设”对“理性假设”的替代；第二，“行为博弈假设”对“策略博弈假设”的替代；第三，“演化均衡假设”对“纳什均衡假设”的替代。
1. BPC假设“BPC假设”是美国著名的桑塔费三剑客之一美国桑塔费研究院 (Santa Fe Institute) 有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鲍尔斯 (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迪斯 (Herbert Gintis) 和恩斯特·费尔 (Ernst Fehr)，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经常联名撰写文章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故被称为“桑塔费三剑客”。赫伯特·金迪斯 (Herbert Gintis) 最先提出的 (Gintis, 2009, 2011)，其早期研究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中晚期意大利政治学家贝卡利亚 (Gesare Beccria) 和英国哲学家边沁 (Jeremy Bentham) 的功利主义哲学 (Beccaria，1764；Bentham，1789)。一系列最新的实证研究，包括证券交易 (Cogley et al., 2013)、风险投资 (Brianzoni et al., 2010)、资产定价 (David，2012)、教育市场 (Flacher and Harari, 2013)、决策后果评价 (Kariv and Silverman, 2013)、不同行为规范的协调 (McQuillin and Sugden, 2012)、身份与社会禁忌 (Bénabou and Tirole, 2011)、以及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所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Kerr et al., 2012) 等等，都表明“BPC假设”能够比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更好地解释人们的行为。
所谓BPC，是“信念”(Beliefs)、“偏好”(Preferences) 和“约束”(Constraints) 的指代。BPC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给定约束和信念前提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过程。它与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的重要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BPC假设把信念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信念则是人们对事物先验的主观判断，它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特定文化或情境的产物，并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学习和分享；第二，BPC假设不要求人们行为的同一性和偏好的同质性，因此，在BPC假设中偏好一致性公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以称之为“情境依赖的偏好一致性”；第三，在传统经济学中，偏好只是用来指称那些自利的个人偏好，而在BPC假设中，偏好既可以包括自利的个人偏好，也可以包括非自利的、甚至利他的社会偏好，正如金迪斯 (2009)所言：“倘若理性意味着自私，则唯有天良丧尽者才会是理性之人”。
BPC假设认为，偏好应该有条件地符合一致性公理的要求，即偏好的完备性、传递性和无关选择独立性具有情境依赖性。但即便在一致性公理的前提下，偏好最大化也并不意味着自私；关心他人、信奉公正、或者为社会理想而牺牲，没有什么是不合理的，这些偏好所导致的决策过程也不与一致性公理相抵触 (Gintis，2009)。BPC假设还认为，假定个人清楚其偏好，再附加上与选择情境相关的状态信息，人的行为才会表现出一致性；这种依赖情境的偏好一致性是完全合理的，否则偏好函数便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当我们饥渴、恐惧、愤怒或困乏时，我们的偏好序就会调整；想找到一个不依赖于我们当前财富、当前时间、当前策略环境的效用函数，是不可能的 (Gintis，2009)。同时，BPC假设并不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所做的选择必定会有利于他们自身福祉的改善，除非当前的选择环境与人类偏好体系演化的历史环境完全一样 (Brennan and Andrew 2012)。①事实上，人们常常受到感性偏好的“诱惑”，诸如吸烟、酗酒、吃垃圾食品以及不洁性交等等，这些行为并没有违背偏好一致性公理，但如果仍然把它们称为“理性”行为，②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因此，金迪斯认为，使用术语BPC，有助于回避意义过于丰富、从而容易令人混淆、且经常引起争议的“理性”一词 (Gintis，2009)。
①例如，人类对糖和脂肪的偏好是数百万年狩猎-采集社会食物严重匮乏的产物，只是在最近一个世纪内，人类才开始摆脱了饥饿的威胁。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要抑制对糖和脂肪的偏爱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哪怕他们知道过分摄入这些“养分”会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一系列有害健康的症状。
②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曾经认为，根据“理性假设”，对烟、酒、毒品的嗜好，甚至人的自杀倾向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性行为 (Becker, 1976, 1996)。
以上阐述表明，BPC假设在情境依赖一致性公理的前提下保留了传统经济学“最大化”的形式，但却扩展了它的内涵：人的行为不仅仅只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或福祉，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人的行为是“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这种偏好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既可以包括利己的或不利己的个人偏好，也可以包括非利己的、甚至利他的社会偏好。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可以在给定情境的条件下将人的所有行为都作为“最大化”过程来建模，从而对人类行为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金迪斯 (2009)认为，当代行为科学有四个互不相容的行为模式，它们分别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经济学的和生物学的；而通过BPC假设，则有助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
2. 行为博弈假设经典博弈论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把博弈者视为一个具有超级推理能力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在这样的假设下，博弈双方事实上被视作完全同质的、无差异的行为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简约成两组策略之间的互动，整个博弈过程被则被假设为一个标准化的最优策略选择过程 (迪克西特，2009)。我们把传统经济学与经典博弈论对博弈过程的这种描述，称为“策略博弈假设”。因为这并非表示真实生活中的人们是以这种形式展开“博弈”的。正如我们以下就将指出的，这种形式的“博弈”严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演化博弈论的创始者梅纳德·史密斯 (Maynard Smith) 把博弈论引入生物学时最先提出了“行为博弈”的设想，他认为基于生物行为的博弈过程既不用假设博弈主体具有强大的理性能力，也无需假设博弈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状态；而博弈双方的支付 (Payoff) 仅仅依赖生物行为的“适应度”(Fitness)，以及由“适应度”所决定的该个体在种群中的频率分布 (Smith，1982)。①行为经济学家、实验经济学家和神经经济学家科林·凯莫勒 (Colin Camerer) 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引入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并明确提出了“行为博弈”的概念。凯莫勒 (2003)认为，人类不可能具有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那种强大和完美的推理能力，例如，博弈过程中的被试一般不可能进行多于两个级别的重复剔除思维；而且他们也远非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那样自私，例如，独裁者博弈中的被试一般都会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向对方输送利益；因此，博弈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异质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博弈过程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行为特质和心理特质，而不是经过精心算计所形成的策略互动。演化动力学家马丁·诺瓦克 (Martin Nowak) 则认为，博弈者的行为可能出自习惯、情感、甚至一时冲动，博弈论可以假定博弈者按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制定策略，但没有理由确保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Nowak，2006)。
①适应度 (fitness) 在生物学中被定义为“有机生命体预期的后代数量”，它是决定生物体在种群中分布频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以BPC假设替代理性假设，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策略博弈”的无助：如果博弈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异质性的行为偏好，我们怎样才能推断他在特定情境下的策略呢？如果我们无法推断对手的策略，我们又怎样才能制定自己的最优策略呢？因此，经典博弈论的策略博弈严重依赖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只有理性假设才能为经典博弈论得以展开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提供“共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性和自利的。一旦这一前提假设不存在了，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大厦也就坍塌了。而新兴经济学家眼中的博弈过程却不需要这样的假设，他们把博弈过程看做是行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策略间的互动。行为博弈假设认为，我们只能从博弈的后果中认识和推断你的对手，并尝试制定或学习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新兴经济学家提出的，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策略博弈假设”的“行为博弈假设”。
一系列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运用行为博弈假设，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附带情感的风险投资决策 (Fairchild，2011)、战乱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Michael et al., 2011)、囚徒困境和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 (Gracia-Lázaro et al., 2012；Fischbacher et al., 2012)、不完全合约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Brown et al., 2012)、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Cason et al., 2012)、情景模式下的管理决策行为 (Goldfarb et al., 2012)、不同情绪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Oliveira，2010)、网络行为与日常行为的代偿性扭曲及其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Maria et al., 2013) 等等，而这些行为在经典博弈论的“策略博弈假设”下通常无法进行标准化的建模与分析。
凯莫勒 (2003)提出行为博弈这一概念时曾经说，“我的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决策研究的学术背景使我一看到博弈就不禁要考虑，具有认知局限性和情绪的人--也就是正常的人--是如何行动的”。因此，“行为博弈假设”把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策略博弈过程还原成生活现实，使我们可以在一个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视角下审视人类的行为，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和精细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博弈假设保留了策略博弈假设的外部形式，即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视作某种“博弈”过程；但却改变了策略博弈假设的内容，即把博弈过程视作在BPC假设下具有异质性偏好和多样化行为的人类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而不仅仅只是在理性、自利假设下两种或两组最优策略之间的互动。
3. 演化均衡假设由于经典博弈论假设人都是自利的，且具有完全和充分的推理能力；在给定对手策略的条件下，博弈者选择的总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博弈双方最终都会形成一个最优的策略选择，没有人能够从改变这一策略组合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数学家约翰·纳什 (John Nash) 提出的 (Nash，1950)，被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纳什均衡”。就本质而言，纳什均衡仅仅是一种数学推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决策的参照系，但却没有理由确保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必然或必须以这种形式展开 (Nowak，2006)。一件鲜为人们提及的事情是，纳什在做出这个推断以后非常希望证实，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真的会像他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决策；于是，他找到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 (The RAND Corporation)，与几个年轻人合作设计了一系列囚徒困境的博弈实验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但是实验结果却让纳什大为失望，因为即便在明确告知博弈后果的情况下，仍然有将近40%左右的被试没有像纳什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决策，即选择对自己惟一有利的背叛策略 (Flood，1952、1954)。而且，这些被试中还包括了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阿门·阿尔钦 (Armen Alchian) 和兰德公司数学部主任约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这样能够完全理解不同策略和规则结果的、理性假设的坚定信奉者 (菲尔德，2001)。
事实上，梅纳德·史密斯 (1982) 在创立演化博弈论时就意识到，“经典博弈论中博弈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利的原则表现出理性行为”，而“这一假设在生物演化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合适的”。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博弈论最初是为研究经济行为而设计的，但结果却更好地应用到了生物学研究之中。造成这一后果的两个原因是，首先，博弈论要求不同结局下参与者所得回报可以用单个常量来测度，在对人的行为应用中，这种测度便是‘效用’--一个人为臆造且稍显别扭的概念。而在生物学中，达尔文的适应度则提供了一个自然而准确的用以测度这种回报的一维常量；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求解博弈模型时，‘人类理性’这一概念被‘演化稳定性’所取代了。这样替代的好处在于，即使有证据怀疑人类行为并非总是理性地，也仍有很好的理论基础来证明种群将通过演化达致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范式中所形成的博弈均衡，被史密斯称为“演化均衡”(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演化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家佩顿·杨 (Peyton Young) 把演化均衡与纳什均衡看作两种不同性质的均衡过程 (Young and Kreindler, 2011)。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均衡的实现方式上，纳什均衡的实现取决于博弈者事前的策略选择，而演化均衡的实现则取决于博弈者事后的策略学习；其次，二者的不同还表现在均衡的实现机制上，在纳什均衡中对策略优劣做出判断的主体是博弈者自己，判断的依据则是所谓的“人类理性”；而在演化均衡中对策略优劣做出判断的主体是博弈者所面对的环境，判断的依据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自然选择”(Kreindler and Young, 2013)；再次，二者的不同还表现在均衡的动态趋势上，纳什均衡是在确定性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静态的线性均衡关系，一旦均衡形成就不再变动，除非博弈的形式或内容发生了改变；而演化均衡则是在多行为主体的随机互动中形成的，表现为一种复杂系统中的秩序涌现，且均衡状态将随博弈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Donato et al., 2010)。
毫无疑问，演化均衡是在BPC假设和行为博弈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均衡范式。运用演化均衡假设，演化经济学家可以为消费者异质性偏好的随机演化 (Cevikarslan，2013)、社会成员之间信念与行为的动态均衡过程 (Kim，2012)、社会舆论的随机动态变化及其形成过程 (Janutka and Magnuszewski, 2010)、选民投票倾向的随机波动和决策过程 (Boccara，2010)、社会成员之间态度与行为相互影响与传播的随机演化过程 (Sekiguchi and Nakamaru, 2011)、科学理论与科学范式的崛起与衰落 (Bornholdt and Jensen, 2011)、社会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演化机制 (Young，2011)、企业集群产生环境及其形成的演化机制 (Smet and Aeyels, 2012)、网络信息传播的随机演化过程 (Pohorecki et al., 2013)、社会成员个体间信念的随机演化过程 (Brennan and Andrew, 2012)、社会行为的自组织和社会规范的涌现过程 (Bragin，2013) 等各种异质性、多样化和非平衡的动态演化过程建模并进行分析，从而极大拓展了传统经济学与经典博弈论的分析视野。
二、 三大分析范式在新古典传统中，由于预置了经济主体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因此，成本、收益与均衡就成了传统经济学三个最基本的分析范式，它几乎可以融入经济分析的所有领域。比如，一个理性的消费者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一个理性的生产者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将达至一种完美匹配，任何偏离这一状态的行为都会造成效用或利润损失，这种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由于没有人愿意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均衡，传统经济学把它称为“一般均衡”。
但由于新兴经济学并不预设行为主体只是一个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它所面对的问题往往比传统经济学更繁杂。新兴经济学家需要关注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定的社会场景、甚至不同的心理特质对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 (Blumenthal，2011)。比如，一个人是否具有同情心或正义感、是否遵循社会习俗或社会规范、是否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认同或尊重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 (Jeffrey and Putman, 2013)。因此，新兴经济学家面临的任务，首先是从各种不同的场景中筛选出具有分类学意义的行为类别，然后试图找出导致这些行为的心理或生理机制、甚至这些机制的神经基础，最后还必须揭示这些机制产生的原因，而实现这些任务所分别对应的范式就是行为、偏好与演化。因此，行为、偏好与演化是新兴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成本、收益与均衡的三个最基本的分析范式。
1. 行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配置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Becker，1976)。行为经济学家尼克·威尔金森 (Nick Wilkinson) 则认为：“经济现象与任何配置稀缺资源的人类行为都有关，因此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以下所列的事件均可被描述为经济现象，虽然它们或许也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比如，在互联网上寻找性伴侣；观看电视转播的纪录片；进行慈善捐款；让邻居搭自己的车以便今后能有求必应；决定打个盹儿而不是去修剪草坪；教孩子打网球；去教堂，等等”(Wilkinson，2008)。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定义，即“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如果我们也同意这样的判断，即“时间资源是人类最稀缺的资源”；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与Becker (1976, 1996) 和Wilkinson (2008)同样的结论：凡是需要消耗时间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围，而不论这种行为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行为或经济行为。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新兴经济学认为，由特定的生物基因型所决定的生物表现型，都可以纳入经济学或博弈论的分析视野 (Burnham，2012)：它既可以包括物种与自然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人类远祖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变迁由爬行改为直立行走；也可以包括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原始人类与大型食肉类动物之间捕食与被捕食关系的转换；或者同一物种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一个原始族群内部成员对食物资源或配偶的争夺，等等。这种竞争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直接对抗关系 (虽然它也包含了直接对抗)，而是一种被生物体的适应度所决定的相对的对抗。事实上，只要生物体的行为性状会对其适应度产生影响，它就会改变该生物个体在种群中的频率分布，而这种频率分布就会导致它与其他生物体之间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对抗，进而决定了它在种群中的竞争地位 (Price and Kirkpatrick, 2009)。
在上述行为范式下，新兴经济学可以对各种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无法建模和分析的所谓“非理性”行为，例如损失厌恶 (Tversky and Kahneman, 1991)、不公平厌恶 (Fehr and Schmidt, 1999)、禀赋效应 (Kahneman et al., 1990)、框架效应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1)、认知失调 (Gilad et al., 1987)、沮丧行为 (Loomes and Sugden, 1986)、自我伤害 (O’Neill，2005)、自我欺骗 (Taylor，1989)、成瘾性行为 (Vuchinich，2003)、以及各种非利己的或利他的亲社会行为 (Kerr et al., 2012) 等等，进行深入的分析。
传统经济学虽然也有所谓的行为分析，但传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事实上都被假定为没有区别的同质行为，它们只是自利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形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用一组生产函数来表示所有厂商的行为，用一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所有消费者的行为。但在新兴经济学家看来，人们的行为是异质的、千差万别的；新兴经济学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们多样化行为的特征和分类，而不像传统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那样，试图通过一个极强的理论假设来描述所有的行为。因此，在传统经济学中，人的行为是由理论假设推导出来的；而在新兴经济学中，研究者则希望通过人的行为推导出新的理论假设 (Bowles，2009)。
2. 偏好一般而言，所谓偏好，是指人们固有的、稳定的行为取向。但新兴经济学目前对偏好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形式化的定义。例如，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平衡即期赢利与远期赢利的行为涉及结构不同且空间分离的神经模块 (Peters and Büchel，2011)；人们制定长期决策的能力位于大脑前额叶特定的神经组织中，其功能在这些区域受损时便会出现决策紊乱，尽管这些部位受损的被试，在其他方面看起来完全正常 (Heatherton and Wagner, 2011)。又如，一项对慈善捐赠行为的脑成像研究表明，行为者被激活的神经组织为中脑缘通道 (Moll et al., 2006)，它是人脑中负责多巴胺的分泌的“奖赏中心”，可以给人带来快感 (Flagel et al., 2010)。由此，神经经济学家可以相信，慈善行为并非如某些传统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一定是出于伪善的目的而另有所图。再如，大量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前额叶、眶额叶和颞叶上沟的进化与人类的道德意识和亲社会行为有着密切关联 (Moll et al., 2005；Rameson et al., 2012)，这些脑区中的一个或数个出现局部损伤时，病人将表现各种与社会无法协调的行为，包括内疚感、羞耻感和自豪感的丧失 (Takahashi et al., 2008)。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还表明，基数效用论的回归，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叶航等，2007)。当灵长类动物进行经济选择时，对它们进行电生理学测量的记录表明，基数效用是有其神经基础的 (Padoa-Schioppa and Assad, 2006)。实验表明，灵长类动物的眶前额叶包含着一个基数效用地图 (Cardinal utility map)，而这个地图内的神经元活动负责对某一特定选项的主观效用进行编码，通过仪器识别这些编码已经可以用来预测受试者的决策和选择行为 (Stuphorn，2006)。
上述研究表明，所谓偏好，在一个更深层次上事实是人脑神经组织的某种特殊功能；人类的行为倾向可以在神经元的基础上被编码，并在特定条件下被激活：即当某一神经组织受到某些信息刺激时，这些被神经元编码的“程序”就可以启动并发出“指令”，使人们从事某种特殊的行为。来自当代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大脑的神经回路会将不同选择的“利弊”内在地集成为单一的神经“放电率”(Discharge Rate)，并且会自动选择最大放电率作为激发某种行为的依据 (Shizgal，1999；Glimcher，2003；Dorris and Glimcher, 2003；Glimcher and Rustichini, 2004；Glimcher et al., 2005)
传统经济学虽然也有“偏好”这一概念，但通过所谓的“显示偏好”，传统经济学把“偏好”还原成了“行为”(叶航等，2007)。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所说，“效用或偏好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观察不到的，但我们可以观察到需求行为，即消费者在市场上做出的选择；一个竞争性的、理性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市场行为显示自己的偏好”，即“任意商品丛，只要费用低于所选择的商品丛，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认为，比起他所选择的商品丛来，这一商品丛是不合适的”(Samuelson，1947)。换句话说，传统经济学关于“显示偏好”的理论逻辑就是--假定消费者是一个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那么，他所选择的商品必然是效用最大的；否则，他就违背了理性选择的要求。这样一来，所谓“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偏好就通过消费者理性的选择行为被“显示”出来了。毫无疑问，传统经济学通过这种同义反复式的循环论证所定义的“偏好”(叶航，2003)，与新兴经济学的“偏好”范式，无论就形式还是内涵来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3. 演化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创立的演化范式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演化可以用来描述生物性状在不同代际之间可传递和可积累的变化 (Smith，1982)。这种生物性状可以是生物体的外在形态如肢体的长短、羽毛或皮肤的颜色，也可以是生物体的内在形态如骨骼的结构、消化或代谢的渠道，还可以是生物体的行为如进食、求偶、生育或学习，或者可以是生物体的心理状态如胆怯、警觉、孤僻或亲和，等等 (Rabosky，2012)。作为一个分析性的范畴，演化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多样化的形态 (Pfennig et al., 2010)。比如，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候鸟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进行迁徙，雄孔雀为什么会长出如此艳丽的尾羽，人类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公平感，等等 (Dingemanse and Wolf, 2013)。当实验经济学家通过行为实验观察到人类某种特殊的行为倾向时，当神经经济学家通过脑成像观察到人脑中某种特殊的神经元编码时，演化经济学家的问题则是：人类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行为倾向并形成这种特殊的神经元连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探讨行为与偏好背后的演化机制。
这一演化机制就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自然选择”：“在世界范围内，自然选择每日每时都在对变异进行检查，去掉差的，保存、积累好的。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它就默默地不知不觉地工作，去改进各种生物与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达尔文，1859)。新兴经济学可以在演化博弈论和演化动力学的基础上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建模 (Nowak，2006)：通过遗传变异或遗传漂变给出不同的生物性状，通过不同生物性状在生存竞争中的博弈回报 (payoff) 来确定其适应度 (fitness) 的大小，通过适应度的大小来刻画其在种群中的频率分布，根据频率分布的动态趋势来描述演化过程和演化结果，从而为多样化行为与异质性偏好产生的原因提供解释。在为自然选择建模的过程中，适应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它既是生物体复制其行为性状的依据，也是衡量生物体演化优势的依据 (Smith and Price, 1973)。这一变量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描述动态演化过程，例如基因复制、个体繁衍、生存竞争、策略学习和策略更新、以及社会规范的形成与变化 (Nowak，2006；Gintis，2013)。
在传统经济学中，我们虽然也可以看到“演化”这一名称。但对传统经济学来说，所谓“演化”只不过是“变化”的隐喻；它既不涉及遗传变异与遗传漂变等演化过程的随机性，也不涉及自然选择在演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对新兴经济学来说，演化作为一个分析范式，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跨学科应用：人类多样化的行为倾向是由人类异质性的偏好所决定的，而人类异质性的偏好则是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结果，它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从而被自然选择的产物 (叶航，2012)。因此，新兴的经济学不仅关注人们的行为、关注这些行为背后的偏好，而且还要关注这些行为与偏好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
三、 三大技术工具传统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数理和计量两大技术工具。今天，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上，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篇没有运用这两个技术工具的文献。而新兴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则逐步形成了以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为代表的三大技术工具。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这三大技术工具极大地推动了新兴经济学的发展。而以三大技术工具作为分析依据的经济学文献，在最近10年中，每年都以20~30%的速率增长。对新兴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来说，三大技术工具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只有通过行为实验，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更好地观察人类的行为，并从中归纳出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只有通过现代以脑成像技术和脑刺激技术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无创伤地深入到人类大脑内部，并从中揭示出偏好的神经基础；只有通过计算机仿真实验和模拟，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重现上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从而为人类行为和偏好的形成机制提供科学的解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除了需要以数学和几何为代表的逻辑实证工具，还需要以电子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和粒子加速器为代表的经验实证工具；而新兴经济学的三大技术工具，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电子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和粒子加速器。
1. 行为实验行为实验是新兴经济学最基础的研究手段。人们的行为可能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特征，这种零散的、没有分类意义的行为特征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实验经济学家需要借助行为实验来提纯研究对象--针对某一特定的情境，通过控制某些特定的变量来观察被试的行为，从中提炼出具有研究价值的行为特征 (Davis and Holt, 1993；Camerer，2003；Brandts and Charness, 2011)。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类似，行为实验的两个重要特征在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可控制性 (controllability) 与可重复性 (replicability)。可控制性是指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要求操纵实验环境，设定或控制某些条件，从而实现特定的研究目标 (Croson and Gächter，2010)；可重复性则是指其他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相关的记录和描述，完全复制已经完成的某项实验，从而使研究成果或研究结论具有被验证的可能 (Friedman and Sunder, 1994；Kagel and Roth, 1995；Friedman and Cassar, 2004；Bardsley，2010；Klingert and Meyer, 2012；List and Price, 2013)。
尽管对行为实验的科学性还存在着许多怀疑和争论 (Campbell and Stanley, 1963；List，2001；Schram，2005；Santos，2011; Camerer，2011；Herberich and List, 2012；Slonim et al., 2013)，但它们“实际上是在呼唤更多更精细的实验，而并非对实验方法本身的否定”(Camerer，2003)。实验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努力，正在为行为实验建立一套更严格的规范和方法，比如实验程序的标准化、激励方法的显著化、实验语言的无偏化等标准化的实验流程，从而尽可能保证实验过程、实验数据采集、实验数据分析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Kagel and Roth, 1995；List and Price, 2013)。
实验经济学家为了追求实验的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一般都会将行为实验安置在实验室中进行，这类实验因此也被称为实验室实验 (Laboratory Experiments)。实验室实验通过构造一个可操作的微观环境，便于控制其他变量，从而实现对相关变量的测度。但由于实验室实验获得数据往往缺乏丰富的社会情境，对其结果是否能推至外部真实世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Levitt and List, 2007；Camerer，2011；Slonim et al., 2013)。在这一背景下，实验经济学家又开拓了一个行为实验发展的新方向--田野实验 (Field Experiments)。目前，根据实验数据的获得方法，我们可以把行为实验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Harrison and List, 2004；Feltovich，2011)：(1) 常规的实验室实验 (Conventional Lab Experiment)，指那些招募大学生作为标准被试，在专业的实验室中进行，并设定抽象的背景框架和一系列实验规则的行为实验；(2) 人为的田野实验 (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指那些招募非标准的被试 (即除大学生以外的社会成员)，而其他条件均与常规的实验室实验类似的行为实验；(3) 有背景的田野实验 (Framed Field Experiment)，指那些经过预先设计，实验过程和被试信息采集均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的行为实验；(4) 自然的田野实验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指那些未经设计、或虽然经过设计，但实验过程完全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且被试不知道自己是实验一部分的行为实验。
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不同，经济学实验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较之物理学实验或化学实验来说，其对象的复杂程度高几个或十几个数量级。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经济学家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被试，他们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不可能一样，甚至每个人的经历也会影响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因此，Rubinstein (2001)认为，行为实验本质上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即便后来者可以再现原实验的所有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招募到与原实验完全一样的被试。但是，所有这一切困难并不能成为否定或放弃在经济学中进行行为实验的理由。事实上，实验经济学家大半个世纪以来孜孜不倦的探求，正是为了使经济学实验变得更科学。本世纪以来，随着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弗农·斯密斯 (Vernon Smith)、埃尔文·罗斯 (Alvin Roth) 等实验经济学家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艾丝特·多福勒 (Esther Duflo)、罗兰德·福瑞尔 (Roland Fryer) 通过田野实验获得的研究成果分别摘取了2010年和2015年克拉克奖，实验方法 (包括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 日趋成熟，已经成为继数理建模和计量分析以后的第三大经济学研究工具。
2. 神经实验萨缪尔森当年曾经断言“效用或偏好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观察不到的”(Samuelson，1947)，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萨缪尔森的担忧今天已经不复存在。200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保罗·劳特伯 (Paul Lauterbur) 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彼得·曼斯菲尔德 (Peter Mansfield)，以表彰他们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MRI)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活体大脑的观察技术。随着脑电图 (EEG)、脑磁图 (ME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 (SPECT)、特别是磁共振成像 (MRI) 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以及最近出现的便携式近红外脑成像 (NIRS) 等技术的成熟，脑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完全无创伤地深入到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大脑内部，观察和研究大脑在意识、思维、认知和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状态和特征 (Searle，1998；Rustichini，2005；Joyce，2006；Schmidt，2008；Levine，2011；Posner，2011；Levallois，2012；Lakoff，2013)。
对脑科学、神经科学、乃至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转折。因为，当决定我们行为和心智的器官--大脑，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黑箱”的时候，对人类行为和心智的任何解释都很难成为一种真知灼见。虽然离完全揭开大脑的秘密也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大脑这个“黑箱”已经或正在被打开。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Glimcher and Rustichini, 2004；Camerer et al., 2005)。① 2002年8月，首届国际神经经济学大会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召开，标志着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的正式诞生。借助于现代脑科学的技术与手段，神经经济学家试图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提供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可以完整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框架。
①关于神经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可参见我们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综述 (叶航、汪丁丁、贾拥民，2007)，以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ICSS) 主编的“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汪丁丁、叶航、罗卫东，2007)。
但主流经济学对此的反应却是，那些认为来自脑科学的证据可以证伪经济学理论的想法是荒唐的，因为经济学并不考虑决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活动和神经活动。格尔 (Faruk Gul) 和皮森道弗 (Wolfgang Pesendorfer) 争辩说，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只是一种“近似”(as if) 的表述，并不代表人们会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进行各种决策；例如，经济学家说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购买量能够使他花在该商品上最后一美元的边际效用等于花在其他商品上最后一美元的边际效用，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真的会具有这样计算的心理过程；它只是表明这样一个隐含的假定，即消费者会以最大化其总效用作为自己消费决策的目标 (Gul and Pesendorfer, 2005)。
不过，格尔和皮森道弗显然曲解了神经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证伪。其实，神经经济学家并不关心传统经济学那些似是而非的表述方法，神经经济学家通过脑科学实验试图揭示的经验事实正是那些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背后的所隐含的错误假定，因为这些假定导致了对人们行为的错误预测。例如，神经经济学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表明，人们之所以通过金钱和物质帮助他人，并非完全出于广告效应、声誉效应等深谋远虑的自利目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严格匿名的条件下为什么还会有捐赠行为；对匿名捐赠者的脑成像研究表明，人脑中负责分泌多巴胺 (Dopamine) 的神经元被显著激活，而多巴胺水平的提高则可以给捐赠者带来精神愉悦 (Moll et al., 2006)。又如，一项涉及信任博弈中委托人风险偏好的神经经济学研究表明，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并非来自“理性的计算”，由大脑下视丘“室旁核”(Paraventricular nucleus) 和“视上核”(Supraoptic nucleus) 神经元所产生的催产素 (Oxytocin)，可以明显提高被试在人际互动中承受风险的水平 (Kosfeld et al., 2005)。
上述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并非多余之举，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偏好，从而有着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例如，无偿献血的机制设计正是依赖于人们利他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如果无视人类所具有的这种非自利的行为动机，采用金钱激励的方法反而会造成供血量的萎缩和供血质量的下降。再如，一项针对催生素与人们风险偏好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家投资银行如果根据交易员催产素水平的高低来调整他们的工作岗位，即在牛市中让催产素水平较高的人充当交易员，而在熊市中则让催产素水平较低的人充当交易员，平均盈利水平可以提高30~40%。
脑成像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大脑决策和行为偏好神经机制的丰富信息，但正如Fudenberg (200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大脑各部位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作用，因而很难从某个神经活动中分离出行为偏好的真正成因；换言之，一个行为伴随着大脑某个区域的激活，并不能说明这一行为就是由该脑区决定的，因为相互关联并不代表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种新近诞生的“脑刺激”研究手段则可以较好弥补脑成像的不足。通过对特定脑区施加外部刺激可以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进而观察被试行为偏好的改变，这就可以使研究者在特定脑区的神经活动与相应的行为偏好之间建立起可控制、可重复、可验证的因果联系。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 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 是目前最常用的两种脑刺激技术。
3. 仿真实验仿真实验是对现实世界某一系统进行模拟，以便得到其动态变化特征的研究方法。仿真实验通常用于复杂系统的研究，因为复杂系统是一个由多重因素和变量决定，具有随机性、涨落性、涌现性和自组织性的系统 (Nicolis and Prigogine, 1989；Beckage et al., 2013)；对于这类系统，往往不可能给出解析性的数学描述 (Edmonds and Meyer, 2013；Arthur，2013)。比如，气候变化、潮汐环流、疾病传播、股价波动、社会动乱、生物演化，等等。但通过仿真来模拟这些高度复杂的系统，就可以得到一般解析分析所不能得到的结果。对此，计算经济学创立了一整套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视野 (Cioffi-Revilla，2010；Richiardi，2012；Mohanty，2013)。
运用一种被称为基于行为主体 (Agent-based) 或多行为主体 (Multi-Agents) 的仿真技术 (Tesfatsion and Judd, 2006；Macal and North, 2010)，计算经济学家可以模拟汇率波动 (Vasilakis et al., 2012)，衍生品定价 (Alexandridis and Zapranis, 2013) 和资产定价 (Franke and Westerhoff, 2011)，拍卖市场 (Andersson and Andersson, 2012)、金融市场 (Cincotti et al., 2008)、劳动力市场 (Martin and Neugart, 2009) 和农产品市场 (Graubner et al., 2011) 的随机运行机制，以及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 (Hespeler，2012) 和政府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Dawid and Neugart, 2011)。
仿真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对新兴经济学BPC假设关于人类社会偏好的洞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已经通过大量的行为实验观察到了人类所具有的各种形式非自利的亲社会行为，神经经济学家又通过神经实验观察到了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偏好及其神经基础；但如何解释这些行为和偏好的形成原因和演化机制，始终是新兴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饱受争议的难题 (Dawkins，1976；Gintis，2003；Leon，2011)。在考古学和人类学无法为远古人类的行为提供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通过仿真实验模拟人类行为的演化过程，也许是目前惟一可行和有效的研究方法。罗伯特·阿克塞罗德 (Robert Axelrod) 最早将计算机仿真用于研究人类合作行为的演化，发现了“针锋相对”(Tit for Tat) 这一有利于合作形成的重要策略性行为 (Axelrod，1997)。萨缪·鲍尔斯 (Samuel Bowles) 和赫伯特·金迪斯 (Herbert Gintis) 则运用计算机仿真模拟了距今10-20万年前更新世晚期人类狩猎-采集社会原始族群合作劳动的随机演化过程，证实了群体选择条件下的强互惠 (strong reciprocity) 行为可以促进合作秩序的形成 (Bowles and Gintis, 2004)。以马丁·诺瓦克 (Martin Nowak) 为首的研究团队创立了一种基于“频率依赖型莫兰过程”(frequency-dependent Moran Process) 的多行为主体 (Multi-Agent) 计算机仿真技术 (Taylor et al., 2004；Nowak，2006；Ye et al., 2011)，并运用这一技术破解了合作行为演化研究中著名的“二阶社会困境”(Second-order social dilemma) 难题 (Hauert et al., 2007；Sigmund et al., 2010)。
除了基于行为主体 (Agent-based) 的仿真技术以外，计算经济学又开拓了一种基于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based) 的仿真技术。1992年，Nowak和May (Nowak et al., 1992) 的文章开创了空间博弈研究的先河，也是首次从社会网络仿真的角度研究合作演化的开山之作。这篇文献在策略的多样性的基础上，以囚徒困境为代表，研究了合作的形成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在二维空格上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者可以通过形成团簇结构有效抵御背叛者的入侵；在合作簇的内部，合作者通过相互协作获得很高的收益，从而保护合作簇内部的合作者不被外部的背叛者所取代。
目前，基于行为主体 (Agent-based) 和基于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based) 的仿真实验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博弈和行为博弈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如对囚徒困境博弈 (Namekata and Namekata, 2012；Perc et al., 2013；Tarnita et al., 2013)、公地悲剧博弈 (Barbalios et al., 2012；Julia，2012)、公共品博弈 (Ye et al., 2011；Andrighetto et al., 2013；Moreira et al., 2013)、独裁者博弈 (Conradt，2012；Takács，2013)、第三方制裁博弈 (Ferguson，2013；Luck et al., 2013)、信任博弈 (Manapat et al., 2013；De Bruijn and Wijngaards, 2013；Koster et al., 2013) 等社会困境中人类所具有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演化过程的研究，已经成为演化经济学、演化博弈论、演化动力学和计算经济学等学科最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该领域的研究文献频繁见诸于Science(《科学》)、Nature(《自然》)、PNAS(《美国科学院院刊》)、PRS(《英国皇家学会会刊》) 等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以及AER(《美国经济评论》)、QJE(《经济学季刊》)、JPE(《政治经济学杂志》)、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 等经济学TOP期刊。
四、 整合与展望如上所述，随着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的发展与成熟，新兴经济学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三大理论假设”、“三大分析范式”和“三大技术工具”为代表的建构性共识。而正是这些共识，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超越新古典传统的、并能够对其进行替代的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1. 新兴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在新兴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三大理论假设、三大分析范式和三大技术工具是一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互相契合的有机结合体，而只有这种有机的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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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兴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 |
这种有机结合首先体现在这一理论框架三个层次内部，尤其是“三大理论假设”和“三大分析范式”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密切的逻辑关系上。
在三大理论假设中，BPC假设是一个最核心的假设，它既是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整个假设体系的逻辑起点。从三大理论假设内在的演绎关系看，行为博弈假设和演化均衡假设都是BPC假设在博弈分析过程中的逻辑延伸与扩展。由于BPC假设人的行为具有多样化的特质，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就不可能像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那样，只是同质的理性人之间最优策略的较量。从BPC假设出发的博弈分析，必然是建立在多样化行为主体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假设就是所谓的行为博弈假设。一旦博弈过程不再是同质的最优策略之间的博弈，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纳什均衡就将不复存在。因为纳什均衡存在的前提是博弈对手和你一样，也是一个理性且自利的最大化者；如果博弈者面对的是一个行为多样化的对手，他就无法判断对手的策略，从而也就无法制定自己的最优策略。在此境况下，最佳的“策略”也许就是所谓的“学习”或“模仿”，即根据博弈结果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行为博弈和演化博弈的假设，人们倾向于学习或模仿那些具有更高博弈支付 (payoff) 的行为 (Fawcett et al., 2013)。事实上，这一过程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复制是等价的--学习或模仿支付更高的行为与适应度 (fitness) 更高的行为者具有更大的繁殖率 (Knudsen and Miyamoto, 2005)，其结果都是增加了这一行为在群体中的频率分布 (Fawcett et al., 2013)。这种频率分布的随机动态变化就是“演化”，而由此达到的均衡状态就是“演化均衡”(Traulsen et al., 2010)。因此，演化均衡假设是行为博弈假设的逻辑展开，而行为博弈假设又是BPC假设的逻辑展开。在三大理论假设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联 (参见图 1中描述三大理论假设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箭头方向)。
在三大研究范式中，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人的行为，因为行为具有最直观的经验特征。从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偏好，甚至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如脑成像和脑刺激) 观察到他的偏好 (偏好的神经基础)。最后，研究者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和偏好结构，提出某个演化论的解释，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如计算机仿真) 来证明这种行为和偏好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下长期演化的结果 (Brennan and Andrew, 2012)。如果从三大分析范式内在的逻辑决定关系看，上述顺序刚好相反：演化是一个最关键的范式，人类异质性的偏好是复杂系统演化即自然选择内部化的产物，而人类多样化的行为则是人类异质性偏好的外在显示。因此，演化决定了 (即内化为) 偏好，而偏好则决定了 (即显示为) 行为 (参见图 1中描述三大分析范式之间关系的实线与箭头方向)。当然，从演化过程的内在机制看，自然选择是通过行为 (它是生物性状的一个重要表现) 的突变与适应来发挥作用的 (参见图 1中描述行为与演化之间关系的虚线与箭头方向)。因此，三大分析范式本身是一个有着密切自然关联和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
上述有机结合还表现在这一理论框架三个层次之间即三大理论假设、三大分析范式和三大技术工具之间密切的逻辑关系上。
首先，在整个理论框架中，三大理论假设是最核心的部分，起到了一种“顶层设计”的作用。通过BPC假设、行为博弈假设和演化均衡假设，新兴经济学才能推衍出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三大分析范式--行为、偏好与演化。因此，三大分析范式事实上是三大理论假设逻辑演绎的结果 (参见图 1中理论假设与分析范式之间左边的箭头)。其次，三大分析范式是对三大理论假设的经验实证；因为只有通过三大分析范式所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研究，才能为三大理论假设提供经验证明 (参见图 1中理论假设与分析范式之间右边的箭头)。最后，三大技术工具在整个理论框架中起到了一种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它分别为研究行为 (相对应的是行为实验)、研究偏好 (相对应的是神经实验) 和研究演化 (相对应的是仿真实验) 提供了科学手段 (参见图 1中技术工具与分析范式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2.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新兴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假设、分析范式和技术工具等方面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极大的拓展，但它并没有排斥传统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而是把传统经济学作为一个“特例”或“子系统”包含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科林·凯莫勒 (Colin Camerer) 谈到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时说：“行为经济学的方法是对理性选择与均衡模型的扩展，但它并不提倡完全抛弃这些模型”(Camerer and Loewenstein, 2004)。赫伯特·金迪斯 (Herbert Gintis) 则认为，BPC假设在情境依赖的条件下可以保留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一致性公理，即偏好应该具有完备性、传递性和无关选择独立性，从而可以确保我们在研究中把行为主体当作偏好最大化者进行建模 (Gintis，2009)。事实上，新兴经济学并不否认个人所具有的“自利性”；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兴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并非只有“自利性”，与“自利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人的“社会性”(Gintis，2013)。因此，在承认一致性公理与个人自利性的前提下，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互相包容的交集；而传统经济学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则是新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性”的认识与洞见 (参见图 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传统经济学看作新兴经济学的一个“子集”或“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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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包容关系 |
金迪斯 (2009)指出，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模型并未包含可以推导出个体间具有“共同信念”的任何原理；由于这个原因，群体行为分析与建模中所出现的社会秩序涌现无法从理性个体的互动之间自发地产生；因此，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或机制来解释这些现象；而这一概念或机制，就是人的“社会性”。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社会规范就属于这一系统自我组织的集中体现；社会规范可以从简单的行为惯例 (如词汇和交通规则) 到复杂的基因-文化产物 (如产权和交换制度)，而且是可以被传授、学习和内化的 (通过遗传继承遵循社会规范的倾向)。因此，存在着由演化而来的以人脑的特殊神经结构为基础的社会认知；社会认知与社会规范的互动则决定了人们之间共有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共享就构成了人的“社会性”。所有这一切，正是被传统经济学所完全忽略并视而不见的东西。因此，金迪斯认为，“理性的边界并非各种形式的非理性，而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性”。新兴经济学正是强调了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和社会偏好，从而创立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研究范式。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虽然存在着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但在具体研究对象方面仍然存在着可以辨识的差别，从而体现出二者间的交叉关系。一般而言，传统经济学以人的自利性为研究对象，这种自利性主要体现了人与物的关系上；而新兴经济学以人的社会性为研究对象，这种社会性则主要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上。但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不过，其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是非零和博弈、且人们的权益能够通过完全契约加以规范的关系；这样，通过传统经济学理性和自利的假设仍然能够进行有效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新兴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也可以包含人与物的关系；例如，个人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后悔厌恶、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加权效应、锚定效应、符号效应和参照点效应等等，这些由个人心理因素不同所造成的异质性决策，恰恰是被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异象”，是传统经济学的“盲点”；因此，即便在纯粹的人与物关系的领域内，比如，购买彩票、或者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等领域，新兴经济学的分析仍然大有作为。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的这种关系，就是它们之间的交叉关系 (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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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交叉关系 |
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缺失，并不在于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在于它是一种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意义上的“伪个人主义”。正如我们 (叶航等，2007) 曾经指出过的，对方法论个人主义而言，争论的要点不在于是否应该以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基点。在人类对所谓“集体主义”的认识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蒙受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以后，没有人会怀疑个人对社会所具有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但我们仍然需要追问：是否存在着一种“原子式”的个人？如果社会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大的效率空间，那么个人乃至个人利益是否能够脱离社会环境成为一种完全孤立的“自由意志”？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哈耶克曾经深刻批判过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伪个人主义”倾向，他指出，在各种误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中，“伪个人主义”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种观点竟然把方法论意义上假设的“个人”，理解成本体论意义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孤立的个体；而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事实上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 (哈耶克，1947)。因此，哈耶克所理解的个人，一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性质上乃是一种“社会的动物”。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创始人米德 (George Mead)，曾经提出并论证过“社会自我”的概念。米德认为，不存在完全脱离社会的“自我”，所有“自我”事实上都是“社会自我”(social self)；因为，“自我所由产生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它意味着个体在群体内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社会过程或社会秩序是参与该过程或属于该秩序的个体有机体自我出现的逻辑前提和生物学前提”(米德，1962)。
因此，被新兴经济学所重新诠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原子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也不同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而是一种哈耶克和米德意义上的、在个人心智中内化和融合了人的“社会性”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把人的社会性作为人类行为与决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从而也是人类行为与决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对于人的自利性，传统经济学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制度设计只有以人性的自私和人性之恶为依据，才能真正遏制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但在新兴经济学看来，“一个为恶棍制定的制度恰恰可能制造出恶棍”(Frey，1997)，因为这一制度没有预见，善可能本身就是人性中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而把人性之恶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可能产生的效果恰恰是挤出了人性中善之根本，正如Frey在一项研究所揭示的。
Frey等 (1996)报告了一个发生在瑞士小山村沃尔芬西斯 (Wolfenschiessen) 的真实案例：政府就是否在此填埋核废料举行公投，有51%的村民表示同意；为增加这一比例，经济学家建议给予经济补偿，结果支持者反而下降至25%；即使后来政府将补偿额大幅提高至8700美元 (远远超过当时瑞士的人均月收入)，也无法达到原来的支持率。报告认为，金钱激励会抑制人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等基于道德偏好的考量；对许多居民来说，接受核废料填埋体现了一种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而金钱补偿的做法给人的感觉却像政府在贿赂民众。事实上，事后的调查也表明，在那些拒绝金钱补偿方案的人当中，有83%的人以“我不愿意被贿赂”的回答解释了他们的反对行为。
与Frey等人的研究类似，Gneezy和Rustichini (2000)进行的一项田野实验研究则从另一维度上揭示了与以上研究相同微观机制：以色列某城市幼儿园碰到的难题是，许多家长经常超过规定的时间接孩子回家，致使管理员不能正常下班；根据标准经济学模型的假设，如果对迟来的家长课以罚款应该能有效减少这一现象；于是研究者制定了一项严格的惩罚制度，但该制度实行后，迟接孩子的家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倍；大约12个星期以后，研究者取消了该项惩罚制度，但这一现象仍然保持在新的高度而无法恢复到以前水平。研究者指出，正是惩罚制度挤出了家长心目中对自己不当行为的愧疚感，使他们认为可以用金钱赎买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不便，就像在市场上购买其他商品一样。
当然，以上研究并不是希望表明，新兴经济学在看待制度设计这类问题时只提倡从人性之善出发。它只是提醒我们，只从人性之恶出发而设计的制度，如传统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理念，起码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经济学家也许需要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对人性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假设上，而新兴经济学正是为这种认识和假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结语人类的思想史表明，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被新的理论体系超越和替代，这种超越和替代体现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不会违背这一基本规律。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替代性的理论建构，预示着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能发生的深刻变革与重大创新。对这些变革与创新进行及时梳理、归纳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尽快融入这场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经济学创新思潮，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 [] | Alexandridis, A. and Zapranis, A. , 2013, "Wind Derivatives: Modeling and Pricing".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41(3), 299–326. DOI:10.1007/s10614-012-9350-y |
| [] | Andersson, T. and Andersson, C. , 2012, "Properties of the DGS-auction Algorithm".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39(2), 113–133. DOI:10.1007/s10614-010-9237-8 |
| [] | Arthur, W., 2013, "Complexity Economics: A Different Framework for Economic Thought", First published online. |
| [] | Axelrod, R., 1997,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Bardsley, N., 2010, Experimental Economics: Rethinking the Ru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Beccaria, C. (1774). Marqués de Beccaria (1764): De los delitos y las penas.See: http://en.wikisource.org/wiki/An_Essay_on_Crimes_and_Punishments. |
| [] | Beckage, B., Kauffman, S., Gross, L. J., Zia, A. and Koliba, C., 2013, "More Complex Complexity: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Computational Irreducibility across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Human Social Systems", Irreducibility and Computational Equivalence,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pp. 79-88. |
| [] | Becker, G.,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
| [] | Becker, G., 1996, Accounting for Tas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 | Bénabou, R. and Tirole J., 2011, Identity, Morals, and Taboos: Beliefs as Assets,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 | Bentham, 178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Athlone Press, 1970. |
| [] | Bentham, J., 1988,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 [] | Bhatt, M. and Camerer, C. F. , 2005, "Self-Referential Strategic Thinking and Equilibrium as States of Mind in Games: Evidence from fMRI".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2(2), 424–459. DOI:10.1016/j.geb.2005.03.007 |
| [] | Blumenthal, B. 2011, "On the concept and measure of voluntarines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11(8), 25–26. DOI:10.1080/15265161.2011.583321 |
| [] | Boccara, N. 2010, "Voters' Fickleness: A Mathematical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21(2), 149–158. DOI:10.1142/S012918311001494X |
| [] | Bornholdt, S. M. and Jensen, K. S. , 2011, "Emergence and Decline of Scientific Paradigm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6(5), 058701. DOI:10.1103/PhysRevLett.106.058701 |
| [] | Bowles S., 2009, Microeconomics: Behavior,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Bowles, S. and Gintis, H. , 2004,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65(1), 17–28. DOI:10.1016/j.tpb.2003.07.001 |
| [] | Bragin, J., 2013, "Review of Social Self-Organization: Agent-Based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to Study Emergent Social Behavior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 First published online. |
| [] | Brandts, J. and Charness, G. , 2011, "The Strategy Versus the Direct-Response Method: A First Survey of Experimental Comparison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4(3), 375–398. DOI:10.1007/s10683-011-9272-x |
| [] | Brennan, T. J. and Andrew W. L., 2012,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working paper,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T. |
| [] | Brianzoni, S. , Cerqueti, R. and Michetti, E. , 2010, "A dynamic Stochastic Model of Asset Pricing with Heterogeneous Beliefs".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35(2), 165–188. DOI:10.1007/s10614-009-9189-z |
| [] | Brown, M , Falk, A. and Fehr, E. , 2012, "Competition and Relational Contracts: the Role of Unemployment as a Disciplinary Devi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0(4), 887–907. DOI:10.1111/jeea.2012.10.issue-4 |
| [] | Burnham, T. C., 2012, "Towards a Neo-Darwinian Synthesis of Neoclassical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
| [] | Camerer, C. F. and Loewenstein, G.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amerer, C. F., G. Loewenstein and M. Rabin, eds.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4. |
| [] | Camerer, C., 2003, Behavioral Game Theory: Experiments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Camerer, C., 2011, "The Promise and Success of Lab-Field Generalizability i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 Critical Reply to Levitt and List", Available at SSRN 1977749. |
| [] | Camerer, C. , Loewenstein, G. and Prelec, D. , 2005, "Neuroeconomics: How Neuroscience Can Inform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3(1), 9–64. DOI:10.1257/0022051053737843 |
| [] | Cason, T. N , Savikhin, A. C. and Sheremeta, R. M. , 2012, "Behavioral Spillovers in Coordination Gam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6(2), 233–245. DOI:10.1016/j.euroecorev.2011.09.001 |
| [] | Cevikarslan, S., 2013, "Heterogene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ies, Evolving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Market Structure: An Evolutionary Multi-agent Based Modelling Approach", First published online. |
| [] | Cincotti, S. , Gardini, L. and Lux, T. , 2008, "New Advances in Financial Economics: Heterogeneity and Simulation".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32(1), 1–2. |
| [] | Cioffi-Revilla, C. 2010,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3), 259–271. DOI:10.1002/wics.v2:3 |
| [] | Cogley, T., Sargent, T. and Tsyrennikov, V., 2013, "Wealth Dynamics in a Bond Economy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rnell University and NYU. |
| [] | Croson, R. and Gächter, S. , 2010, "The Science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3(1), 122–131. DOI:10.1016/j.jebo.2009.09.008 |
| [] | David, A., 2012, "Asset Pricing with Heterogeneous Beliefs and Endogenous Liquidit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June 23. |
| [] | Davis D. and Holt, C., 1993,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Dawid, H. and Neugart, M. , 2011, "Agent-based Models for Economic Policy Design".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37(1), 44–50. DOI:10.1057/eej.2010.43 |
| [] | Dawkins, R., 197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 | DeQuervain, D. , Fischbacher, U. , Treyer, V. , Schelhammer, M. , Schnyder, U. , Buck, A. and Fehr, E. , 2004, "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Science, 305, 1254–1258. DOI:10.1126/science.1100735 |
| [] | Dingemanse, N. J. and Wolf, M., 2013, "Between-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Behavioural Plasticity Within Popula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imal Behaviour. |
| [] | Donato, M. B. , Milasi, M. and Vitanza, C. A. , 2010, "New Contribution to a Dynamic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Problem". 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23(2), 148–151. DOI:10.1016/j.aml.2009.09.002 |
| [] | Edmonds, B. and Meyer, R., 2013, "Introduction to the Handbook", Simulating Social Complexity.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pp.3-11. |
| [] | Fairchild, R. 2011, "An Entrepreneur's Choice of Venture Capitalist or Angel-Financing: A Behavioral Game-Theoretic Approa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3), 359–374. DOI:10.1016/j.jbusvent.2009.09.003 |
| [] | Fawcett, T. , Hamblin, S. and Giraldeau, L. , 2013, "Exposing the Behavioral Gambit: The Evolution of Learning and Decision Rules". Behavioral Ecology, 24(1), 2–11. DOI:10.1093/beheco/ars085 |
| [] | Fehr, E. and Camerer, C. F. , 2007, "Social Neuroeconomies: The Neural Circuitry of Social Preference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11(10), 419–427. DOI:10.1016/j.tics.2007.09.002 |
| [] | Fehr, E. and Schmidt, K. ,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 817–868. DOI:10.1162/003355399556151 |
| [] | Feltovich, N. 2011, "What's to Know about Laboratory Experimentation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5(2), 371–379. DOI:10.1111/joes.2011.25.issue-2 |
| [] | Fischbacher, U., Gächter, S. and Quercia, S., 2012, "The Behavioral Validity of The Strategy Method In Public Goo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
| [] | Flacher, D. and Harari, K. , 2013, "Tuition Fees, Self-Esteem and Social Heterogeneity". Education economics, 22(2), 191–210. |
| [] | Flagel, S. B. , Clark, J. J. , Robinson, T. E. , Mayo, L. , Czuj, A. , Willuhn, I. and Akil, H. , 2010, "A Selective Role for Dopamine in Stimulus-Reward Learning". Nature, 469(7328), 53–57. |
| [] | Flood, M., 1952, "Some Experimental Games". Research Memorandum, RM-789, RAND Corporation. |
| [] | Flood, M., 1954, "On Game-Learning Theory and Some Decision-Making Experiments", Decision Processes, New York, pp.139-158. |
| [] | Franke, R. and Westerhoff, F. , 2011, "Estimation of a Structural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 of Asset Pricing".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38(1), 53–83. DOI:10.1007/s10614-010-9238-7 |
| [] | Friedman D. and Sunder, S., 1994, Experimental Methods: A Primer for Econom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 | Fudenberg, D. 2006, "Advancing Beyond: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pp.694-711. |
| [] | Gilad, B. , Kaish, S. and Loeb, P. , 1987,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Utility Maximization: A General Framework".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1), 61–73. DOI:10.1016/0167-2681(87)90021-7 |
| [] | Gilligan, M., Pasquale, B., Samii, C., 2011, "Civil War and Social Capital: Behavioral-Game Evidence from Nepal",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
| [] | Gintis, H. 2003, "Solving the Puzzle of Prosocial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5, 155–187. DOI:10.1177/1043463103015002001 |
| [] | Gintis, H., 2009, The Bounds of Reason: Game Theor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Gintis, H., 2013, "Inclusive Fitness and the Sociobiology of the Genome", Working Paper, April 12. http://www.umass.edu/preferen/gintis/GeneralizedHR.pdf. |
| [] | Gintis, H. 2013, "Mutualism is Only a Part of Human Moralit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01), 91–91. |
| [] | Glimcher, P. W. and Rustichini, A., 2004, "Neuroeconomics: The Consilience of Brain and Decision", Science, (306), pp. 447-452. |
| [] | Glimcher, P. W., Fehr, E., Camerer, C. and Poldrack, R. A. (Eds.), 2008, Neuroeconomics: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Academic Press. |
| [] | Goldfarb, A. , Ho, T. H. , Amaldoss, W. , Brown, A. L. , Chen, Y. , Cui, T. H. and Yang, B. , 2012, "Behavioral Models of Managerial Decision-Making". Marketing Letters, 23(2), 405–421. DOI:10.1007/s11002-012-9183-4 |
| [] | Gracia-Lázaro, C. , Ferrer, A. , Ruiz, G. , Tarancón, A. , Cuesta, J. A. , Sánchez, A. and Moreno, Y. , 2012, "Heterogeneous Networks Do Not Promote Cooperation When Humans Play a Prisoner'S Dilemm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32), 12922–12926. DOI:10.1073/pnas.1206681109 |
| [] | Graubner, M. , Balmann, A. and Sexton, R. , 2011, "Spatial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urement Markets: A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3(4), 949–967. DOI:10.1093/ajae/aar035 |
| [] | Greene, J. D. , Sommerville, R. B. , Nystrom, L. E. , Darley, J. M. and Cohen, J. D. , 2001,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 Science, 293(5537), 2105–2108. DOI:10.1126/science.1062872 |
| [] | Harrison, G. and List, J. , 2004, "Fiel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4), 1009–1055. DOI:10.1257/0022051043004577 |
| [] | Hauert, C. , Traulsen, A. , Brandt, H. , Nowak, M. and Sigmund, K. , 2007, "Via Freedom to Coercion: The Emergence of Costly Punishment". Science, 316, 1905–1907. DOI:10.1126/science.1141588 |
| [] | Heatherton, T. F. and Wagner, D. D. , 2011,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elf-Regulation Failur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3), 132–139. DOI:10.1016/j.tics.2010.12.005 |
| [] | Hespeler, F. 2012, "On Boundary Conditions Within the Solution of Macroeconomic Dynamic Models with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40(3), 265–291. DOI:10.1007/s10614-012-9316-0 |
| [] | Janutka, A. and Magnuszewski, P. , 2010, "Opinion-structure changes in non-equilibrium model of social impact". Complexity, 15(6), 27–33. |
| [] | Jeffrey, H. J. and Putman, A. O. , 2013, "The Irrationality Illusion: A New Paradigm for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Ann Arbor, 1001, 48105. |
| [] | Joyce, K. A. 2006, "From Numbers to Pictures: The Development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the Visual Turn in Medicine". Science as Culture, 15(01), 1–22. DOI:10.1080/09505430600639322 |
| [] | Kagel, J. and Roth, L., 1995,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 | Kahneman, D. and Knetsch, J. and Thaler, R., 1990,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1325-1348. |
| [] | Kariv, S. and Silverman, D. , 2013, "An Old Measure of Decision-Making Quality Sheds New Light on Paternalis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69(1), 29–44. DOI:10.1628/093245613X660384 |
| [] | Kerr, J. , Vardhan, M. and Jindal, R. , 2012,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in Rural Mexico and Tanzania". Ecological Economics, 73, 220–227. DOI:10.1016/j.ecolecon.2011.10.031 |
| [] | Kim, S. 2012, "Sequential Action and Beliefs under Partially Observable DSGE Environments".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40(3), 219–244. DOI:10.1007/s10614-012-9323-1 |
| [] | Knudsen, B. and Miyamoto, M. , 2005, "Using Equilibrium Frequencies in Models of Sequence Evolution". Evolutionary Biology, 5(1), 21. |
| [] | Kreindler, G. E and Peyton Young, H. , 2013, "Fast Convergence in 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Selectio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0, 39–67. DOI:10.1016/j.geb.2013.02.004 |
| []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
| [] | Lakoff, G., 2013, "Neural Social Science", Handbook of Neurosociology. Springer Netherlands, pp. 9-25. |
| [] | Leon, N., 2011, "Where does Good Come From? Harvard's Edward O. Wilson Tries to upend Biology, Again", The Boston globe, April 17. |
| [] | Levine, D. 2011, "Neuroeconom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58(3), 287–305. DOI:10.1007/s12232-011-0128-7 |
| [] | Levitt, S. D. and List, J. A. , 2007, "Viewpoint: On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Lab Behaviour to the Field".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0(2), 347–370. DOI:10.1111/caje.2007.40.issue-2 |
| [] | List, J. A. and Price, M. K., 2013, Handbook o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 [] | Loomes, G. and Sugden, R. , 1986, "Disappointment and Dynamic Consistency in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3(2), 271–282. DOI:10.2307/2297651 |
| [] | Macal, C. and North, M. , 2010, "Tutorial on Agent-based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Journal of Simulation, 4(3), 151–162. DOI:10.1057/jos.2010.3 |
| [] | Martin, C. and Neugart, M. , 2009, "Shocks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s: an Agent-based Model of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in Turbulent times".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33(1), 31–46. DOI:10.1007/s10614-008-9149-z |
| [] | Masten, C. L. , Morelli, S. A. and Eisenberger, N. I. , 2011,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pathy for 'Social Pain' and Subsequent Prosocial Behavior". Neuroimage, 55(1), 381–388. DOI:10.1016/j.neuroimage.2010.11.060 |
| [] | McQuillin, B. and Sugden, R. , 2012, "Reconciling Normative and Behavioural Economics: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38(4), 553–567. DOI:10.1007/s00355-011-0627-1 |
| [] | Mohanty, H., 2013,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 Bird's Eye View", Distributed Computing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pp.319-333. |
| [] | Moll, J. , Krueger, F. , Zahn, R. , Pardini, M. , de Oliveira-Souza, R. and Grafman, J. , 2006, "Human Fronto-Mesolimbic Networks Guide Decisions about Charitable Donati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42), 15623–15628. DOI:10.1073/pnas.0604475103 |
| [] | Moll, J. , Zahn, R. , de Oliveira-Souza, R. , Krueger, F. and Grafman, J. , 2005, "The Neural Basis Human Moral Cognition". Nature Neuroscience, 6, 799–809. DOI:10.1038/nrn1768 |
| [] | Naisbitt, J. 1982,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Warner Books. |
| [] | Nash, J. 1950, "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USA, 36, 48–49. DOI:10.1073/pnas.36.1.48 |
| [] | Nicolis, G. and Prigogine, I., 1989, "Exploring Complexity: An Introduction", W.H.Freeman & Co Ltd. |
| [] | Nowak, M., 2006, Evolutionary Dynamics: Exploring the Equations of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 | O'Neill, M., 2005, "The Biology of Irrationality: Crime and the Contingency of Deterrence",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rrational Behavior. |
| [] | Padoa-Schioppa, and Assad, , 2006, "Neurons in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encode economic value". Nature, 441, 223–226. DOI:10.1038/nature04676 |
| [] | Peters, J. and Büchel, C. , 2011,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Understanding Variabilit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5), 227–239. DOI:10.1016/j.tics.2011.03.002 |
| [] | Pfennig, D. W. , Wund, M. A. , Snell-Rood, E. C. , Cruickshank, T. , Schlichting, C. D. and Moczek, A. P. , 2010, "Phenotypic Plasticity's Impacts on Diversification and Speciation".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5, 459–467. DOI:10.1016/j.tree.2010.05.006 |
| [] | Pohorecki, P. , Sienkiewicz, J. , Mitrovic, M. , Paltoglou, G. and Holyst, J. A. , 201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motions and Opinions at Digg Website". Acta Physica Polonica A, 123(3), 604–615. DOI:10.12693/APhysPolA.123.604 |
| [] | Posner, M. I., 2011,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Attention, TheGuilford Press. |
| [] | Price, T. D. and Kirkpatrick, M. , 2009, "Evolutionarily Stable Range Limits Set by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6(1661), 1429–1434. DOI:10.1098/rspb.2008.1199 |
| [] | Rabosky, D. L. 2012,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Rates and Phenotypic Evolvability Can Mimic Punctuated Equilibrium on Molecular Phylogenies". Evolution, 66(8), 2622–2627. DOI:10.1111/evo.2012.66.issue-8 |
| [] | Rameson, L. T. , Morelli, S. A. and Lieberman, M. D. , 2012,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Empathy: Experience, Automatic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4(1), 235–245. DOI:10.1162/jocn_a_00130 |
| [] | Richiardi, M. 2012,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 Short Introduction". The Knowledge Engineering Review, 27(02), 137–149. DOI:10.1017/S0269888912000100 |
| [] | Rifkin J. 2011,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 Macmillan. |
| [] | Rustichini, A. 2005, "Neuroeconomics: Present and futur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2(2), 201–212. DOI:10.1016/j.geb.2005.05.004 |
| [] | Samuelson, P., 1947,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 | Santos, A. C. 2011, "Behaviou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re They Really Transforming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5(4), 705–728. DOI:10.1093/cje/beq049 |
| [] | Schram, A. 2005, "Artificiality: The Tens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in Economic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2(2), 225–237. DOI:10.1080/13501780500086081 |
| [] | Sekiguchi, T. and Nakamaru, M. , 2011, "How Inconsistency between Attitude and Behavior Persists Through Cultural Transmiss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71(1), 124–135. DOI:10.1016/j.jtbi.2010.11.044 |
| [] | Sigmund, K. , De Silva, H. , Traulsen, A. and Hauert, C. , 2010, "Social Learning Promotes Institutions f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Nature, 466, 861–863. DOI:10.1038/nature09203 |
| [] | Slonim, R. , Wang, C. , Garbarino, E. and Merrett, D. , 2013, "Opting-in: Participation Bias in Economic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0, 43–70. DOI:10.1016/j.jebo.2013.03.013 |
| [] | Smet, F. and Aeyels, D. , 2012, "Clustering Conditions and the Cluster Formation Process in a Dynamical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Attracting Agents". Journal on Applied Dynamical Systems, 11(1), 392–415. DOI:10.1137/100807855 |
| [] | Smith, M. and Price, G. , 1973, "The Logic of Animal Conflict". Nature, 246, 15–18. DOI:10.1038/246015a0 |
| [] | Smith, M., 1982,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 Cambridre University Press. |
| [] | Stuphorn, 2006, "Neuroeconomics:Cardinal Utility in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Current Biology, 16(15), 591–593. DOI:10.1016/j.cub.2006.07.005 |
| [] | Takahashi, H. , Matsuura, M. , Koeda, M. , Yahata, N. , Suhara, T. , Kato, M. and Okubo, Y. , 2008, "Brain Activations during Judgments of Positive Self-conscious Emotion and Positive Basic Emotion: Pride and Joy". Cereb Cortex, 18(4), 898–903. DOI:10.1093/cercor/bhm120 |
| [] | Taylor, C. , Fudenberg, D. , Sasaki, A. and Nowak, M. , 2004, "Evolutionary Game Dynamics in Finite Population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 66, 1621–1644. DOI:10.1016/j.bulm.2004.03.004 |
| [] | Taylor, S., 1989, Positive Illusions: Creative Self-deception and the Healthy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
| [] | Tesfatsion, L. and Judd, K., 2006, "H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2: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North-Holland. |
| [] | Toffler, A. 1981,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 [] | Traulsen, A. , Semmann, D. , Sommerfeld, R. D. , Krambeck, H. J. and Milinski, M. , 2010, "Human Strategy Updating in Evolutionary Ga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7), 2962–2966. DOI:10.1073/pnas.0912515107 |
| [] |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1), 453–458. DOI:10.1126/science.7455683 |
| [] |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 1991,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4), 1039–1061. DOI:10.2307/2937956 |
| [] | Vasilakis, G. A., Theofilatos, K. A., Georgopoulos, E. F., Karathanasopoulos, A. and Likothanassis, S. D., 2012, "A Genetic Programming Approach for EUR/USD Exchange Rate Forecasting and Trading",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pp. 1-17. |
| [] | Vuchinich, R., 2003, Choice,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Addiction, New York: Pergamon. |
| [] | Wilkinson, N., 2008, An Introduction Behavioral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 [] | Witt, U. and Binder, M., 2013, "Disentangling Motivational and Experiential Aspects of "Utility"-ANeuro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In Press: http://www.ub.uni-heidelberg.de/archiv/14330. |
| [] | Ye, H. , Tan., F. , Ding, M. , Jia, Y. and Chen, Y. , 2011, "Sympathy and Punishment: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s Game".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 14(4), 20. DOI:10.18564/jasss.1805 |
| [] | Young, H. P. and Kreindler, G. E., 2011, "Fast Convergence in 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Selec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
| [] | Young, H. P. 2011, "The Dynamics of Social Innov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4), 21285–21291. |
| [] | 贝克尔, 1976,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 王业宇、陈琪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出版. |
| [] | 贝克尔, 1996, 《口味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 李杰、王晓刚译,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
| [] | 达尔文, 1859, 《物种起源》(中译本), 舒德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
| [] | 菲尔德, 2001, 《利他主义倾向--行为科学、进化论与互惠的起源》(中译本), 赵培、杨思磊、杨联明译, 吉林:长春出版社, 2005年出版. |
| [] | 戈森, 1854, 《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中译本), 陈秀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出版. |
| [] | 迪克西特, 1999, 《策略博弈》(中译本), 蒲勇健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
| [] | 哈耶克, 1947,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 邓正来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出版. |
| [] | 蒋自强、张旭昆, 1996, 《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出版. |
| [] | 杰文斯, 1879, 《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译本),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出版. |
| [] | 金迪斯, 2009, 《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中译本), 董志强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出版. |
| [] | 凯恩斯, 1936,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 高鸿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出版. |
| [] | 凯莫勒, 2003, 《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中译本), 贺京同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 |
| [] | 库恩, 1962,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本),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
| [] | 里夫金, 2011,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译本), 张体伟、孙豫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年出版. |
| [] | 马歇尔, 1890, 《经济学原理》(中译本), 陈良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出版. |
| [] | 门格尔, 1871, 《国民经济学原理》(中译本), 刘絮敖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出版. |
| [] | 米德, 1962, 《心灵、自我与社会》, 中译本, 赵月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版. |
| [] | 穆勒, 1848,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译本), 胡企林、赵荣潜、桑炳炎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出版. |
| [] | 奈斯比特, 1982,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译本), 梅艳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出版. |
| [] | 诺瓦克, 2006, 《进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中译本), 李镇清、王世畅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出版. |
| [] | 史密斯, 1982, 《演化与博弈论》(中译本), 潘春阳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出版. |
| [] | 斯密, 1776,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出版. |
| [] | 托夫勒, 1981, 《第三次浪潮》(中译本),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年出出版. |
| [] | 瓦尔拉斯, 1874, 《纯粹经济学要义》(中译本),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年出版. |
| [] | 汪丁丁、叶航、罗卫东, 2007, 《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出版. |
| [] | 威尔金森, 2008, 《行为经济学》(中译本), 贺京同、那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 |
| [] | 叶航, 2003, 《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 《经济学家》, 第 1 期。 |
| [] | 叶航, 2012, 《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 《经济研究》, 第 8 期。 |
| [] | 叶航、陈叶烽、贾拥民, 2013, 《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出版. |
| [] | 叶航、汪丁丁、贾拥民, 2007, 《《科学与实证--一个基于"神经元经济学"的综述》》, 《经济研究》, 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