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属于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STD)的一种，是由梅毒螺旋体( Treponema Pallidum，TP)感染所致的慢性传染病，主要的传播途径为性传播和血液传播。梅毒对于人体的危害极大，可侵犯神经、循环等系统引起相应疾病，患有梅毒的孕妇可通过胎盘传染胎儿，造成流产、早产和死产等情况的发生^[1]。全球梅毒发病形势不容乐观，英国、波兰和土耳其等国家报告^{[2, 3, 4]}梅毒发病率不断增加；我国梅毒发病率也呈逐年增高趋势^{[5, 6, 7]}，2012年梅毒发病率已经到达30.44/10万，在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中排第3位^[8]。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是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同时也是桥梁人群^{[9, 10]}，因此加强对该类人群的监测和干预对预防梅毒传播具有积极作用。相关文献^[11]报道：我国梅毒感染病例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广西、江苏、福建和上海等经济发达省份和自治区，可见梅毒感染与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总体不断提高，全国各城市经济飞速发展，近年来吉林省松原市经济也呈现迅速增长的特点，本文作者分析吉林省松原市2011—2015年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的监测数据，旨在了解其梅毒感染情况及危险因素，为经济发展迅速地区梅毒干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选择吉林省松原市2011—2015年每年4—7月(监测时间)主动、首次在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即占东皮肤科专科医院和前郭县医院性病门诊或相关门诊就诊的男性就诊者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5岁及以上男性，就诊期间无论其是否被诊断为性病均纳入研究。排除标准：生殖医学咨询者、在皮肤性病科就诊的皮肤病患者及因参加各类防治项目而被召集者，如自愿咨询检测者、参加性伴治疗项目等人员。从调查开始将所有符合标准的人员全部纳入，直至达到国家规定样本量要求(400例/年)。

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的规范和要求对性病门诊男性就诊人群进行检测。调查前向调查对象详细介绍此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取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并对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诊疗人员对其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问卷采用《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中性传播性疾病(STD)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高危性行为、既往患性病情况、接受干预服务(包括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和交换以及同伴教育)等情况。问卷调查结束后，采集其静脉血5mL，进行梅毒抗体血清学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apid plasma regain circle card test，RPR)2种方法进行检测，检测过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和检测工作规范进行操作。以ELISA试验和RPR试验均为阳性判定该样本为梅毒抗体(anti-TP)阳性。

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的规范和要求，对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监测实施进行质量控制。调查人员均经严格培训，熟悉调查表的问题，按照统一标准和要求进行提问。调查结束后，认真复核调查问卷，对有漏项、错项、逻辑错误和跳答错误等及时给予纠正，以保证监测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调查数据通过全国艾滋病监测哨点数据管理系统进行录入与上报。数据导出后，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率和构成比进行描述性分析。不同特征人群之间梅毒感染率的差异比较采用χ²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与梅毒感染具有相关性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独立影响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次调查中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2000人，年龄15～69岁，平均年龄(34.50 ± 9.03)岁，以31~50岁者居多，占调查总数的56.20%(1124/2000)，其次为15~30岁年龄组(39.30%)和50岁以上年龄组(4.50%)。婚姻状况，69.25%就诊者为在婚，其次为未婚(21.50%)、离异或丧偶(5.00%)和同居(4.25%)。调查对象来自吉林省1880人，非吉林省籍人员120人，涉及黑龙江、辽宁、四川和河北等18个省份；汉族1860人，占93.00%，其他民族140人(7.00%)，主要为蒙古族、满族和朝鲜族等10个少数民族。

对于性行为，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2000人中，218人(10.90%)最近3个月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最近3个月商业性伴数量为1~6人不等，这部分人群中50.92%商业性伙伴数量为1人，31.65%商业性伴人数为2人。433人(21.65%)最近3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其中64.90%临时性伴人数为1人，25.87%临时性伴人数为2人，临时性伴人数最多者为7人。42人曾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占总人数的2.10%。调查对象中无吸毒行为者。见表1。

经统计学分析，不同年度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近3个月高危性行为，即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和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2011—2015年近3个月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和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的人数呈下降趋势(P<0.001)，具有高危性行为(即最近3个月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发生过临时性行为及同性肛交行为之一)比例呈下降趋势(χ²=39.71，P<0.001)。见表1。

性病干预服务接受情况，891人(44.55%)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服务；42人接受过同伴教育(2.10%)；2人接受过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和交换，仅占总人数的0.10%。

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2 000人中，238例(11.90%)既往诊断患有性病，其中86例(36.13%)曾患有淋病，43例(18.07%)患有梅毒 ，15例(6.30%)患有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55例(23.11%)患有尖锐湿疣，40例(16.81%)患有生殖器疱疹；有1例淋病和梅毒合并感染。

本组调查中，128例梅毒抗体检测阳性，梅毒感染率为6.40%。2011—2015年各年度中，2011年梅毒抗体阳性率最高(15.25%，61/400)，其次为2012年(23/400,5.75%)、2014年(16/400,4.00%)、2013年(15/400,3.75%)和2015年(13/400,3.25%)。经统计学分析，不同年度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7.74，P<0.001)，且2011—2015年梅毒抗体阳性率呈下降趋势(χ²=44.25，P<0.001)。

对不同特征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情况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近3个月商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病既往史和性病相关干预服务接受情况不同的各组间梅毒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Logistic 多因素分析结果：近3个月商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和性病既往史是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近3个月存在商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及有性病既往史的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性分别是不具有该行为者的3.75、2.31、2.97和1.69倍，见表3。

本组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5吉林省松原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血清学检测梅毒抗体阳性率为6.40%，较2007—2011年辽宁省^[12]和2010年黑龙江省^[13]性病门诊男性就诊人群梅毒抗体阳性率低。2011—2015年松原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 梅毒抗体阳性率呈下降趋势，其趋势变动情况与2011—2015年该人群部分高危性行为(如近3个月与暗娼发生性行为和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下降趋势一致，提示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高危性行为的减少可能是该人群梅毒流行趋势得到一定程度控制的原因之一。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可能因素，结果发现：近3个月的高危性行为，如商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是该人群梅毒感染发生的可能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提示：继续加强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性病知识宣传教育、减少其高危性行为发生仍然是今后经济发展迅速地区人群梅毒疫情控制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性病既往史也是吉林省松原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之一，其他相关研究^{[4, 14, 15, 16]}也表明：患有性病的人群梅毒抗体阳性率较高。其原因可能是：梅毒是一种主要经性途径感染的疾病之一^[1]，与许多性病具有相同的传播途径。当感染其他性病时，如生殖器疱疹、淋病等，机体局部可能会出现皮肤黏膜溃烂、破损及分泌物增多等症状^{[16, 17]}，机体一旦有机会接触梅毒螺旋体，这些症状的出现就能够增加梅毒螺旋体进入体内的机会；此外梅毒感染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抑制，可并发感染多种其他性病^[18]。因此，积极开展性病诊治，降低性病感染率，开展多性病联合防控，对于降低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风险及疫情控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吉林省松原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感染现状。虽然本研究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监测方案进行，但是在信息收集时，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瞒报、漏报等情况，因此可能存在对其相关高危性行为等情况的低估。本研究中，松原市近年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抗体阳性率虽然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由于该人群主要集中于性活跃的中青年时期，且约70%就诊者为在婚，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梅毒等STD在该人群中的流行，该人群将具有较高的疾病传播风险。因此，在经济增长迅速地区，加强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等STD的筛查和监测，提高相关疾病知识宣传教育力度，降低STD患病水平，对于降低一般人群水平梅毒的流行，积极预防控制其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