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通体(Bartonella)是可引起人和动物患病的新发现的古老病原体。1905年在秘鲁首次发现人类巴尔通体病Oroya热的致病因子^[1]；1919年Noguchi和Battistini^[2]分离出该病原体。巴尔通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现已发现36种及亚种，其中至少17种及亚种对人与动物致病^[3]。目前已从鼠形动物分离出巴尔通体22种及亚种，其中7种可导致人患病^[4]。随着越来越多致病巴尔通体被发现，该病原体也越来越受到生物医学界的重视，巴尔通体病也被我国定为14种新发传染病之一。因此密切监测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情况，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对防控巴尔通体病的发生和流行有重要意义。

巴尔通体属变形菌纲、α亚纲、根瘤菌目、巴尔通体科、巴尔通体属，是一种革兰阴性、嗜血性的、氧化酶阴性的兼性细胞内寄生的需氧菌^[5]，形态多样呈杆状、细小球状、环状等，大部分无鞭毛，仅克氏巴尔通体(B. clarridgeiae)和杆菌样巴尔通体(B. bacilliform)有鞭毛。目前，有21种巴尔通体基因组已被测序，与大多数细菌(如Escherichia coli＞4 Mb)相比，巴尔通体有1个较小的环状基因组，大小范围是1.45 Mb(1 268个编码基因)~2.62 Mb (2 360个编码基因)，平均为1.85 Mb^[6]。系统发育分析物种的特征表明，除B. rochalimae和B. tamiae以外，大多数巴尔通体在一个共同的谱系中聚集，证明这些病原体在啮齿动物中的适应性进化的发生^[4]。

巴尔通体生化反应不活泼，营养要求十分苛刻。巴尔通体生长的最适pH值6.8~7.2，在体外培养生长缓慢，很难进行分离培养和增殖培养。在固体培养基上巴尔通体的生长比在液体培养基上慢，而且以鼠形动物为宿主的巴尔通体的生长速度较猫、犬、人等为宿主的巴尔通体生长快^[7]。巴尔通体主要寄生在动物宿主和人的血管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和红细胞内，能够引起人类猫抓病、心内膜炎、战壕热、卡里翁病和其他系统性病变等，在临床上以猫抓病较为多见^[8]。

巴尔通体广泛存在自然界中，除五日热巴尔通体、杆菌样巴尔通体的宿主是人类外，其余均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动物体内，包括猫科动物、小型兽类、犬科动物、有蹄类动物、兔科动物等，而小型兽类是巴尔通体的自然宿主，也是巴尔通体最主要的贮存宿主^[9]。宿主感染巴尔通体后，巴尔通体不能直接定殖在红细胞中，而是通过迁移细胞将巴尔通体转运到血管内皮细胞，然后通过脉管系统进入血液，感染红细胞并在红细胞中增殖，然而宿主免疫系统不能识别和清除它，因此可以导致持续的感染^[10]。但Deng等^[11]提出侵袭相关的毒力基因(invasion-associated locus B，IalB)有利于巴尔通体进入红细胞，用抗IalB抗体进行干扰，抑制了B. birtlesii对小鼠红细胞的侵袭，说明感染巴尔通体受效应器的影响。不同种及亚种巴尔通体的宿主动物不同(表 1)。由于频繁的基因重组、水平基因的重合和突变的积累，存在于鼠形动物体内巴尔通体基因型从鼠形动物的进化中得到了潜在的加速进化^[12]。鼠形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作为巴尔通体的宿主，对人群健康有潜在的威胁，因此对鼠形动物的研究至关重要。

蚤、虱、蜱、螨等节肢动物是鼠形动物的寄生物，对巴尔通体易感，也是巴尔通体的生物学传播媒介，巴尔通体之所以呈世界性的分布，与其密切相关。当吸血节肢动物叮咬感染宿主时，其寄生在红细胞内的巴尔通体可进入吸血节肢动物体内，当再次叮咬其他健康宿主时，可将巴尔通体传播给该宿主，使其受到感染，如此反复，形成了宿主-媒介-宿主间的传播链。在这一传播链中，蚤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它们能携带多样性的巴尔通体，并且在啮齿类动物中传播这些细菌时表现出较高的效率。但是蚤不能单独作为载体，而是代表这些细菌的附加储藏库。此外，通过巴尔通体OE1-1(一种与B. elizabethae密切相关的菌株)感染客蚤(Xenopsylla)的实验证明巴尔通体和蚤之间存在相互适应性，巴尔通体的感染并不影响雌性蚤的代谢率、血液消耗、寿命、生育力或繁殖力和发育时间等^[13]。鼠形动物的栖息地、行为和寄生物的寄生可能是影响巴尔通体传播的重要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通常在地理区域和物种上均有所差异。因此，如果条件不利于寄生物的生存，对巴尔通体的传播具有很大影响，可能导致细菌感染的脆弱性增加，限制了某些动物群落中巴尔通体的多样性。国外研究表明，鼠类寄生物中巴尔通体的感染率也存在较大差异，虱和蚤巴尔通体感染率较高，分别为57.1%和25.8%，而蜱(3.5%)和螨(1.7%)感染率较低^[14]。此外，在鼠形动物及其寄生蚤中检测到了B.grhamii、B. taylorii和B. rochalimae，在蜱体内检测到B. grahamii。但截至目前，未能证实B. grhamii可以通过蚤和蜱传播给人类及其他动物。因此，鼠形动物的寄生物传播巴尔通体的机制、携带病原体的能力和对人类的潜在威胁等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巴尔通体感染鼠形动物呈世界性分布。在北美洲，巴尔通体感染率较高，在美国堪萨斯州北部地区，科罗拉多鹿鼠(Peromyscus maniculatus)和食蝗鼠(Onychomys leucogaster)感染率分别高达82.4%和90.4%^[15-16]，表明宿主和病原体之间相互适应。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鼠形动物B. rochalimae和B. tribocorum感染率分别为18.5%和57.5%^[17]。墨西哥西北部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率为50.1%^[18]。在欧洲，鼠形动物感染巴尔通体非常普遍，俄罗斯远东地区，东方田鼠(Microtus fortis)感染率高达83%^[19]。在立陶宛，鼠形动物和寄生物(蚤和蜱)中均检测到巴尔通体^[20]。在亚洲，日本最早开展鼠形动物的巴尔通体感染研究工作，并从鼠形动物中分离到6种巴尔通体，即B. acomydis、B. callosciuri、B. jaculi、B. japonica、B. pachyuromydis、B. sylvatica^[4]。Kim等^[21]的研究表明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率为54.1%，姬鼠、家鼠、田鼠、鼩鼱是最常见的宿主动物。在非洲，鼠形动物巴尔通感染率地区差异较大，其感染率在3.6%~60.0%之间^[22-27]。鼠形动物感染巴尔通体在多数国家均存在，巴尔通体病已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各国应相互协作，建立和完善疾病监测网络，以利于巴尔通体病传播的早期预警。

近几年我国对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已在云南、浙江、福建、海南、内蒙古、山西、宁夏和黑龙江等省(自治区)进行相关研究。1999年云南省首次证实巴尔通体在鼠形动物中流行，感染率在27.3%~44.3%，以黄胸鼠(Rattus flavipectus)、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齐氏姬鼠(Apodamus chevrieri)、大林姬鼠(Apodamus speciosus)带菌率较高，分别为42.0 %、42.9 %、62.2 %和71.4 %^[28]。2013年研究表明云南省西北部地区(怒江州和迪庆州)存在巴尔通体的自然疫源地，巴尔通体呈现出对各种气候环境与不同地理环境高适应性特征^[29]。浙江省鼠形动物中广泛存在巴尔通体感染，2010年首次从黑线姬鼠(Apodamus agrarius)脾中分离出1株巴尔通体，并且遗传进化分析检测到的巴尔通体与对人类致病巴尔通体B. grahamii的遗传关系最近^[30]；2014年首次从小家鼠(Mus musculus bactrianus)检测到巴尔通体，平均阳性率为4.44%(28/630)，并检测到其巴尔通体与汉赛巴尔通体(B. henselae)遗传关系最近^[31]，提示浙江省鼠形动物所携带的巴尔通体可能对人类致病，存在感染人的风险。2006年叶曦等^[32]报道福建省臭鼩鼱(Suncus murinus)巴尔通体感染率为20.55%，与2010年研究结果相近(21.43%)^[33]。2010年海南省分离出6株巴尔通体，其中黄毛鼠(Rattus losea)和屋顶鼠(Rattus brunneusculue)各2株，针毛鼠(Niniventer fulvescens)和臭鼩鼱各1株^[34]。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8种鼠形动物均培养出巴尔通体菌，阳性率为56.41%(66/117)，2013年13种鼠形动物中有8种检出巴尔通体，阳性率为38.37%(33/87)，其中达乌尔黄鼠(Citellus dauricus)感染率最高(75%)^[35]。宁夏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率为21.79%(51 / 234)，其中以阿拉善黄鼠(Citellus alaschanicus)感染率最高45.45%(5/11)^[36]。黑龙江省林区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率为13.81%(71 / 514)，11种鼠形动物中有10种感染巴尔通体^[37]。2013年青海省从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iae)中分离出15株巴尔通体，阳性率为18.99%，其中12株的基因型与致病菌株B. grahamii密切相关^[38]。2011年Li等^[39]的研究显示，在中国黑瞎子岛啮齿动物巴尔通体的感染呈现出高流行率(57.7%)和高多样性(属于8个分支的14种独特基因型)的特征。上述鼠形动物感染处于活跃、感染率高的状态，有波及人群的风险，应引起重视。

巴尔通体病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给人和动物的健康带来威胁，需要加强其风险评估。鼠形动物巴尔通体的动态和演化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包括宿主特异性、节肢动物载体的能力、环境因素、宿主行为以及宿主和载体中其他微生物的存在。虽然已有研究报道了这些生态因素，但各种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科学的结论。随着交通、旅游业的发展和一些重点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增加了人群与野生动物和带菌媒介接触的机会，可能导致巴尔通体病向人类传播。因此，深入研究巴尔通体致病机制、传播媒介种类、传播途径等，不仅可以进一步明确鼠形动物巴尔通体传播尚未清楚的问题，而且可以提供切实可行以及针对性较强的预防措施，对保护人群健康有重要作用。

作者贡献:

俞丹  ORCID：0000-0001-9859-3091

俞丹：查阅文献，文章撰写

尹家祥：修改，提出问题，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