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实践表明,服务化对于装备制造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却未取得普遍成功,行业中的部分企业正面临着服务化发展困境[1]。以往研究聚焦于如何实施服务化,致力于解决从无到有的服务化转型问题,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该问题[2],有效指导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出现服务化发展困境,其中一个重要解释在于转型所处阶段与产业整体发展阶段匹配不合理。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应该从关注从无到有的转型问题转向关注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问题,进而更好发挥服务化对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是1个复杂系统,其演进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重大影响。因此,揭示装备制造业服务化随外部环境适应性演进路径,对于指导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顺利演进,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演进的研究可分为直接研究和间接研究,直接研究主要基于制造与服务二者之间关系的视角展开,如Vandermerwe等[3]指出服务化演变主要经历仅提供物品、提供物品和附加服务以及提供物品-服务包3个阶段。White等[4]在此基础上提出四阶段论,认为服务化演进的最终阶段是制造企业向客户提供完全的服务契约。还有学者从专业化和价值创造视角研究服务化演进问题,李靖华等[5]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型企业的专业化升级过程,并将其演进划分为服务化起步、初级服务化、中级服务化和高级服务化4个阶段。王宗水等[6]认为服务化可分为仅提供产品、提供产品与附加服务、提供产品与服务包和仅提供服务4个阶段。服务化演进的间接研究主要基于价值链视角,聚焦于服务化转型路径方面。如简兆权等[7]研究指出制造企业实现服务化可以依循4条路径,分别为下游、上游、上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和完全去制造化,指出去制造化是最高级阶段。还有学者依据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判断服务化发展情况,揭示“服务化悖论”的存在[8]。对服务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市场竞争、内部组织、供应链关系等方面展开,指出市场竞争程度、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客户偏好等是影响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因素[9-11]。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围绕制造与服务关系、价值链等视角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演进相关问题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研究,围绕市场竞争、内部组织及供应链关系等方面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但仍存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研究缺口有待完善,主要体现在:1)鲜有文献从企业核心能力视角对服务化演进问题进行研究;2)环境动态性作为服务化重要影响因素,其对服务化演进作用的研究不足。
据此,本文基于核心能力理论划分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演进3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以装备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为服务化演进判断依据,基于适应性演化视角,探究装备制造业服务化随外部环境适应性演进路径,有利于完善服务化理论,为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演进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假设本文依据对服务化内涵的理解,以及在服务化演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5-6, 8],基于企业核心能力视角,将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按价值创造的核心能力划分为核心产品主导、核心“产品+服务”主导、核心价值网络主导3个阶段。核心产品能力主导下,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实施依托于核心产品制造能力,于核心产品之上附加简单服务。核心“产品+服务”能力主导下,服务更好嵌入到产品生产经营的全生命周期,形成“一体化产品”。该阶段有2种重要形式,其一是服务要素内嵌于产品制造环节,形成价值更高的“融合型产品”,纵向提高产品价值链;其二是服务要素整合于除产品制造环节外的其他价值环节,形成“一体化解决方案”,横向延伸产品价值链。核心价值网络能力主导下,装备制造业以客户为中心,依托并充分利用客户、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补信息及资源开展服务化业务。
Vandermerwe等[12]提出“制造业服务化”,定义为“增加更全面的商品套餐或以客户为中心的商品、服务、支持、自助服务和知识组合的捆绑”,以增加核心产品的价值。最初,管理者倾向于将服务视为营销策略的必要因素,认为企业总价值主要来源于实物商品,服务被假设为产品的附加物。而附加性服务一方面通过提升核心产品的运营服务,使具有高技术、高成本特点的装备产品更易于使用,售后服务与维修、产品升级等在线支持满足顾客更高的需求,进而提升了装备产品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附加性服务活动通常能够提高产品价格。基于这2种作用机制,装备制造业盈利能力得到增强。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核心产品主导的服务化阶段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核心“产品+服务”主导的服务化阶段最大的特征在于,该阶段下服务与产品基于产品生产经营的全生命周期有机融合,形成产品+服务的“一体化产品”。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服务更好嵌入到产品中去,形成了价值更高的“融合型产品”;2)基于产品生产经营的全生命周期进行价值整合,形成诸如“产品+研发设计、咨询、金融支持”等形式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装备制造企业为了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嵌入”与“整合”服务要素,使服务在装备制造业中扩散开来,显著提升了“一体化产品”的价值,提高了被模仿的门槛,也更好地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总体来讲,该阶段下服务不仅通过更好地嵌入到产品中去,以其隐性价值提升了“融合型产品”的价值,也开始基于价值链其他相关业务进行价值链整合[13],作为1项利润增长点独立为企业创造显性价值,通过这2种机制促进装备制造业绩效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核心“产品+服务”主导的服务化阶段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体现出2个重要特征:1)装备制造业服务提供从产品主导逻辑转向服务主导逻辑;2)装备制造业与消费者互动关系的本质从交易型转向关系型。这2个特征将服务化的实现机制指向价值共创。服务主导逻辑下装备制造企业充分利用上下游关系组成网络“利益共同体”,基于网络外部效应,通过与价值网络成员的核心能力互补共同创造和传递价值[14]。另外服务主导逻辑认为价值由用户主观决定,价值主张作为“对顾客的承诺,保证其可以从产品或服务中获得一定的价值”[15]。这2种转变改变了价值链单向、静态、线性的思维,将焦点从关注企业自身利益转向关注网络整体,从依据企业核心产品或服务能力转向依据核心价值网络能力。装备制造业服务化企业通过主动识别、搜索、整合和利用特定的资源与能力,有目的地构建核心价值网络,进而能够整合价值网络成员的各类需求、资源、信息,充分发挥了供应链上下游及顾客的价值创造能力,共同创造更大价值。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服务化阶段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从价值创造角度来讲,核心产品主导的服务化阶段所提供的服务相对简单且服务是作为产品的附加而存在,由于简单附加服务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高,其所产生的附加值则相对不高,因此该阶段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小。而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服务化阶段主要特点是企业依据其核心价值网络能力,充分整合企业上下游及顾客的信息和资源,同时深入客户组织,掌握客户所处市场及公司情况,据此提供更有针对性、长远性的解决方案。该阶段的服务化形式最大程度减少了企业构建销售网络的成本,最大化地利用企业上下游及顾客的价值创造能力,因此,该阶段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以核心“产品+服务”主导的服务化阶段,服务更好地融入产品全生命周期,不仅从本质上提升了装备产品的价值,还能作为独立的利润增长点为装备制造企业创造价值,该阶段的服务化产品具有更高的议价筹码,附加值也更高。但该阶段下企业没有更好地利用起顾客资源和价值创造能力,因此该阶段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理论上优于核心产品主导的服务化阶段但差于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服务化阶段。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3个服务化阶段对企业绩效促进作用由低到高分别为:核心产品主导阶段、核心“产品+服务”主导阶段、核心价值网络主导阶段。
环境动态性是一个重要的多维构念。本文考虑到装备制造业行业属性及特征,从技术和市场变化角度剖析环境动态性。
装备制造业技术的快速更新使得产品更新换代更加频繁,同时产品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强[16],在这种动态变化中,核心产品主导阶段的服务如安装、调试维修则更加困难,顾客则更希望产品提供者能够为此提供更大帮助,而哪家企业的基础性服务更及时、优质,则其顾客粘性及其自身的竞争力会更强,反之,若产品提供者连最基础性的服务都无法提供,则必然会失去客户进而失去竞争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5:环境动态性在核心产品主导阶段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在核心“产品+服务”主导阶段,企业主要依靠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和业务的重组实施服务化,而其根本在于服务增值和服务整合[17]。在动态环境下,企业只依靠内部知识往往无法适应所有技术与市场的快速变化,因此企业会经常主动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加之企业外部的供需关系不断变化,使得企业更希望能够组建稳定的联盟关系以抵抗动荡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因此带来的风险,这显然增加了企业构建基于合作和关系的联盟意愿,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更加深入[18],“产品+服务”一体化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都有明显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6:环境动态性在核心“产品+服务”主导阶段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在当前动态环境下,企业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和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促进了上下游企业构建敏捷、稳定供应链关系的意愿。这种情况下,企业间的知识、技术甚至经济共享成为重要趋势[19]、知识扩散效应也越发体现,更容易获得卓越的企业绩效。另外,伴随着技术创新模式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20],客户层面的1个颠覆式思维变革在于对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客户购买和考虑的价值,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能带来的效用。为此顾客企业愿意与装备制造企业分享内部的信息,进而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21]。这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新的商机,据此,动态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创造了新的需求,而装备制造企业因此必须做出改变,以更好满足顾客需求,创造更大价值。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7:环境动态性在核心价值网络主导阶段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假设,本研究的理论研究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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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各阶段与企业绩效,以及环境动态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相关假设,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样本数据。研究样本涉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制造业等5个装备制造业行业共21家企业,共回收问卷397份,剔除填答明显不合格的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79份,有效回收率为70.28%。
2.2 变量测量本文涉及4类研究变量,分别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使用成熟量表及设计合理量表进行测度。
解释变量:核心产品主导、核心“产品+服务”主导、核心价值网络主导。
被解释变量:服务化绩效。本文参考Tian等[23-24]提出的测量服务化转型中企业绩效的7个题项进行度量。
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本文借鉴Kohli和和王永贵等[25-26]对市场动荡性研究的3个题项来度量环境动态性。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规模越大,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环境资源越多,对企业绩效影响越大。研究直接将问卷选项中的企业员工人数进行划分。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当员工人数小于等于500,则企业规模为0,反之为1。
控制变量:实施服务化战略年限。实施服务化年限越长的企业,其服务化转型经验相对越丰富,对服务化绩效影响也更大。研究设置该变量为虚拟变量,以首次提供服务业务年份开始计算时间,当战略实施时间不大于3 a,则实施服务化战略年限为0,反之为1。
本文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其中1~5分别表示:“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SPSS23.0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所有变量输出结果的Cronbach′s a值均大于0.600,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一致性和可靠性。
效度分析:分为内容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本文量表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或结合文献梳理且经专家讨论设计得出,具有良好内容效度。聚合效度通过因子载荷和解释方差百分比(AVE)确定,因子载荷均大于0.700,且AVE值均大于0.600,因此,量表具有较高聚合效度。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他所在行或列的相关系数值,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本文利用Person相关分析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生成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结果如表 1所示,核心产品主导、核心产品+服务主导及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环境动态性及服务化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初步验证前文假设,并为后续回归分析奠定研究基础。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前提是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和异方差3大问题不存在或不严重。本文运用SPSS 23.0对3类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容忍度(TOL值)均大于0.1,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在0~10,因此,本文研究涉及的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判断标准:0 < VIF < 10,TOL>0.1)。DW值为2.070,在1.5~2.5,因此,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散点分布呈无序状,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判断标准:1.5 < DW < 2.5;散点图呈无序状)。综上,可对该问题进行分层回归处理,处理结果如表 2。
从表 2中可看出,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引入自变量后,对服务化绩效的解释作用显著增强,R2从0.015分别提高到0.118、0.159、0.171。这表明核心产品主导、核心产品+服务主导及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服务化阶段均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绩效有一定的解释力。分析服务化阶段与服务化绩效的回归系数和统计显著性,可以看出,核心产品主导阶段对服务化绩效的提高有显著影响(β=0.323,P<0.001);核心产品+服务主导阶段对服务化绩效的提高有显著影响(β=0.305,P<0.001);核心价值网络主导阶段对服务化绩效的提高有显著影响(β=0.222,P<0.050)。因此假设1、假设2和假设3成立。同时,对比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可知,ΔR2没有显著递增,反而显著下降,说明假设4被拒绝,即服务化演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并没有沿着核心产品主导→核心产品+服务主导→核心价值网络主导而显著增强。这可能是由于核心产品+服务主导及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服务化阶段要求企业具有良好的供应链上下游管理能力和与客户深入沟通的能力,以及组织、战略柔性和资源整合能力。这些能力的构建需要企业付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无疑增加了服务化成本,致使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此,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没有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为了验证环境动态性对服务化各阶段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在模型6中加入了表征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的3个调节项。对比模型4与模型6,R2有明显的提高,(ΔR2=0.056,P<0.001),说明环境动态性对服务化阶段与服务化绩效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地,调节项“环境动态性×核心产品主导”的回归系数为-0.22,且显著异于0(P<0.05),说明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产品主导的服务化阶段与服务化绩效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假设5被证实。调节项“环境动态性×核心产品+服务主导”的回归系数为-0.077,但不具有显著性,说明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产品+服务主导的服务化阶段与服务化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显著意义,假设6被拒绝,这可能是由于核心产品+服务主导的服务化阶段更注重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有效地抵消了环境动态性在技术及需求等方面的变动给企业业务带来的影响,因此也难以影响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绩效。调节项“环境动态性×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回归系数为0.265,且显著异于0(P<0.05),说明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服务化阶段与服务化绩效之间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假设7被证实。
4 结论1) 服务化演进各阶段均显著促进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绩效,服务化演进核心产品主导、核心产品+服务主导、核心价值网络主导各阶段对服务化绩效的提升均有正向影响,核心产品主导阶段的服务化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绩效提升作用最大,核心产品+服务主导阶段次之,核心价值网络主导阶段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绩效的提升作用最差。本结论进一步为服务化能够促进企业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从企业核心能力视角展开研究则拓展了服务化与企业绩效问题的研究视角。
2) 以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绩效的提升作用强度为依据理论提出的“核心产品主导→核心产品+服务主导→核心价值网络主导”服务化演进路径没有被证实。且反而呈现反方向路径。本结论为现阶段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考,即当下服务化转型应注重培养供应链上下游管理能力和客户管理能力,增强企业的战略柔性及组织柔性,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以更好地发挥核心产品+服务主导及核心价值网络主导的服务化阶段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绩效的提升作用。
3) 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产品能力主导及核心价值网络能力主导的服务化阶段与服务化绩效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本结论揭示了环境动态性如何影响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为提升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对绩效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服务化演进阶段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但服务化绩效可以拆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服务化对不同绩效作用可能不尽相同,且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也因此可能表现出差异性。因此,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将服务化绩效拆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进而深入研究各演进阶段对不同绩效的影响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1] |
李靖华, 马丽亚, 黄秋波. 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困境"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6): 36-45. LI Jinghua, MA Liya, HUANG Qiubo. The empirical study on 'paradox of servitis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5, 36(6): 36-45. (0) |
[2] |
寿涌毅, 王伟姣, SLEPNIOV D. 制造业产品服务系统的价值链设计与重构——基于杭氧的案例研究[J]. 管理评论, 2016, 28(2): 230-240. SHOU Yongyi, WANG Weijiao, SLEPNIOV D. Value chain design and reorganiz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ers'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Hangyang[J]. Management review, 2016, 28(2): 230-240. (0) |
[3] |
VANDERMERWE S, RADA J. 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 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6(4): 314-324. DOI:10.1016/0263-2373(88)90033-3 (0)
|
[4] |
WHITE A L, STOUGHTON M, FENG L. Servicizing: the quiet transition to 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R]. Boston: Tellus Institute, 1999.
(0)
|
[5] |
李靖华, 林莉, 闫威涛. 制造业服务化的价值共创机制: 基于价值网络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5): 85-100. LI Jinghua, LIN Li, YAN Weitao. The 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 of servitization: an explorative case study on value network perspective[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7, 38(5): 85-100. (0) |
[6] |
王宗水, 秦续忠, 赵红, 等. 制造业服务化与商业模式创新策略选择[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7): 1188-1195. WANG Zongshui, QIN Xuzhong, ZHAO Hong, et al.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strategies[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8, 36(7): 1188-1195. DOI:10.3969/j.issn.1003-2053.2018.07.005 (0) |
[7] |
简兆权, 伍卓深. 制造业服务化的路径选择研究——基于微笑曲线理论的观点[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 32(12): 137-143. JIAN Zhaoquan, WU Zhuoshen. A research on the paths selection of servitization in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Smiling Curve[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1, 32(12): 137-143. (0) |
[8] |
肖挺. 中国制造企业"绩效-服务化悖论"的再论证[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10): 123-134. XIAO Ting. Re-argument of Chinese manufacturer enterprises 'servitization-performance paradox'[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5, 36(10): 123-134. (0) |
[9] |
GEBAUER H. Identifying service strategies in produc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by exploring environment-strategy configuration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8, 37(3): 278-291. DOI:10.1016/j.indmarman.2007.05.018 (0)
|
[10] |
王绒, 陈菊红, 吴欣. 保障性视角下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组织影响因素探索[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 34(2): 107-112. WANG Rong, CHEN Juhong, WU Xin. Exploring the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f services strategy in manufacturing based on supportability perspective[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7, 34(2): 107-112. (0) |
[11] |
肖挺. 制造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与产品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检验——"服务化悖论"的一种解释[J]. 管理评论, 2019, 31(7): 274-285. XIAO Ting. Test of collabo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servitiza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input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servitization paradox"[J]. Management review, 2019, 31(7): 274-285. (0) |
[12] |
WISE R, BAUMGARTNER P. Go downstream: the new imperative in manufacturing[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 77(5): 133-141. (0)
|
[13] |
张银萍, 罗建强. 制造企业服务衍生的类型分析及其实现机理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7, 33(5): 80-86. Zhang Yinping, Luo Jianqiang.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type analysis of service derivative of manufacturers[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17, 33(5): 80-86. (0) |
[14] |
綦良群, 张昊, 汤利蒙. 制造企业价值链整合效果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7, 32(8): 133-143. QI Liangqun, ZHANG Hao, TANG Limeng.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ffect of integrat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value chains[J]. China soft science, 2017, 32(8): 133-143. DOI:10.3969/j.issn.1002-9753.2017.08.014 (0) |
[15] |
WANG J, LAI J Y, HSIAO L C. Value network analysis for complex service systems: a case study on Taiwan's mobile application services[J]. Service business, 2015, 9(3): 381-407. DOI:10.1007/s11628-014-0237-y (0)
|
[16] |
GRÖNROOS C, VOIMA P. Critical service logic: making sense of value creation and co-creation[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3, 41(2): 133-150. DOI:10.1007/s11747-012-0308-3 (0)
|
[17] |
BAINES T S, LIGHTFOOT H W, BENEDETTINI O, et al.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reflection on future challenges[J].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9, 20(5): 547-567. DOI:10.1108/17410380910960984 (0)
|
[18] |
韩霞, 吴玥乐. 价值链重构视角下航空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模式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8, 33(3): 166-173. HAN Xia, WU Yueyue. Analyzing the pattern of servitization for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erspective of rebuilding value chain[J]. China soft science, 2018, 33(3): 166-173. DOI:10.3969/j.issn.1002-9753.2018.03.016 (0) |
[19] |
綦良群, 李庆雪. 基于SNA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系统组织结构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17, 39(3): 104-112. QI Liangqun, LI Qingxue.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interactive fusion system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based on SNA[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7, 39(3): 104-112. DOI:10.3969/j.issn.1000-4769.2017.03.015 (0) |
[20] |
孙凯, 王振飞, 鄢章华. 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分类和理论模型——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研究[J]. 管理评论, 2019, 31(7): 97-109. SUN Kai, WANG Zhenfei, YAN Zhanghua. Classificat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s of sharing economy business models: based on studies of three typical cases[J]. Management review, 2019, 31(7): 97-109. (0) |
[21] |
王莉静, 王庆玲. 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分阶段投入与产出关系研究——基于分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 34(1): 184-192. WANG Lijing, WANG Qingling.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nput and output of re-innovation after digesting the introduced technology in high-tech industr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ifferent industry data[J]. China soft science, 2019, 34(1): 184-192. (0) |
[22] |
AKAKA M A, VARGO S L. Extending the context of service: from encounters to ecosystems[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015, 29(6/7): 453-462. DOI:10.1108/JSM-03-2015-0126 (0)
|
[23] |
TIAN Yezhuang, JIA Yong, SUN Hongyi, et al.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rvice capabi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delivery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J].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2, 6(6): 2169-2180. (0)
|
[24] |
孙凯, 刘祥, 谢波. 高管团队特征、薪酬差距与创业企业绩效[J]. 科研管理, 2019, 40(2): 116-125. Sun Kai, Liu Xiang, Xie Bo. TMT characteristics, pay gap and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19, 40(2): 116-125. (0) |
[25] |
KOHLI A K, JAWORSKI B J. Market orientation: the construct, research propositions,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0, 54(2): 1-18. (0)
|
[26] |
王永贵, 邢金刚, 李元. 战略柔性与竞争绩效: 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J]. 管理科学学报, 2004, 7(6): 70-78. WANG Yonggui, XING Jingang, LI yuan.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s a moder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04, 7(6): 70-78.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