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Vol.41
2 祥云县文物管理所, 云南 祥云 672100;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118)
祥云县地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简称：大理州), 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交界地带, 红土坡墓地(25°29′05.73″N, 100°33′42.92″E)位于祥云县城西北约3 km处。1987~1988年, 大理州烟叶复烤厂进行基本建设, 发现一批古墓葬。大理州博物馆和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对其开展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发掘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79座, 出土青铜器902件[1~2]。1993年, 大理州烟叶复烤厂扩建东厂区, 施工中再次有所发现, 祥云县文物管理所抢救性清理墓葬159座, 其中石棺墓154座, 火葬墓5座。出土青铜器1400余件, 陶器90余件, 铁器近40件, 并提取人类颅骨3例。根据对墓地文化性质的判断和考古学分析表明, 红土坡墓地可能是一处“昆明”人墓地。
根据以往的考古学研究, 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年代框架已基本建立, 但距今2500~20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 除了大波那墓地、检村石棺墓和苴力石墓能一窥昔时风貌, 总体来说尚不十分清楚[3]。红土坡墓地的发现, 大量青铜器的出土, 丰富了对战国至秦汉时期洱海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为构建洱海地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 云南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标本很少, 洱海地区青铜时代可进行颅面特征研究的颅骨尚属首次发现。本文主要对红土坡墓地出土的颅骨标本进行颅面特征的分析, 研究红土坡居民的体质类型。同时, 目前对“昆明”人的研究, 多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学的角度出发, 探讨族群的文化属性, 本文拟从体质特征即生物属性的角度讨论“昆明”人的族属问题。红土坡墓地出土的3例颅骨标本, 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滇西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及族属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对于探讨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区域人群的演化、迁徙与分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颅骨保存状况3例颅骨(编号R1、R2、R3)目前收藏于西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人骨标本库。性别的鉴定主要依据颅骨的形态特征, 年龄的判断主要根据颅骨骨缝的愈合情况及牙齿的磨耗程度, 参照邵象清[4]以及White和Folkens[5]的标准。
R1, 颅骨保存比较完整, 未见下颌骨(图 1)。两侧泪骨脱落缺损。两侧枕髁缺损。右侧颧弓缺损。上颌牙齿大部分脱落, 其中, 上颌两侧侧门齿部位齿槽已经愈合, 牙齿为生前脱落或拔除, 考虑到牙齿位置, 并且另外两例个体也有相同现象, 推测应为拔牙(凿齿)习俗。其余脱落的牙齿, 因为人骨是在红土环境中保存, 上颌齿槽牙齿脱落部分为白色骨质, 因此判断牙齿为发掘或运输时脱落。牙齿仅余上颌右侧第二前臼齿和第一臼齿, 第二臼齿生前脱落, 齿槽已经愈合, 右侧第三臼齿萌生；左侧第二臼齿生前脱落, 第三臼齿因齿槽缺损, 未能判断是否萌生。R1颅骨整体较大, 骨壁较厚, 眶上缘厚度中等, 乳突稍大, 乳突上嵴略明显, 枕外隆突明显, 上项线明显, 顶部穹窿不明显, 结合测量数据综合考虑, 判断为男性。仅余的两颗牙齿磨耗严重, 可能受到两侧第二臼齿生前脱落的影响, 因此通过骨缝愈合程度来推断年龄, 可见矢状缝顶孔段开始愈合, 冠状缝翼区段开始愈合, 应为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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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祥云红土坡墓地R1男性颅骨 1.正视图(anterior)；2.侧视图(left lateral)；3.顶视图(superior)；4.后视图(posterior) Fig. 1 Male cranium of R1 from the Hongtupo site, Xiangyu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
R2, 颅骨破损, 未见下颌骨。经拼对之后, 大部分项目可以观察测量。未见牙齿, 仅在齿槽中偶见齿根留存, 其中上颌两侧门齿生前脱落或拔除, 齿槽愈合良好, 应为拔牙(凿齿)现象。右眶破损。两侧颧弓缺损。颅底破损。R2颅骨整体较大, 前额后倾, 眉弓突度明显, 鼻根凹陷较深, 顶部穹窿不明显, 枕外隆突中等, 乳突稍大, 判断为男性。牙齿不存, 根据颅骨骨缝愈合程度来判断年龄, 可见矢状缝顶段和顶孔段愈合良好, 偶可见浅淡深波、微波痕迹, 仅后段和前段有明显波痕。冠状缝破损, 推断应为30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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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南祥云红土坡墓地R2拔牙(凿齿)现象 Fig. 2 Intentional avulsion of R2 from the Hongtupo site, Xiangyu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
R3, 颅骨保存状况较好, 未见下颌骨。鼻骨破损, 颧弓破损, 颚骨破损。牙齿可见上颌右侧第二前臼齿, 第一臼齿, 第二臼齿；上颌左侧第一臼齿、第二臼齿、第三臼齿。上颌右侧侧门齿生前脱落或拔除, 齿槽愈合良好。左侧齿槽破损, 无法确认, 但是根据齿槽的齿根距离和形态判断, 左侧侧门齿也脱落或拔除, 应为拔牙(凿齿)现象。
R3颅骨整体较小, 肌线和肌嵴较明显, 颅顶穹窿不明显, 乳突较大, 眉弓突度明显, 牙齿较大, 疑似为男性。两侧上颌第三臼齿皆已萌生, 上颌两侧第一臼齿原尖和次尖皆磨平, 齿质点暴露, 两侧第二臼齿齿尖轻微磨耗, 磨耗等级在D级和E级之间。人字缝人字点段、中间段和星点段开始愈合, 冠状缝翼区段开始愈合, 与牙齿磨耗程度反映的年龄基本相符, 为25岁±。
2 颅骨形态特征研究 2.1 颅骨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此次红土坡墓地出土的3例颅骨标本, 全部为男性(或疑似男性), 保存状况很好, 基本都可以进行绝大部分项目的观察与测量。
颅骨上的一些形态特征仅能根据一定的形态观察标准, 用形容词描述的方法来加以区别, 很难用测量值的大小来表示, 这类形态特征称为非测量性状, 也称为观察项目[4]。非测量性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性形态特征, 即性状存在, 只是发育表现为不同的程度或级别；另一类是非连续性形态特征, 性状可能存在或不存在[6]。
2.1.1 连续性形态特征表现R1, 颅形为盾形。眉间突度中等, 眉弓延伸范围小于眶上缘的二分之一。前额中度倾斜。颅顶缝前囟段、顶段、后段皆为锯齿形, 顶孔段为深波形。乳突中等。枕外隆突稍显。眶形为长方形。梨状孔为心形, 梨状孔下缘为钝型。无明显犬齿窝。鼻根凹陷较深, 鼻梁为凹型, 鼻骨为上部与下部较宽、而中部较窄的Ⅰ型。翼区为蝶顶型。无顶孔。无矢状嵴。齿弓为抛物线形。
R2, 颅形为卵圆形。眉间突度中等, 眉弓延伸范围约等于眶上缘的二分之一。前额倾斜。颅顶缝前囟段、顶孔段、后段皆为微波形, 顶段为深波形。乳突中等。枕外隆突中等发育。眶形为斜方形。梨状孔为心形, 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型。鼻根凹陷较深, 鼻梁为凹型, 鼻骨为上部与下部较宽、而中部较窄的Ⅰ型。翼区为翼上骨型。顶孔左、右全。无矢状嵴。
R3, 颅形为盾形。眉间突度中等, 眉弓延伸范围小于眶上缘的二分之一。前额中度倾斜。颅顶缝前囟段破损, 顶段、顶孔段、后段皆为深波形。乳突较大。枕外隆突稍显。眶形为椭圆形。梨状孔为心形, 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型。无明显犬齿窝。翼区为蝶顶型。无顶孔。无矢状嵴。齿弓为抛物线形。
红土坡墓地战国时期男性居民颅骨的连续性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盾形颅为主, 眉弓发育中等, 前额中等倾斜至倾斜。颅顶缝3例个体各有不同, 分别以锯齿型、微波型和深波型为主, 但都属于相对简单的型式。乳突中等或较大。枕外隆突稍显至中等。眶型变化较大, 分别为长方形、斜方形和椭圆形。梨状孔皆为心形, 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型和钝型。犬齿窝不明显。鼻根凹陷较深。翼区蝶顶型为主, 有翼上骨型。3例个体中有2例无顶孔, 出现率较高。无矢状嵴。出现1例较短的额中缝。抛物线形齿弓。
2.1.2 非连续性形态特征表现R1, 左侧人字缝小骨, 其他缝间骨无。无额中缝。两侧有眶上切迹, 右侧有额孔, 两侧皆无滑车上切迹。两侧无眶下缝、副眶下孔。两侧无二分颧骨、无颧横缝痕迹, 左侧颧面孔缺如。两侧皆无外耳道骨肿、乳突孔上位、乳突孔缺如。无翼上骨。无顶切迹骨。无枕横缝残存。无二分髁管, 无二分舌下神经管。无腭圆枕, 无腭中骨, 无副腭小孔。
R2, 两侧人字缝小骨, 其他缝间骨无。有额中缝。两侧有眶上切迹, 无额孔, 两侧有滑车上切迹。两侧无眶下缝、副眶下孔。两侧无二分颧骨、无枕横缝痕迹、无颧面孔缺如。两侧皆无外耳道骨肿、乳突孔缺如, 右侧乳突孔上位。两侧翼上骨。无顶切迹骨。无枕横缝残存。无二分髁管, 无二分舌下神经管。两侧腭圆枕, 无腭中骨, 两侧有副腭小孔。
R3, 左侧人字缝小骨, 其他缝间骨无。无额中缝。两侧有眶上孔, 无额孔, 左侧有滑车上切迹。两侧无眶下缝、副眶下孔。两侧无二分颧骨、无枕横缝痕迹、无颧面孔缺如。两侧皆无外耳道骨肿、乳突孔缺如、右侧乳突孔上位。无翼上骨。无顶切迹骨。无枕横缝残存。无二分髁管, 无二分舌下神经管。无腭圆枕, 无腭中骨, 无副腭小孔。
总的来说, 云南红土坡古代男性居民简单的颅顶缝, 不甚发达的眉弓, 不明显的犬齿窝, 鼻前窝型梨状孔下缘等, 都显示了亚洲蒙古人种的特征[7]。3例个体皆有眶上切迹/孔, 皆无二分舌下神经管, 较高的眶上切迹/孔出现率和较低的二分舌下神经管出现率, 同样显示了亚洲蒙古人种的特点[7]。另外, 3例个体皆出现了人字缝小骨。在北方古代人群中, 人字缝小骨的出现率都不是很高, 东亚古代组(新石器时代-汉代)为8.0 %, 北亚古代组(春秋-汉晋时期)为10.2 %, 欧洲古代组(战国-汉晋时期)为19.5 % [8]；在西南地区, 同为战国时期的怒江石岭岗居民, 也具有较高的星点小骨出现率(男性, 3/3)[9]。虽然样本量较小, 不能排除统计方面的误差, 但云南地区战国时期男性居民颅骨的非测量性形态特征表明了其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相近的特点。同时, 缝间骨的出现率可能也暗示了红土坡居民与古代北方人群的差异, 及与邻近地区人群的联系。
2.2 颅骨测量性形态特征研究红土坡居民的测量性指标(单位：%), 从颅长宽指数来看, 1例为长颅型, 1例为超长颅型, 1例为中颅型, 平均值71.12, 为长颅型。从颅长高指数来看, 2例为正颅型, 1例为低颅型, 平均值71.35, 为正颅型。颅宽高指数方面, 2例为狭颅型, 1例为中颅型, 平均值为100.85, 属于狭颅型。上面指数仅R1可测, 指数值为52.72, 属中上面型。2例中眶型, 1例低眶型, 平均值为78.19, 为中眶型。在鼻指数方面, 3例个体非常接近, 皆为阔鼻型, 平均值为53.46。额宽指数表明3例个体皆为阔额型, 平均值为72.31。面突指数中, 2例个体可测, 皆为中颌型, 平均值为99.58。总面角方面, 2例个体可测, 皆为中颌型, 平均值为81.25。中面角方面, 2例个体可测, 1例为平颌型, 1例为中颌型, 平均值84, 属中颌型。齿槽面角仅R1可测, 表现为突颌型。腭指数中, 2例个体可测, 皆为阔腭型。鼻颧角的变异范围141°~150°, 平均值为147°。
综合以上指标的测量统计结果, 红土坡古代男性居民的颅面特征可以概括为长颅型、正颅型结合狭颅型, 中等眶型和较阔的鼻型, 中等面宽, 偏低的面高, 中等偏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3 种系类型分析 3.1 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系类型的比较通过对红土坡古代居民颅骨形态特征的研究, 初步确定其可以归属为亚洲蒙古人种。为了进一步确认该组颅骨的种系归属, 我们将红土坡古代居民的测量数据与各区域类型进行对比分析。
将红土坡墓地男性居民的15项测量指标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4个类型比较[10],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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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红土坡组男性居民测量指标与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Hongtupo to the modern Asian Mongoloid groups(male) |
在15个比较项目中, 红土坡组有13项落入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超出变异范围的颅宽值和面宽值, 也接近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变异范围的下限。具体来看, 红土坡组落入北亚类型范围的有6项, 包括颅长、颅高、额宽、鼻颧角、颅长高指数、上面指数, 但颅长同时也落入了东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 额宽也同样落入了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 上面指数则落在亚洲蒙古人种4个亚型的变异范围之内。因此红土坡组与北亚类型主要在鼻颧角、颅高及与颅高相关的颅长高指数这3个指标上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 都具有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和较低的颅高。
落入东北亚类型范围的有5项, 包括颅长、面角、颅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其中颅长同样落入了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 颅宽高指数也落入了南亚类型的波动范围, 面角和上面指数同时落入了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红土坡组与东北亚类型主要在颅指数方面真正相近, 颅型偏窄。
与东亚类型相比, 红土坡组表现出了最少的相似性, 仅有额宽、面角、上面指数3项指标落入了东亚类型的变异范围。同时额宽也落入北亚类型、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 面角也落入东北亚类型和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 上面指数则落在亚洲蒙古人种4个类型的变异范围之内。表明红土坡居民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在颅面特征上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
与南亚类型相比, 红土坡居民表现出了较多的相似性, 有额宽、上面高、面角、颅宽高指数、垂直颅面指数、上面指数、鼻指数和眶指数等8项指标落入了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其中额宽同样落入了北亚类型和东亚类型的变异范围, 面角也同时落入东北亚类型和东亚类型的范畴, 颅宽高指数落入东北亚人种变异范围, 上面指数在整个亚洲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之内。红土坡居民单独表现出南亚类型特征, 在于上面高、垂直颅面指数、鼻指数、眶指数等面部指标。
如上所述, 红土坡组居民的颅面特征可以归为亚洲蒙古人种的变异范畴, 各项指标落入南亚类型范围内的最多, 其次为北亚类型。但单独落入北亚类型即具有明显北亚类型特征的只有表明颅高的颅高值、颅长高指数和表明上面部扁平度的鼻颧角。在鼻颧角方面, 红土坡组的鼻颧角平均为147°, 正是北亚类型的下限, 接近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的上限。颅高方面, 还需要与云南地区的其他古代居民比较, 探明偏低的颅高属于北亚因素还是本地特点。总体来看, 红土坡组居民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最为接近。
3.2 与古代各颅骨组之间的比较在对祥云红土坡男性居民的颅骨形态特征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 为了进一步探索其体质类型和云南地区古代居民体质特征的演变, 我们选择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各古人种类型的代表组以及云南地区古代颅骨数据来进行研究。
北方地区选择了内蒙古林西井沟子组[11]、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组[12]、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组[13]、陕西临潼零口组[14]、青海西宁陶家寨组[15]、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代组[16], 南方地区选择了云南永胜堆子两汉组[17]、云南昆明纱帽山组[18]、云南楚雄磨盘山组[19]。由于华南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人骨数据发表较少, 因此选择了两组年代较晚的新石器时代人群进行对比, 即福建闽侯昙石山组[20]和广东佛山河宕组[21]。
将以上各古代组和红土坡组进行颅长、颅宽、颅高、额宽、上面高、面宽、面角、鼻颧角、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垂直颅面指数、上面指数、鼻指数、眶指数等15个项目的比较(表 2)。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组之间的欧氏距离(Dij)(表 3), 并生成比较直观的聚类图(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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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土坡组男性居民测量指标与古代各组的比较(长度单位：mm；角度：°；指数：%)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Hongtupo to the ancient groups(m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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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红土坡组男性居与古代各组之间的欧氏距离(Dij) *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Hongtupo to the ancient groups, with Dij values(m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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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土坡居民与其他相关古代居民聚类图 Fig. 3 Dendrogram representation of cluster analysis based on Dij values between Hongtupo and the related ancient groups |
根据聚类图可以看出, 12组古代人群可以划分为5类。第1类为陶家寨组和上孙家寨汉代组, 陶家寨组标本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北陶家寨汉晋时期墓地, 上孙家寨组标本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代墓葬。二者年代、地域相近, 颅面特征也非常相似, 皆具有中等偏长的颅型、偏高的正颅型或高颅型, 伴以偏狭的颅型, 中等偏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中眶型, 中鼻型, 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 属于古人种类型中的古西北类型[15~16], 因此在很近的距离就聚为一类。
第2类为纱帽山组、孙家南头组和零口组。纱帽山组标本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北纱帽山滇文化墓地, 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晚期, 颅面特征为中颅型、高颅型结合狭颅型, 中等的上面部扁平度, 中等面高和面宽, 偏低的中眶型, 中鼻型[18]。孙家南头组颅骨标本出土于陕西凤翔西南孙家南头春秋时期秦墓, 与纱帽山组相比, 除了眶形稍低、鼻型稍阔外, 颅面形态非常接近, 因此首先聚为一类[13]。零口组标本出土于陕西临潼零口村战国时期秦墓, 其颅面特征表现为偏短的中颅型, 高颅型结合中颅型, 中等的上面部扁平度, 中眶型, 偏阔的中鼻型, 接近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 属于古人种类型中的古中原类型[14]。欧氏距离表明零口组与同为秦人的孙家南头组关系最为密切, 在聚类中同为一类。
第3类为昙石山组和河宕组。昙石山组数据来源于福建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六次发掘出土的未变形的男性颅骨, 年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22], 形态特征表现为长颅型、正颅型结合狭颅型, 较低的面型, 偏低的中眶型, 阔鼻, 突颌。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接近[20]。河宕组标本出土于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距今约4000年左右, 其颅面形态特征与昙石山组相近[21], 同属为古人种类型中的古华南类型。
第4类为红土坡组和磨盘山组。磨盘山组标本出土于云南楚雄元谋县磨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具有长颅型、正颅型结合中颅型, 较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较低的面型、中眶型、阔鼻型。与南亚类型、北亚类型和东北亚类型比较接近[19]。虽然年代有所差异, 但红土坡居民与磨盘山居民的颅面特征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 在颅型方面皆为长颅型、正颅型, 颅宽比磨盘山居民狭窄。在眶型、鼻型、面宽、面高和面部扁平度方面非常接近。从欧氏距离来看, 红土坡组与磨盘山组的距离最小, 其次是代表古华南类型的河宕组和昙石山组。
第5类为堆子两汉组、井沟子组和新店子组。新店子组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东周墓地, 井沟子组标本出土于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春秋战国墓地, 二者年代相近, 颅面形态特征也很相似, 皆具有圆颅型、偏低的正颅型结合阔颅型, 较宽的面型, 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中等偏低的眶型, 偏狭的中鼻型, 与亚洲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相似[11~12], 可以归属为古人种类型中的“古蒙古高原类型”。堆子两汉组标本出土于云南丽江永胜县堆子遗址两汉时期墓葬, 颅骨形态特征为圆颅型、正颅型伴以阔颅型, 较低且阔的上面部, 中眶型, 阔鼻型, 以及较为突出的颌部[17]。虽然与内蒙古地区的两组标本距离较远, 但堆子两汉组的脑颅形态具有亚洲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特征, 且欧氏距离显示其与井沟子组的距离更小, 因此首先聚为一类, 然后再与新店子组聚为一大类。
由图 3可以清晰的看到, 云南地区古代居民尤其是战国秦汉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多样性。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居民, 至少存在3个不同的类型。滇中地区的纱帽山组主要表现为古中原类型的特点。滇西北地区的丽江堆子两汉组, 主体特征与古蒙古高原类型更为接近。滇西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红土坡组和新石器时代滇中高原北部的磨盘山组特征相近, 与古华南类型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但在颅高和上面部扁平度方面有自己的特点。造成云南地区这种体质多样性的原因可能很复杂, 但总体来说, 应该与人群的迁徙、交流以及自然地理单元的隔离有关。
4 小结与讨论通过对红土坡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 从观察项目来讲, 红土坡墓地战国时期男性居民发育中等的眉弓、发育较弱的犬齿窝、简单的颅顶缝、较高的眶上切迹/孔出现率、较低的二分舌下神经管出现率等, 都表现出了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非常一致的趋势。同时较高的缝间骨出现率等, 可能又展现了其作为云南地区居民的区域特点。
从颅骨的测量指标来看, 红土坡古代男性居民的颅面特征可以概括为：长颅型、正颅型伴以狭颅型, 中等面宽, 中等偏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中等眶型和较阔的鼻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最为接近, 与古代人群中的楚雄磨盘山组最为相似, 其次为华南地区的河宕组和昙石山组。红土坡居民颅骨的人类学特征以南亚类型为主, 但同时表现出了一些北亚类型因素, 这一特点在云南地区古代人群中并不是孤例。
4.1 云南地区古代居民颅面特征中的“北方因素”云南地区古代居民(因数据所限, 本文中暂主要讨论男性居民)颅面特征中的“北方因素”, 多表现在颅高和面部扁平度方面。磨盘山组、红土坡组和堆子两汉组的颅长高指数相对来说都比较低, 接近古蒙古高原类型的井沟子组和新店子组。磨盘山组、红土坡组和堆子两汉组的上面部扁平度也比较大, 鼻颧角值同样与井沟子组、新店子组相近。两汉堆子组更是在颅长、颅宽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与东周时期内蒙古地区人群的相似性, 虽然面部具有古华南类型的特征, 但在聚类时依然与新店子组和井沟子组聚为一类。
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战国秦汉时期的这种“北方因素”, 其来源有两种可能。其一, “北方因素”来自南下的游牧人群, 是基因交流的结果。在云南青铜时代出土的器物中, 带有北方草原因素的遗物如双环首青铜短剑、动物牌饰、金银饰片等并不鲜见[23~25], 文化的交流可能伴随着人群的迁徙。但从目前发表的人骨资料来看, 新石器时代, 古蒙古高原类型在我国境内最早出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哈克镇[26]。至青铜-早期铁器时代, 古蒙古高原类型向南向西迁徙扩张,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长城沿线地带, 最南到达宁夏固原[27]、彭阳[28]以及陕西黄陵[29]一线, 与云南地区尚有较大的地域缺环。近年在西藏那曲布塔雄曲发现的春秋晚期人骨标本, 表现出明显的古蒙古高原类型特点[30], 为北方草原人群的南下提供了新的迁徙路线。但云南地区的这种北方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我们还需要在这些可能的迁徙路线中寻找年代更早的标本。其二, 这种“北方因素”是云南地区古代先民固有的一种颅面特点。在通过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的对比来探讨古代人群的体质类型归属时, 较低的颅高和较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通常被认为是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和与其特征相近的古代北方游牧人群的主要特点之一[31], 但是否其他地区的古代居民就不能具有这类特征, 尚不能完全肯定。
目前云南地区已经发表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颅骨测量数据有楚雄磨盘山组、昆明纱帽山组、堆子两汉组、怒江石岭岗组和宾川白羊村组。白羊村组可测量观察的为女性颅骨标本[32], 石岭岗组可测量项目相对较少[9], 因此文中主要引用前三组数据对“北方因素”进行讨论。在颅高方面, 除了与古中原类型密切相关的纱帽山组, 其余云南地区颅骨组的颅高值和颅长高指数非常接近, 有可能偏低的颅型是一种本地特征。而且红土坡组、磨盘山组居民的面宽值较小, 与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宽面有明显区别。红土坡组、磨盘山组和堆子两汉组的面高都较低, 具有明显古华南类型特点。同时, 欧氏距离系数也表明红土坡居民与代表古蒙古高原类型的井沟子组、新店子组最为疏远。从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 云南地区北部自新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 这些“北方因素”有着一定的连续性, 较大的鼻颧角和较低的颅型可能属于本地土著特征, 云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与古华南类型有较多相似性的同时, 在颅面特征上有其独特性。
4.2 “昆明”人的族属问题《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 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 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 北至楪榆, 名为巂、昆明, 皆编发, 随畜迁徙, 毋常处, 毋君长, 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33]。在司马迁笔下, 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广泛分布。通过几十年来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探索, 对文献中的“西南夷”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初步形成以下共识[34]：以滇池区域晋宁县为中心的古滇国, 以保山市昌宁县为中心的古哀牢国, 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为中心的古句町国。
战国秦汉时期“昆明”一族的分布范围, 大致在怒江以东, 滇池以西, 金沙江以南, 西双版纳以北[35]。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滇西祥云地区发现了一系列青铜时代墓葬。以祥云大波那墓地、祥云检村石棺墓、祥云红土坡古墓群为典型代表[3, 36~42]。3个墓地出土的铜器中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葬具、冥器等。生产工具有削、卷经杆、梭口刀, 装饰品有镯、环、杖头饰等。兵器包括剑、矛、斧、钺、镦、箭镞等。其中, 铜棺、铜编钟、铜杖首、铜剑、铜卷经杆最为精美。祥云大波那铜棺更是全国仅有的一具保存完整的青铜时代铜棺, 为云南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铸造工艺采用多注口同时浇铸, 反映了战国早期洱海区域青铜器铸造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近年来, 对红土坡墓地、大波那墓地和检村石棺墓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也表明, 祥云地区的三处墓地均以红铜和锡青铜为主, 铜器材质和工艺高度一致, 具有自己的青铜合金工艺传统[43]。综合考虑年代、分布地域及物质文化, 洱海地区这支以大波那墓地为代表, 为检村石棺墓和红土坡墓地所承袭, 辐射今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大理市、宾川县等近千平方公里的发达的青铜时代文化, 应即是战国至西汉时期, 云南地区强大的地方势力“昆明”。
到了唐代, “昆明”除了作为族名, 同时也作为地名出现。唐代中叶以后, 昆明族在称号上归为“乌蛮”。宋代以降, “乌蛮”中的昆明族又被称为“罗罗”[44]。唐、宋之际, 正是“昆明”这一族名逐渐消失的时期, 随着不断的迁徙扩张及与不同的族群逐渐融合而成现代西南地区的彝族等少数民族[45]。关于昆明人的族属问题, 目前主要有氐羌说[24, 46~47]、土著说[35]、氐羌和土著融合说[48]、濮越说[49]等几种观点, 多基于历史文献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通过考古学文化来探讨古代人群的族属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经典议题之一, 考虑到族群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和自然属性, 红土坡墓地人骨标本的出土, 使得我们得以尝试从族群的自然属性即体质特征的视角, 来讨论昆明人的族属问题。
氐羌说认为昆明族乃是由西北地区的氐羌系居民南下形成, 红土坡居民作为昆明人的代表, 从颅面特征来看, 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北亚类型最为接近, 西北地区居民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早期铁器时代, 主体特征一直相对稳定, 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 红土坡居民相对来说有更狭长的颅型、更低的眶型和更阔的鼻型。聚类图也直观的显示红土坡居民与西北地区的陶家寨组、上孙家寨汉代组的距离较远。
土著说认为昆明族并非源于西北地区的羌人, 而是生活在怒江、澜沧江河谷地带的土著居民。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颅骨数据, 目前已经发表的仅有宾川白羊村女性居民[32]和元谋磨盘山的男性居民[19]。聚类分析表明红土坡男性居民的颅面特征与磨盘山组非常接近(图 3), 同时考虑到白羊村女性居民和堆子两汉组的女性居民也最为相似, 从新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 虽然伴有人群不断的迁徙和交流, 滇中、滇西地区居民的体质类型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昆明族的土著说从体质特征来讲, 有相当的合理性。
至于融合说, 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古代人群经过藏彝走廊不断迁徙, 目前我们还不能排除这种推测。但这种融合是否涉及到更北方广阔草原地带的游牧人群, 尚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探讨。
总体来说, 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红土坡墓地出土人骨颅面特征的分析, 昆明人最有可能来自于滇西北或滇西地区的本地土著, 不排除与北方人群存在基因交流的可能。但昆明族本身是一个随着时间流逝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变化的群体, 对其整体特征的认识, 尚需对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的人骨资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以及更多遗址地点和人骨标本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 在红土坡墓地出土的3例颅骨标本上, 皆发现了拔牙现象。拔牙亦称为凿齿, 是有意识拔除人的健康牙齿的一种行为, 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分布, 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50]。考古研究表明, 我国的拔牙现象主要流行于山东、河南、江苏、上海、湖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东部-东南沿海一带[51], 近年来在四川成都平原[52]和凉山地区1)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所发现。云南地区的拔牙风俗此前未见实物资料, 只是见诸于文献典籍如《博物志》(西晋)、《通典》(唐)、《溪蛮丛笑》(宋)等记载中, 主要集中在滇东北、川西南地区年代较晚的僚族和仡佬族[53]。青铜时代的昆明人是否拔牙, 史籍中尚未发现明确记述。对拔牙风俗的目的和意义, 有很多推测, 或与成年仪式、婚姻有关, 或与巫术、葬礼有关, 或出于审美、族类识别的需要[54]。拔牙现象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族群的标志尚值得商榷, 但红土坡居民这一习俗的发现, 不仅填补了云南地区的空白, 也为昆明人族属的判断提供了新的线索。
1) 四川凉山会理猴子洞遗址, 为作者和合作者共同研究, 数据尚未发表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赵淑君老师给予宝贵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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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Xiangyun County, Xiangyun 672100, Yunnan;
3 Yunn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Kunming 650118, Yunnan)
Abstract
The Hongtupo cemetery(25°29'05.73″N, 100°33'42.92″E)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ast of Erhai in Xiangyun County of Dali B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From 1987 to 1988, the Museum of Dali Ba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Dali Autonomous Prefecture conducted a rescue excavation in the area. Seventy-nine tombs date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ere excavated. Later in 1993, 159 Brozen Age tombs were excavated by the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Xiangyun County. The time period of these tombs range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Numerous grave goods were recovered, including bronze vessels, potsherds, and iron tools. The typology of these artefacts indicated that the Hongtupo cemetery belonged to the "Kunming" population. In Erhai, the cultural sequence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has been briefly studied. From 2500 a B.P. to 2000 a B.P., however,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in the area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The discovery of the Hongtupo cemetery and the bronze vessel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limited extent of knowledge of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in Erhai, but also provided new data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s cultural sequence.Three human skulls were also excavated from the Hongtupo cemetery. Human remains have been rarely excava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Yunnan Province, due to the unfavo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is the first study to analyse the craniofacial features of human skulls excavated in Erhai and dated to the Bronze Age. Craniofacial features and physical types of these skulls were examined by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measurem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se skulls were characterized by dolichocrany, orthocephaly, narrow cranial type, mesoconch, chamaerrhine, moderate face width, and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facial flatness.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d a craniofacial type of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The orbitonasal and upper facial morphology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e Hongtupo population was related to the South Asian type of modern Asian Mongolian. Furthermore, a comparison with other ancient populations showed that the Hongtupo population was most related to the Mopanshan population excavated from Yuanmou, Yunnan Province, followed by the Hedang and Tanshishan populations excavated from South China.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occurrence of the "northern factor" showed by the craniofacial features of ancient populations excavated from Yunnan were discussed, along with the origin of the Kunming population. This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the Kunming population was most likely to b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aborigines in northwest or western Yun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