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40
2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考古学研究中心环境考古实验室, 北京 100191)
古代农业和古环境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环境考古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8]，其中大部分是从古气候和古代农业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有一些学者从地貌角度探讨了古代农业的问题，如Liu等[9]和Ren等[10]关于农业起源地貌部位的探讨，Zhang等[3]、Wang等[11~13]对于不同地貌部位古代农作物分布特征的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只是探讨了炭化植物遗存的分布与现代地貌的关系，鲜少考虑古地貌演化对地貌环境的改造。虽然有一些学者考虑到了地貌变迁对于地貌环境的改造，但是更多的是对史前聚落分布变化问题的探讨[14~16]，因此目前对古地貌与古农业关系的研究还是较为有限。事实上，古代农作物的种植地点与当时的地貌环境所决定的水热、土壤等因素密不可分，尤其是像水稻这样对水热条件要求比较高的农作物。因此，从古地貌演化的角度去探讨古代水稻分布，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水稻种植、分布规律及其成因形成科学的认识。
水稻是中国起源最早的两大农作物之一，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测年数据的水稻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如玉蟾岩[17]、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18]和上山遗址的古水稻[19]。在北方地区，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等地也发现了多处水稻遗存[20~26]。植物考古学研究表明，水稻在8000~7000a B. P.的裴李岗时期向北传播到了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11, 27~29]，并在此后一直存在，成为史前农作物的重要补充；6000~5000a B. P.期间，继续向西北传播，经洛阳盆地、关中平原继续西进到甘肃河湟地区[30~32]。前人的研究表明，在仰韶文化中晚期洛阳盆地已发现有水稻遗存[30~32]。
由于中国北方气候干燥，与南方地区差异较大，不像南方具有较多合适耕种的水田，因此北方水稻的种植相对南方就更加困难。史前时期的地貌气候环境与现今有较大差异，水稻的种植对地貌环境尤其是水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探讨北方地区史前水稻遗存与古地貌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北方水稻种植的分布、传播过程及动因的理解。
本文选取洛阳盆地作为主要研究区域。本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相对完整，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自龙山文化时代起，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相继衰落，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中仅剩下洛阳盆地一块唯一持续发展的地方[33]；其次，本区之前的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和古地貌研究工作都有一定数量的积累，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拟通过对洛阳盆地开展炭化植物遗存浮选和鉴定，重点对所获得的水稻遗存进行分析，探讨本区史前水稻种植与古地貌演化之间的关系。
1 研究区概况洛阳盆地地处河南省西部，属黄土高原东南部的黄河中游地区，其经纬度范围为34°30′~34°50′N、112°17′~112°55′E，包括洛阳、偃师大部分地区和孟津、巩义部分地区。盆地地形以山地、丘陵、平原为主，四面环山(图 1)。其北、西分别以秦岭山系崤山支脉的邙山和周山为屏，东南、南临嵩山及其余脉万安山[34]；丘陵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邙山黄土丘陵和南部的万安山低山丘陵；中部是呈三级阶地的伊洛河冲积平原[21~22]。盆地内河网较多，有伊河、洛河、瀍河、涧河诸河流纵横其间，其中洛河及伊河自西南向东横贯盆地，在盆地东部汇合为伊洛河，再向东北最后注入黄河[35]。本区在气候上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左右，年降水量约600mm，植物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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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洛阳盆地地貌特征及发现古稻遗存遗址点 红色点代表黄土台塬沟谷区遗址，白色点代表平原区遗址点 Fig. 1 Points indicating the recovery of ancient rice remains in Luoyang Basin The red dot represents the site of the Loess Plateau valley, and the white dot represents the site of the plain area |
目前，洛阳盆地发现的包含裴李岗文化的遗址有10处，多分布在伊河流域下游南岸[36]。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主要分布在洛阳盆地伊河、洛河中下游流域，计有204处，占河南省仰韶遗址的35 % [37]，仰韶文化中期先后受到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影响[36]，到仰韶文化晚期，受到来自东方和南方文化的影响，文化上呈现多样性[38]。洛阳盆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有295处[39]，遗址遍布洛阳盆地，该时期主要受东方海岱地区文化影响较大、交流较多[40]。洛阳盆地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遗址396处，主要分布于伊河、洛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地带，该时期以大中型遗址为主，先后出现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等超大型中心聚落[39]。
为研究地貌因素对洛阳盆地水稻栽培的影响，将该区划分为冲积平原区和台塬沟谷区。平原区主要指伊洛河两岸的泛滥平原，这里地势较低平，地貌起伏较小，土地肥沃，可利用的耕地面积较大；沟谷区主要指黄土台塬上发育的沟谷两岸，海拔相对较高，地形条件复杂，地势起伏较大，可利用土地面积较小。
搜集统计的发现有水稻遗存的遗址点如图 1所示，共12处新石器遗址：黄土台塬沟谷区遗址点有寨湾、灰嘴、上庄、罗口和天坡水库；平原区遗址点有西高崖、皂角树、王圪垱、二里头、张村、景阳冈和稍柴。
2 材料与方法我们于2016年在洛阳盆地对12个新石器遗址进行了野外考察和浮选样品采集。野外采样遵循2个原则：采样灰坑和地层文化属性清楚；采样部位地层界限分明，文化遗迹没有混杂[23]。
将所采土样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站利用水波浮选仪进行了浮选，每份土样浮选土量在6~13 L之间，最后得到57份炭化植物遗存。在实验室内对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初步筛选，用0.5mm、0.75mm和1.2mm孔径的网筛分选后，选择粒径大于0.5mm的样品，在体视显微镜下进行挑拣，将炭样和种子分类装在密封袋里。对挑拣出来的种子进行进一步鉴定，最后对每个样品中不同的植物种属进行数量统计，对同时出土的炭块、螺壳、骨骼等进行称重和数量统计。
在野外采样过程中，根据灰坑中出土的文化遗物，初步确定考古学年代；并选择重要遗址，将其浮选样品中的炭化植物种子送到美国Beta实验室进行AMS 14C测年，以得到其绝对年代。
3 结果将本文调查浮选出的种子全部鉴定完毕统计之后，仅在寨湾遗址和张村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将其拍照汇总(图 2)。两个遗址的概况和发现植物遗存的详细情况如下所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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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寨湾与张村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 1.寨湾遗址H1-1部分完整水稻(complete rice in the H1-1 part of the Zhaiwan site)；2.寨湾遗址H1-1水稻碎(H1-1 fragments of rice in Zhaiwan site)；3.寨湾遗址H1-2水稻(H1-2 rice of Zhaiwan site)；4.张村遗址水稻(rice of Zhangcun site) Fig. 2 Rice recovered from the Zhaiwan and the Zhangcun si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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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寨湾和张村遗址出土农作物种子 Table 1 Crop seeds recovered from the Zhaiwan and Zhangcun sites |
我们分别选择寨湾东南H1-1和张村H2-2灰坑以及另外6个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送去Beta实验室进行AMS 14C年代测定。寨湾和张村遗址测年结果如表 2所示，经树轮校正年代后，寨湾遗址的年代为5163±127cal.a B. P.(2σ)，时代为仰韶晚期(5500~5000cal.a B. P.)；张村遗址的年代为4320±96cal.a B. P.(2σ)，时代为龙山晚期(4500~3900cal.a 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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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洛阳盆地炭化农作物种子AMS 14C测年结果 Table 2 AMS 14C dating results of carbonized crop seeds in Luoyang Basin |
寨湾遗址位于偃师市大口乡寨湾村，遗址面积约12.8×104m2[34]，此次在寨湾遗址收集了4袋土样，寨湾东南剖面灰坑H1收集两袋土样，东北剖面灰坑H2收集两袋土样，仅在东南H1土样中发现炭化种子遗存。总体统计，H1共发现完整粟(Setaria italica)2739粒，粟碎块近1800粒，绝对数量占出土炭化农作物种子的86 %，出土概率为50 %；出土黍(Panicum miliaceum)20粒，绝对数量占0.3 %，出土概率为25 %；出土完整水稻(Oryza sativa)5粒，碎块近700粒，绝对数量约占13 %，出土概率为50 %。对出土的几个完整水稻的尺寸进行了测量，长宽比都在2以下(表 3)。根据现代粳稻的长宽比值在1.6~2.3之间[41]，推测该遗址出土的水稻可能为粳稻。总体上，寨湾遗址农作物结构还是以粟为主，虽然发现较多水稻遗存，但是所占比重并不高，居于次要地位，是该地区农作物结构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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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寨湾遗址出土完整水稻尺寸 Table 3 Size of complete rice remains recovered from the Zhaiwan site |
张村遗址位于偃师市大口乡张村，北距伊河不远。本文在此次洛阳盆地调查中，收集了张村遗址4袋土样，其中，仅在H2-2中发现了炭化种子遗存。如表 1所示，H2-2发现粟3粒，黍1粒，稻1粒，未知1粒，发现种子数量较少。粟的绝对数量占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的60 %，黍、稻各占20 %，粟、黍、水稻出土概率都为25 %。总体上，张村遗址以粟为主，黍、稻居于次要地位。
虽然此次调查总体发现的水稻遗址较少，但在寨湾遗址浮选出仰韶文化晚期(表 2)炭化稻(稻碎)的数量较多，两个灰坑出土水稻碎块总量将近700粒。在之前的洛阳盆地炭化种子研究中，很少发现裴李岗-仰韶文化时期的炭化水稻遗存。寨湾遗址浮选出几百粒仰韶文化晚期的水稻遗存碎块，说明仰韶晚期洛阳盆地个别遗址的水稻种植已非常普遍，水稻已成为古人类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洛阳盆地早期水稻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4 分析：洛阳盆地平原区和黄土台塬沟谷区的水稻遗存分布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在洛阳盆地做过植物考古的工作，发现了炭化水稻遗存。如李炅娥等[24]对伊洛河流域展开调查，对26处遗址开展浮选工作，在稍柴、灰嘴、罗口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水稻遗存，在上庄、天坡水库遗址发现二里岗时期水稻遗存；张俊娜等[23]调查采集了洛阳盆地23个遗址的土样进行浮选，在灰嘴和景阳冈遗址分别发现了仰韶晚期和二里岗时期水稻；李炅娥等[25]对灰嘴遗址开展浮选工作，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水稻遗存；钟华等[26]对洛阳王圪垱遗址开展浮选工作，发现了龙山晚期的稻作遗存。还有二里头[21]和皂角树遗址[22]的考古报告中也有对出土水稻的研究介绍。
除了以上在洛阳盆地遗址中发现的炭化水稻大遗存之外，还有稻痕和微体植物化石等证据[42~45]。在西高崖遗址的一件杯坯上有稻谷印痕，年代晚于庙底沟一期和大河村一、二期[42]。此外还有学者在研究灰嘴遗址微体植物遗存过程中，也发现有古稻遗存证据：Rosen等[43]发现在该遗址有仰韶时期的稻田遗迹；刘莉等[44]通过研究，发现该遗址有仰韶文化时期水稻淀粉粒和植硅体证据，并且在该时期还发现了黍和稻米酿造麦芽酒的证据；刘莉等[45]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发现该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淀粉粒证据。这些水稻证据所在的遗址与炭化植物遗存的结果相互重合，互相印证。
我们对前人在洛阳盆地所做的工作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已有的出土炭化水稻的遗存有11处，按不同地形区将前人发表的出土炭化农作物遗存结果汇入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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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洛阳盆地不同地形区出土水稻统计表 Table 4 Summary of quantification of rice remains recovered from various terrain areas in Luoyang Basin |
按照不同时期，将以上遗址按照不同地形区分别表示其分布情况(图 3)，根据图 3分别叙述平原区和黄土台塬沟谷区不同时期遗址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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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洛阳盆地平原区与黄土台塬沟谷区不同时期稻谷分布情况 Fig. 3 Distribution of rice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plain area of Luoyang Basin and the Loess Plateau valley |
图 3可见，目前在洛阳盆地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分别出土于寨湾遗址和灰嘴遗址。两个遗址都位于伊河支流浏涧河谷地，地貌属于黄土台塬沟谷区。灰嘴遗址AMS 14C测年结果经树轮校正后为4949±90cal.a B. P.[23]，两个遗址时代都属仰韶晚期。灰嘴遗址H3-1发现稻1粒，绝对数量占出土农作物的3.6 % (表 4)，寨湾遗址水稻700多粒，绝对数量约占13 %。
龙山文化时期出土水稻的遗址有张村和王圪垱遗址。王圪垱遗址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王圪垱村南，北临洛河故道[26]，张村遗址位于浏涧河流域的北岸。虽然王圪垱遗址没有年代数据，但根据出土物判断为龙山晚期，两个遗址都属龙山晚期，地貌上属于平原区。王圪垱遗址经过系统发掘，发现144粒炭化水稻，绝对数量占到全部农作物种子的4.09 % (表 4)，张村遗址仅发现1粒碎炭化水稻。
二里头文化时期，平原区出土水稻遗址有稍柴、皂角树、二里头，黄土台塬沟谷区有灰嘴、罗口。平原区出土水稻遗址位于洛阳盆地北区，主要集中在伊河流域和伊洛河北岸区域，黄土台塬沟谷区出土水稻遗址大多位于洛阳盆地南区，集中在洛河和伊洛河流域南岸区域。根据表 4，平原区发现的水稻遗址有：稍柴遗址出土11粒炭化水稻；皂角树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和三期发现水稻，出土概率分别为12.05 %和9.09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水稻近5662粒。黄土台塬沟谷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水稻有灰嘴遗址34粒、灰嘴编号为127的灰坑2粒、罗口1粒。
二里岗文化时期平原区有景阳冈遗址，黄土台塬沟谷区有上庄、天坡水库遗址。景阳冈发现完整稻1粒，碎稻8粒，上庄2粒，天坡水库5粒。出土水稻遗址减少，数量也减少，在出土农作物种子绝对数量比重中也都不占主体地位。
5 讨论：洛阳盆地新石器至夏商古水稻分布和古地貌演变的关系全新世以来，洛阳盆地经历了多次河流下切/堆积的过程，导致地貌环境在此期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台塬沟谷区和盆地中部伊洛河平原区的地貌演化过程存在较大差异[3, 21, 46~48]。很多学者对洛阳盆地的古地貌演化做过研究[3, 46~48]，其中比较系统的主要有Rosen[46]在浏涧河、干沟河做的沟谷区全新世地貌演化研究，以及张俊娜等[3, 47~48]在伊洛河平原区做的全新世伊洛河地貌演化过程研究。在Rosen[46]的研究中，主要通过对浏涧河流域灰嘴系列剖面(GS-02-1、GS-02-2和GS-02-3)的沉积物剖面特征观察、年代测定和沉积物分析，构建了洛阳盆地黄土台塬沟谷区全新世地貌的发育过程；张俊娜等[3, 47~48]的研究中，主要通过对伊洛河一级阶地剖面(2007Z)及水渠剖面的沉积物和年代分析，以及对伊洛河流域多个钻孔剖面的系统研究，构建了伊洛河平原区全新世以来的地貌演化过程。我们对以上两个团队的工作进行梳理(图 4)，建立了洛阳盆地两个地貌区(台塬沟谷区、平原区)的地貌演化规律，并以2005年洛阳盆地的调查报告为主[34]、结合近几年其他学者所搜集遗址资料[36~37, 39]，将洛阳盆地从裴李岗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遗址点分布图进行了汇总(图 5)，在此基础上对洛阳盆地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不同地貌部位古水稻的分布与地貌演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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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洛阳盆地台塬沟谷区与平原区全新世地貌演化过程[3, 46~48] （a）灰嘴遗址沉积物剖面不同时期阶地演变[46]；（b）二里头遗址南沉积剖面粒度和磁化率参数曲线[48]；（c）伊洛河一级阶地剖面（2007Z钻孔）磁化率、中值粒径、细沙含量曲线图[3] Fig. 4 Holocene geomorphologic evolution of the loess terrace valley and the plain areas in Luoyang Basin[3, 46~48]. (a) Evolution of terrac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sediment profile at the Huizui site[46]; (b) Parameters of grain size and magnetization of the southern sediment profile at the Erlitou site[48]; (c) Curves of magnetization, median grain size and fine sand content of the first grade terrace profile at Yiluo River(2007Z)[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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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洛阳盆地不同文化时期遗址分布 (a)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址(Peiligang Cultural Period)[34, 36]；(b)仰韶文化时期遗址[34, 36](Yangshao Cultural Period)；(c)龙山文化时期遗址(Longshan Cultural Period)[34, 39]；(d)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34, 39](Erlitou Cultural Period) Fig. 5 Distribution of sit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periods in Luoyang Basin |
前人研究表明本区台塬沟谷区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以粟黍为主[11, 24]。根据Rosen[46]的研究，黄土台塬沟谷区在裴李岗时期河谷两侧为干燥的高阶地，并发育了深色、富含粘土的古土壤，指示当时沟谷区具有较好的植被条件，以及干燥、稳定的地貌面，比较适合粟黍等旱作农业发展。
本文的统计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洛阳盆地尚未发现水稻遗存。根据目前伊洛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裴李岗遗址主要分布在黄土台地、高阶地和沟谷两侧的河流阶地上，在盆地中部的平原区较少发现(图 5a)。此时的洛阳盆地中部伊洛河平原区在经历了距今大约10000年前后的河流下切后，T2阶地形成，进入了T1阶地的堆积期。根据洛阳盆地多个钻孔的结果，在距今9200年前后普遍出现青灰色湖相砂层/青黑色粉砂粘土层，指示湖沼相沉积，说明当时的泛滥平原湖沼遍布[47]，8370~7530cal.a B. P.时期2007Z钻孔表现为粒径减小，细沙含量降低，磁化率值升高(图 4c)，表明T1阶地堆积的晚期阶段水动力条件变小，泛滥平原逐渐趋于稳定[3]。由此可知，裴李岗文化时期本区中部平原区多为河湖遍布的泛滥平原，不适合人类居住，而黄土台塬沟谷区河流两侧已形成适合人类生存的稳定阶地面；并且裴李岗时期古人生活方式中狩猎采集和农业相比所占比例较大，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山谷丘陵地带生活。
Zhang等[27]、Wang等[11]在郑州地区的遗址发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水稻植硅体，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水稻已传入郑洛地区。由于目前在伊洛河流域发现的裴李岗时期遗址仅有10处[36](图 5a)，裴李岗文化时期资料较为缺乏，可能是由于沟谷区7200cal.a B. P.之后河流侵蚀造成裴李岗地层被破坏[46]，因此目前的材料不一定能反映该区域水稻种植的真实情况，有待今后更多的遗址发掘和植物考古研究。
5.2 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a B. P.)黄土台塬沟谷区7200cal.a B. P.之后的中全新世晚期(5300/5010~2130/1870 BC)山地坡面侵蚀造成河谷堆积增加，形成了富含粘土、积水洼地的沉积物，灰嘴剖面细小的砂砾石层穿透粘土层沉积物，表现出季节性的沼泽条件和涝渍的迹象[46]，表明当时沟谷中发育了较多湿润、适合水稻田种植的冲积平原。仰韶晚期在本区灰嘴剖面H3-1[23]和寨湾剖面发现的两处水稻遗存证明了这个推测，说明当时先民利用河流冲积形成的水洼地进行水稻种植。当时台塬沟谷中堆积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是人类活动的理想场所，所以当时洛阳盆地的仰韶遗址主要分布在南北两侧的黄土台地高阶地，以及台塬沟谷区(图 5b)[34, 36]。
根据Zhang等[47]的推测，洛阳盆地中部伊洛河两岸泛滥平原在距今7000年前后下切，形成了面积广大的T1阶地，伊洛河一级阶地钻孔2007Z在距今7200~4000年之间存在了大概3000年的沉积间断，并发育了古土壤，证实了这个时期干燥、稳定的T1阶地面形成，T1阶地上多个仰韶和龙山遗址的发现证实当时的古代先民在此阶地面上生活(图 5b和5c)。仰韶时期平原区并未发现水稻遗存，可能跟这个阶段阶地面上普遍较为干燥、稳定，适合水稻种植的低洼地较少有关。
5.3 龙山文化时期(5000~3900a B. P.)对河南洛阳寺河南剖面的孢粉分析显示，在5265~4580a B. P.，孢粉组合没有蕨类孢子，乔木花粉也很少，表明此时期气候寒冷干燥，湖沼消亡[49]。灰嘴剖面指示，距今4000年以后，全新世沟谷侵蚀导致洛阳盆地沟谷区冲积平原减少，沟谷湿地堆积消失，致使适合水稻田种植的土地减少[46]。气候和地貌的变化可能是导致这个区域龙山时期水稻遗存减少或消失的主要原因，这与我们统计的目前并未发现沟谷区龙山晚期水稻遗存的结果相吻合。由图 5c可见，龙山文化时期遗址相较仰韶文化时期更多地集中在海拔较低地区，该时期沟谷区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人类向平原区聚集。
洛阳盆地平原区的古地貌演化研究表明，在龙山晚期伊洛河流域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洪水事件(距今4000~3800年)，洪水不仅淹没了整个T1阶地，而且到达了T2阶地的前缘，代表一次异常洪水事件的地质记录[50]；另外，水渠剖面的孢粉分析显示，龙山晚期洪水堆积层以木本植物，尤其是阔叶树的大量出现和湿生的指纹藻、双星藻含量增多为特征，反映了湿润的气候环境[50]。Tan等[51]基于高精度石笋的研究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在黄土高原地区发生了多次降水频发事件。由此，我们推测龙山晚期降水增多和洪水频发造成了伊洛河平原部分低地形成积水洼地，为水稻种植提供了条件，可能是龙山晚期洛阳盆地水稻种植转移到平原区的重要原因。
5.4 夏商时期(3900~2996a B. P.)二里头时期(3800~3500a B. P.)是洛阳盆地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遗址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显著地增长(图 5d)，出现了超大型遗址，此时期也是洛阳盆地发现水稻遗存最多的时期。除了与文化发展、贸易交换、农田管理技术的发展等人类社会自身因素有关外，我们初步推测也有可能与4000~3800a B. P.年洪水退去之后残留了较多水洼地有关。当然，这个推测还需要寻找更多的地貌学和沉积学证据。
二里岗时期延续二里头时期的传统，在台塬沟谷区和平原区均发现了水稻遗存，这一时期气候持续变干，河流发育稳定，我们推测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此时水稻种植的分布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和发展使水稻种植对地域的依赖性降低，但古人类在选择水稻种植地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古地貌本身的特点和水热分配，对这时期出土水稻遗址的古地貌环境了解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具体工作。
6 结论通过上述研究，我们把洛阳盆地平原区和黄土台塬沟谷区的全新世地貌演化与水稻遗存分布情况进行汇总(表 5)。我们的研究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暂未发现水稻，平原区湖沼遍布，不适宜人类居住，古人可能更倾向于居住在黄土台塬沟谷区的稳定阶地面上；仰韶文化晚期古稻主要分布在黄土台塬沟谷区，黄土台塬沟谷区为河流夹积形成的富含粘土的湿润冲积平原，适宜稻作农业，平原区为稳定干燥的T1阶地面，可能更适合发展粟作农业；龙山时期没有在沟谷区发现水稻遗存，在平原区遗址发现古稻遗存，可能与距今4000年前后沟谷区河流下切侵蚀导致的泛滥平原减少有关、平原区龙山晚期降水增多和洪水频发、出现较多水洼低地有关；二里头时期，古稻在平原区和黄土台塬区都有分布且遗址数量较多，可能与距今4000~3800年龙山晚期古洪水事件后，洪水退去遗留的低洼地有关；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盆地内古稻遗址普遍增多，两个地形区都有分布，平原区古稻遗址可能占更大比重，推测可能与古地貌特征、人类文化自身发展，以及农田管理技术的进步等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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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洛阳盆地水稻分布区域与地貌演变过程* Table 5 Evolution of rice distribution and geomorphology in Luoyang Basin |
这项研究为从古地貌演化角度解释古代农作物种植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出土水稻遗存遗址的数量较少，导致统计的样本较少，不能全面或准确反映不同文化时期洛阳盆地水稻遗存的分布；另外，目前缺乏对各个遗址古地貌环境的具体分析，使很多结论并不确切。因此，还需要继续对本区做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以及遗址古地貌环境的研究，以使洛阳盆地古水稻种植与古地貌关系的问题得到进一步推进。
致谢: 感谢审稿人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蓝万里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王晓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站赵海涛、王宏章在洛阳盆地野外调查工作中的帮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植物考古实验室对植物遗存鉴定工作的指导，感谢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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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Laborator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et crop originated in the Southern China, rice that cultivated in the relatively dry north display strong geographic selectivity.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the impact of paleo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n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prehistoric Luoyang Basin(34°30'~34°50'N, 112°17'~112°55'E) with complex topographical featur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based on field survey and flotation work.We selected 12 sites in Luoyang basin for sampling and flotation, but rice was only found at Zhaiwan and Zhangcun sites. There are more than 700 grains of ancient rice in the Zhaiwan site(34°33'56"N, 112°42'22"E), which have been dated to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5500~5000 a B.P.)according to AMS 14C dating(5163±127 cal.a B.P.). And we found one rice in Zhangcun site(34°34'41"N, 112°43'14"E), which have been dated to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4500~3900 a B.P.)according to AMS 14C dating(4320±96 cal.a B.P.).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of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in Luoyang Basi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ice remains in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 areas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no trace of rice has been found in the Peiligang Culture period(9000~7000 a B.P.). The plain area was full of lakes and swamps, which were not suitable for human habitation. People probably preferred to live on the stable terrace of the valley area. In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e period(5500~5000 a B.P.), rice was mainly grown on the loess terrace valley area, possibly related to the clay-rich wet alluvial plain formed by the rivers at that time; while the contemporary plain area was dry T1 terrace that was more suitable for millet. In the following Longshan period(5000~3900 a B.P.), rice remains was absent in the valley area likely resulted from the reduction of flood plains caused by the erosion of rivers around 4000 a B.P. The appearance of wet lowlands as a result of the precipitation and floods increase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Longshan(4500~3900 a B.P.)might have been the reason for the rice cultivation in Yiluo River Plains as evidenced by the flotation results. Following that period, the wet lowlands left by the floods in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around 4000~3800 a B.P. might have promoted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plain area and the loess plateau area as indicated by the high frequency of rice remains recovered from sites in these area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ites with rice remains in the whole basin area during the Erlitou and Erligang periods(3900~2996 a B.P.), while the number of sites in the plain area might overweight that in the valley. This might be caused by both the paleo-geomorphologic factors and the cultu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management techni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