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阶地的形成发育是河谷区斜坡演化的重要记录，河流阶地演化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构造抬升、地震等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1]。阶地演化发展及其对滑坡的控制效应是近年来特大型滑坡研究的热点之一^[2]。河谷区滑坡是影响水系演化的重要因素，对地貌景观、河流搬运能力产生长远影响。河谷区滑坡堆积物及其堵塞形成的堰塞湖存留可长达上万年^[3]。多个地区的古滑坡研究表明，滑坡发育的时间分布特征与地壳快速抬升、断层活动、古地震和气候变化等密切相关，新构造运动引起的河谷不断深切和第四纪气候变化中的强降雨耦合作用是发生多期大型滑坡的主要动因^[4~7]。

岷江为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岷山贡嘎岭，由北向南流经汶川、都江堰市、乐山市，到宜宾市后注入长江，全长1279km，流域面积13.6×10⁴km²。岷江上游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形落差达3500m^[8~12]，河流裂点明显(图 1)。岷江河谷区阶地发育，前人对茂县叠溪地区与茂县盆地的河流阶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该地区阶地的沉积环境存在明显的堰塞湖沉积背景，与一般河流下切所形成的阶地有显著差异^[13~14]。前人研究认为河流阶地的台缘是滑坡和崩塌的集中发育区，且易形成灾害链^[15~16]，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岷江及支流发生了多处大规模的高位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堵塞河道，淤埋河床，这些崩滑体在河谷区堵塞河道形成了大量的堰塞湖。那么，岷江上游的河流阶地是如何发育演化的？阶地与该地区的大型滑坡发生发育以及堰塞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该地区阶地与滑坡二者的成因关系。

1 岷江上游河流阶地研究现状

关于岷江上游的河流阶地，前人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杨农等^[9]研究了岷江上游的茂县盆地内发育4级阶地，其中T₁拔河高度1~2m，由河漫滩砾石组成；T₂拔河高度小于5m，沿河两侧分布连续，主要以砂砾石层堆积为主，部分砂层中发育交错层理和斜层理；T₃阶地拔河高度100m左右，沿河分布连续，在茂县盆地呈典型的阶状地貌，上覆以黄土为主，下部由砾石层、粘土层、土状黄土和灰岩细粒砂等组成，层序清晰。高玄彧和李勇^[10]认为岷江上游松潘-汶川段发育有5级阶地，其中T₁和T₂的沉积类型主要由青灰色砂砾石层构成，成因为堆积阶地，河拔高程分别为4~6m和11~14m；T₃、T₄、T₅均有砂砾石层构成，成因类型为基座阶地，河拔高程分别是38m、85m和120m。朱俊霖^[17]认为岷江上游叠溪河段发育也有5级阶地，阶地下部以湖相沉积物，上覆河流相卵砾石层，阶地上的沉积物指示可能存在5次堰塞湖溃决事件，该地区的阶地沉积物与一般的“河流阶地”二元结构沉积模式不同，具有明显的堰塞湖沉积背景。岷江上游地区河流阶地的发育年龄见表 1，综合前人成果认为，岷江上游河流阶地T₁发育于15ka前后，T₂发育于22~27ka，T₃发育于40~50ka，T₄推测发育于50~90ka，T₅发育于90ka左右。

2 岷江上游石门坎阶地发育特征

叠溪河谷区的石门坎村阶地位于31.98°N，103.67°E，阶地高程采用高精度GPS野外实测获得。野外调查发现茂县叠溪河谷区至少存在5级河流阶地，其中T₁阶地拔河高度2035m(岷江河床高程为2033m)，为堆积阶地；T₂阶地拔河高度2119m，为堆积阶地；T₃阶地拔河高度2200m，为基座阶地；T₄阶地顶部较平坦，堆积物与古滑坡堆积体混杂，顶部发育黄土夹杂碎石，拔河高度约2340m，局部可见河流相二元结构；T₅阶地拔河高度约2499m。河流阶地分布位置及剖面如图 2所示。野外调查发现，岷江上游茂县-叠溪段存在众多阶地地貌，如叠溪地区的较场村、团结村、小关子村、石门坎村、马脑顶村等众多村落大多分布于第2和第3级阶地上，少数分布于第4和第5级阶地上，这些阶地堆积物和滑坡堆积物呈混杂堆积态。

结合前人和笔者的实际工作，认为岷江上游的河流阶地集中分布总体上呈3段，即上部的漳腊盆地(图 3a)、中部的叠溪河谷两岸和下部的茂县盆地。各段阶地发育差异明显，漳腊盆地普遍发育2级河流阶地，叠溪河谷发育5级河流阶地(图 2c和图 3b)，茂县盆地发育3级阶地^[17]。通过分析岷江上游各区段河流阶地高程和热释光测年资料，发现岷江上游在叠溪-茂县段出现了明显的河流裂点，河流高程位相图发生较大变化(图 4)，岷江在50km范围内高程下降了近600m(图 1d)。由于该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岷山断裂和龙门山构造带，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19]，特大型和巨型地震滑坡非常发育，显示岷江水系的发展演化受到构造作用影响，阶地和滑坡对活动构造存在明显响应。

3 河流阶地与古滑坡发育关系讨论 3.1 岷江上游叠溪段古滑坡发育特征

2010~2018年，笔者多次前往岷江上游地区开展古滑坡调查研究工作，发现都江堰-汶川-茂县-叠溪-松潘等地发育多处大型-特大型-巨型现代滑坡和古滑坡，叠溪松坪沟两侧发育多处大型古滑坡。这里受青藏高原东缘构造活动强烈、地震频发、岩体破碎、降雨集中、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等制约^[20~21]，古滑坡规模大、成因机理复杂，具有群发性、多期性和复活性等特点，其中堵江滑坡主要集中于岷江上游的茂县叠溪-汶川雁门乡一带，滑坡堵江后形成了众多古堰塞湖，如松坪沟内的古滑坡发生后形成了至少6处滑坡堰塞湖，岷江干流形成3处滑坡堰塞湖；复活型古滑坡主要集中在叠溪松坪沟一带，如2017年发生在叠溪松坪沟右侧山体的茂县6.24新磨村滑坡就属于古滑坡的复活型滑坡，滑坡发生后直接摧毁了新磨村，并堵塞松坪沟形成堰塞坝体^[22]。

为进一步研究岷江上游古滑坡的发生年龄，笔者2018年6月在岷江上游开展古滑坡调查并采集了叠溪镇松坪沟新磨村古滑坡和石门坎村古滑坡的沉积物¹⁴C样品(图 5)，并送美国Beta Analytic实验室测试完成，¹⁴C年代测试结果见表 2。

3.2 岷江上游阶地与古滑坡发育关系

古滑坡形成演化也是地貌演化过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最直观的表现是微地貌的变化，滑坡演化的不同阶段在地貌上有不同反映^[23]。关于岷江上游的古滑坡和滑坡堰塞湖的年代学，王小群等^[24]系统研究了岷江上游的古堰塞湖形成年龄(表 3)，这些年龄主要集中在20ka B.P.前后，因此，可以反映岷江上游在这一时期集中发育了大规模的堰塞湖事件。由于堰塞湖底部的年龄可近似指示古滑坡形成的年龄^[14]，推测岷江上游在20ka B.P.前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古滑坡事件^[25]。

笔者在茂县新磨村古滑坡堆积体的前缘右侧边界取滑坡堆积物进行年龄测定，结果显示该滑坡发生于约30ka B.P.(表 2)，与岷江的Ⅱ级阶地发育年龄相当^[17]。图 4的阶地位相图显示岷江叠溪段的河流阶地形成演化主要受构造控制，因此，这一时期的古滑坡可能主要受活动构造(地震)引发。

叠溪到茂县段的河谷左岸同样分布有大量古滑坡堆积体，如石大关、马脑顶、较场村、水沟子等多处特大型-巨型古滑坡。笔者通过样品测试分析发现，石门坎村古滑坡发育年龄为约20ka B.P.，这一期古滑坡的发生时间与王兰生等^[25]研究结果一致。王小群等^[24]通过叠溪古堰塞湖沉积物的粒度特征揭示了该地区22ka B.P.以来先后经历了7次气候冷暖干湿波动^[24]，20ka B.P.属于暖湿阶段，推测该时期岷江上游来水量增多，河流侵蚀能力加强，河谷下切速率较快^[26]，高陡边坡发育^[27]，古滑坡发生，叠溪河谷区的石门坎、小关子、较场村等地的古滑坡可能都是这一时间段发生的。

因此，叠溪-茂县段河流阶地的形成，与滑坡及堰塞堵江事件有着紧密联系^[24]。阶地的沉积物与滑坡堆积体交叉混合堆积，由于滑坡堰塞湖的存在，岷江河床的侵蚀基准面明显抬升，河流侵蚀下切速率下降，阶地发育。构造活动(地震)和气候波动对该地区河流阶地和古滑坡发育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滑坡堰塞湖的湖相沉积物为河流阶地沉积提供了物质，另一方面由于堰塞湖溃决后，河道不断下切，河谷区古滑坡发育。

4 结论与建议

文章在对岷江上游河流阶地、古滑坡实地调查测试和前人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岷江上游河谷区河流阶地的分布特征、级序以及发育年代，绘制了阶地位相图，探究了河流阶地与古滑坡发育关系，主要取得了以下认识：

(1) 岷江上游的河流阶地具有分段性，不同区段的阶地级数、分布特征以及成因类型有明显差别，其中漳腊盆地普遍发育2级阶地，叠溪河谷发育5级河流阶地，茂县盆地发育3级阶地。

(2) 叠溪河谷区河流阶地受到滑坡影响，与典型河流阶地的二元结构明显不同。该地区在晚更新世晚期的20~30ka B.P.时期发生了多处大型古滑坡，其中30ka B.P.左右的古滑坡可能主要受构造(地震控制)，20ka B.P.前后的古滑坡主要是气候波动引发，古滑坡及堰塞湖是影响高山峡谷区河流阶地发育的重要因素。

(3) 叠溪-茂县段河流阶地形成与古滑坡及堰塞湖沉积密切相关，滑坡和堰塞湖堆积物为多级阶地的形成发育提供了物质基础，侵蚀基准面下切后因阶地破坏造成古滑坡大规模发育。

需要指出的是，岷江上游存在的大量古滑坡堆积体与2017年6月24日发生的新磨村复活型滑坡类似，如松坪沟入河口堆积体、白腊寨村堆积体、上白腊寨村堆积体和娃儿堡景区堆积体等。这些堆积体经历了多次强震后，后缘拉裂，降雨入渗后易发生复活，建议加强对这些滑坡堆积体的多期次变形监测和古滑坡堆积体的复活性评估。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