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研究  2019, Vol.39 Issue (1): 1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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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与古环境演化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1~3]。江淮东部地区毗邻黄海，海-陆交互作用明显，地貌演化过程直接受到海平面变化控制[4~5]。全新世海面上升速率减缓时，长江、淮河搬运的陆源物质逐渐堆积，陆地生长，形成三角洲并逐渐向东延伸，形成现在的低洼平原[6]。同时，在海面相对稳定时期，沿海堆积作用加强，在海流和海浪的冲击回旋作用下，苏北浅海湾区域形成了西冈、中冈、东冈和新冈古砂堤群，代表了中全新世以来古海岸线位置[7~8]。目前对我国东部全新世海面变化尚未有统一认识[9~13]：赵希涛等[11]认为苏北地区6.5~4.0 ka为全新世高海面时期；严钦尚和洪雪晴[12]的研究表明在全新世早期海平面快速上升，7.0~6.5 ka海平面到达现今的海平面；郑洪波等[13]则认为7 ka前后，海平面接近于(但是低于)现在的高度，此后海平面上升速率大幅度降低。适宜的地貌条件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前提，因此海平面控制下的地貌环境演变研究是深入了解沿海地区新石器人地关系过程的基础。
除海面变化外，全新世的气候变化也对古代先民的生存、发展、定居和迁徙，起着重要作用[14~16]。关于江淮东部地区古气候的研究，前人主要围绕气候波动与海平面变化和古环境演变关系问题展开[5, 17~20]，较少关注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全新世初的升温期，新石器文化处于萌芽和初步发展状态，早、中全新世温度逐步升高，新石器文化蓬勃发展至鼎盛阶段，中、晚全新世气候转为凉干，同时新石器文化衰落，最后进入人类的历史阶段[21]。我国全新世中期在6.0~4.5 cal.ka B.P.可能有弱的冷气候(气候波动)事件[22~23]，长城以南的平原湿润区在全新世大暖期以来，温度变化最高高于现代3 ℃，最低低于现代1 ℃[24~25]。因而，全新世时期温度的变化对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而极端气候环境事件，例如，洪泛、风暴潮等水患事件可能在江河流域和沿海地区文化聚落的兴衰、迁徙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作用[26]。
位于淮河下游南岸的青莲岗遗址(图 1)于1951年被发现后，由于其文化面貌异于当时已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1956年将其命名为“青莲岗文化”，打破了当时黄河及长江下游的仰韶-龙山文化格局，推动了江淮东部文化序列的确立，对研究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具有重要价值[27~28]。青莲岗遗址由1951年开始进行过4次考古调查[29]，1958年由南京博物院进行发掘，发掘和采集到的陶器主要是红陶，灰陶和黑陶极少，石器为砺石和残石凿[30]；1995年的考古工作发现其堆积有4层，主要有大汶口文化的带流罐，北阴阳营文化的石斧，石锛和江淮地区的彩陶钵等三类不同的文化遗物，有着类似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双重特点[31]，可能是黑陶和彩陶两文化的交流[32]。前期的研究中，缺乏对青莲岗遗址的准确定年。考古学者根据层位关系和文化遗物，认为青莲岗遗址玉石器与龙虬庄遗址出土玉石器器形相似。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图 1)，被认为是青莲类型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因此，推测青莲岗遗址第4层第二阶段文化遗存后期，年代约为6.0~5.5 ka B.P.[33]。而目前，对青莲岗遗址聚落发展的古环境背景尚缺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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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莲岗遗址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map of Qingliangang site |
在古环境研究的代用指标中，孢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被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34]，近年来在我国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35~38]。在江淮东部地区，孢粉被用于高邮周邶墩遗址[39]和海安青墩遗址[40]区域古植被、古气候信息的重建。目前，我国的环境考古研究，主要通过孢粉分析重建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较少考虑地貌和水文条件等对考古遗址的影响[41]。硅藻作为初级生产者，分布于不同环境的水体中，对外界环境变化尤为敏感，广泛应用于湖泊、河口和海洋沉积物的古环境研究中[42~44]。长江三角洲新石器考古研究中，硅藻指标被应用于田螺山古稻田[45]和文化遗址剖面[46]、广富林遗址[47]、跨湖桥遗址[48]、鱼山遗址[49]的海水-半咸水-淡水水体环境变化的研究中，有效指示了海水的不同程度影响。因此，将两种指标综合分析，相互佐证，能更加准确地认识沿海地区全新世古环境的变化以及海水的影响过程。
本文通过对青莲岗遗址地层的AMS 14C年代、孢粉和硅藻数据，结合考古遗址综合分析，论述该遗址古环境变化特征，探讨青莲岗遗址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江淮东部文化聚落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1 研究区概况青莲岗遗址(33°43.099′N，119°16.966′E)位于江苏北部淮安市宋集乡青莲村(图 1)，地处江淮东部的里下河平原。里下河平原是苏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势地平，地下水位高，湖荡相连。第四纪以来，频繁的气候波动以及周期性的海侵运动，加之古黄河、长江、淮河于江苏沿岸入海[50~51]，使得这一地区海陆交互作用强烈，覆盖着巨厚的第四纪沉积物。青莲岗遗址东临西岗砂堤，北距废黄河古道约4 km，即古淮河的南岸，地势平坦，分布着小面积浅湖池塘。该区域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交界区，地带性植被为含有常绿乔木的落叶阔叶林，但因人类活动历史长，原生植被已破坏殆尽，开垦为农田。区域年均温14 ℃左右；年均降水量950 mm左右。
2016年7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重新发掘。笔者有幸对该遗址采样，结合AMS 14C年代学、硅藻和孢粉指标，恢复考古剖面不同层位的古植物群信息，分析青莲岗新石器古代先民的生活环境，为探索苏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提供更多的证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青莲岗遗址地层剖面特征与年代采样剖面为探方T2北侧，位于青莲岗遗址东南部，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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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莲岗T2北翼剖面岩性图 Fig. 2 Lithological of T2 north profile in Qingliangang site |
① 0~26 cm的耕作土(a)和26~40 cm的黄色粘土(b)；
② 40~81 cm，灰黄色粘土；
③ 81~105 cm，灰黑色粘土；
④ 105~126 cm，黄灰色粘土；
⑤ 126~167 cm，灰黄色粘土；
⑥ 167~206 cm，青灰色粘土；
⑦ 206~225 cm，生土层，未见底。
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的器物判定第⑥~④层为新石器文化层；第③层是汉代文化层；第②层为明、清文化层；第①层为黄泛层。除了第①层a耕作层外，在每一层都采集了样品(其中第⑤层和第⑥层又分别划分上和下两层)，采样深度如图 2所示，共获得9个样品，分别进行了孢粉和硅藻分析。为了确定新石器时期地层的年代，分别在第④层、第⑥层深度为114 cm和189 cm处采集样品，送美国Beta实验室进行AMS 14C测试。由于缺少植物残体和种子等材料，测年样品采用全岩样品。测得的结果使用Calib.7.0中IntCal 13程序校正(误差为± 2σ)[52]。
2.2 孢粉样品处理与鉴定每个样品称取10 g左右样品，外加石松孢子19332粒/样，分别加入适量盐酸(10 %)和氢氧化钾(10 %)溶液，水洗、离心后加氢氟酸(40 %)和浓盐酸处理，过筛后与配比为9：1的醋酸酐：浓硫酸溶液混合，收集于试管并制片，最后在OLYMPUS BX-51显微镜下(放大倍数10×40)观察、鉴定及统计。属种鉴定主要参照《中国植物花粉形态》[53]、《中国第四纪孢粉图鉴》[54]等著作。每个样至少鉴定孢粉300粒，并计算各类孢粉的百分含量和浓度。孢粉百分含量计算中将乔木、灌木、草本花粉和蕨类孢子的总和作为总数，然后计算各属种孢粉的百分含量。孢粉浓度计算采用外加石松法，即C=
每个样品称取6~7 g样品置于烧杯中，在60 ℃水浴锅中，用10 %盐酸和30 %双氧水分别去除样品中的碳酸盐和有机质；加纯水静置24 h，抽去上层清液，再加水静置，重复3次洗样至中性；利用溴化锌配置比重为2.4的重液，对洗净的样品进行浮选，将浮选出的样品置于50 ml离心管中，再次清洗至中性，定容后将样品充分摇匀后用移液枪吸取200 μL样品滴在盖玻片上，自然风干后滴上中性树脂胶制作固定片。在OLYMPUS BX-51显微镜下(放大倍数10×100)进行硅藻鉴定和计数，每个样品至少鉴定300粒硅藻，属种鉴定主要参照Krammer和Lange-Bertalot[56]、郭玉洁[57]和金德祥等[58~59]的分类系统。主要依据Zong和Horton[60]、Vos和Wolf[61]将硅藻分为海水(由于没有百分含量> 2 %的单个属种，未对生境进行详细划分)、半咸水底栖附生、半咸水-淡水气生和淡水底栖附生4种类型。硅藻浓度根据计数盖玻片上观察的视野个数和硅藻个数获得[62]。并且对破碎且不能作为单个属种统计(未见中央区)的海洋硅藻Coscinodiscus spp.个体进行计数，在本研究中作为硅藻破碎壳体个数指标，但不放入百分比的计算。硅藻和孢粉的绘图及聚类分组都在Tilia1.7.16软件中完成。
3 研究结果 3.1 测年结果选用沉积物全样进行AMS 14C年龄的测定，结果见表 1：第④层实测为4270±30 a B.P.，校正年代值为4825~4865 cal.a B.P.；第⑥层下实测为5140±30 a B.P.，校正年代值为5875~5945 cal.a B.P.，与出土器物反映的年代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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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莲岗剖面沉积物AMS 14C测年结果 Table 1 Chronology result of the AMS 14C dating of Qingliangang profile |
经过镜下鉴定和统计，样品孢粉浓度较高，每个样品统计孢粉大于300粒，平均浓度为15200粒/g，共统计了3361粒孢粉，68个科属，大多数为现今亚热带、暖温带生长的科属。孢粉组合中陆生草本花粉占绝对优势，伴生有木本和水生草本花粉。主要的科属木本类花粉裸子植物常见松属(Pinus)；被子植物以壳斗科(Faguaceae)为主，主要有青冈属(Cyclobalanopsis)、落叶栎(Quercus (D))和常绿栎(Quercus (E))，栲/石栎属(Castanopsis/Lithocarpus)偶见；另常见落叶阔叶乔木花粉有榆属(Ulmus)、椴树属(Tilia)、胡桃属(Juglans)、鹅耳枥属(Carpinus)等；灌木类少见蔷薇属(Rosa)、榛属(Corylus)等。草本类(Herbs)花粉包括陆生、湿生和水生3种类型：陆生草本类花粉多见大型禾本科(Poaceae (B)，花粉直径＞35 μm)、小型禾本科(Poaceae (S)，花粉直径＜35 μm)、蒿属(Artemisia)；常见蓼属(Polygonum)、藜科(Chenopodiaceae)、菊科(Compositae)、伞形科(Umbelliferae)等。本研究中湿生草本主要为莎草科(Cyperaceae)；水生草本类花粉也大量出现，主要包括香蒲属(Typha)、狐尾藻属(Myriophyllum)、眼子菜属(Potamogeton)、泽泻属(Alisma)、兰科(Orchidaceae)等；蕨类(Ferns)植物孢子主要是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单缝孢、卷柏属(Selaginella)等。遗址剖面第③层以上多见水生的藻类化石，主要是盘星藻(Pediastrum)、双星藻(Zygnema)、转板藻(Mougeotie)等。总的特点是：出现的科属基本上是亚热带、暖温带常见类型；木本植物含量偏低为3 % ~16 %，草本植物花粉含量80 % ~96 %。根据CONISS聚类分析，可从下至上划分为3个孢粉带(图 3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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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莲岗孢粉百分比图式(仅展示＞2 %的属种) Fig. 3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pollen assemblage from Qingliangang profile(only show genera or species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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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青莲岗孢粉浓度图谱(仅展示图 3中百分含量＞2 %的属种)(×100粒/g) Fig. 4 The pollen concentration from Qingliangang profile(only show genera or species > 2 % in Fig. 3)(×100 grain/g) |
带Ⅰ，生土层上部，孢粉浓度为22900粒/g，草本花粉85 %左右，木本花粉15 %左右。蕨类孢子几乎不见。木本植物出现少量的松属、落叶阔叶乔木类(榆属、胡桃属、鹅耳枥属等)、落叶栎类，含量都低于5 %。常绿栎偶见。草本植物花粉占优势的是莎草科，超过40 %；其次是大型禾本科，约为24 %；其他陆生草本仅有少量的蒿属、小型禾本科、藜科、菊科、等，水生、湿生草本类(香蒲属、狐尾藻属、眼子菜属、黑三菱属(Sparganium)等)低于5 %左右。蕨类植物孢子未见。
带Ⅱ，第⑥~④层新石器文化层，孢粉平均浓度为20800粒/g，从第⑥层开始到第④层，浓度下降明显。草本花粉较带Ⅰ升高，均值90 %左右，木本植物花粉均值10 %以下。蕨类孢子偶见。木本植物松属零星出现；落叶阔叶乔木类(榆属、胡桃属、鹅耳枥属等)比生土层中显少；落叶栎在第⑥层、第④层少量出现，第⑤层中未见；常绿栎在第⑥层和第⑤层连续出现。草本植物花大型禾本科剧增，由第⑥层下部约43 %上升至50 %以上，峰值超过60 %。生土层占优势的莎草科剧减，由下部的约20 %降至3 % ~6 %，其他陆生草本仅有少量的蒿属、小型禾本科、蓼属等，水生、湿生草本类(香蒲属、狐尾藻属、眼子菜属等)含量较带Ⅰ增加，约为14 % ~27 %。蕨类植物零星出现水龙骨科单缝孢和蕨属孢子。
带Ⅲ，孢粉浓度较低，平均浓度为3600粒/g，明、清文化层与黄泛层，草本植物花粉在80 %上下波动，木本花粉略增为8 % ~14 %。蕨类孢子3 % ~6 %；水生藻类3 % ~6 %。木本植物松属峰值可达5 %；杉属/柏树属3 % ~4 %；阔叶乔木花粉零星出现。草本植物花粉大型禾本科较带Ⅱ剧减至7 %以下，莎草科重新回到优势地位20 % ~37 %，其他陆生草本蒿属、小型禾本科、蓼属等较带Ⅱ略增，基本都不超过10 %，水生、湿生草本类与带Ⅱ变化不大，为16 % ~22 %左右。蕨类植物零星出现水龙骨科单缝孢、蕨属和卷柏属孢子。水生藻类连续出现。
3.3 遗址硅藻分析结果该遗址共鉴定硅藻共计30个属，87个种。根据CONISS聚类分析，该地层的硅藻组合主要可以划分为3个组合带(图 5)，与孢粉的分带略有不同。硅藻的属种按照其对盐度的耐受性及生活习性划分了4种类型组合，即海洋种(主要包括Actinoptychus undulata、Melosira sculata和Podosira stelliger)、半咸水底栖附生种(主要为Caloneis formosa和Diploneis smithii)、半咸水-淡水气生种(主要属种为Hantzschia amphioxys、Navicula contenta和Navicula mutica)以及淡水底栖附生种(主要优势种为Achnanthes hungarica、Amphora montana、Nitzschia fonticola和Nitzschia palea)，变化趋势见图 6，由于海洋种类型中单个属种含量均未超过2 %，因此未在图 5中显示。从硅藻图谱(图 5)可以看出，除了第⑥层下部及生土层以半咸水的底栖附生硅藻为主要优势种外(C.formosa和D. smithii)，该遗址地层中的主要优势属种为半咸水-淡水的气生种(23 % ~51 %)和淡水的底栖附生种(44 % ~65 %)。气生种中以H.amphioxys为主要种[61]，通常生长在好氧潮湿表土中[63]，指示相对较干的陆相环境，或出现在海拔较低的沼泽和潮泥滩中[64]。鉴定中Pinnularia的属种由于保存较差，通常只剩中央区，因此未能鉴定到具体种，都归为Pinnularia spp.。由于半咸水-淡水的气生种和淡水的底栖附生种都有该属的种类，因此Pinnularia spp.未放入以上两类硅藻的组合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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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青莲岗剖面硅藻图谱(仅展示＞2 %的属种) Fig. 5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diatom assemblage from Qingliangang profile(only show species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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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硅藻海洋种、半咸水底栖附生种、半咸水-淡水气生种和淡水底栖附生种百分含量变化、硅藻浓度和硅藻破碎壳体个数以及孢粉中莎草科、大型禾本科和草本花粉百分含量 Fig. 6 6 The profile of relative abundance change of marine, brackish benthic/epiphytic, brackish-freshwater aerophilous and freshwater benthic/epiphytic diatom species, diatom concentration, number of marine diatom Coscinodiscus spp. fragments, and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Cyperaceae, Poaceae (B), and herbs |
硅藻Ⅰ带(D-Ⅰ)，包括第⑥层下部及生土层，生土层为约5.9 cal.ka B.P.以前，优势种是C.formosa(53 %)，此种仅在这一层中大量存在，该地层之上几乎消失。同时，伴生半咸水的D.smithii(14 %)及淡水的底栖附生种Pinnularia spp.，硅藻浓度较低，但是Coscinodiscus spp.破碎壳体较多；第⑥层下部，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半咸水底栖附生种(21 %)及约6 %的海水种(主要为A.undulata和A. splendus)，淡水底栖附生种和气生种含量增加，分别为50 %和23 %。硅藻浓度增加，且破碎个体减少，说明此时沉积环境有所稳定。
硅藻Ⅱ带(D-Ⅱ)，包含了第⑥层上至第④层，约4.8~5.9 cal.ka B.P.，淡水底栖附生种(53 % ~65 %)和半咸水-淡水气生种(24 % ~39 %)为共同优势属种，主要为A.montana、N. palea、N.fonticola和H. amphioxys。在第④层海洋属种(约3 %)和淡水种含量有所升高，气生种含量相应降低；淡水种中A.hungarica含量在第④层快速增加到约20 %。硅藻浓度仅在第④层略有下降，整体浓度较高，Coscinodiscus spp.破碎的壳体个数也较少。
硅藻Ⅲ带(D-Ⅲ)，为汉、明、清文化层与黄泛层，包含第③层至第①层下部，这一阶段，气生种含量相比Ⅱ带进一步增加，淡水种含量有所下降。其中第②层和第①层下部的样品中都发现约2 % ~4 %的海洋硅藻属种，半咸水种也有小幅度的增加，并且再次出现较多的Coscinodiscus spp.破碎壳体。第一层的硅藻浓度也明显下降。
4 讨论 4.1 孢粉与硅藻记录的青莲岗遗址古环境本研究的样品来自文化遗址剖面，其中所提取的信息可能包括了沉积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虽然对于重建全新世以来的古气候环境不具有代表性，但是能够为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提供重要的依据。青莲岗剖面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草本植物花粉相对木本花粉占绝对优势，其提供的信息可能更多来自当地的沉积环境而非气候变化。
生土层堆积后期(5.9 cal.ka B.P.以前)，陆生草本类中莎草科占绝对优势(约40 %)(图 6)，莎草科植物广布于全国，多生长于潮湿处或沼泽中，伴生蒿属和少量的藜科，与现代海滨地区盐沼植被带近陆湿地植被相一致。此时，硅藻组合中半咸水的C.formosa为优势种，该种主要生活在海水-半咸水环境的泥面[57]。结合硅藻的低浓度及壳体保存情况较差(如Coscinodiscus spp.破碎个体较多)，可以推测此时该地受水动力条件较强的海水或半咸水影响。
第⑥层至第④层(5.9~4.8 cal.ka B.P.)，新石器文化层堆积期，水生、湿生草本植物和大型禾本科花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草本花粉中大型禾本科花粉含量快速上升，并占据优势地位，可能与稻作农业的出现有关[65]。在高邮市的龙虬庄遗址的孢粉分析中也出现类似的大量大型禾本科花粉，指示了水稻的栽培[66]。此时，硅藻属种中气生硅藻百分含量明显增加，指示了出露地表的环境，而同时淡水底栖附生硅藻属种含量也表现出上升的趋势，指示了浅水的沼泽或湿地环境。硅藻破碎个数快速下降，硅藻浓度增加，都说明沉积环境趋于稳定，受强水动力条件的海水或半咸水影响明显减弱。第⑥层孢粉浓度最高，可能此时水域面积较大，有利于孢粉沉积。第⑥层下层，在孢粉和硅藻的组合带划分中略有差异，两者的属种组合都处于逐渐变化的过程，指示了从强水动力的半咸水环境向稳定的浅水沼泽湿地环境转变的过渡过程。硅藻中的半咸水种Anomoeoneis sphaerophora、Cyclotella stylorum以及D.elliptica在这一层位出现，A.sphaerophora通常发现于与海洋隔离的潟湖，或者是咸水湖泊[67~68]。说明青莲岗文化是在半咸水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而海水和半咸水硅藻属种在这一阶段一直占有较低含量，说明新石器时期该地一直受到海水微弱的影响。而新石器文化的晚期(第④层)，包括大型禾本科在内的几乎所有孢粉种类浓度降至较低值，可能与当地环境发生变化、古代先民迁徙、遗址衰落有关。由于本研究的分辨率较低，不足以对青莲岗遗址的衰落提供有效证据，还有待于未来深入研究。
第③层至第①层下，历史(包括汉、明、清文化层)和近代时期，莎草含量相对第⑥~④层有所增加，表明潟湖沼泽有较大的面积，尤其是明、清时期(第②层，见图 6)，淡水沼泽最为发育。孢粉百分含量中蒿属和藜科含量增加，可能指示了环境水域面积减小，主要为陆相沼泽环境或者是受到海水微弱的影响。从孢粉浓度来看，除了莎草科浓度相比第⑤~④层有所上升，其他孢粉浓度进一步下降，可能也与此时陆相的环境有关。大型禾本科花粉急剧降低，表明大型稻作活动基本不存在。而从硅藻的组合变化来看，第③层气生种含量明显增加，也与孢粉指示的水体减小相一致，可能为沼泽陆相环境。同时，第①层下和第②层海水种含量有所增加，破碎个体有所增加，可能与沿河道入侵的海水倒灌或古黄河的泛滥有关。明清时期，古黄河或者说废黄河洪涝频发，史料统计的较大水灾有350余次[51, 69]。此外，明清时期，淮安漕运兴旺，是著名的淮安府署所在地，人类经济活动发达，是当时较为富庶之地，自然环境与现今相差不大[70~71]。
4.2 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对青莲岗遗址的影响全新世中国新石器文明经历了初始、壮大、鼎盛、衰落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同的阶段与全新世古环境演变密不可分[72~76]。中国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可大致分为三大阶段[77]：早全新世(约11.5~8.9 ka B.P.)波动升温期；中全新世(约8.9~4.0 ka B.P.)暖湿期(约8.0~6.4 ka B.P.为大暖期、适宜期)；温凉期(4.0 ka B.P.以来)。中全新世暖湿期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文明的发展阶段，温凉期时中国则进入历史文明至现代文明[72]。青莲岗遗址新石器文化层年代跨度约为5.9~4.8 cal.ka B.P.，持续了约1000年。按方修琦和候光良[77]的全新世气候划分阶段，青莲岗剖面新石器文化层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之后；江淮东部地区盐城庆丰剖面孢粉的研究结果表明，全新世时期该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仅高出现今0.8~1.7 ℃[19]；秦小光等[78]的研究认为淮河流域5.8~4.5 ka B.P.期间为湿润期，气温波动幅度小，晚期伴随冬季风减弱，出现短期增温。因此，新石器文化时期，江淮东部温度变化较小，可能不足以对该地区的文化聚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本研究中青莲岗遗址孢粉带Ⅰ和孢粉带Ⅱ中的乔木植物多为亚热带、暖温带出现的类型，也反映出当时的古气候与现代类似。这样的气候环境可能有利于当时古代先民的生存和繁衍。因而，温度变化可能并非是造成青莲岗遗址衰落或迁徙的重要原因。
长江以北的江淮和黄淮的新石器遗址与全新世海平面变化、长江三角洲北翼、苏北平原的形成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末次冰期以来全球海面上升，海水沿古长江谷地上溯直达镇江、扬州、高邮、宝应一带，7 ka达到海侵盛期，里下河平原成为海湾、潟湖环境[7~8]。全新世中后期海面波动和入海河流带来的泥沙形成了苏中、苏北平原[7~8, 13]。苏北平原上排列着数条南北向的古沙堤(图 1)，最西侧的沙堤(西岗)形成约为6.9~6.3 ka B.P.，基本代表了该区域当时的海岸线位置[7~8]。青莲岗遗址位于古淮河的南岸，生土层中盐沼草本植被孢粉以及海水-半咸水硅藻百分含量较高，海水种Coscinodiscus spp.碎片较多，都说明了约6 ka以前为该地为滨海的盐沼环境。
6 ka以后，由于海面上升速率减缓[79]，河流带来的大量沉积物堆积，海岸线逐渐向东推移[7~8, 13]。西冈主体的形成，逐渐将西冈以西地区与海隔离，阻碍了海水对江淮、黄淮平原的直接入侵，沙堤西侧平原地带淡水水网沼泽发育[13]。青莲岗遗址地层中孢粉带Ⅱ出现大量湿生和水生植物花粉，平均含量为20 %，第⑥层孢粉浓度高达5600粒/g，证实了当时湖沼的环境。张娜等[80]通过对里下河平原开庄新石器遗址考古地层的粒度和元素进行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定居、发展以及开展稻作农业提供了适宜的地貌条件。然而，西冈形成后，海岸线可能长时间盘踞在西冈和东冈之间，使得部分地区仍会受到海洋的影响。西冈西园在6.3 ka B.P.以后开始了风成砂-古土壤序列的海岸沙丘沉积[18]。位于西岗西侧的庆丰剖面(图 1)在6.2 cal.ka B.P.之后与海洋可能仍然存在连通关系，形成潟湖-海湾环境[11]。新石器文化层(第⑥至④层)中海水和半咸水底栖附生的硅藻属种虽不是优势属种，但是作为伴生种一直存在(分别占约0.6 % ~6 %和4 % ~21 %)(图 6)，说明存在潮水西侵的通道。而第⑥层的上层中大型禾本科浓度达到最高值，表明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青莲岗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也表明新石器时期先民从事稻作农业[28~29]。青莲岗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层中，硅藻的优势淡水底栖附生种主要包括A.montana、Nitzschia spp.和Surirella minuta ，这些属种通常生活在流速较快、深度较浅、经常出露的小溪、河流中[81~83]。结合孢粉组合中大型禾本科的大量出现，可以推测，可能新石器先民引河流或者溪水用于水稻田的灌溉。引水灌溉可能也导致了原本受到海水影响的河流或者溪水将海水和半咸水硅藻属种带入该遗址的地层中。
5 结论综合青莲岗遗址考古地层的孢粉和硅藻指标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1) 生土层堆积后期(约5.9 cal.ka B.P.以前)，青莲岗遗址半咸水底栖附生硅藻为主要优势种，且硅藻浓度低、海水种Coscinodiscus spp.破碎壳体较多，表明该地区受较强水动力的海水影响；同时孢粉组合为莎草科伴生蒿属和藜科，指示该时期为滨海盐沼环境。新石器文化层堆积期(5.9~4.8 cal.ka B.P.)，随着约6 ka以来海面上升速率的减缓，海岸线逐渐东移，硅藻组合以淡水底栖附生种和半咸水-淡水气生种为优势组合，硅藻浓度增加，破碎个体减少，海洋和半咸水硅藻少量出现，表明此时环境趋于稳定，海水的影响减弱。孢粉组合中湿生和水生植物花粉大量出现，表明水网沼泽环境逐渐发育形成。历史和近代时期，孢粉百分含量中蒿属和藜科含量增加，硅藻属种中指示陆相环境的气生种增加，共同指示了水域面积减小，沼泽相沉积为主的环境；第①层下和第②层海水硅藻属种含量有所增加，硅藻破碎个体有所增加，表明可能受到沿河道入侵的海水倒灌或古黄河的泛滥有关。
(2) 在新石器文化层中大型禾本科花粉含量快速上升，并占据优势地位，表明青莲岗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有一定规模。同时，硅藻组合中出现通常生活在小溪、河流中的硅藻属种，可能说明了新石器先民引河流或者溪水用于水稻田的灌溉。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对本文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宪荣帮助完成硅藻样品的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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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aleoenvironment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Huaihe River is adjacent to the Yellow Sea,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land is obvious. During the Holocene, the evolution of geomorphology is directly controlled by sea level change. In the coastal areas, the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 is critical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olithic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palaeoenvironment change. The Qingliangang site(33°43.099'N, 119°16.966'E)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is an important Neolithic sit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Huaihe River. Because of its cultural appearance was different from the Yangshao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known at the time. In 1956, it was named "Qingliangang Culture", which broke the cultural pattern of Yangshao-Longshan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t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ltural sequenc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Yangtze and Huaihe River and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culture in the southeast coast. Studing the changes of paleo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of Qingliangang profi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e. In this study, 9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9 layers of north wall in unite T2,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Qingliangang relics. Through the AMS 14C dating, pollen and diatom analysis, the paper examined the changes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impact from seawater.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late stage of raw soil layer(before 5.9 cal.ka B.P.), the brackish water benthic/epiphytic species in the diatom assemblage is dominant and the number of marine species Coscinodiscus spp. fragments is relatively high. The pollen assemblage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abundance of Cyperaceae, accompanied by Artemisia and Chenopodiaceae, which resembles the modern salt marsh vegetation. These may indicate that the coastal salt marsh environment was associated with strong hydrological for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layer(5.9~4.8 cal.ka B.P.), the diatom group is mainly consist of freshwater benthic/epiphytic species and brackish-freshwater aerophilous species, and brackish water species decreased. Diatom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while the number of marine diatom fragments decreased rapidly. These all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 was gradually stable, while the influence of marine was weaken. Both the decelerated sea level increase rate since around 6 ka, and the sufficient sediment supply, contributed to the aggradation of eastern Jianghuai Plain. The coastline gradually moved eastward, and the swamp environment in Qingliangang area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geomorphic conditions was suitable for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of the Neolithic ancestors. The increase of aquatic, wet herbs and the big form of Poaceae suggests that there were an increase of shallow water area and emergence of rice farming. In the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since 4.8 cal.ka B.P.), the big form of Poaceae decreased dramatically, which indicates there was absence of rice farming activities. The increase of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aerophilous diatom species and Artemisia and Chenopodiaceae, all reveal the shrink of water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marine diatom and the number of marine diatom fragments increased, showing that the hydrological forces were strengthened agai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eawater.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flooding of seawater or the flooding of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表 1(Tab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