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研究  2019, Vol.39 Issue (1): 144-160   PDF    
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麦作农业
郭荣臻1, 靳桂云2     
(1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对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作农业的发展状况不甚明晰。得益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使用浮选、植硅体分析等植物考古方法收获了一批小麦、大麦遗存。通过对这些遗存的量化分析,发现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时期皆有小麦存在;以龙山文化、周代所出小麦、大麦的遗址最多;龙山文化、商、周时期的小麦存在得到测年数据支持。进而得出结论: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小麦作物进入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先民对小麦的利用程度可能有小幅提高,但仍处在低水平利用阶段;商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尚少,麦类作物利用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两周时期麦作农业发展迅速,脱离了小麦种植的初级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商时期麦作的存在。大麦在周代的个别遗址的量化数值上升,并得到了测年数据支持,但大麦种植的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麦作的发展,既与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关,也是文化交流、技术发展、工具改良、政策支持的产物。小麦、大麦、马、牛和羊入华,促成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格局,海岱地区融入到"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浪潮中,对本地农业、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海岱地区    先秦时期    麦遗存    麦作农业    文明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     K871.2;Q914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麦类作物尤其小麦的种植是当今华北等地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一种外来作物,小麦在何时传入中国、入华后的早期发展情况如何,长期以来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就既有的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小麦在10500 a B.P.起源于西亚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于8000 a B.P.之前传入欧洲和中亚西部[1];在龙山时代晚期(4600~4000 a B.P.)进入黄河流域后[2~3],逐渐取代本土的粟类作物[4],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愈发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有学者倾向于认为,龙山时代小麦出土地点少,未获得测年数据支持,将小麦入华的时间推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3800~3500 a B.P.)[5]。随着麦类作物考古发现的增多,对小麦样品的直接测年成为判断小麦入华时间及麦作早期发展情况的关键性证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海岱地区地处中国东部的黄淮流域下游,作为中国早期重要的一大文化区,它既是地域概念,也存在文化属性。就已有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早期,该区有扁扁洞类遗存(11000~9600 a B.P.);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末期,后李文化(9000~7000 a B.P.)、北辛文化(7000~6100 a B.P.)、大汶口文化(6100~4600 a B.P.)、龙山文化(4600~4000 a B.P.)相继发展;青铜时代早期,岳石文化(3900~3500 a B.P.)成为区域内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此后,随着商周文化势力的进入,海岱地区本土化文化因素渐趋式微[6]。伴随着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进程,海岱地区的空间范围略有变动,就史前而言,大汶口文化早期,海岱地区范围由此前的泰沂山南北两侧扩至山东全境、江苏北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分布范围进一步扩至安徽北部、河南东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南部也融入该区的版图中,这种状况持续到岳石文化时期[6]。到商周时期,海岱地区逐渐成为华夏文化圈下的亚区域,地域范围收缩至今山东省域[7]。得益于田野考古和植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学界对海岱地区先秦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有了渐趋清晰的认识。

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早期人类文明化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海岱地区作为中国史前乃至商周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就农作物视野下海岱地区农业的专题研究来看,稻作所获成果最多[8~13]。大豆作为另一种重要作物,近年来也开始受到学界关注[14~15]。与之相较,麦类作物的相关研究还较为单薄。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增多、植物考古研究的积累,麦遗存乃至麦作农业的探讨逐渐成为可能。栾丰实[16]在对海岱地区早期农业的研究中曾论及小麦在该地区的出现和发展等问题,认为小麦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太大发展,在当时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并不突出。我们新近对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小麦遗存做了专门探讨,提出小麦在龙山时代已进入海岱地区的阶段性认识[17]。但总的来看,与粟作、稻作等农业类型相较,海岱地区早期麦作农业的发展状况尚不清晰,有学者在论及中国境内早期麦类作物时对海岱地区的相关发现未予提及[18]。为进一步梳理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类作物的考古发现,厘清麦类作物入华后在海岱地区的早期发展过程,审视麦作在海岱地区先秦时期农业发展、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我们拟对考古发现的麦遗存作以广域、长程的考古观察,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2 材料与方法 2.1 考古发现的麦遗存

麦遗存包括小麦、大麦的炭化籽粒、穗轴、植硅体、淀粉粒、红烧土中麦秆印痕等,就海岱地区的考古工作而言,以麦类作物的炭化籽粒为主。为便于更清晰地审识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作农业的发展状况,我们拟依时代顺序来考察各时期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2.1.1 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时期,麦遗存出土地点较多,在空间上已遍及海岱龙山文化的各个小区。已发表的系统植物考古研究中,出土小麦遗存的遗址有辽宁大连王家村[19]、山东烟台午台[20]、胶州赵家庄[21]、日照两城镇[22~24]、日照六甲庄[25]、临沭东盘[26]、滕州北台上[27]、茌平教场铺[24]、邹平丁公[28]、安徽蚌埠禹会[29]、临泉宫庄[30]等11处,考古调查获得小麦遗存的遗址有莒县薄板台[31]、茌平大尉[32]等2处;此外,兖州西吴寺发掘时所采的土壤样品里有小麦及其近似科的花粉[33](图 1);我们新近完成植物考古工作的青岛三官庙、菏泽十里铺北遗址龙山文化的遗迹中也出土了炭化小麦遗存。在上述遗址中,出土大麦遗存的遗址有三官庙、赵家庄、东盘、北台上4处。

图 1 海岱地区龙山时代麦遗存分布地点1) 1.王家村(Wangjiacun);2.午台(Wutai);3. 三官庙(Sanguanmiao);4.赵家庄(Zhaojiazhuang);5.两城镇(Liangchengzhen);6.薄板台(Bobantai);7.六甲庄(Liujiazhuang);8.东盘(Dongpan);9.北台上(Beitaishang);10.禹会(Yuhui);11.宫庄(Gongzhuang);12. 十里铺北(Shilipubei);13.西吴寺(Xiwusi);14.教场铺(Jiaochangpu);15.大尉(Dawei);16.丁公(Dinggong) Fig. 1 Distribution of wheat remains of Longshan Period in Haidai Region

1) 加下划线者为山东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靳桂云教授团队已完成分析、但具体数据尚未发表的遗址,图 234中的下划线同此意;另外,这些未发表具体数据的遗址不在

图 2 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麦遗存分布地点 1.照格庄(Zhaogezhuang);2.六甲庄(Liujiazhuang);3.杨堡(Yangbao);4. 十里铺北(Shilipubei);5. 城子崖(Chengziya);6.马安(Maan);7. 榆林(Yulin);8. 丁公(Dinggong) Fig. 2 Distribution of wheat remains of Yueshi Culture in Haidai Region

图 3 海岱地区商时期麦遗存分布地点 1.马安(Ma'an);2.大辛庄(Daxinzhuang);2.刘家庄(Liujiazhuang);4. 十里铺北(Shilipubei) Fig. 3 Distribution of wheat remains of Shang Dynasty in Haidai Region

图 4 海岱地区两周时期麦遗存分布地点1) 1.照格庄(Zhaogezhuang);2.北阡(Beiqian);3.河南庄(Henanzhuang);4.赵家庄(Zhaojiazhuang);5.龙泉河东(Longquanhedong);6.辛留(Xinliu);7.纪家沟(Jijiagou);8.东盘(Dongpan);9. 东江(Dongjiang);10.北台上(Beitaishang);11.孟庄(Mengzhuang);12. 十里铺北(Shilipubei);13.邾国故城(Zhuguogucheng);14.西吴寺(Xiwusi);15.教场铺(Jiaochangpu);16.张沟(Zhanggou);17.唐冶(Tangye);18. 城子崖(Chengziya);19. 榆林(Yulin);20.陈庄(Chenzhuang);21. 粉庄(Fenzhuang);22. 后李(Houli);23.阚家寨(Kanjiazhai);24. 都北(Dubei) Fig. 4 Distribution of wheat remains of Zhou Dynasty in Haidai Region

1) 教场铺、照格庄并未见周代遗迹所出的小麦遗存,但龙山文化的教场铺、岳石文化的照格庄小麦样品AMS测年数据落在周代积年(表 2),反证这2处遗址周代小麦的存在

表 2 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测年数据 Table 2 The dating data of wheat remains in the pre-Qin Period in Haidai Region
2.1.2 岳石文化时期

岳石文化的麦类作物出土地点少于龙山文化,已发表材料的遗址中有4处出土有麦遗存,分别是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山东烟台照格庄[34]、日照六甲庄[25]、安徽宿州杨堡[35]等3处,以及考古调查采样浮选的章丘马安[36]1处(图 2);吴文婉等[37]完成植物考古工作的邹平丁公遗址;笔者新近完成植物考古工作的济南城子崖、济南榆林、菏泽十里铺北等遗址的岳石文化遗迹中也出土了炭化小麦遗存。在上述遗址中,出土大麦遗存的仅照格庄1处。

2.1.3 商时期

海岱地区商时期进行过植物考古工作的遗址不多,但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都出土了小麦。已发表的系统植物考古研究中,存在小麦遗存的遗址有山东济南大辛庄[38~39]、济南刘家庄[39]2处,考古调查获得麦遗存的遗址有章丘马安[36]1处(图 3)。笔者新近完成植物考古工作的菏泽十里铺北遗址商文化遗迹中也出土有炭化小麦遗存。就已有研究而言,该时期尚未出土大麦遗存。

2.1.4 两周时期

与岳石-商时期相较,海岱地区两周时期出土麦遗存的遗址数量有增加的态势,这与近年来的两周遗址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关。已发表的系统植物考古研究中,发现小麦遗存的遗址有西周时期的山东济南唐冶[40~41]、高青陈庄[42]、临沭东盘[26]、青岛龙泉河东[43],周代的青岛北阡[43~44]、青岛河南庄[45],春秋-战国时期的邹城邾国故城[46]、战国时期的淄博齐故城阚家寨地点[47]、战国-汉代的滕州北台上遗址[27]等9处;考古发掘中非系统采样获得小麦遗存的遗址有西周时期的辛留[48]、纪家沟[48]、东周时期的高青陈庄[42]、胶州赵家庄[21]、临沭东盘[26]、滕州孟庄[49]、平阴张沟[49]、兖州西吴寺[33]等8处(图 4)。笔者新近完成植物考古工作的济南城子崖、济南榆林、菏泽十里铺北、枣庄东江,魏娜等[50, 51]完成植物考古工作的昌乐都北和淄博粉庄、吴瑞静等[52]完成植物考古工作的淄博后李等遗址周代遗迹中皆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炭化麦遗存。在上述遗址中,北阡、北台上、都北、后李4处遗址出土有大麦。

综上,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有16处出土了小麦,岳石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有8处出土了小麦,商时期的遗址中有4处出土了小麦;两周时期的遗址中有24处出土了小麦。在上述出土小麦的遗址中,龙山文化时期有4处遗址出土大麦,岳石文化时期有1处遗址出土大麦,两周时期有4处遗址出土大麦。所有出土大麦的遗址皆出土有小麦,不存在只出土大麦而未出土小麦的遗址。

除上述龙山-两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外,后李文化早期偏早阶段(9000 a B.P.)的济南张马屯遗址16份浮选土样中出土小麦2粒[53],大汶口文化中晚期(5500~4600 a B.P.)的济南焦家遗址323份浮选土样中出土小麦5粒[54],大汶口文化晚期(5000~4600 a B.P.)莒县杭头遗址的1份调查样品中出土有小麦1粒[55]。这些发现与过去小麦在龙山文化时期进入中国的学界主流认知[2~3]相左,考虑到以往测年小麦存在数据偏晚、被后世扰动、污染的可能[56],加之测年数据涉及小麦入华时间、传播路线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我们暂对张马屯、杭头遗址小麦的年代存疑,留待将来新的考古发现与测年结果验证。

2.2 麦遗存的测年

为便于进一步了解海岱地区早期小麦的年代,我们将龙山文化、商、东周时期遗迹所出的10份小麦样品送往波兹南大学实验室进行 14C测年[17, 57]。这些样品分别来自赵家庄(n=2)、丁公(n=2)、王家村(n=1)、午台(n=2)、东盘(n=1)、十里铺北(n=2)等遗址。样品在氧化和石墨化后进行标准的酸-碱-酸(ABA)预处理,而后进行加速器质谱(AMS)测年[17]。前已述及,赵家庄、六甲庄、照格庄、大辛庄、刘家庄、东盘等遗址已公布过部分炭化小麦遗存的测年数据。为便于更清晰地审视这些测年数据,我们将这些测年结果合并分析。

2.3 麦遗存的量化方法

既往的植物考古研究中,绝对数量、数量比例、出土概率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几项量化指标;此外,千粒重/千粒体积在审视大粒作物、小粒作物的不同意义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58]。有鉴于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增加了重量比例这一量化指标。具体做法是先测量现代农作物的千粒重量,在此基础上得出不同作物的单粒重量,进而计算遗址所出麦遗存的重量比例。在量化分析时,我们仅统计那些经过科学发掘、系统采集5份以上植物考古样品的遗址,对植物考古调查或田野考古中偶然发现的麦遗存,我们不再进行比例、概率等分析。进行过植物考古工作、但未出土麦遗存的遗址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3 结果 3.1 麦遗存的量化结果

就海岱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看,各时期皆出土有多种农作物遗存。与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共出的作物有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稻(Oryza sativa)、大豆(Glycine max)、红小豆(Vigna angularis)、绿豆(Vigna radiata)、大麻(Cannabis saiva)等。在与麦类作物共出的作物中,粟、黍出现频率最高,稻、大豆次之,红小豆、绿豆、大麻等频次最少。

就小麦而言,其出土地点、绝对数量、数量比例、出土概率等指标在不同时期有异。龙山文化时期,小麦占有遗址数量多,但在各聚落的绝对数量普遍低于10粒,占农作物数量比例极低,普遍低于2 %,出土概率大多在5 %以下;岳石文化-商时期,部分遗址所出小麦的绝对数量已逾20粒甚至接近50粒,占农作物数量比例仍然很低,但出土概率多数已逾5 %甚至达到10 %左右,虽然这三项量化数值仍停留在较低的位置,但总体上较龙山文化有所提升;两周时期,小麦在多数遗址的绝对数量超过100粒,甚至超过1000粒,部分遗址小麦占农作物数量比已达到20 % ~80 %,出土概率多数高于30 %,少数遗址甚至已达70 % ~90 %,三项量化数值皆有明显提升(表 1)。

表 1 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出土状况* Table 1 The unearthed wheat remains in the pre-Qin Period in Haidai Region

龙山文化的赵家庄、北台上、岳石文化的照格庄、周代的北台上遗址皆仅出土1粒大麦。虽然周代的北阡遗址所出大麦的绝对数量已逾150粒,但其占农作物的数量比例不足1 %,出土概率不足14 %。

在前述遗址中(图 1~4),存在少数具体植物考古数据尚未刊发的遗址,虽然未便在本文中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但据我们对这些新近研究所获植物遗存数据的观察,尚未刊发植物考古报告的遗址所出麦作的量化数据与上述已发表结果近似。

3.2 麦遗存的测年结果

新获的测年数据显示,出土于赵家庄、丁公遗址龙山文化遗迹的3份小麦样品AMS年代(表 2)[17, 57]与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年代相符;十里铺北遗址商时期遗迹所出的1份小麦样品AMS 14C年代与商代积年相合;十里铺北遗址东周时期遗迹所出的1份小麦样品AMS 14C年代与周代积年相合;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遗迹所出的另1份小麦样品落在了周的积年范围中;东盘、午台、王家村遗址龙山文化遗迹所出的4份小麦样品AMS年代则落在了比较晚近的历史时期。

既往的小麦样品测年研究中,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所出1份小麦样品AMS 14C年代与所在遗迹的考古学年代相符;大辛庄遗址的1份商代小麦样品AMS 14C测年数据恰好落在商的积年内,刘家庄遗址的1份小麦样品AMS 14C测年数据属于商周之交[59],照格庄遗址的1份小麦样品[59]、1份大麦样品[60]、东盘遗址的2份小麦样品[59]、教场铺遗址的2份小麦样品[59]等的AMS 14C年代则落在了周代积年中(表 2)。

在上述几大时期存在小麦样品AMS 14C测年数据支持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小麦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海岱地区。虽然目前还没有符合岳石文化考古学年代的小麦样品,但商时期、两周时期有测年数据支持的小麦遗存为数更多,或可反证岳石文化时期小麦存在的合理性。与小麦相较,目前仅有照格庄遗址的1份岳石文化大麦[60]样品进行了测年,结果为971~826 B. C.(表 2),落在了周代的积年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经费及今后深入研究的必要,既往的研究者及笔者皆未对所有遗址的所有小麦进行测年。对于未测年的小麦,既不能排除其与所出土遗迹单位考古学文化年代相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后世混入的可能性,甚至不能排除晚期遗迹中出土小麦数据年代偏早的可能性。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仍需对早期遗址所出的小麦、大麦遗存进行AMS 14C测年,以便更深入地认识麦类作物入华的时间。

4 讨论 4.1 海岱地区先秦农业发展与麦资源的利用

海岱地区史前农业确立后,在龙山时代进入了强化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水田灌溉制度、农产品剩余等方面[13]。作为农业经济的组成,小麦占有遗址数量剧增,大麦开始出现。但需要说明的是,大、小麦遗存在各遗址所占的数量比重、出土概率都不高,麦类资源的利用尚处在低水平阶段。考虑到每处遗址出土小麦数量皆少、数量比例及出土概率都较低的现象,小麦可能系文化交流而来。即使小麦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在海岱地区种植,其栽培规模也不大。

岳石文化时期,农业仍是重要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较前有所提高。由于降温事件的影响,稻作有萎缩趋势,旱作相应发展[61]。岳石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尚少,出土麦类遗存的遗址数量更少。麦遗存在农作物结构中的比重虽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可能意味着这一时期先民对麦资源的利用水平依旧不高。

商时期,农业继续发展[62]。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海岱地区植物考古工作为数尚少,出土麦遗存的遗址更少,我们很难就这些零星的发现对商时期麦作农业及麦资源的利用有恰如其分地估量。考虑到甲骨文中对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的记载[63]以及海岱地区两周时期麦遗存的出土状况,或可认为,岳石文化至商时期是海岱地区麦作发展的过渡阶段。

两周时期,农业较前有了长足进展[64]。出土麦遗存的遗址、麦遗存的绝对数量、数量比例、重量比例、出土概率(图 5)等较前有了明显提升,这当是麦资源得以强化利用、麦作农业发展的反映。麦作农业的这种发展,已经摆脱了种植的初期阶段,由此或可反证,岳石-商时期麦作在海岱地区存在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假说有待新的考古发现证实。

图 5 海岱地区先秦时期各阶段小麦遗存的数量比例、重量比例、出土概率 Fig. 5 Quantity proportion, weight proportion and probability of wheat remains in the pre- Qin Period in Haidai Region
4.2 海岱地区先秦时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广域、长程地看,先秦时期,海岱地区麦类作物重要性有提高的趋势,到两周时期,麦作农业可能有了长足发展。有学者研究表明,小麦可能取代了水稻的地位,在某些聚落中甚至已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49],本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新证。事实上,伴随着麦遗存在食物结构中比重的提升,不惟稻遗存,黍遗存在多数遗址的比重也呈现出了一定的下降趋势(图 6),这可能意味着黍作方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小麦在少数聚落中已成为仅次于粟的重要农作物。

图 6 海岱地区先秦时期各阶段小麦、稻、黍遗存的出土概率 Fig. 6 Probability of wheat, rice and broomcorn millet in the pre-Qin Period of Haidai Region

前已述及,小麦遗存的出土状况表明,小麦在龙山时代进入海岱地区,麦作农业在两周时期迎来了转折性发展。在广域、长程的发展趋势中,不同地区、等级聚落的麦作发展程度或麦类资源的利用程度可能不尽一致。以周代为例,北阡、河南庄、龙泉河东等遗址小麦的出土概率明显高于其他遗址,可能意味着胶东地区麦作发展程度高于鲁北、鲁南地区;同处鲁南的都城邾国故城遗址小麦出土概率高于普通聚落北台上遗址小麦出土概率(图 6),或许意味着都城地区小麦资源的利用程度更高。

纵向地看,虽然小麦在农作物构成中比重的提升与稻遗存、黍遗存比重的降低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这种长时段、广区域发生的“稻麦之变”、“黍麦之变”,是先民食物结构变化的写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聚落农业生产的变迁。龙山文化以后,随着麦类作物的传入,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渐在海岱地区确立并普及。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稻、黍等作物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到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在部分聚落已成为仅次于粟的作物类型。

4.3 食物全球化视野下的海岱地区农业格局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证据日渐增多。有学者曾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视角审视中国在当时世界体系中的角色[65]。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与研究的深入,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及其相关问题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据张弛[66]的研究,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在5000 a B.P.已存在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交流的迹象,但联系可能还不紧密;青铜时代全球化趋势在龙山文化时期逐渐形成,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趋于稳定;4300~3500 a B.P.年间,传统核心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的衰落、半月形地带兴起造成文化格局的改变、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大抵同时发生,被认为是早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变局。

在这一变局中,跨欧亚大陆的文化间交流加强,“史前食物全球化”[67]的趋势明朗。旧大陆西部的小麦、大麦等作物,绵羊、山羊等家畜引进中国,较为稳定地嵌入既有的本土生业经济系统中,进而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68]。学界已开展的农作物传播视角下东西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侧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相关证据[1]。事实上,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人群的互动,自龙山时代开始的全球化趋势也在位于欧亚大陆东缘的海岱地区留下了深刻印记。除前述麦类作物外,西来的羊、牛、马等也逐渐成为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重要的家畜类型,成为聚落先民生活的重要组成[69~72],海岱地区逐渐融入到早期“食物全球化”的浪潮中。龙山时代,稻粟混作、以粟为主的谷物种植、猪狗兼饲的家畜养殖模式逐渐为五谷丰登、多畜兴旺的农业格局[73]取代,进而为秦汉以降的农业发展轨迹奠定了基础。

4.4 麦作发展的原因

麦类作物入华之后,就海岱地区而言,经历了漫长的低水平利用阶段。直到两周时期,麦作发生了明显转折。小麦等麦类作物的长期存在与发展,可能系当时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试述如下:

第一,环境气候。气候演变作为影响人地关系的要素,在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作物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气候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动、植物种类,进而影响人类生计。小麦的生长对于水、热等自然条件有一定的要求。小麦入华不久,正赶上距今4000年前后的气候事件[74~75],对于这种新的外来作物发展不利,这可能是龙山到岳石时期麦遗存在农作物构成中比重较低的原因之一。另方面,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动力。为了面对环境事件带来的生业危机,先民调整适应性对策,接纳外来物种[76]。另方面,环境科学研究表面,黄河在4600 a B.P.时发生了改道,经由今淮北平原入海[77],这一地区良好的水文条件可能对小麦、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有积极影响。晚商至西周早中期气候温暖湿润,晚期短暂转寒,到春秋战国时期,温暖气候持续[78~79],这种适宜的气候条件为麦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水热条件。海岱地区两周时期麦遗存在多数遗址作物构成中比重大幅提升、普遍性大幅增加的现象可能与气候的好转有一定关联。

第二,文化交流。海岱地区龙山至商时期,麦遗存的比重较低,但各时期皆有麦类作物出土。有学者认为,某地某种作物出土概率低于20 %时,可能意味着传入该地后尚未被接纳,若出土概率高于20 %,则可能意味着这种作物已被传入地接纳了[80]。既有研究表明,小麦在龙山时代晚期已进入中原地区,经二里头时代的过渡,麦作于二里岗-殷墟时期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4],较海岱地区麦作的转折性阶段两周时期稍早。虽然现有材料还不能排除海岱地区两周时期麦作发展建立在本区此前基础上可能,但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东渐、人群东进[81]可能带来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似不宜遽然否定。

第三,政策支持。农业发展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以大辛庄遗址为例,商文化势力进入后[82],“外来”作物小麦等得以推广,且小麦的消费群体以有权利接触、使用贵重物品(如铜器、绿松石、卜骨、卜甲等)的阶层为主[83]。又如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诸侯的兼并战争中,增加人口、发展农业成为各国统治阶层的共同诉求,他们相继制定政策,变法图强[84]。海岱地区以鲁、齐为代表的诸侯国皆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鲁国有浓厚的重农传统[85],麦作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汉书·食货志》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禾、麦,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春秋·庄公二十八年》云:“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可见小麦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无独有偶,因着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齐国农业生产亦卓有成效[86~87]。《管子·轻重乙》载:“乃请以令使九月种麦……而利农事矣”。麦作的发展与上层阶级的推动可能存在关联。

第四,种植制度。不同的种植制度会产生相异的土地利用方式。据韩茂莉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种植制度“菑、新、畲”向“田莱制”、“易田制”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口增长与人地矛盾的尖锐,既有的撂荒休耕制为土地连作制取代,农业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变为精耕模式[88]。种植制度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有重要影响,麦作的进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第五,技术变革。史前-战国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石磨盘、磨棒、杵臼等工具加工作物[89],主要用以去壳,兼具粗略粉碎功能。谷物食用方式可能为整粒蒸煮。这种连同种皮一起蒸煮的麦饭口感粗糙,既不利于消化吸收,也不如粟黍可口,系“野人农夫之食”。直到粮食加工工具改革以后,粒食的麦类逐渐为粉食方式替代,小麦、大麦的种植得以普及。考古发现的用于磨粉的粮食加工工具——转磨,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大型遗址中,如:赵都邯郸[90]、秦都栎阳[91]等,山东虽暂未发现此类工具,但作为时代的产物,石转磨出现于此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世本·作篇》载:“公输班作石磑”,即暗示了石磨的存在;又《墨子·耕柱》载:“见人之生饼,则还然窃之”,这里的饼虽未必为小麦所制,但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周代先民食物加工技术和饮食方式的发展。此外,到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铁器普及,广泛应于与经济生产中,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农业生产的变革[92],在一定程度上对麦作种植有利。

5 结论

通过对海岱地区先秦时期各遗址出土麦遗存的梳理,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有16处出土了小麦,4处出土了大麦;岳石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有8处出土了小麦,1处出土了大麦;商时期的遗址中有4处出土了小麦;两周时期的遗址中有24处出土了小麦,4处出土了大麦。量化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所出小麦大多在10粒以下,占农作物数量比例普遍低于3 %,出土概率大多低于5 %;岳石文化时期遗址所出小麦数量有所提升,占农作物数量比,出土概率低于10 %;商文化时期,小麦的绝对数量、占农作物数量比、出土概率较前一时期略有提升,但增幅不大;两周时期,多数遗址出土的小麦数量超过100粒,甚至超过1000粒,部分遗址小麦占农作物数量比已达到20 % ~80 %,出土概率多数高于30 %,少数遗址甚至已达70 % ~90 %。量化数值表明该地区先秦时期小麦遗存的比重有提升的趋势。

AMS 14C测年数据显示,丁公、赵家庄遗址各有2份小麦样品与龙山文化考古学年代相符,大辛庄、刘家庄、十里铺北遗址各有1份样品与商文化考古学年代相符,照格庄、赵家庄、东盘、教场铺等遗址则有多份小麦样品与周王朝的年代相符,验证了海岱地区先秦时期小麦的存在年代。多项研究中的测年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龙山文化、商、周时期小麦、周代大麦存在的确凿性。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未进行AMS 14C测年或部分遗址送往测年的麦遗存年代偏晚就否定相应时期相应遗址麦遗存甚至麦作农业存在的可能。在上述几个时期之外,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小麦遗存,但由于出土遗址少、每处遗址发现数量少,且这几粒小麦未得到测年数据验证,并与学界关于小麦入华时间的既往认识相去甚远,我们对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小麦的存在与否暂予搁置,不做探讨,留待将来考古工作的检验。

就目前而言,海岱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小麦这种外来作物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进入海岱地区,麦类作物成为先民的食物构成,但是否已在区域内种植尤须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验证。经由岳石文化、商时期的低水平利用式的过渡性发展,到两周时期,麦作农业在海岱地区迎来了转折性发展,成为本地区聚落农耕的重要组成。与小麦相较,大麦进入海岱地区的时间较晚,在先秦时期海岱地区聚落农耕与食物构成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麦作的发展既与本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也是文化交流、种植技术进步、生产工具改良、上层统治者重视和推广的结果。以小麦、大麦、马、牛、羊等外来作物、家畜的传入和被接纳为标识,海岱地区融入到早期食物全球化和青铜时代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促进了本地区生业模式的改革。作为麦类作物入华后较早到达的地区,海岱先民较早接纳并广泛种植了以小麦为主的西来粮食作物,为早期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为本地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动力,也为后世该地区麦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时至今日,山东仍是中国小麦的主要生产省份之一。

致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波研究员以及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编辑部杨美芳老师为本文修改付出了大量心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考古系的部分老师及博士研究生武昊给予了不少帮助,一并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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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wheat agri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of Haidai Region
Guo Rongzhen1, Jin Guiyun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2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wheat crops into China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wheat agriculture have been unresolved problem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s one of the main cultural regions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complication in Haidai Reg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nks t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scovered a number of wheat crop remains especially wheat crops by using flotation, phytolith analysis and other archaeobotanical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Wheat was found at 16 Longshan Cultrual sites and barley was found at 4 Longshan Cultural sites. Wheat was found at 8 Yueshi Cultural sites and barley was found at 1 Yueshi Cultural site. Wheat was found at 4 sites from Shang Dynasty. Wheat was found at 24 sites and barley was found at 4 sites from Zhou Dynasty.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most of the wheat unearthed from Longshan Cultural site is below 10 grains, accounting for less than 3% of the crop quantity percentage, and most of the ubiquity is less than 5%. From the Yueshi culture to the Shang Dynasty, the absolute quantity of wheat, the percentage of wheat in the crop quantity, and the ubiquity of wheat were slightly increased, but not much. In the Zhou Dynasty, the number of wheat in most sites exceeded 100 or even 1000 grains. The percentage of wheat in some sites accounted for 20%~80% of the crop, the ubiquity of wheat in most sites was higher than 30%, the ubiquity in some sites was even up to 70%~90%. AMS dating data show that 4 wheat samples from 2 sites matched the archaeological age of Longshan Culture, 3 wheat samples from 3 sites respectively matched the historical age of Shang Dynasty, 7 wheat samples from 4 sites respectively matched the historical age of Zhou Dynasty, and 1 barley sample from 4 sites matched the historical age of Zhou Dynasty.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in this paper:Wheat was introduced into Haidai Region at the latest in the Longshan Culture Period. In the Yueshi Culture Period, the wheat crop was still in the low level utilization stage. Although there are a little archaeobotanical work at the site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quantitative data and dating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the utilization level of wheat might be improv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heat farming in the Zhou Dynasty may prove the existence of wheat farming in the Shang Dynasty to some extent. The quantitative value of barley increased in only 1 site in the Zhou Dynasty and was supported by the dating data, but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barley planting need further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wheat crop is not only related to natural conditions such as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but also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exchang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ol improvement and policy support. From late Ne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Crops such as wheat, barley and livestock such as horses, cattle and sheep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embedded into the subsistence of local ances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attern of "prehistoric food globalization". Haidai Region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wave of "Bronze Age Globalization",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ocal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Haidai Region    pre-Qin Period    wheat remains    wheat agriculture    the civilizing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