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研究  2019, Vol.39 Issue (1): 24-36   PDF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
夏秀敏1,2, 张萍3, 吴妍1,4     
(1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 北京 100049;
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4 中国科学院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 北京 100044)
摘要: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关于水稻向南传播的路径和时间节点尚有诸多疑问和缺环。广东茶岭遗址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约4500~3700 cal. a B.P.)。文章综合植硅体、大植物遗存等多方面的证据,来探讨茶岭遗址水稻遗存性质和先民生计方式,并尝试归纳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进程。研究显示,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新石器时代末期,该聚落的生业经济结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先民同时从事水稻种植、采集业和狩猎活动来维持生计。商周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有所扩大,采集业仍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通过对岭南地区的史前水稻遗存梳理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栽培稻开始出现在岭南地区并获得较大发展,分别在距今5000年、4500年前后传入广东和广西地区;此后在4500 a B.P.左右遍布粤北石峡文化各遗存中,并沿珠江进一步向岭南内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扩散。茶岭遗址发现了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水稻大植物遗存。该研究打破了珠三角地区史前渔猎采集经济结构模式的固有观念,为进一步了解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水稻    茶岭遗址    岭南地区    生计方式    传播    
中图分类号     Q914;K854;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一直是考古学界和农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栽培稻及稻作农业最早出现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1~4]。越来越多的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水稻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的向外传播扩散,并形成了多条传播路径[5~7]。目前关于水稻的北传、东传、西传已经有较多的研究和探讨[8~12],但是关于水稻向南传播的路径和时间节点尚有诸多疑问和缺环。

岭南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中间地带,是水稻向东南亚、南亚传播的桥梁和通道。探索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对于更好的理解水稻何时传入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及南亚语族和南岛语族的形成和分布都有着深刻的影响[13~15]。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表明,岭南地区的稻作农业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水稻进入岭南各个地区的时间和路径等尚有不同的说法[13, 16~18]。多位学者研究表明,渔猎采集经济在岭南史前生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水稻和稻作农业的出现时间比较晚[18~21]。部分考古学家认为两广地区出现稻作农业的时间在距今6000~5500年[22],以Bellwood和Oxenham[23]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时间节点在距今5000~4000年;Yang等[24]依据古椰遗址和石峡遗址的最新测年数据,支持水稻被引入珠江三角洲的时间大约在5000~4700 a B. P.;Zong等[25]综合多地点、多指标的证据重建了珠江三角洲北部的古环境历史,指出该地区劳动密集型的稻作农业发生的时间大致在2500~2200 a B. P.。石峡遗址的水稻遗存是岭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实物遗存,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涌现出一些新证据。但是总的来说,岭南地区的植物考古工作开展较少,水稻遗存的材料较为欠缺,同时也缺乏系统的测年数据,这就为深入探讨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扩散及其在史前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带来一定的困难。

茶岭遗址被认为是目前广州市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丰富、遗迹现象最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鉴于植硅体分析和炭化稻植物遗存在稻作起源发展研究中的重大突破与进展,我们尝试综合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两方面的证据,以期更全面地探讨该地的史前农业生产状况,从而为研究水稻在广州及岭南地区的传播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1.1 遗址背景

茶岭遗址(23°18′47.63″N,113°34′16.42″E)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部,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盘铭里的西部,是一座南北向椭圆形的低矮山岗(图 1)。2015年8月至9月,为了配合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南片区狮龙大道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项目全线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并在九龙镇汤村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遗存。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茶岭遗址发掘面积达3113 m2,其中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174座、灰坑(含窖穴)130个、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300多件。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均为窄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多为东西向排列,随葬器物组合多为鼎、豆、石锛。随葬陶器以夹砂黑灰陶略多,其次是泥质灰陶;常见纹饰有篮纹、绳纹、曲折纹、叶脉纹、附加堆纹等;陶器多以碎片的状态呈现,考古学者认为该地普遍存在碎物葬习俗。随葬玉器有钺、环、串饰等,一般象征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石器有锛、铲、环、镞、纺轮、砾石等,多为生产和生活工具。从文化特征来看,该遗址与粤北石峡文化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总体面貌上属于石峡文化的范畴,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区域特点[26]

图 1 茶岭遗址和广东史前部分稻作遗址位置图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Chaling site and some prehistoric sites containing rice remai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1.2 样品采集

采样地点选取了堆积较为深厚、文化遗物较为丰富的T0813南壁剖面。该剖面总厚度为120~135 cm,上层是文化层堆积,下部被H54打破(见图 2)。南壁剖面自上而下具体堆积如下:①层为近代耕土层,厚约20~25 cm,浅灰色土,土质较为疏松,包含大量植物根系;②层填土为灰褐色土,厚约15~22 cm,土质结构也较疏松,出土少量泥质红陶;H54剖面厚约85~100 cm,自上而下可分为4层,其第①层为灰黑土,厚约30~40 cm,土质结构较疏松,出土较多夹砂灰黑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陶片,纹饰多为曲折纹、叶脉纹等;H54第②层为灰褐土,深为10~30 cm,土质结构稍致密,可见泥质红陶,纹饰为曲折纹;H54第③层为灰黑土,厚约10 cm,土质结构较致密,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夹砂灰黑陶釜、圈足罐、陶豆等;H54第④层接近生土层,土质结构较硬,出土少量陶片及1件砾石。依据出土遗物,发掘者推测H54应是先秦时期的堆积。按照地层和堆积单位的叠压情况,自下而上以5 cm间隔逐层取样,共采集了21份土样以供植硅体分析;此外,还收集了遗址内6个新石器时代末期单位的土样,包括5个灰坑(T0709H13、T0709H14、T0812H54、T0813H58和T0516H44)和1个墓葬(T0908M55),以备大植物的浮选和测年。

图 2 茶岭遗址(a)T0813南壁剖面(b)采样图 Fig. 2 Sketch map showing the sampling place of trench T0813 (b)at Chaling site(a)
1.3 实验方法

考虑到遗址土样中砂砾过多可能会影响植硅体的提取,在实验室先对样品进行了干燥、研磨、过筛的处理。我们将处理过的样品采用常规的重液浮选法进行植硅体的提取。大致过程如下:将5 g土样放入干净的烧杯中,加入30 ml双氧水(H2O2)并放置加热板上反应20 min左右;待反应结束,样品冷却后继续加入稀盐酸(10% HCl)煮沸,用以去除铁、钙等相关的矿物质;样品冷却静置24h后加入纯水离心3次,以洗净盐酸为止;再加入比重为2.3~2.4的溴化锌重液,吸取上清液后离心清洗3次以上,将提取出来的植硅体放置烘箱中晾干;以加拿大树胶为介质进行制片,并置于日本Nikon公司生产的eclipse LV100POL显微镜(200×和500×)下进行观察、鉴定、统计和拍照。对每一个样品随机统计500粒左右的植硅体形态,并计算每个类型的百分比含量。

大植物浮选工作是在发掘驻地进行的,采用的是小水桶浮选方法。大致的做法是,准备两个20 L的塑料小水桶,盛水至二分之一处;然后将约5 L的较为松散的土样撒入桶内,并用木棍轻轻搅动,直至炭化物质浮出水面;接下来将上浮液通过一个规格为80目的分样筛倒入另一个水桶中;如此反复几遍,待上浮液清澈,炭化物几不可见为止;最后将分样筛上的遗留物倒入纱布包中,放入写好的标签,捆绑后放置通风处阴干。阴干后的样品被带回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进行分类、挑选和鉴定。此外,我们将初步浮选出的炭化种子和H54第④层部分土样送美国BETA实验室进行AMS 14C测年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测年结果

测年样品包括2粒炭化水稻和1份土壤有机质。炭化水稻,1粒浮选自灰坑T0709H13③,另1粒浮选自墓葬T0908M55随葬品周围填土中。T0709H13③和墓葬T0908M55属于茶岭遗址早期遗存,结合遗址文化面貌和随葬器物的时代特征,发掘者认为其堆积大致相当于石峡文化中晚期[26]。土壤有机质T0813H54④样品来自采样剖面T0813南壁底层H54第④层。

经过校正,两粒炭化水稻的测年平均值都在距今4400年左右(表 1)。炭化水稻的测年结果与样品来源单位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T0813南壁剖面底部T0813H54④层的土壤有机质测年显示在距今3700年左右,表明了该剖面是早商时期以来的文化堆积。同时,该遗址在表层还清理出明清时期的窑址、房基、墓葬等遗存[26]。综合这3个测年数据和文化遗物堆积情况,推断该遗址主要包含了石峡文化中晚期、商周时期、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时间范围在约4500~3700 cal. a B. P.。

表 1 广州茶岭遗址测年结果 Table 1 AMS 14C dates of Chaling site in Guangzhou
2.2 植硅体鉴定结果

在该遗址剖面的样品中共鉴定出23类植硅体形态(图 3),统计11000余粒个体。常见的植硅体形态有扇型、哑铃型、尖型、棒型、长鞍型、短鞍型、方型、长方型、齿型、塔型、十字型、球型等。已有的研究表明,水稻可以产生3种特征型植硅体,即来自颖壳的双峰型植硅体、稻叶表皮机动细胞扇型植硅体和叶茎中的并排哑铃型植硅体[27]。鉴定结果表明,在茶岭遗址的样品中发现了相当多的来自水稻的特征型植硅体(图 4a~4f)。其中通过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多寡统计和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测量分析还可以进一步识别栽培稻和野生稻[28~29]。除禾本科植物外,可以准确鉴定到科一级的植硅体形态有来自棕榈科的刺球型植硅体[30]、莎草科的多边帽型植硅体、番荔枝科的球型或卵形多面体植硅体[31~32]、葫芦科的球型双面纹饰植硅体[31~32],以及疑似壳斗科植物的似椭圆形多面体植硅体[33]。此外,在该遗址的样品中还发现了许多不规则形态的植硅体,由于当地植物种属丰富,且不明确其植硅体鉴定特征,因而尚无法确定其种属来源。

图 3 茶岭遗址常见植硅体类型(图片均在500倍下拍摄) (a)T0813南壁(60~65 cm)哑铃型植硅体(Bilobate);(b)T0813南壁(70~75 cm)圆型植硅体(Circle);(c)T0813南壁(5~10 cm)短鞍型植硅体(Short saddle);(d)T0813南壁(5~10 cm)塔型植硅体(Tower);(e)T0813南壁(15~20 cm)长鞍型植硅体(Long saddle);(f)T0813南壁(15~20 cm)莎草型植硅体(Cyperaceae);(g)T0813南壁(30~35 cm)齿型植硅体(Wavy trapezoid);(h)T0813南壁(85~90 cm)木本型植硅体(Woody phytolith);(i)T0813南壁(115~120 cm)刺棒型植硅体(Elongate echinate);(j)T0813南壁(75~80 cm)平滑棒型植硅体(Elongate smooth);(k)T0813南壁(120~125 cm)海绵骨针(Sponge spicule);(l)T0813南壁(5~10 cm)毛细胞植硅体(Hair);(m)T0813南壁(95~100 cm)芦苇扇型植硅体(Reed bulliform);(n)T0813南壁(65~70 cm)长方型植硅体(Rectangular);(o)T0813南壁(60~65 cm)尖型植硅体(Acicular hair);(p)T0813南壁(65~70 cm)方型植硅体(Square) Fig. 3 Photographs of common phytoliths at Chaling site

图 4 茶岭遗址中可鉴定到科属的植硅体形态 (a)T0813南壁(60~65 cm)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9)(Rice bulliform with ≥9 fish-scale decorations);(b)T0813南壁(70~75 cm)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 < 9)(Rice bulliform with < 9 fish-scale decorations);(c)T0813南壁(45~50 cm)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不清楚)(Rice bulliform with indistinct decorations);(d)T0813南壁(15~20 cm)水稻双峰型植硅体(Oryza double-peaked glume cell);(e)T0813南壁(15~20 cm)水稻多峰型植硅体(Oryza multi-peaked glume cell);(f)T0813南壁(15~20 cm)水稻茎叶中产生的横排哑铃型植硅体(Bilobates parallel);(g)T0813南壁(120~125 cm)未知形态(Unknown);(h~i)T0813南壁(115~120 cm)壳斗科植硅体?(Fagaceae?);(j)T0813南壁(115~120 cm)葫芦科植硅体(Cucurbitaceae);(k)T0813南壁(120~125 cm)棕榈科植硅体(Arecaceae);(l)T0813南壁(70~75 cm)番荔枝科植硅体(Annonaceae) Fig. 4 Photographs of identified phytolith types from several families at Chaling site

从植硅体的百分比图谱(图 5)来看,水稻植硅体在剖面的各个层位上都有发现,其比例从早到晚在不断的增加,整体上处在0.2%~8.5%之间。综合整个剖面来看,来自禾本科植硅体的数量在80%以上,始终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剖面的上层,这一比例高达90%以上。这种现象反映出禾本科植物在占据主体地位的同时,比例也在不断的提升,而这一比例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与水稻植硅体的比例不断增加有关。

图 5 茶岭遗址T0813南壁剖面植硅体组合百分比图谱 Fig. 5 Content change of phytoliths from the south square T0813 at Chaling site
2.3 大植物浮选结果

受样品量的限制,我们仅对6个新石器时代末期单位的轻浮样品进行了分类和种属鉴定。我们在浮选物中发现了较多的木炭遗存和植物根系,其中可供鉴定的炭化种子数量较少。目前共发现了2类炭化种子,可归为农作物和非农作物,共计20粒(图 6)。农作物有稻(Oryza sativa)8粒,其中6粒比较完整,还同时发现稻谷基盘(rice spikelet base)。非农作物可见豆科(Leguminosae)、茄科(Solanaceae)、苋科(Amaranthaceae)等植物遗存。此外还有一些无法鉴定科属的种子。详细情况见表 2

图 6 茶岭遗址若干单位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a~f)水稻(Oryza sativa); (g)茄科(Solanaceae);(h)水稻小穗轴基盘(charred rice spikelet);(i)豆科(Leguminosae);(j)方榄?(Canarium bengalense?);(k)苋科(Amaranthaceae) Fig. 6 Charred plant remains from several units at Chaling site

表 2 茶岭遗址若干单位大植物浮选统计表 Table 2 Summary of the flotation samples from several units at Chaling site
3 分析与讨论 3.1 水稻遗存的性质 3.1.1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测量分析

水稻扇型植硅体是鉴定水稻遗存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纹饰上,水稻扇型植硅体半圆面上具有排列较整齐的鱼鳞状纹饰,两个侧面具有脊状突起。Lü等[28]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表明驯化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数量在8~14个,野生稻的纹饰数量不多于9个,因此依据纹饰数量可区分野生稻与驯化稻,即鱼鳞状纹饰≥ 9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属于驯化型;Huan等[3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现代野生稻田和驯化稻田的驯化型水稻扇型植硅体比例,野生型为17.46±8.29%,驯化型为63.70±9.22%。依据上述标准,我们在茶岭遗址的样品中共识别出136粒水稻扇型植硅体,按照剖面的堆积情况分明清、商周、早商3个时间段进行统计。排除纹饰不清楚的72粒,各段水稻驯化型比例均达到了现代驯化稻田的水平(见表 3)。大量纹饰不清楚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存在,可能是受埋藏环境的影响,南方土壤酸度过大导致植硅体的保存状况较差,扇型边缘纹饰模糊。受观察条件限制,我们统计到的具有清晰鱼鳞状纹饰的水稻扇型植硅体数量较少,但是综合现有的数据,可以认为茶岭遗址早商时期以来的水稻遗存整体上是以驯化稻为主。

表 3 茶岭遗址T0813南剖面各层位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fish-scale decorations of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from the south section of T0813 at Chaling site
3.1.2 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测量分析

双峰型植硅体(图 4d)产生于水稻的颖壳中,也被认为是判别野生稻与驯化稻的重要标准。Zhao等[29]通过对多种亚洲野生稻和驯化稻的双峰型植硅体形态参数(TW、MW、H1、H2和CD)的系统测量和分析,建立了区分野生稻和栽培稻双峰型植硅体的判别函数,这一方法的鉴定正确性高达90%以上,并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利用。我们在对茶岭遗址的植硅体分析中,总共观察和统计到了54粒双峰型植硅体,且在剖面的各个样品中都有发现。将这54粒双峰型植硅体测量参数分别代入判别式,结果显示驯化型的比例为100%。但这一统计基数较小,尚待更多的数据加以验证。单从目前的测量结果来看,茶岭遗址早商时期以来水稻遗存都可归为栽培稻。

3.1.3 炭化水稻的测量分析

多个学者研究表明,稻谷粒形也是区分野生稻和栽培稻的重要参考指标[35~36]。虽然用炭化稻米的长宽比指数来判断其分类属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囿于材料,目前仍是比较通行有效的方法。已有的调查表明,普通野生稻谷粒的粒长范围为7.0~10.0 mm,粒宽范围为1.9~3.4 mm[37]。现代栽培稻种的两个亚种以及栽培稻与野生稻之间在长宽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调查结果显示一般粳稻的长宽比 < 2.30,籼稻的长宽比为2.50~3.50,中间类型为2.31~2.50,而典型野生稻的长宽比 > 3.50[38]。我们从6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灰坑和墓葬中共浮选出6粒较为完整的炭化水稻,并分别对其长、宽、厚、胚长、胚宽进行了测量(表 4)。参照上述分类标准,茶岭遗址发现的6粒水稻长宽比值均 < 2.30,判断为粳稻。依据目前的数据,可以推断茶岭先民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开始种植粳稻。鉴于目前获得的炭化稻数量有限,且缺乏对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各个单位的系统浮选,现有的结论仍需日后更全面的水稻实物遗存数据来证明。

表 4 茶岭遗址浮选炭化水稻的测量(mm) Table 4 Measurements of charred rice at Chaling site(mm)
3.2 茶岭先民的生计方式

大植物浮选、稻谷粒型测量以及炭化稻直接测年的证据表明,茶岭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开始引入并种植水稻,而且水稻的粳型化趋势较为明显。结合遗址本身的文化面貌,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灰坑和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石质生产工具,如锛、铲等,墓葬中随葬的成组器物和代表等级地位的玉环、玉琮等,都折射出先民已经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T0908M55的随葬品周围的填土中浮选出了1粒完整的炭化稻,直接测年结果显示是与墓葬的年代大体同时(见表 1),由此可以看出水稻很可能以随葬品的形式出现在墓葬中,表示出先民对其较为重视。依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断,水稻栽培在先民生活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应该是具有一定的规模。

除水稻外,新石器末期的灰坑中也浮选出少量炭化种子,如来自豆科、茄科、苋科、疑似方榄的植物,这表明茶岭先民取食范围广泛,食物来源具有多样性。块根块茎类植物在岭南地区广泛分布,至今仍被食用,但因为易于采集且大多品种可以生吃的缘故,在遗址中很难保存下来。有学者依据民族学和考古发掘材料推断,中国南方地区在全面进入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社会之前存在一个利用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时期[39]。时代稍早的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台山新村沙丘遗址(约3500~2470 B. C.)的研究为上述推断提供了微体遗存证据;通过对该遗址石器与陶器表面残留物的植硅体、淀粉粒分析显示,棕榈类和根茎类植物相比于水稻来说,是更为重要和普遍的食物来源[40~41]。时代较晚的广东山地丘陵地区狮雄山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显示,秦汉时期先民在从事稻作农业、旱作农业的同时,块根块茎类植物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42]。比较而言,茶岭遗址,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先民持续的采集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该遗址商周时期以来的植硅体分析显示先民仍在利用来自棕榈科、番荔枝科、葫芦科和疑似壳斗科植物的种子和果实。证实了直至商周时期,植物采集仍旧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茶岭先民在利用水稻的同时,也在大规模的采集包括块根块茎类植物在内的野生植物。

陈伟驹[43]依据动植物遗存、石器组合、陶器纹饰等证据,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沿海先民以强化海洋资源利用为主,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渔猎水平最为专业化。具体到茶岭遗址,遗址发掘过程中未发现大型哺乳动物遗存,鱼类贝类遗存也较为罕见,这一方面可能是受该地区酸性土壤的影响,动物遗存保存较差,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尚未开展系统的浮选有关,从而导致尺寸较小的鱼贝类遗存不易被发现。但结合遗址目前出土的石镞等工具来看,茶岭先民也在从事狩猎活动来获得肉食资源。

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水稻植硅体百分比含量从早到晚集中在0.2%~8.5%之间(图 5)。早商时期的水稻植硅体百分比平均含量不足1%,商周时期接近5%,明清时期达到最大。虽然水稻植硅体百分比含量并不能直接代表当时人类植物利用的比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植硅体组合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判断其所代表的植物群体的变化规律。水稻植硅体的含量从早到晚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一变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水稻的种植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结合已鉴定出的相当数量的棕榈科、番荔枝科、葫芦科等植物(图 4),我们推断商周时期,茶岭先民在进行水稻栽培的同时,依旧从事野生植物采集,可能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尚未形成足够的规模从而满足先民食物所需。

综合以上分析,茶岭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同时从事水稻种植、植物采集和狩猎3种经济活动;商周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有所扩大,但先民仍旧依靠植物采集来补充食物所需。但是,鉴于目前缺乏对遗址各单位的动植物遗存的系统取样与分析,周边地区经过系统动植物考古分析的遗址数量也较少,依据现有的材料是很难判断各种经济活动在先民生计中的具体地位。

3.3 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广州,位于岭南,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是普通野生稻品种最多、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在史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形态一直是渔猎采集的经济形式,鲜有水稻遗存的发现[21, 44]。因此判定茶岭遗址的栽培稻,显然不是从当地的野生稻经过漫长的驯化过程发展而来的,而应是外来的产物。岭南地区的稻作农业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而来业已成为共识。但是关于水稻具体何时传播到岭南地区并进一步扩散的路线和过程等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因而有必要将岭南地区的史前水稻遗存进行梳理整合,从整体上探寻水稻在该地区的传播过程和发展轨迹。

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诸岭和越城岭)以南地区的概称。目前,一般指现代行政区划的广东(含港澳)、广西地区。广东在地理区域上可以大致划分为粤北、粤东、粤西和珠江三角洲4个区域。依据现有的考古成果和测年数据[24, 32, 40, 45~59],对岭南地区发现的史前水稻遗存进行汇总(表 5)。从数量上看,广东地区发现的史前水稻遗址达12处,广西仅为3处;从分布范围上看,广东地区的史前水稻遗存主要集中在粤北、粤西的内陆地区,粤东和珠江三角洲仅零星分布,而广西则散布在桂北、桂西地区;从年代上来看,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少量距今1万年左右的水稻植硅体,被判断为原始水稻类型,且不具备明显栽培稻的特征[45],;广西顶蛳山遗址四期的年代仍有争议,张弛和洪晓纯[18]依据陶器特征推测其年代应该在距今4500年前后;粤西地区的封开簕竹口遗址,其第7层的陶片中发现了水稻硅质体,发掘者推定其年代在距今7000~6000年甚至更早[46],目前来看这一年代还有待商榷。除上述遗址外,水稻出现在广东地区的时间节点大致在距今5000年前后,而广西地区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这与张弛和洪晓纯[18]的推测较为一致。从水稻遗存的性质来看,除信息不明确的遗存外,从早到晚,水稻粳型化的趋势较为明显。综合上述信息,不难看出,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既不是单次的独立事件,也不是连续不断的[13]。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的水稻植硅体[45],应是先民有意无意采集野生稻的结果。伴随着长江中下游稻作移民的不断南迁,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广东石峡文化一期遗存[47]和距今4500年左右广西晓锦遗址中分别发现了栽培稻实物遗存[48]。此后,则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粤北石峡文化遗存中普遍传播,并进一步向内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扩散。广西的水稻遗存目前见诸报端的仅有3处,该地区少量水稻遗存的发现,一方面与缺乏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表明水稻在两广地区有着不同的传播步伐。

表 5 岭南地区发现的史前水稻遗存统计表 Table 5 Statistical table of prehistic rice remains found in Lingnan area

考虑到岭南地区实际情况,史前良好的水热条件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先民对水稻的快速引入与栽培,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或也经历了类似于东南亚地区“暂停,适应,传播,再次暂停”的模式[60]。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水稻遗存,也证实了水稻至少在距今4400年已经到达了珠江三角洲的北部。该地较为成熟的稻作技术应是在石峡文化的影响下,顺着珠江的支流传播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并进一步渗透到沿海沿江地区,逐渐打破了该地固有的渔猎采集生业模式。

4 结论

本文综合植硅体、大植物遗存等多方面的证据,探讨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水稻遗存性质和先民生计方式,并尝试归纳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进程。结果如下:

(1) 广东茶岭遗址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时间约为4500~3700 cal. a B. P.。

(2) 植硅体、大植物遗存等多方面的证据初步表明,茶岭遗址先民在距今4400年时已经开始种植栽培稻,且以粳稻为主;新石器时代末期,茶岭先民同时从事水稻种植、采集业和狩猎3种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水稻栽培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商周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有所扩大,包括棕榈科、番荔枝科、葫芦科等植物在内的采集业仍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

(3) 通过对岭南地区史前稻作遗存的梳理,可以大致归纳出:水稻出现在广东地区时间节点大致在5000 a B. P.年前后,广西地区约在4500 a B. P.;而后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石峡文化遗存中普遍传播,并进一步向内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扩散;水稻在两广地区的传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路径和步调。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水稻遗存,也证实了水稻至少在距今4400年已经到达了珠江三角洲的北部。

致谢: 感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取样时给予的帮助与配合。两位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均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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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y Laboratory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and Human Origins,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2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3 Guangzhou Institute of Antiquity and Archaeology, Guangzhou 510030, Guangdong;
4 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Life and Paleoenvironment,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rice has been a hot issue in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questions and missing links about the route and time nodes of rice propagation to the south.Chaling site(23°18'47.63"N, 113°34'16.42"E),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2015 and excavated in 2017 by Guangzhou Institute of Antiquity and Archaeology, is a significant site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 in the north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t is located in Tang Village, Jiulong Town, Huangp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With a total area of 3113 m2, more than 300 pottery, stone artifacts, as well as jade objects were unearthed at the Chaling sit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uman's plant utiliz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ice, 21 consecutive samples for phytolith analysis from the profile, and 6 soil samples of flotation from pits and tombs were collected.AMS14C dating on 2 grains of carbonized rice and one part of organic matter from different relics indicated that this site can date back up to 4500 years and keep following up to 3700 years. A total of 20 carbonized seeds were found in 6 units, including 8 grains of rice, and a few seeds from the families Leguminosae, Solanaceae and Amaranthaceae. 6 complete grains of rice were determined as Oryza sativa japonica after measurement. Phytolith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ncestors of Chaling had been using cultivated rice since the early Shang period, and also exploit wild plants from the families Arecaceae, Annonaceae, and Cucurbitaceae. According to phytolith analysis, plant macroremains and other evidenc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ancestors begun to plant cultivated rice, which were mainly japonica rice at least 4400 years ago. At the end of the Neolithic Era,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was presenting a diversified trend, which the people of Chaling were engaged in planting rice, gathering wild plants and hunting animals simultaneously to maintain their life.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planting scale of rice expanded gradually, but plant-gathering was still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ood consuming.By summarizing the prehistoric rice remains of Lingnan area, we can roughly conclude that rice was introduced into Guangdong and Guangxi around 5000 and 4500 years ago, respectively. Then it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relics of Shixia culture in northern Guangdong about 4500 years ago, and further diffused into inland and and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date, research on plant macroremains indicate that the earlist dating rice remain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break the inherent concept that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of Pearl River Delta had always been the fishing and hunting economy in prehistoric times. Meanwhile they also provide new clues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spread of rice in Lingnan area.
Key words: rice    Chaling site    Lingnan area    subsistence    sp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