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变化的气候环境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及环境变化迅速且常伴随着极端事件的发生^{[2, 3]}，对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的地区，如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高寒地区等^{[4, 5]}。在这些地区开展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人类对气候和环境变化适应策略的研究，对从长时间尺度认识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可为应对当前快速变化的环境提供借鉴。

史前人类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适应主要体现在生存空间的选择和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策略的转变，而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6-9]。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广谱革命，是狩猎采集人群适应末次冰期气候环境的重要方式^[10~13]。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农业技术的出现、革新和广泛传播显著提升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14, 15]}，促使生存空间的拓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16, 17]}。随着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骨骼碳氮同位素分析等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史前不同时代和地区人群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即生业模式)逐渐清晰^[18~25]，将其与古气候和古环境变化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为探讨史前人类适应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策略提供了有效途径^[26~31]。已开展的研究多集中在时间序列上人类生业模式转换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方面^[32~34]，而不同空间共存的史前人群对其生存环境适应策略的差异研究相对薄弱。

青藏高原不同区域海拔变化和环境差异显著，是研究人类适应不同环境策略的理想地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与动力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重要进展^{[27, 35~37]}，尤其是在史前遗址集中分布的东北部地区^[38~41]。多学科研究显示，人类在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早期(距今5200~3600年前)大规模定居至青藏高原海拔2500m以下地区，青铜时代中晚期(距今3600~2300年前)则在气候冷干背景下永久定居至海拔3000m以上地区^[27]。青铜时代中晚期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不同海拔高度区域分布有三支不同的青铜文化^[42]，分别是辛店文化(距今3400~2700年)、卡约文化(距今3600~2600年)和诺木洪文化(距今3400~2700年)^{[20, 27, 43]}。尽管研究发现该时期不同海拔区域先民的生业模式存在明显差异^{[27, 44, 45]}，但不同文化人群对资源的利用策略的差异并未得到清晰的阐述。针对这个问题，本文系统总结了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各文化的植物和动物遗存鉴定，以及生产工具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结果，分析不同文化先民对资源的利用方式的差异，及其与海拔高度变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古环境和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进展，探讨该地区青铜文化中晚期先民对不同海拔环境的适应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青藏高原东北部主要指青海省、甘南部分地区以及川西北地区，包括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黄河谷地、湟水谷地以及大通河流域等在内的地理单元^[46]。该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变化显著，地势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图 1)。区内低海拔河谷(海拔1600~2700m)与高海拔山地相间分布(海拔3000~5000m)，地貌形态、生态环境和水热状况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图 1(Fig. 1)

图 1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空间分布[42] Fig. 1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mid-late Bronze Age sites in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黄河谷地西起贵德，东至甘青交界处的黄河干流沿岸，包括贵德盆地、群尖盆地、循化-化隆盆地和官亭盆地，平均海拔约1800m，水、热资源较好，年均温9℃左右，土地资源丰富，适宜农业生产。湟水谷地介于达坂山和拉脊山之间，谷地地势相对平坦，海拔为1600~2400m，年降水量为300~500mm，年均温7.9℃，是青海省境内最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大通河流域海拔多在2600~4000m，以草甸植被为主，降水丰沛，年均温约8℃，适宜于牧业生产。青海湖盆地海拔为3200~5200m，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年均温约1℃，草地面积达78%，宜牧程度最高。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2700~3200m，年均温约3℃，年蒸发量多在2000~3000mm，年降水量自东南(200mm)向西北(不足20mm)递减，沙漠和绿洲组成盆地内的主要地表景观，水源主要来自周围山地的冰雪融水和山地降水，草原主要分布在盆地东南部的乌兰县和都兰县^[47]。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文化包括齐家文化(距今4200~3600年)、辛店文化(距今3400~2700年)、卡约文化(距今3600~2600年)和诺木洪文化(距今3400~2700年)^{[20, 27, 42, 43]}，其中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过渡文化，其他三支文化的时代范围相近，本文归为青铜时代中晚期文化。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的洮河和大夏河流域，以及青海境内的河湟谷地(图 1)，发现遗址350余处，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辛店文化遗址海拔集中分布在海拔1900~2500m；卡约文化主要分布在大通河流域、湟水流域及青海湖盆地，发现遗址1700余处，多分布在海拔2500~3200m地区；诺木洪文化分布范围仅限于柴达木盆地，发现遗址40余处，主要集中在盆地东南部的乌兰县和都兰县^[43]，海拔多在2800~3600m(图 2b)。

图 2(Fig. 2)

图 2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不同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比例[20, 27, 48~50](a)与遗址分布的海拔高度变化[27] (b)的对比 Fig. 2 The proportion of crop remains[20, 27, 48~50] (a)in relation to the altitudes of different mid-late Bronze Age cultural sites (b)[27] in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根据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各文化遗址中出土植物遗存的空间分布和数量比例，及其与海拔高度变化的关系，可以梳理该时期先民在不同生存环境中对植物资源的利用策略，如图 2和3所示。由于考古发掘和研究存在随机性，仅依据单方面的材料无法全面认识过去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策略^[51]。考古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等遗物对于探讨这一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52, 53]}。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可用于反映古人类的生产方式^[54]，动物遗存组合的变化则可用来探讨古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及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54]。将上述证据汇总分析，可以为认识青铜时代中晚期不同文化先民适应青藏高原东北部不同海拔环境的策略提供有效的途径。

青藏高原东北部目前已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辛店文化遗址有14个^{[48, 49]}，集中分布在黄河上游官亭盆地和湟水谷地(图 3a)。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为粟、黍、大麦和小麦的炭化种子，共鉴定出3174粒。其中包括1050粒炭化粟和1693粒炭化黍，分别占炭化农作物种子总数的33.1%和53.3%；鉴定出炭化大麦402粒和炭化小麦29粒，分别占炭化农作物种子总数的12.7%和0.9%(图 2a)。

图 3(Fig. 3)

图 3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文化农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 Fig. 3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of crop remains assembles during mid-late Bronze Age in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上述证据显示，粟、黍是青藏高原东北部辛店文化先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大麦和小麦也已被辛店文化先民所利用，其中大麦已成为重要的辅助农作物。表 1的结果显示^[57~70]，辛店文化张家咀、姬家川等遗址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中，用于收割的石刀比例达到80%以上；骨质工具中，用于农耕的骨铲比例达到60%，进一步表明农作物种植是辛店文化先民主要的生产方式，与此前的认识^{[43, 45, 71]}是一致的。

表 1(Table 1)

表 1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生产工具(√无具体数量) Table 1 Tools assembles unearthed from mid-late Bronze Age cultural sites in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No specific quantity) 文化类型 遗址 石器 骨器 铜器 农作 木作 狩猎采集 装饰品 生活用具 农作 狩猎采集 装饰品 工具/武器 狩猎采集 装饰品 刀 镰 铲 斧 锛 镞 石球 敲砸器 石珠/坠饰等 锥 针 铲 镞 骨珠/牙饰等 斧 刀 钺/戈/矛 镞 铜泡/耳环/连珠饰等 辛店文化 姬家川遗址[57] 27 2 1 1 1 6 1 15 2 张家咀遗址[57] 43 1 7 67 14 1 17 3 √ 黑头咀遗址[58] 34 3 1 6 39 22 2 1 瓦渣咀遗址[58] 61 3 2 1 30 26 52 30 9 2 3 山家头墓地[59] √ 3 7 √ √ 小旱地墓地[60] < 5 √ √ 1800 √ √ 11 > 900 144 卡约文化 大华中庄墓地61 2 √ √ √ √ √ √ 3 6 1 √ 潘家梁墓地62 15 49 √ 67 √ 379 √ 15 25 1 97 √ 苏呼撒墓地[63] 5 19 16 阿哈特拉山墓地[64] √ √ √ √ √ √ √ √ √ √ 黄家寨墓地[65] 1 2 8 29 1 16 山坪台墓地[66] 1 34 2 3 1 175 1 27 莫布拉遗址[67] 1 1 1 下半主洼墓地[68] > 30 3 17 > 100 2 15 上半主洼墓地[69] 3 387 3 3 6 > 60 1 2 95 诺木洪文化 搭里他里哈遗址[70] 21 30 3 4 13 √ 277 216 74 8 3 3 7 1 3

表 1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生产工具(√无具体数量) Table 1 Tools assembles unearthed from mid-late Bronze Age cultural sites in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No specific quantity)

动物资源利用方面，在甘肃张家咀^[57]、姬家川^[57]和双二东坪^[72]遗址以及青海文家^[27]、核桃庄^{[59, 60]}等辛店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显示，羊骨的数量最多，猪骨次之，说明以饲养羊和猪为特征的畜牧活动，也可能是辛店文化先民的重要生产方式；此外，在辛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石球、敲砸器和骨镞等用于狩猎的工具，比例达到20%(表 1)，表明狩猎活动是辛店文化先民的辅助生业模式。

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已开展植物遗存鉴定的卡约遗址达到29个^{[48, 50]}，主要分布在黄河谷地、湟水流域和青海湖盆地(图 3b)。鉴定出的炭化农作物种子共计3762粒，包括705粒炭化粟和503粒炭化黍，分别占农作物遗存总数的18.7%和13.4%；鉴定出2415粒炭化大麦和139粒炭化小麦，分别占农作物遗存总数的64.2%和3.7%(图 2a)。

上述结果显示，大麦是卡约文化先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而粟黍和小麦则是辅助的农作物。这在稳定同位素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上孙家寨和拉吉盖遗址的人骨碳同素均值分别为-16.1 ‰和-14.9 ‰，由此计算的C₃类植物所占比例分别为70.1%和60.7%^{[34, 73]}，表明C₃类植物是卡约文化先民摄食的主要食物，植物考古研究显示其主要为大麦^{[50, 74]}。然而，在已开展发掘的十余处卡约文化遗址/墓葬中，仅有两处墓地发现有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石刀(表 1)，而在其余遗址/墓葬中均发现有锋利的细石器或与牧业有关的骨质、石质和铜质工具^[75]，显示牧业生产在卡约文化先民生业模式中的地位可能优于农作物种植。

卡约文化墓葬中普遍出现动物随葬的现象^[68]，随葬的动物主要有羊、牛、马、狗等^{[27, 48, 61, 62, 64~66, 76]}(表 2)。如：黄河沿岸以阿哈特拉山遗存为代表的阿哈特拉类型，其墓地随葬羊角非常普遍^[64]；湟源至青海湖地区的以大华中庄遗存为代表的大华中庄类型，其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家畜骨骼^[61]；湟水流域以上孙家寨遗存为代表的上孙类型，其墓地也发现了大量的马、羊、牛等动物骨骼^[62]。相比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墓葬中常出土大量小件骨质和铜制饰品(表 2)，占随葬品总数的90%，陶器数量显著减少，遗址面积变小，文化层薄^{[45, 77]}，呈现出流动性加大的特征。卡约文化器物上常有各种造型的动物纹饰，如：羊、牛、犬、鹰、鹿和鸟等^[78]，凸显了放牧和狩猎活动在其先民生活中的地位。此外，在青海湖盆地的卡约遗址中，鉴定出了羊、牛骨骼和大量鱼骨^[48]。这些证据同样显示畜牧业在卡约文化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渔猎则很可能是卡约文化先民的辅助生业模式。

表 2(Table 2)

表 2 研究区青铜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无具体数量；√*数量最多) Table 2 Animal remains unearthed from mid-late Bronze Age cultural sites in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No specific quantity; √* Maximum number) 动物 辛店文化 卡约文化 诺木洪文化 姬家川遗址[57] 张家咀遗址[57] 文家遗址[27] 双二东坪遗址[72] 核桃庄墓地[59, 60] 潘家梁遗址[62] 黄家寨遗址[65] 花鼻梁遗址[76] 大华中庄遗址[61] 山坪台墓地[66] 上草褡裢湖西遗址[48] 贡什加遗址[48] 沙流河桥西遗址[48] 爱情崖遗址[27] 扎卡拉瓦遗址[27] 阿哈特拉山墓地[64] 上孙家寨墓地[62] 塔温搭里哈遗址[20] 香日德遗址[20] 搭里他里哈遗[20] 猪 √ √ √ √ 狗 √ √* √ √ √ √ √ 1 马 √ √ √ √ √ √ √ √ 3 1 1 羊 √* √* √ √ √ √ √* √* √ √ √ √ √ √* √ 5 1 1 牛 √ √* √ √ √ √ √ √ √ √ √ √ √ 3 2 1 鱼 √ √ √

表 2 研究区青铜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无具体数量；√*数量最多) Table 2 Animal remains unearthed from mid-late Bronze Age cultural sites in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No specific quantity; √* Maximum number)

在柴达木盆地东南缘的5个诺木洪文化遗址开展了植物和动物遗存鉴定分析工作^[20](图 3c)。鉴定出炭化农作物种子共计1166粒，其中包括1042粒炭化大麦、18粒炭化小麦，4粒炭化粟和102粒炭化黍，分别占农作物遗存总数的89.4%、1.6%、0.3%和8.7%(图 2a)。相较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中大麦比例明显增加并占据绝对多数，且出土概率显著高于其他作物，说明耐寒的大麦是诺木洪先民种植的最主要农作物。在搭里他里哈遗址还出土了60多件骨耜，都是用大型兽骨制作而成^[70]，是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工具，暗示大麦种植在诺木洪文化先民的生业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

动物骨骼的鉴定和分析工作显示^[20]，诺木洪文化先民饲养的家畜主要为羊、牛(含牦牛)和马，其中以羊为最多，不见猪骨遗存(表 2)。在搭里他里哈遗址发现大型圈栏遗迹^[70]，地面上散布大量羊粪以及夹杂其间的牛、马和骆驼粪便。骆驼具有极强的耐干旱和耐饥饿的生理适应能力，是适应干旱环境的典型动物物种，有“沙漠之舟”之称，是畜牧和游牧民的理想交通工具。多种牲畜及适应干旱环境的骆驼的发现表明，诺木洪文化先民对于牧场的利用程度较高且畜牧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诺木洪文化遗址还普遍出土毛布、毛袋、毛绳和革履等遗存^{[70, 79]}。毛与皮的广泛使用，以及大量骨质生活用具(锥和针)的发现，显示诺木洪文化先民对动物产品的利用程度较高。在诺木洪文化遗址中还鉴定出鹿、羚牛等野生动物骨骼，以及铜镞、骨镞和石球等狩猎工具^{[70, 79]}，说明狩猎活动也是其辅助的生产方式。

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分析表明，青铜文化中晚期青藏高原东北部不同海拔区域的先民对环境的适应策略存在明显差异。辛店文化先民以粟黍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兼营畜牧生产；卡约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牧业生产，辅以大麦种植为主的农业活动；诺木洪文化先民则主要从事农牧并重的生产方式。此外，上述文化先民都从事狩猎活动，但其在生业模式中的重要性不及农业和牧业。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不同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比例与其所处海拔呈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即耐寒的大麦的比例随着遗址海拔的上升而增加，生长受积温限制的粟的比例则随着遗址海拔的上升而下降，如图 2所示。这说明海拔高度变化对该地区青铜文化中晚期先民的生业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种植农作物选择的影响尤为明显。

辛店文化先民所处的河湟谷地海拔多在2500m以下，光热条件充足，≥10℃积温均在2000℃以上；卡约文化先民所处的大通河流域及青海湖盆地海拔在2600~5200m，≥10℃积温多在1000~2000℃；诺木洪文化先民所处的柴达木盆地东南缘海拔普遍在2800m以上，70%左右的遗址分布在积温(≥10℃)2000℃以下地区(图 1)。2000℃积温(≥10℃)是喜凉作物和温性作物生长的分界线，2000℃积温以上适宜种植温性作物，2000℃积温以下适宜种植喜凉作物^[39]。粟黍是温性耐旱作物，在青藏高原上稳定生产所需的积温应大于2000℃^[80]，其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植的海拔上限为2500m左右。大麦为喜凉耐寒作物，可在青藏高原海拔2500m以上地区生长，最高可达海拔4750m^[47]。青藏高原青铜时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比例与海拔高度变化的对应关系(图 2)，显示该时期先民已认识到不同农作物的生长特性，并通过选择农作物种植的方式适应不同海拔高度的环境。

海拔高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传导到动物资源的利用策略方面。在海拔较低的辛店文化区，人类可以通过种植粟、黍农作物，补充耐寒的大麦种植来获得主要食物来源。农作物的积累使得先民可以饲养更多的猪和羊。在卡约文化区，遗址数量达到1700余处^[43]且主要分布在海拔2500m以上地区(图 2b)。人类在距今3600年之后向高海拔地区的大规模扩张^{[27, 41]}，使得粟、黍农作物的种植已很难维持人类生存的需要，不依赖农作物生产的牧羊活动就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以农业活动为基础饲养的猪已不再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柴达木盆地东部的诺木洪文化遗址海拔较高且集中分布在水系旁边^[79]，先民可以通过灌溉获得水源以种植大麦，也可在绿洲地带放牧牦牛和羊等家养动物，通过从事农牧并重的生产方式适应柴达木盆地干旱少雨的环境。

青铜文化中晚期人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不同海拔高度地区的永久定居得益于农业技术的革新^[27]，促使史前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而欧亚大陆新石器-青铜时代的文化扩张与交流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6, 17, 27]}。中国北方粟黍农业在7000~6000年前得到了强化^{[81, 82]}，距今6000年后在黄土高原西部得到了快速发展^[18]，随后在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随文化的扩张西向传播^[83]，5200年前左右传播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并促使人类大规模在河湟谷地定居^[27]。然而，新石器时代耐寒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家畜羊尚未传入甘青地区，人类未能在高海拔地区永久定居。距今4500~3500年前，欧亚大陆跨大陆文化交流出现并逐渐加强，促使西亚和中亚的文化元素传入东亚地区^{[15, 84, 85]}，大麦、小麦和羊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至河西走廊^[86~89]和青海省东部^{[27, 90~91]}。在距今3600年前，甘青地区人类的摄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摄食C₄植物为主转为同时大量摄食C₃和C₄植物^{[34, 92, 93]}，显示人类已经认识到外来作物大麦和小麦耐寒的特性，并开始大量种植和食用。齐家文化晚期至青铜文化中晚期，羊骨在动物遗存中的比例逐渐上升^{[44, 45]}，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尤为明显，并成为最重要的家养动物。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的技术革新，为青铜时代中晚期人类适应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不同环境奠定了基础，并促使该时期人类在不同海拔高度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是导致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生业模式呈现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大麦和小麦等耐寒农作物在4000年前左右传入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但到3600年前才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显示该地区人类生业模式转换经历了约400年的时间^[94]，其与气候环境变化有密切的关联^{[34, 95]}。距今4500年之后，北半球中高纬地区的温度呈明显下降趋势^[96]，并在距今3600年前左右降至低谷^[97]。青海湖孢粉记录显示，距今4000之后，气候转向干冷化，青海湖地区原有的森林演变为森林草原或干旱草原^[98]；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盆地泥炭的孢粉记录^{[99, 100]}，以及共和盆地达连海^[101]和更尕海^[102]的孢粉记录都显示，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比较干旱，盆区内山地森林面积减小乃至消失，草原或荒漠草原发育。持续的降温导致对低温敏感的粟、黍农作物种植产量不稳定，人类需要获得粟黍以外的更多食物来源进行补充。很可能在此过程中，人类认识到外来农作物大麦和家畜羊可以在高海拔寒冷环境种植和饲养的特性，而广泛的草原植被有利于羊的畜养，这使得先民对其进行广泛的利用，成为人类向高海拔地区大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而在海拔2500m以下的河湟谷地，辛店文化先民仍以种植粟黍为主要的生业模式^{[27, 41, 94]}，说明气候变冷的趋势和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区域环境特征，也是促使青铜时代中晚期出现生业模式空间分异现象的原因。同时期在中国北方海拔较低的中原地区，粟、黍仍为最主要的农作物^[103~105]，直到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公元前475~公元8年)，麦类作物才成为该地区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106~109]。上述证据暗示同样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强化和温度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对气候变化敏感地区的先民更可能对生存策略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1)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不同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的比例与其所处海拔呈明显的对应关系。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和积温的下降，喜温耐旱作物粟黍的比例显著降低，而喜凉作物大麦的比例则显著上升，暗示青铜时代中晚期人类已经认识到不同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并通过调整种植结构的方式适应不同海拔高度的环境。

(2)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不同文化先民对不同海拔环境的适应策略存在明显差异。辛店文化先民主要从事以粟黍种植为主、大麦小麦种植为辅的农业生产活动，以畜牧生产为辅助生产方式；卡约文化先民主要从事养羊为主的牧业生产，兼营以大麦种植为主、粟黍和小麦种植为辅的农业生产；诺木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农牧并重的生产活动，种植的作物主要为大麦，饲养的家畜以羊和牦牛为主。狩猎活动是上述文化先民的辅助生产方式，其在生业模式中的重要性不及农业和牧业。

(3) 欧亚大陆史前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的技术革新为青铜时代中晚期人类适应不同海拔高度环境奠定了基础，而气候冷干趋势和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独特自然环境是促使青铜时代人类生业模式转换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促成该时期生业模式在不同空间的多样化，显示人类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适应不同海拔高度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