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遗址是特定自然环境下人类文化的载体，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与自然环境特征及其演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5]。对于特定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分布特征变化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该地区人地关系的了解与认知。关于聚落遗址分布的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6~15]，但已有研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区独立且单一、文化连续性较好的地区。对于文化区不独立，受周边不同文化区共同影响，且文化连续性较差的文化过渡地带关注较少。

冀中南地区地处黄河下游影响区，是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中国古代文化繁衍和古代文明孕育的重要地域^[16]。新石器时代冀中南地区处于三大文化区的过渡地带，分别受北部燕辽文化、南部中原文化、东部山东文化的影响^[17]，人类活动频繁，文化交流密切；夏代时为商族先人的重要初居地与活动地域，商代时商王祖乙曾一度迁都于邢台地区；西周建立后，周王室在该地区分封燕和邢等诸侯国，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地带^[18]。因此，冀中南地区广泛分布着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这段时间内各时段的聚落遗址，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古环境学研究的深入，该地区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古环境资料，为更好地进行人地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已有对该地区聚落遗址分布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新石器时代^[19~22]，新石器时代以后时期人地关系较少关注。本文以冀中南地区为例，运用ArcGIS软件对该区域内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不同时期聚落遗址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其分布规律，重建冀中南地区古聚落遗址演替序列，揭示该区域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适宜环境背景，分析导致聚落遗址分布重心转移的原因与驱动机制。

冀中南地区位于北京、天津以南，包括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六地市所辖区以及廊坊的部分地区，西依黄土高原与山西省接壤、南与河南省接壤、东临渤海与山东省接壤(图 1)。气候上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大陆性特征较为明显，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研究区主要包括河北平原与太行山地两大的地貌单元，其中河北平原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行山地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自然分界；地势自太行山山麓向渤海倾斜，大致以100m等高线为界，界线以西为太行山山地及山前丘陵、盆地，以东为平原地区，地表坦缓，绝大部分海拔低于50m^[23](表 1和图 1)。

图 1(Fig. 1)

图 1 冀中南地区主要地貌类型图 根据王卫等[23]修改和补充 Fig. 1 Main landform typ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modified from Wang et al.[23]

表 1(Table 1)

表 1 冀中南地区主要地貌类型[23] Table 1 Main landform typ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海拔/m 地貌类型组成与地形地势特征 0~50 低平原区：本区包括由海河水系各支流及古黄河冲积而成的冲积扇平原和由黄河、海河等沉积而成的滨海平原两部分。地势平坦，由西、西南向渤海倾斜、降低，地貌类型主要包括冲积扇平原、浅平洼地、滨海贝壳沙堤、淤泥海滩 50~100 太行山山前洪积平原区：本区是由太行山流出的十几条河流在山前地带形成的洪积扇与洪积裙共同组成的山前平原，其中以洪积扇为主体，从山麓向平原缓缓倾斜 100~500 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区：本区主要由分布在太行山东侧的丘陵以及丘陵间的断陷盆地、河谷盆地组成，主要有武安、微水、赞皇、平山、阜平等盆地 500~1000 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由海拔低于1000m的低山丘陵组成，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山势平缓，地质、地貌复杂 > 1000 太行山山地区：山地海拔1000~1500m，是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个别山峰海拔超过2000m

表 1 冀中南地区主要地貌类型[23] Table 1 Main landform typ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18]中所收录的冀中南地区古聚落遗址，并参考已公开发表的冀中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70余处相关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结合对研究区内20余处聚落遗址的实地调查。根据段宏振^[16]建立的河北省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谱系，并结合研究实际的需要将聚落遗址划分为新石器时代(12000~4000a B.P.)、夏商时期(4000~3000a B.P.)、西周-春秋时期(3000~2450a B.P.)3个阶段。其中，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以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的出现和使用为主要标志^[24]，早期典型遗址主要有徐水南庄头遗址^[25]、磁山遗址^[26]、北福地遗址^[27]等，中期典型遗址主要有正定南杨庄遗址^[28]、磁县界段营^[29]与下潘汪遗址^[30]、安新县梁庄和留村遗址^[31]等，晚期典型遗址主要有邯郸涧沟和龟台遗址^[32]、涞水北封遗址^[33]、任丘哑叭庄遗址^[34]等；夏商时期青铜器由出现到广泛使用，人类进入青铜时代^[35]，代表遗址主要有磁县下七垣遗址^[36]、邢台曹演庄遗址^[37]、藁城台西遗址^[38]等；西周-春秋时期随着人工冶铁技术的出现，铁器逐步被推广使用，青铜文明逐步衰落^{[35, 39, 40]}，代表遗址主要有元氏西张遗址^[41]、满城要庄遗址^[42]、徐水大马各庄遗址^[43]等。本文最终统计到冀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202处，夏商时期聚落遗址535处，西周-春秋时期聚落遗址286处，共计1023处(去除叠置遗址后为809处)。

为了进一步探究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冀中南地区人地关系，本文对统计到的1023处聚落遗址点建立了数据库，并运用ArcGIS 10.2软件对研究区30m空间分辨率SRTM DEM数据、河流水系数据、行政区划数据和聚落遗址点进行矢量化、空间配准、叠置分析等处理，从而获得聚落遗址分布信息图。在聚落遗址数据库和分布信息图的基础上，对聚落遗址点的遗址域、高程、密度、堆积特征进行统计与分析。结合全新世以来研究区环境演变的相关资料，探讨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对环境的响应关系。

聚落遗址是先民曾经生活的地点，先民在一定地区生活、发展，必须要从居住地周围一定范围内获取足以保障生产与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这一范围便是先民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范围，也就是聚落遗址的遗址域^[44]。研究表明，农耕定居社会的遗址域是以5km或步行1小时为半径的正圆，狩猎游牧社会是以10km或步行2小时为半径的正圆^[45]，这一模式已被西方多数遗址域分析采用，国内也有学者利用该模式对聚落遗址进行遗址域分析的案例^{[13, 46, 47]}。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人类获取生产与生活所需资源的方式既包括游牧狩猎又包括农业耕种，因此本文选择以10km作为遗址域的半径，运用ArcGIS软件对遗址点做缓冲区(Buffer)分析，并对重叠部分做融合(Dissolve)处理，从而得到不同时期遗址域分布范围(图 2)，并统计其面积。统计结果显示(表 2)，夏商时期聚落遗址数量与遗址域面积最大，其次为西周-春秋时期，新石器时代最小：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202处，遗址域面积19655.1km²；夏商时期表现为聚落遗址数量和遗址域面积的激增，较新石器时代相比遗址数量增加了1.6倍还多，达到535处，遗址域面积增加了80.73 %，达到35522.5km²；西周-春秋时期聚落遗址数量较夏商时期减少了46.54 %，为286处，遗址域面积较夏商时期减少了13.72 %，为30650.2km²。

图 2(Fig. 2)

图 2 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域分布图 Fig. 2 Domain area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表 2(Table 2)

表 2 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数量及遗址域面积 Table 2 The number and domain area of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时期 新石器时代 夏商时期 西周-春秋时期 聚落遗址数/个 202 535 286 遗址域面积/km2 19655.1 35522.5 30650.2

表 2 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数量及遗址域面积 Table 2 The number and domain area of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运用ArcGIS软件将聚落遗址点与研究区海拔高程图进行叠置(图 3)，通过分析模块(Spatial Analyst)提取出每个聚落遗址点的高程值，分别统计分析不同高程范围内聚落遗址点的数量。统计结果显示(表 3)，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研究区聚落遗址均分布在海拔低于1000m的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100~500m海拔较高的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区，有98处，占该时期遗址总数的48.51 %；其次为分布在0~50m的低平原和50~100m洪积平原上的聚落遗址，分别有50处(24.75 %)和46处(22.77 %)，另外还有8处(3.96 %)分布在500~1000m低山丘陵地区。夏商时期聚落遗址分布格局与新石器时代类似，仍然以分布在100~500m的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区占多数(有210处，占该时期遗址总数的39.25 %)，但该海拔高程范围内遗址数量与新石器时代相比下降了约9 %；分布在50~100m洪积平原(157处，29.35 %)和0~50m低平原(154处，28.79 %)上的聚落遗址数量则较新石器时代分别上升了7 %和4 %左右；分布在500~1000m低山丘陵区的遗址(14处，2.62 %)较新石器时代略有下降，下降了约2 %。西周-春秋这段时期聚落遗址分布的海拔高程明显较前两个时期降低，0~50m的低平原区成为遗址数量最多的区域，达148处，占该时期遗址总数的51.75 %；50~100m洪积平原区(63处，22.03 %)、100~500m山前丘陵盆地区(69处，24.13 %)以及500~1000m低山丘陵区(6处，2.10 %)的聚落遗址较前两个时段明显下降。

图 3(Fig. 3)

图 3 ArcGIS软件叠置的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高程分布图 Fig. 3 Altitudes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by ArcGIS

表 3(Table 3)

表 3 分析模块提取的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高程分布 Table 3 Altitudes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by Spatial Analyst 高程/m 新石器时代 夏商时期 西周-春秋时期 数量/处 比例/% 数量/处 比例/% 数量/处 比例/% 0~50 50 24.75 154 28.79 148 51.75 50~100 46 22.77 157 29.35 63 22.03 100~500 98 48.51 210 39.25 69 24.13 500~1000 8 3.96 14 2.62 6 2.10 > 1000 0 0 0 0 0 0

表 3 分析模块提取的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高程分布 Table 3 Altitudes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by Spatial Analyst

运用ArcGIS对聚落遗址进行点密度分析(Point Density)，不同时期聚落遗址点的密度分析结果显示(图 4)：新石器时代遗址点的平均密度为19.57个/10000km²，遗址分布重心(密度最大的地区)密度为84~103个/10000km²，重心区域为研究区南部邯郸武安盆地洺河中上游地区；夏商时期遗址点的平均密度增加，为53.72个/10000km²，遗址分布重心区与新石器时代相比发生了微小的转移，由邯郸中南部移至邯郸北部及邢台南部之间，分布重心区遗址密度达到171~220个/10000km²；西周-春秋时期聚落遗址平均密度为28.59个/10000km²，较夏商时期明显降低，遗址分布重心转移至北部保定拒马河中下游低平原地区，重心密度也较夏商时期有所降低，为99~121个/10000km²。

图 4(Fig. 4)

图 4 ArcGIS软件分析的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遗址密度分布图 Fig. 4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by ArcGIS

聚落遗址根据堆积特征可以分为单一型和叠置型两类，其中叠置型又可以分为连续叠置型和不连续叠置型^{[46, 48]}。对研究区聚落遗址的堆积特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 4)，研究区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均以单一型遗址为主，单一型遗址分别占各时期遗址总数的49.01 %和54.21 %，而西周-春秋这段时期内遗址主要以连续叠置型为主，占该时期遗址总数的66 %以上。

表 4(Table 4)

表 4 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遗址堆积类型 Table 4 The deposit types of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时期 单一型遗址 不连续叠置型 连续叠置型 数量/处 比例/% 数量/处 比例/% 数量/处 比例/% 新石器时代 99 49.01 21 10.40 82 40.59 夏商时期 290 54.21 40 7.48 205 38.32 西周-春秋时期 88 30.77 9 3.15 189 66.08

表 4 冀中南地区不同时期遗址堆积类型 Table 4 The deposit types of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eriods

各时期聚落遗址都集中分布在研究区西部，沿太行山山麓呈南北条带状分布特征，但是不同时期聚落遗址分布在海拔高程上存在差异，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聚落遗址分布表现出向低海拔平原区过渡的趋势(图 3和表 3)。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集中分布在100~500m海拔较高的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区，占该时段遗址总数的48.51 %；夏商时期分布在该海拔高程内的遗址数量较新石器时代有所下降，为39.25 %，而分布在50~100m山前洪积平原区的遗址所占该时期百分比较新石器时代增加了约7 %，显示人类的主要活动范围从丘陵区扩展至洪积平原；西周-春秋时期51.75 %的聚落遗址集中分布在 < 50m的低平原区。与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平原区，特别是东南部平原区，始终鲜有聚落遗址的分布。

根据各时期聚落遗址分布特征，发现以今滹沱河为界将研究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不同时期南北聚落遗址分布特征差异明显(表 5)，主要表现为：1) 从遗址数量来看，南部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聚落遗址数量波动较大，其中夏商时期聚落遗址数量最多，北部地区聚落遗址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呈逐步增长趋势，西周-春秋时期聚落遗址数量最多。2) 从遗址分布高程来看，南部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遗址主要分布于海拔100~500m山前丘陵盆地区，占总数的46 %以上，西周-春秋时期转移至0~50m低平原区，占遗址总数的48.89 %，分布在100~500m山前丘陵盆地区聚落遗址比例下降至33.33 %；北部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聚落遗址一直以分布在0~50m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占遗址总数的46 %以上，以西周-春秋时期遗址所占比例最高，达53.06 %，100~500m范围内遗址数量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一直呈下降趋势，最高不超过29.17 %。3) 从遗址分布密度来看，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址分布重心在南部地区(占遗址总数的60 %以上)；西周-春秋时期遗址分布重心转移至北部拒马河中下游平原(68 %以上的聚落遗址分布于该地区)。4) 从遗址的叠置类型来看，北部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到西周-春秋时期，连续叠置型遗址所占比例从34.72 %、55.38 %到67.86 %逐渐增加，南部地区夏商时期连续叠置型遗址所占比例最小，仅为28.53 %，春秋时期连续叠置型遗址数量最多，达62%以上。

表 5(Table 5)

表 5 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聚落遗址分布特征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tudy areas 地区 时期 遗址数/处 占总遗址数百分比/% < 50m遗址数/处 占该地区百分比/% 50~100m遗址数/处 占该地区百分比/% 100~500m遗址数/处 占该地区百分比/% 连续叠置型遗址数/处 占该地区百分比/% 北部地区 新石器时代 72 35.64 37 51.39 12 16.67 21 29.17 25 34.72 夏商时期 195 36.45 90 46.15 56 28.72 53 27.18 108 55.38 西周-春秋时期 196 68.53 104 53.06 47 23.98 39 19.90 133 67.86 南部地区 新石器时代 130 64.36 13 10.00 34 26.15 77 59.23 57 43.85 夏商时期 340 63.55 64 18.82 101 29.71 157 46.18 97 28.53 西周-春秋时期 90 31.47 44 48.89 16 17.78 30 33.33 56 62.22

表 5 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聚落遗址分布特征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tudy areas

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开始全面变暖，8500a B.P.进入全新世大暖期，期间包含多次气候与环境方面的波动，但总体表现为温暖湿润的特征^[49]。大暖期后期，4000a B.P.前后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的降温、干旱事件^{[50, 51]}，此次气候事件是许多地区全新世气候演变的转折点，标志着全新世最适宜期的结束^[52]。从4000a B.P.前后开始，全球气温开始明显下降，之后几百年气候波动剧烈，旱涝灾害频繁^{[49, 53]}，3000a B.P.左右殷末周初全新世大暖期结束，进入气候寒冷期，以冷干为特征的寒冷期一直到春秋时期才开始逐渐转暖^[54]。

大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促使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的大发展，研究区70 %以上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出现时间均在大暖期最为温暖湿润的7000~5000a B.P.之间，但温暖湿润的气候导致研究区平原地区河湖纵横、沼泽发育，不适宜人类生存与居住，因此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4000~3000a B.P.的夏商时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末期，气候暖湿程度下降，逐渐向冷干方向转变^[52~54]。温度下降与降水减少往往会导致较高海拔和较高纬度地区生态环境发生较大变化^[4]，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研究区60 %以上的聚落遗址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图 3和表 5)，干冷化的气候对于分布在研究区南部的聚落遗址影响巨大。一方面，趋于冷干的气候使得海拔较高地区的环境逐渐恶化，但随生产力进步，人口数量在逐渐增加，这样使人地矛盾进一步突出，而较低海拔地区因气候冷干化导致河流流量减少，湖泊沼泽萎缩，可供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人类开始向较低海拔地区扩散。夏商时期气候虽较新石器时代变冷变干，但总体仍然比较温暖湿润，低平原区仍然多湖泊沼泽，并且洪水频繁发生^[55]，因此，南部地区夏商时期分布在较高海拔的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100~500m)的聚落遗址虽然较新石器时代减少了约13 %，但仍然以分布在此海拔高程为主(>46 %)。3000a B.P.左右的西周时期，进一步寒冷干旱的气候^[54]使得平原区湖沼进一步萎缩，河流流量进一步减少，< 50m的低平原区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场所，遗址数量最多，占该地区聚落遗址总数的48 %以上；而分布在山前丘陵盆地的聚落遗址数量较前两个时期大幅减少至33.33 %。随气候的逐渐变冷、变干，山东省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11]、巢湖流域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的聚落遗址^[13]、长江中下游地区8500a B.P.以来的古文化遗址^[14]、河南省史前人类遗址^[15]等分布特征也表现出向较低海拔地区转移的趋势。气候的变化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对于夏商时期和西周-春秋时期分布在燕山以北，纬度相对较高的北方游牧民族而言，由于温度降低与降水减少^[52~54]，原有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化，迫于生存压力北方民族相继南下。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燕南地区的农耕民族得到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研究区北部的商和西周-春秋文化遗存中包含有大量北方文化因素^[18]即为很好例证；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也一定程度上会使得研究区北部地区聚落遗址数量的增加；对于研究区南部海拔较高地区而言，气候的干冷化对该地区以旱作农业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业民族造成了巨大影响，在农业减产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双重压力下，研究区南部的商人被迫南迁^[56]，商人的南迁使得夏商之后研究区南部聚落遗址数量锐减。

区域地貌环境的好坏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先民而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5~7, 57, 58]}。地貌环境对研究区北部聚落遗址分布影响最为显著，特别是保定北部太行山东侧、白洋淀西北的拒马河中下游 < 50m的低平原区。该区域西部和北部受太行和燕山山脉阻挡，受冬季风影响相对较小，冬季气温较高，东南面向广阔的华北平原，受夏季风影响，降水充足；并且受古黄河泛滥和古白洋淀扩张影响较小^[59]，地势平坦且稳定，适合人类长期生存与农业发展。前人研究也认为拒马河流域是东西南北各种古文化交流的孔径，同属拒马河流域的北京房山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商周时期都是聚落遗址分布的一个集中区域^[60~61]。因此，该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成为研究区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随时间推移，遗址数量逐渐增多，且多数为连续叠置型遗址，西周-春秋时期成为遗址分布的重心区域。

古地貌对研究区南部地区聚落遗址分布也有一定影响。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的南部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区成为聚落遗址的分布重心，这里地势较高(100~500m)且较为平坦，不易受到洪水的侵袭，同时靠近水源和山林，既有利于捕捞采集又有利于打猎藏身，还是耕作农业发展的优良选地^[20]。磁山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粟和动物骨骼以及孢粉分析结果^{[20, 62]}表明磁山遗址附近水草肥美、森林茂密、动物众多，农业发达，是当时该地区古环境特征最真实写照。然而南部地区海拔较低的广大低平原区湖沼发育和河流纵横的地貌条件不适宜人类生存定居。

综合分析研究区古河流及湖泊分布的相关资料以及前人研究结果等，笔者认为古河流，特别是古黄河的影响是造成研究区东南部平原区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始终鲜有聚落遗址分布的主要原因。汉代之前黄河下游一直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直到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决溢改道屡见不鲜，除正流、干流之外还有若干岔流、决流^{[22, 63]}。除古黄河外，古漳河、古滹沱河等河流下游在平原地区也经常泛滥、改道^[64](图 5)。因此，多数学者认为饱受河流影响的 < 50m的低平原地区，特别是河北平原东南部地区受古河流河道迁移、摆动、泛滥影响，人类不可能在这里长期定居^{[20, 22, 63, 65]}；也有学者提出全新世以来以古黄河为主的河流带来的泥沙堆积将遗址掩埋的可能，而且得到了一部分考古发掘的证明^[21]。综合前人研究及考古发掘^{[20~22, 63~68]}，笔者将东南部低平原区遗址数量少的原因归纳为3种可能：第一，由于受气候、古湖泊以及古河流下游改道与泛滥等因素影响，先民不选择在此平原区生活、定居；第二，全新世以来以古黄河为代表的流经研究区内的诸河流在平原区流速减慢、泛滥，造成大量泥沙淤积，可能将聚落遗址深深掩埋；第三，河流的改道、泛滥很可能会使一些地区分布的聚落遗址被冲毁。

图 5(Fig. 5)

图 5 20~3ka B.P.华北平原主要河流下游河道变迁图[64] Fig. 5 The river channel chang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major river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from 20 ka B.P. to 3 ka B.P.[64]

除河流影响外，在东部平原断陷洼地和古河道洼地间分布着由鸡泽、大陆泽、宁晋泊、海泽等众多大小湖泊组成的湖泊带以及其间众多的湖沼洼地^[65~67]。相较于海拔较高的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与洪积扇平原，东南部低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泄水不畅、河湖纵横、沼泽发育，加之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旱涝灾害频繁以及受河道变迁的影响土壤盐碱化严重^[68]，这些因素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先民的生活选址，也是东南部平原聚落遗址分布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东南部平原区不同，平原区北部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大致从保定到沧州方向，聚落遗址增加较显著；推测聚落遗址分布与古白洋淀的分布、萎缩以及解体有着密切的关系^{[59, 69]}。早全新世后期曾一度干涸的白洋淀开始兴起，中全新世时湖淀扩张达到了全盛时代，受古黄河影响，即使该阶段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水面，白洋淀周边仍有安新梁庄^[31]、留村遗址^[31]、任丘哑叭庄遗址^[34]等典型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晚全新世开始，白洋淀进一步收缩、解体成为更多个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水淀^{[59, 69]}。湖泊的干涸与解体使得陆地面积的增加，分布于各水淀间的高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接近湖泊易于取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优良地带，因此人类活动范围随着湖泊解体与萎缩逐渐扩散。

影响各时期聚落遗址分布的原因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因素外，民族起源、生产力发展以及政治因素等人文要素对遗址分布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河北中南部是商族先人的重要初居地，为商人的重要活动地域^[18]，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是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的中心分布地区，是商族和先商文化的发源地^[70]，商王朝建立之后，一直重视对初居地的统治与开发，商王祖乙还曾一度迁都于邢台地区^[18]。因此，在研究区南部地区分布有大量夏商时期的聚落遗址。西周-春秋时期北部拒马河中下游平原成为遗址分布的重心区的重要原因除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南部商人大量南迁外，北部燕国从西周初期接受分封建立国家开始对该地区长期统治、开发、建城，甚至迁都于此地^[71]也是该地区成为西周-春秋时期聚落遗址分布重心区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西周-春秋时期南部与北部地区都以连续叠置型聚落遗址为主，占遗址总数的60 %以上，这与该时期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增强也有很大关系。

(1) 冀中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聚落遗址数量、遗址域面积、平均密度均迅速增加，到西周-春秋时期，又迅速降低；连续叠置型遗址以西周-春秋时期所占比例最高。

(2)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重心在南部邯郸武安盆地(84~103个/10000km²)，夏商时期略向北移至邢台南部至邯郸北部地区(171~220个/10000km²)，西周-春秋时期则转移至北部拒马河流域中下游地区(99~121个/10000km²)。

(3) 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研究区聚落遗址都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沿太行山山麓呈南北条带状分布特征；南部地区聚落遗址分布海拔高程由较高海拔的太行山山前丘陵盆地(100~500m)与洪积平原(50~100m)逐渐向低海拔平原( < 50m)地区过渡，北部地区一直以0~50m低平原为主要分布区，东南部平原区始终鲜有聚落遗址分布。

(4) 气候变化是影响研究区南部聚落遗址分布的主导因素，北部地区聚落遗址分布主要受地貌环境影响，东南部平原区受古湖泊及古河流下游改道与泛滥等因素影响始终鲜有聚落遗址分布。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民族起源地、国都所在地等人文要素对聚落遗址分布特征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表现为在民族起源地与国都所在地聚落遗址的密集分布以及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西周-春秋时期聚落遗址以连续叠置型遗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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