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复杂地理环境的限制，秦汉时期广东的农业水平始终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这一时期广东农业的发展仍然是该地区经济发展开始出现转折的一个重要的表现^[1~8]。《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王传》中均有关于西汉初年岭南地区从中原输入大量的“金铁田器，马、牛、羊”等以发展农业生产的记载，考古发现的秦汉时期金属农具的数量也急剧增加^{[9, 10]}，表明尽管“火耕水耨”仍然是广东地区的主要耕作方法，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已经开始在广东地区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同时，北方许多农作物品种也被引入，广州汉墓中就曾发现高粱(Sorghum bicolor)、黍(Panicum miliaceum)等中原地区的传统粮食作物^{[11, 12]}。

此外，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岭南地区的农业并不仅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是多种经济结构并存的混合生计模式^[13~15]。在广州、番禺的汉墓曾出土有乌榄(Canarium pimela)、梅(Americana mume)、桃(Amygdalus persica)、荔枝(Litchi chinensis)、板栗(Castanea mollissima)等果品以及人面子(Dracontomelon duperreanum)、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等种类丰富的植物遗存^{[11, 12]}，表明作为农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蔬菜瓜果以及其他经济作物为主要栽培对象的园圃农业，在秦汉时期的广东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广东地区出土的植物遗存多来自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山地丘陵地带，只有位于广东连州的东汉墓葬中有瓜子遗存的报道，且只留白色残迹，无法进行种属鉴定^{[11, 12, 16, 17]}。因而目前对于广东山地丘陵地带这一时期的农业状况一直不甚清楚。

狮雄山遗址(24°02′45″N，115°37′10″E)位于广东五华县西北部(图 1)，北与河源市龙川县毗邻，东与梅州兴宁市交界。遗址所在的狮雄山位于华城盆地东南部，是一座由南、北两个山岗组成的马鞍形独立山丘。1984～199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先后4次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发掘工作^[18]；201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狮雄山遗址进行了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不但发现了秦汉时期城址以及大量相关的遗迹，还发现了一批可以明确断定为秦汉时期的陶器和一批封泥文字，所见文字主要有“定楬之印”、“定楬丞印”等^[19]。出土石器包括石凿、石锛、石刀、石矛、磨盘、磨棒等，均为打制和磨制成器。根据考古文化堆积以及出土器物的特点，考古学家初步推断，该城址为秦平定岭南后新建的“定楬县”城，完善于汉初或南越国初期，毁弃于南越国灭亡时期^[19]。此次发掘发现了30个灰坑，其中第22号灰坑(H22)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化植物种子，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广东山地丘陵地带的农业状况提供了些许实物资料。

图 1(Fig. 1)

图 1 狮雄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hixiongshan site

本文对灰坑H22中植物大遗存的种类进行了浮选和鉴定，并对遗址中部分石器表面残留物进行了采集与淀粉粒分析，以期对广东北部山地丘陵地带秦汉时期的农业状况有所了解。

狮雄山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东周、秦汉、唐宋、明清等4个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但东周、唐宋、明清等时期的遗存均未发现完整、纯净的单位，只有秦汉时期的遗存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19]。发掘过程中共发现了7处秦汉时期的建筑基址，以四号建筑基址所处的TN24E12-TG1东壁为例(图 2a)：①层为近现代堆积；⑤～⑧层为西汉早期堆积；⑨层、 H22、 H24等单位为秦代废弃堆积。位于TN24E12-TG1的灰坑H22开口于⑨层下，为一开口直径近3m，最深处约半米的灰坑(图 2b)，出土了秦代瓦当、陶鍪、陶釜、陶瓿、“定楬之印”封泥等遗物，是秦汉时期早段的代表遗迹之一^[19]。对遗址中获取的炭化植物遗存以及发掘过程中不同遗迹中发现的木炭进行测年，AMS ¹⁴ C测年数据见表 1。综合7个测年数据，认为该城址的年代为秦汉时期，与发掘者的判断年代一致。

图 2(Fig. 2)

图 2 狮雄山遗址TN24E12-TG1东壁剖面示意图(a)[19]和灰坑H22 第①层褐色土；第⑤层红褐色土；第⑥层灰黄色土；第⑦层紫红色土；第⑧层黄色沙土；第⑨层黑灰色土H18、 H20、 H22和H24均为灰坑 Fig. 2 Cultural layer section (a) and pit H22(b)of Shixiongshan site

表 1(Table 1)

表 1 狮雄山遗址测年结果 Table 1 AMS 14 C dates for charcoal and carbonized seeds from the Shixiongshan site 实验室编号 样品编号及层位 出土单位 样品 未校正年代/a B.P. 校正年代(2σ)/BC(95％) Beta-341682 2012WS27N24E/2-TG1⑨ 探沟 木炭 2160±30 350～290 230～160 130～110 Beta-341683 2012WSH22② 灰坑 炭化种子 2290±30 400～360 280～260 240～240 Beta-341684 2012WSH22③ 灰坑 炭化种子 2180±30 360～270 260～170 Beta-341685 JZ6① 建筑基址 木炭 2210±30 380～200 Beta-341686 JZ6② 建筑基址 木炭 2260±30 390～350 300～220 220～210 Beta-341687 H28 灰坑 木炭 2180±30 360～270 260～170 Beta-341688 J1⑤ 水井 木炭 2310±30 400～370

表 1 狮雄山遗址测年结果 Table 1 AMS 14 C dates for charcoal and carbonized seeds from the Shixiongshan site

H22出土了大量的窖藏粮食遗存，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对该遗迹进行了浮选，共获取浮选土样约380L。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的鉴定与分析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完成，标本馆内收集了80000多种现代种子标本，为植物大遗存鉴定提供了依据。

我们同时对遗址出土的一些磨制石器(图 3)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提取，并对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完成。淀粉粒提取流程参照文献^{[20, 21]}，步骤简述如下： 1)使用超纯水和干净的尼龙软毛刷对石器表面进行清洁；2)将石器的使用部位和非使用部位分别放在烧杯中，加入适量超纯水，置于超声波中在40khz/200W功率下清洗10分钟；3)将烧杯中混合液转移到离心试管中离心(3000 r/m，10分钟)，倒掉上部清液；4)加入1.8g/cm³氯化铯溶液，充分振荡后离心(3000 r/m，10分钟)，保留试管上部溶液，用超纯水将其清洗至中性；5)加入少量甘油后制片；6)在显微镜下放大400倍观察，并记录淀粉粒形态特征。

图 3(Fig. 3)

图 3 实验选取的狮雄山遗址的出土石器(比例尺： 5cm) (a)磨棒H23；(b)磨棒TG10⑦：12；(c)磨盘TG10⑦：11；(d)磨棒H22①；(e)磨盘H22②：34；(f)石锛H22：16 Fig. 3 Stone tools excavated from the Shixiongshan site for examination

表 2(Table 2)

表 2 狮雄山遗址灰坑H22出土植物种子名录 Table 2 Carbonized seeds recovered from pit H22 at the Shixiongshan site 类别 鉴定结果 数量/个 粮食 作物 粟Setaria italica(L.)Beauv. 85000 粳稻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 Kato 3661 小麦Triticum aestivumL. 129 籼稻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 Kato 2 黍Panicum miliaceumL. 2 经济 作物 赤豆Vigna angularis(Willd.)Ohwi et Ohashi 9 大豆Glycine max(L.)Merr. 4 水果 遗存 桃Amygdalus persicaL. 4 山桃Amygdalus davidiana(Carr.)C. de Vos ex Henry 2 柿属(？)Diospyros sp. 2 李Prunus salicina Lindl. 1 梅Americana mume Sieb. 1 杨梅Myrica rubra Sieb. EtZucc. 1 葡萄属Vitissp. 1 蛇葡萄属Ampelopsissp. 1 乌榄Canarium pimela Leench. 1 其他 盐肤木(五倍子树)Rhus chinensisMill. 14 吴茱萸属Evodia sp. 12 樟属Cinnamomumsp. 3 蓼属Polygonumsp. 1 藜属Chenopodiumsp. 1 山胡椒属Linderasp. 1 野葵Malva verticillataLinn. 1

表 2 狮雄山遗址灰坑H22出土植物种子名录 Table 2 Carbonized seeds recovered from pit H22 at the Shixiongshan site

中国科学院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拥有最为完善的东亚淀粉粒数据库，其中包括了30多科100多属300多种植物的淀粉粒形态数据。通过与现代植物淀粉粒逐一对比，同时参考已发表的相关文献^{[22, 23]}，对提取到的古代淀粉粒进行了鉴定。

浮选出的大植物遗存，总共鉴定出23种植物，可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水果遗存及其他植物遗存，具体见表 2。浮选出的炭化种子种包括了大量的粮食作物，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粟(Setaria italica)(图 4a)，完整炭化颗粒约有85000颗，紧随其后的依次是水稻(Oryza sativa)(图 4b和4c)、小麦(Triticum aestivum)(图 4d)和黍(Panicum miliaceum)(图 4e)。

图 4(Fig. 4)

图 4 狮雄山遗址出土的部分炭化种子 (a)粟(Setaria italica)；(b)粳稻(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 Kato)；(c)籼稻(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 Kato)；(d)小麦(Triticum aestivum)；(e)黍(Panicum miliaceum)；(f)赤豆(Vigna angularis)；(g)大豆(Glycine max)；(h)桃(Amygdalus persica)；(i)李(Prunus salicina)；(j)杨梅(Myrica rubra)；(k)葡萄属(Vitis sp.)；(l)盐肤木(Rhus chinensis)；(m)樟属(Cinnamomum sp.)；(n)藜属(Chenopodium sp.)；(o)吴茱萸属(Evodia sp.) Fig. 4 Carbonized seeds recovered from the Shixiongshan site

水稻遗存中包含2粒籼稻以及3661粒粳稻，其中粳稻(图 4b)包含两种：宽粒粳稻长3.58～5.30mm，宽2.15～3.30mm，长宽比为1.6～1.8；次宽粒则长4.7～5.0mm，宽2.4mm，长宽比为2.04～2.31；而被鉴定为籼稻(图 4c)的两粒炭化种子长4.70～5.43mm，宽1.79～2.43mm，长宽比为2.53～2.64。

除了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以外，还发现有大豆(Glycine max)、赤豆(Vigna angularis)等经济作物(图 4f和4g)。零星出现有李(Prunus salicina)、梅(Americana mume)、桃(Amygdalus persica)、乌榄(Canarium pimela)等水果遗存(图 4h～4k)，以及一些可能用作蔬菜、调料或者药材的植物种类，如野葵(Malva verticillata)、盐肤木(Rhus chinensis)以及山胡椒属(Lindera sp.)、吴茱萸属(Evodia sp.)的某种植物(图 4l～4o)。

6件石器的残留物中共提取到184颗淀粉粒(表 3)，其中61颗粒径很小，基本上不具有鉴别特征，其他123颗淀粉粒可以分为以下3个类型。

表 3(Table 3)

表 3 石器表层残留物中各类淀粉粒统计表 Table 3 Frequenciesof starch grains from residues on stone tools 样品 野外编号 分样 粟类 麦类 块根 块茎类 不可 鉴定 数量 /颗 磨棒 2011WSIH22：① 使用面 6 6 非使用面 1 14 15 磨盘 H22②：34 使用面 3 3 6 非使用面 1 2 3 石锛 WSTG10H22：16 使用面 1 2 2 1 6 非使用面 2 2 磨棒 H23 使用面 6 35 7 48 非使用面 1 1 磨棒 WSTG10⑦：12 使用面 4 14 18 非使用面 12 1 2 5 20 磨盘 WSTG10⑦：11 使用面 4 1 47 6 58 非使用面 1 1 总计 26 5 92 61 184

表 3 石器表层残留物中各类淀粉粒统计表 Table 3 Frequenciesof starch grains from residues on stone tools

粟类：共提取出26粒，多面体型，部分中部有Y型或星型裂隙，粒径范围在4.95～22.18μm，平均粒径为14.57±4.51μm(图 5g)。在中国常见淀粉粒数据库中(图 5a)，粟、黍等植物具有该类淀粉粒特征^[22]，因此该类淀粉粒应该来自于粟类植物。

图 5(Fig. 5)

图 5 现代和古代淀粉粒(比例尺，20μm) (a～f)现代淀粉粒，依次为：(a)粟(Setaria italica)，粒径范围为5.1～19.3μm；(b)小麦(Triticum aestivum)，粒径范围为10.0～39.4μm；(c)红芋(Colocasia konishii)，粒径范围为3.09～7.21μm；(d)曲苞芋(Gonatanthus pumilus)，粒径范围为2.84～7.28μm；(e)魔芋(Amorphophallus konjac)，粒径范围为3.86～7.65μm；(f)裂果薯(Schizocapsa plantaginea)，粒径范围为4.7～16.1μm；(g～l)遗址器物表层残留物中提取到的典型淀粉粒：(g)粟类淀粉粒，粒径范围为4.95～22.18μm；(h)麦类淀粉粒，粒径范围为19.41～33.70μm；(i～l)块根块茎类淀粉粒，粒径范围为7.84～20.87μm Fig. 5 Modern and archaeological starch grains. (a～f)Modern starch grains; (g～l)Typical starch grains recovered from stone tools:(g)starch grain from millets, (h)damaged starch grain from Tribe Triticeae and (i～l)starch grains from some roots and tubers

麦类：共提取出5粒，基本呈双凸透镜状，脐点居中闭合，轻敲使其旋转后，侧面呈细长椭球形，中间有一纵向凹痕。表面具有层纹，并分布有网状小凹坑(图 5h)。粒径范围在19.41～33.70μm，均值为24.93±5.55μm。经过与现代植物淀粉粒数据库的对比(图 5b)，虽然目前不能鉴定到种、属一级，但是可以确定这类淀粉粒来自小麦族(Tribe Triticeae)植物^[23]。

块根块茎类：这类淀粉粒是实验中获得含量最多的淀粉粒，总共发现了92颗，大部分为单粒，形状多是钟形，脐点闭合。粒径范围在7.84～20.87μm，平均粒径为13.14±3.13μm(图 5i～5l)。我们已有的现代样品中，很多块根块茎类植物都会出现这种淀粉粒，比如天南星科(Araceae)和蒟蒻薯科(Taccaceae)的部分植物(图 5c～5f)。这里，我们谨慎地将其仅鉴定到块根块茎类。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人类为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24, 25]}。植物学研究表明，籼稻比较适宜生长在高温、强光和多湿的热带及亚热带的低海拔地区；粳稻则比较耐冷寒，因此多栽培于北方或南方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26]。狮雄山遗址浮选出籼稻2粒，而粳稻却有3661粒，反映了狮雄山的先民可能在长期的水稻生产中选择了更适应当地环境的粳稻作为主要栽培品种。虽然现代广东地区广泛种植籼稻，然而至今仍未发现以籼稻为主的水稻遗存^[27~29]。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完成驯化的粳稻在距今4000年前后传播至印度东部及东南亚的西部，与当地还未完全驯化的一年生普通野生稻(Oryza nivara)杂交，进而进化为籼稻，并传回中国^[30]。狮雄山遗址的浮选出的两粒籼稻，为探讨研究籼稻在中国境内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材料。

狮雄山遗址的灰坑中浮选出的炭化种子中鉴定出了大量的旱地作物，包括85000粒炭化粟以及部分小麦和黍，石器表面残留物中也出现有一定比例的粟类和麦类植物的淀粉粒(图 6)。粟、黍、小麦本是中原地区的传统粮食作物，目前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粟在华北地区被驯化后向多个地区传播，稻粟混作曾在南方地区普遍存在^[31~39]，广东地区部分汉代墓葬中也同时出土有稻谷、粟、黍等植物遗存^{[11, 12]}。《汉书·南粤传》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时，汉军“先陷寻陋、破石门，得越船粟”，显然粟在当时也是主要的粮食。而小麦在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受自然条件和灌溉技术等的限制，在传统的农业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40~44]。但是，在距今3000年左右，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就已经出现了小麦遗存，春秋时期以麦作农业为主的旱作农业已成为当地农业的主导，稻作农业则少量存在^[45]；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地处长江以南鄂东南丘陵地带的山间小盆地，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尽管西周时期农业经济以稻作为主，但已经对粟进行利用^[46]。因此，狮雄山遗址浮选出的大量旱地作物表明秦汉时期粟、黍和小麦等作物已经成为狮雄山遗址居民的重要粮食作物。这一方面是先民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体现——山地丘陵地带平地面积狭小，可用于种植水稻的耕地面积有限，加上受栽培技术和耕作制度的限制^{[6, 27]}，使得旱作农业在粤北山地丘陵地带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北方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军平定岭南的战争以及统一岭南之后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大量熟悉旱作农业及习惯以粟、麦为食的北方移民进入岭南，进一步促进了旱作农业在粤北山区的发展。

图 6(Fig. 6)

图 6 狮雄山遗址各类型淀粉粒出现频率分布图 Fig. 6 Frequencies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ancient starch grains from the Shixiongshan site

除了粟、黍、水稻和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之外，在狮雄山遗址出土石器表面残留物中提取的淀粉粒以块根块茎类植物为主，其出现的频率远大于其他植物(图 6)。块根块茎类植物容易获得并具有较高的能量，因此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一直是古人利用的主要植物资源之一^[47]。自全新世早期以来，广东山地丘陵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稳定，采集渔猎的生活方式持续的时间可能很长，在这里某些块根块茎类的植物可能最早得到驯化，是当地先民最早广泛的栽培种植的作物^{[8, 48~52]}。因此有学者推断在全面进入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社会之前，中国岭南地区可能存在一个利用块根块茎类植物的园圃农业时期^[53~55]。在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条件下，这种因地制宜的经济结构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3, 14]}。西汉《氾胜之书》中首次出现对种芋法的总结；汉人杨孚的《异物志》中亦有“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之句。然而多数块根块茎类植物由于可以直接食用，炭化的几率较小，在考古遗址中一般少有发现^[31]，但其含量丰富的淀粉在出土器物表层残留物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56~62]。对狮雄山遗址出土器物的淀粉粒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块根块茎类植物至少曾为狮雄山遗址的先民提供了重要的食物补充。

岭南的水果栽培有着悠久的历史，先民在果树栽培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异物志》、《四民月令》等历史文献中均记载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先民栽培果树的方法，并且由于秦汉时期岭南地区需要向中原地区进贡大批水果，这也促使岭南地区不断发展水果生产。本次浮选出的多种水果遗存中，乌榄、杨梅是南方特有的果品，广东高要茅岗遗址也曾出土一百多粒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乌榄核^[63]，说明在秦汉时期广东地区先民食用乌榄的习惯已经相当普遍；桃、李、梅等是我国非常古老的果树树种^[64~66]，作为古代常见的水果种类，全国各地均有栽培，在岭南地区的汉墓中也多有发现^{[11, 12]}。这些品种丰富的水果遗存，表明秦汉时期水果栽培已成为广东山地丘陵地带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H22中浮选出的其他植物遗存，如大豆、小豆以及盐肤木、藜属和蓼属等植物(表 2)，则可能用作蔬菜、香料或者药材。这些种类繁多的植物种类也显示了与珠江三角洲一样^{[11, 12]}，秦汉时期广东山地丘陵地带的园圃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来讨论广东山地丘陵地带秦汉时期各种农作物的比例，条件还不成熟。一是因为考古发现比较少，二是因为经过系统植物考古分析的遗址数量更少，而偶然发现的各类农作物遗存由于其偶然性，结果可能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因此，要想更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植物信息，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综合对广东山地丘陵地带狮雄山遗址灰坑中浮选出的植物大遗存分析和石器表面残留物的淀粉粒分析，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广东山地丘陵地带受到了地理环境的限制和来自南岭北麓传统文化的影响，当地的居民很可能同时经营稻作农业和包括粟、黍和小麦的旱作农业；尽管秦汉时期广东山地丘陵地带的先民仍然选择粳稻为稻作农业的主要栽培品种，但是遗址中浮选出的两粒籼稻依然为籼稻在中国境内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材料。

另外，岭南地区的农业不仅仅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举。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来自于天南星科或者蒟蒻薯科的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以及乌榄、杨梅、桃、李等其他果类作物可能在岭南山地丘陵地带的农业生产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当地的园圃农业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狮雄山遗址这种多种经济结构并存的混合生计模式反映了先民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及文化传统的传承。

致谢: 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