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指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核心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原则。《决定》关于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内容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观，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权威思想。

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展离不开一支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队伍的领导，建立、巩固并完善党的领导地位都需要树立有效的政治权威。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敏锐地察觉到革命队伍内部没有树立起有效的政治权威，进而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没有形成一支革命领导队伍。突出表现为当时公社的委员们为了琐碎事务和私人问题争执不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而在公社原则性问题和重大的革命策略问题上，却没有形成及时的、有力的共识。公社内部各种思想流派泛滥，其中影响最大的蒲鲁东主义更是以鼓吹无政府主义、反权威为核心诉求。蒲鲁东在1851年发表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概念》一书中就公开宣扬：“不要权威！就是让只有的契约代替专制的法律，让自愿地协商代替国家的仲裁！”^[1]这种盲目鼓吹自治、不顾现实革命条件的反权威思想对巴黎公社革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造成公社失败的原因有多个，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其中长期以来存在于公社内部的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不仅不利于形成有力的政治权威，反而极力损害公社内部的集中统一，无法组建一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最终致使革命惨败。足见树立有效的政治权威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对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决定》充分继承并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权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关系。在批判工人运动中泛滥的反权威主义思潮时，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是最具权威性的活动，革命行为就是一部分人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权威以服从为前提条件。“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2]338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亦是如此，如果无产阶级不想失去自己的革命成果，就必须动用权威手段让反动派畏惧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性的领导，《决定》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执政体量之巨大前所未有，执政任务之艰巨同样前所未有。党的领导作用落实和体现在全方位、全领域和各环节，必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权威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意义的相关理论，即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权威的语境下提出落实“两个维护”的具体要求。针对当前个别党员干部对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权威观的认识不到位、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认识不到位的情况，《决定》重点指出要完善落实“两个维护”制度，自觉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两个维护”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权威的体现，是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落实好“两个维护”，才能更好地巩固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树立强大的政治权威是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完善和国家治理全面展开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权威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联系起来深度阐释正确的国家权威观，为人们辩证分析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巴枯宁是第一国际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宗教意识来解释国家的起源，把国家等同于地上的教会，进而模糊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巴枯宁还鼓吹绝对的自由和自治，认为正是国家的存在才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因此需要废除一切国家。他还攻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都是反动的、屈辱的，人民国家也不能给人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巴枯宁主义者不仅主张在工业生产活动中废除权威，还要求废除国家、废除政治权威。可见，巴枯宁主张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与他错误的权威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权威观谬误的基础上，揭露这种反权威主义论调的矛盾和反动性质，阐述了无产阶级科学的国家权威观，他指出，巴枯宁派所主张的反对权威和他们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国家及其权威在未来社会革命的浪潮下将最终消失，原本由国家承担的各项职能也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回归最基础的社会管理本位并维护全体社会真正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恩格斯针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存在的否定、轻视政治权威的思潮和行为，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树立科学的国家权威观。

一方面，政治国家及其权威的废除需要各种社会条件，在这些必需的社会条件被消除以前，国家和国家权威都不可能被废除。罔顾废除国家权威的社会条件而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行动第一步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本末倒置，在实践上是无路可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废除需要足够的社会条件和必要的长时期。但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反权威主义却根本不提废除国家权威所需的社会条件，而只是高喊废除国家、废除政治权威的口号，“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2]338。显然这是本末倒置、不顾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观点。

另一方面，革命是世上最权威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都离不开权威。巴枯宁派以反对一切国家为出发点，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不从事任何政治斗争，如果工人阶级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就等于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这种荒谬的逻辑受到恩格斯的极力反对，他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指出，让工人阶级放弃政治，就是把工人阶级推向资产阶级的怀抱，“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2]225。无产阶级无论是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还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开展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离不开政治权威，不仅需要积极采取政治行动建立和维护有效的政治权威，还要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促进政治权威和国家治理效能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权威对提高和改善国家治理成效的必要性思想。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首要的显著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的权威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正是因为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有强大的权威，中国才能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稳定，在各项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决定》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性，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只有维护好党中央的权威才能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才能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才能更加巩固和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能够推动国家不断进步和发展。

另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治理的成效能更好地彰显和巩固政治权威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坚决与反权威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斗争，着重论述了政治权威对于保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的重要性。受当时革命条件的客观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国家治理的成效对政治权威的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地提出并分析了有效的国家治理对展现和进一步维护党中央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决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提炼总结了中国国家治理取得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运用国际比较分析视野可以发现，后发现代化国家大多“顾此失彼”，其中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发展的结果是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不断积累甚至爆发。例如，跻身“富国俱乐部”的智利在2019年因政府下令地铁费用涨价30比索而爆发了蔓延全国的大型抗议示威和暴乱，导致国家进入“戒严状态”，利益矛盾激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被不断激发出来。因此，可以说中国所取得的两大奇迹皆为世界罕见。

中国在面临多重巨大风险挑战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兼具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在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下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发展，顺利化解各种国家治理风险，避免社会动荡，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的各项改革，能够取得这一国家治理成效的首要原因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领导地位的巩固首先源于党中央的有效权威。《决定》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首个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因为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实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依法治理国家，才能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国家治理是把国家各项职能充分发挥的综合体现，是衡量现代国家制度效能的重要标志。中国国家治理的显著成效更好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的政治权威的有效性。

巴枯宁等反权威主义者在党组织与党中央的关系问题上，宣称一切权威都应该被彻底废除，把权威原则说的一无是处而主张各党组织绝对的自治。这种反权威主义的论调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恶劣影响。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70年4月4日至6日在拉绍德封举行，巴枯宁派和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之间发生分裂，导致瑞士罗曼语区出现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在1870年6月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解决总委员会的分裂问题，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后来他们改名为“汝拉联合会”。1871年11月12日，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通过了《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也被称为《松维利耶通告》，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宣言支部完全自治的反权威主义论调。马克思恩格斯矢志不渝地坚持与反权威主义者作斗争，也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权威与自治、党中央与各级地方党组织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南。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工人运动的实际阐述党中央的权威存在有充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针对巴枯宁主义者关于党中央与党组织关系的反权威主义观点，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一味追求自治是葬送革命前途的盲目做法。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绝对的权威在必要的条件下不可或缺，社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都离不开权威，权威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意志的集中，恩格斯在1872年给拉法格的信中进一步强调，社会协作和运转“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2]337。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把权威原则绝对的否定而把自治原则绝对的肯定都是不成立的。

其次，党中央的权威与各级党组织的自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恩格斯分析了统一的意志即权威的来源，第一种是多数人表决的意志，第二种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第三种是某个人的意志。不论是哪种权威，都是一种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4]372。巴枯宁主义者把权威视作绝对的祸害，鼓吹党组织绝对的自治，恩格斯针对这种把权威和自治对立起来的做法深刻分析了其理论匮乏的本质：“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4]378恩格斯关于权威的三种来源的分析表明，相对于各级党组织而言，党中央的权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着深刻的力量基础和现实指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巴枯宁主义者斗争的过程中充分揭示了权威存在的客观基础，辩证分析了党中央权威与各级党组织自治的关系，有力地揭示了反权威主义的空想性质、冒险主义和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严重危害，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探索建立和巩固政治权威指明了方向。但也需要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威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当时革命运动存在反权威主义思潮和做法，对于如何从制度上、体制机制上确立并维护党中央权威、处理好党中央权威和各级党组织自治的关系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充分阐释和具体落实到指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权威观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党情、国情深化了对权威与自治的关系的认识，突出体现为规定并落实了一系列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

第一，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更重要的是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行动上。规章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在于行动，“两个维护”制度的落实是新时代巩固和完善党中央权威的关键内容。

第二，加强体现和发挥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构建。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依托，重点在新时期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中落实和完善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力，推进领导体制的运转高效化，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体现好和巩固好党的全面领导地位。

第三，处理好党中央政令畅通和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的构建、运行和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要求各级党组织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完善职责分工、监督问责、情况通报等配套制度，以制度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不能以实际情况不同为推脱、敷衍的借口，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

第四，党组织秉持权责明晰、规范有序、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各级地方党组织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是为了让党中央在充分、及时和准确掌握各地区各部门情况的基础上，可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秉持权责明晰的原则，该请示报告的必须如实请示报告，该负责担当的必须不打折扣地负责担当；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秉持规范有序的原则，严格遵循党章党规的相关规定，依据合理合规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方式作好请示报告工作，提升请示报告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对于请示报告什么内容、怎样进行请示报告都应按照严格规范的程序进行；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真实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分析现状和提出建议等，不虚报浮夸，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避免只报喜不报忧、只报结果不报过程等片面做法，还要从思想认识上认真对待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真正将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落实到具体工作的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