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当前正处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增长动力需待转换和经济结构注重优化升级的攻坚期，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更加高质、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难点和活力都在县域。晋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及珠三角模式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发展的先进模式。2002年，由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提出的“处理好五大关系”及“六个始终坚持”的“晋江经验”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路标，是中国民营、非公经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的代表缩影之一。

二、晋江模式的定义和经济增长的涵义

晋江模式是指以“诚信、谦恭、团结和拼搏”为核心精神，以开放性、包容性和学习性为内涵，立足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本地特色及比较优势，形成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发展方式。它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制造业现代化为先导的外向型规模经济，开发特色产业，注重山海协作，加强政府服务，全面协调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上，商品与劳务潜在生产力扩大，人均产出(或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它既是增量又是提质的过程，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扩张，还包括资源集约使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及生态冶理等。

三、经济增长理论概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次革命、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是用于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作用的指标，该理论认为经济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及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主要动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因是增加要素的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要素的供给主要是指增加资本和劳动的供给。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指扣除劳动、原材料、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外，其他所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即广义科技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及规模效应，如制度及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规模经济及教育进步等因素。它可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反映生产率综合水平和变动。

国内外学者针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了大量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和斯旺(Swan)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通过索罗余值(Solow’s Residual)的计算，得出要素投入外产出的增加部分，主要是计算得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情况，进行大量理论研究，并利用产业和地区层次数据，用不同分析方法对TFP进行测算和模型实证。Kim和Park根据1975—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计算TFP的增长对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促进作用，其增长模型表明追赶效应、人力资本、较少的人口、货币疲软、研发增长是TFP增长的重要来源^[1]。付文飙和王禾认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必须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投入高效要素，促进其合理有效的流动，不断提升TFP，实现“减量提质”到“量质双升”的转变^[2]。易露霞和尤彧聪则利用2010—2015年广东省面板数据进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路径的实证分析，认为TFP提高的本质是技术进步引起技术效率的全面改进^[3]。

有些学者还注重于探寻特定因素与TFP的关系及TFP的影响因素。Burda和Severgnini发现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集中对TFP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影响，而投资支出率对TFP增长呈负相关^[4]。Xiong等指出TFP受到城市化、外部投资和地方制度框架溢出效应的推动^[5]。Herzer认为在玻利维亚FDI对TFP的长期因果效应是正向的^[6]。

虽然，目前国内外针对经济增长理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不少，但深入剖析探讨在特定经济模式下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机制的相关文献并不多，特别是针对中国县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分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研究还较少。因此，笔者注重分析晋江模式的经济增长特点，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角度研究晋江模式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四、晋江模式的特点及发展现状 (一) 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社会资本优势

晋江模式的形成来自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它起源于海洋文化，以商业文化为主流，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又有其特色，是中原文化、闽越文化和海洋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晋江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海外华侨数以百万，遍布于世界各国。晋江模式就是来源于晋江侨胞中蕴蓄深厚的拓外传统，以及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侨源优势为晋江带来了除血亲和社会关系外的雄厚资本、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

(二) 立足实体经济，不断转型升级

截至2017年，晋江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已连续17届位居全国5~7位，经济总量也连续24年位居福建省县域首位。2017年，晋江用占全省1/200的土地创造了占全省1/16的GDP。而至201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已突破4 000亿元，产值超亿元的企业超800家，上市企业46家，形成了纺织服装和制鞋两个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另外还有建材陶瓷、装备制造、化纤、食品饮料和纸制品五个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7]。2017年晋江市主要经济指标占全省的比重如图 1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市政府以“先进制造业立市，高新产业强市，现代服务业兴市”作为新实体经济的发展思路，坚持以实业为本，鼓励企业深耕市场，加快传统优势产业的新动能改造、新兴产业的龙头带动集聚和现代服务业的消费升级及服务转型。由表 1及图 2可以看出，在1999—2017年期间，晋江市基本处于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贡献日益增加，而第一产业发展滞后的情况。

(三) 绿色、集约和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晋江模式中有一条特别鲜明的特性，即“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及选择符合自身条件最佳的方式加快经济发展”。晋江产业从最初的粗放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生产模式逐步向绿色、集约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发展，不仅大力整治落后产能，还以安踏、恒安等大企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顺应“互联网+”“健康+”“体育+”等发展趋势，大力开发新产品、运用新设备、拓展新渠道、构建新链条及导入新业态，加强对市场的驾驭和盈利。2018年上半年，晋江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率达32.4%，产值超亿元的工业企业达559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5家，实现工业产值1 989.1亿元，增长17.8%。积极培育集成电路、石墨烯、新能源等高新产业向全链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规上产值占全部规上产值比重提高至14.7%。促进现代服务业向个性化、专业化和高端化延伸，营利性服务业增长31.2%。另外，晋江还注重创新驱动，在县域创新创业中位列全国第三。专利申请多达5 041件，增长了54.9%，其中发明专利为752件，增长39.3%。晋江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生态开发和生态修复并重，以生态修复牵引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并行^[8]。

(四) 注重品牌效应

商标品牌是企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域甚至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晋江模式的鲜明“亮点”之一，就是拥有大批具有市场影响力及消费崇尚度的著名商标和品牌。市政府以“质量立市”、以“品牌强市”作为战略指导，晋江企业注重品牌效应和设计理念的更新，让晋江品牌形成集群效应，建立了“中国茄克之都”“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拉链中心”“中国陶瓷重镇”“中国纺织工业基地”“中国食品工业强市”等国家级生产基地。至2018年上半年，晋江拥有中国驰名商标42件，如恒安、安踏、七匹狼、特步、柒牌、九牧王、361°、劲霸、盼盼、雅客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品牌都由此出发，走向世界^[9]。在当前实体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之时，由传统的重视制造转向以品牌立基，晋江作为传统制造业重要生产基地和品牌基地的底色始终未变。

(五) 注重改革的制度创新与系统集成

晋江市政府在经济发展转型的节骨眼上，注重建设服务型政府，大力推行创新企业扶持措施和人才政策，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优质服务及有效管理，实行“党政+商会”联席会议制度，营造便捷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坚守实业、抓好实业，“爱拼加智拼”。在改革中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弊端，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注重改革的系统、整体与协同性，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另外，还积极承办世界级体育赛事，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五、晋江模式与温州模式、苏南式、珠三角模式的特点比较

模根据2018年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提出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发布的“2018年中国县域经济100强榜单”，晋江市排名全国第五，如表 2所示，其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六年居全国第五位，综合经济实力连续24年居福建省县域首位。

作为县域经济改革开放代表的晋江模式，它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都是起源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通过政府间接性引导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直接主导，注重国内外市场联动发展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但由于区位、产业结构、经济基础、自然禀赋及交通等具体情况不同，它们的发展又各自存在不同特点，如表 3^[10-12]所示。

晋江模式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注重引导和服务企业、行业，政企良性互动；立足本地优势，坚持诚信，以本土民营经济为主导，利用外部资源“外引内生”，坚守实体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坚持内联外拓，主动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把握开放发展机遇；依靠品牌经营与资本运营实现“双翼齐飞”，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突出创新转型，引导企业“固本拓新”走国际化经营之路，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勇于拼搏、善于拼搏；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注重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及分析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中，索罗余值法因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且操作简单而被广泛采用。所以文章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索罗余值法来计算晋江市2000—201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探究其经济增长质量和动力机制提供数据支持。

(一)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概况

即C-D生产函数模型，它表示经济增长是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和综合技术水平(如劳动力素质、技术先进水平及经营管理水平等)的函数^[13]。

(1)

式中：Y为宏观经济产出量；A为综合技术水平；K为资本投入量，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单位：亿元)；L为劳动投入量(单位：万人)；α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

将式(1)两边同时取对数：

(2)

将式(2)两边求微分：

(3)

由式(3)可得

(4)

(5)

(二) 用索罗余值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

假设技术进步是α+β=1的希克斯中性，则式(3)可变为

(6)

式中：y为年度经济增长率；T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增长率。

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公式可表示为

(7)

用E_k表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8)

用E_l表示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9)

E_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0)

(三) 晋江市的数据来源及处理

总产出量(Y_t)，用国内生产总值GDP_t作为总产出量。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文章以晋江市1999年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基期，根据GDP指数将其换算成不变价格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统计分析数据。因《福建省统计年鉴》中晋江市GDP指数是以上年=100计算得出的，因此具体的总产出量折算公式如下：

t年不变价格的GDP_t = GDP_t-1×(t年GDP指数/100)

关于资本投入指标选择(K_t)，由于每年的资本使用流量难以准确计算，只能用每年资本存量来替代，经过反复考虑选择用晋江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年末数来计算。

对于劳动投入量指标(L_t)，在实践中主要考虑的是全社会参加生产的实际劳动人数，因此采用晋江市历年城镇单位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来计算。

按此原则，得到晋江市1999—2017年的总产出量、资本投入量及劳动投入量数据，如表 4所示。

(四) 回归分析

根据表 4数据，应用R3.5.1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式(2)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并对式(2)进行自相关修正后，可得

(11)

式中：u_t为修正项。

(五) 晋江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根据式(1)~式(11)及表 4中的相关数据，得出表 5及表 6数据。

基于表 5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从2003—2013年，晋江市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发展很快。但自2014年起有所回落，这与表 7同期中国GDP年度增长率对比可以看出它与全国的经济走势基本一致。除2000年以外，其余各年晋江市的经济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国经济增长率。而晋江市的资本投入增长率起伏较大，2002年时达到最高127.4%，2004年、2006年、2007年、2010年及2012年都达到了30%以上，2014年以后有所回落，说明在这些时期里晋江市主要发展的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投入增长率在2003—2006年期间增长的较快，说明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但从2012年开始就出现负增长，说明劳动投入的经济增长贡献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2002—2011年期间，有6年出现了负增长；第二阶段是从2012—201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为正值，2017年达到最高值29.1%。从表 5可以看出，在2000—2017年期间，资本投入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外，基本高于同期的劳动投入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说明晋江市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于资本投入拉动，但从2012年起反映综合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开始不断的增强，特别是大大超过了同期劳动投入增长率的拉动作用。这反映了从2012年开始，由于企业管理能力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品牌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以及政府大力进行体制改革、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等因素的推动, 晋江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逐步上升，再加上行业、企业的资本运营能力的不断提升、运营机制日益规范及管理结构日益完善，资本运用效率也逐渐提升，晋江市经济呈现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双驱动的经济增长。

而且从2016年开始，资本投入增长率开始出现低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新趋势。根据《晋江市“十三五”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规划》的阐述，在“十二五”期间晋江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全市GDP比重由2011年的2.42%增加到2015年的2.60%，科技投入不断加大，企业创新地位不断凸显，创新效率持续提升。在“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R&D)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要超过3.73%的目标，初步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14]。这说明从进入“十三五”以后，晋江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自主创新环境的优化已经逐步开始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依据表 6对晋江市经济增长各要素贡献率的测算结果，在2000—2017年期间，晋江市经济增长的资本贡献率在2002年与2004年都达到了100%以上，而2003年却低于10%，这一时期波动较大，从2012年起资本贡献率开始下降并保持在45%以下，特别是2016年一度降到10%以下，说明此时在经济增长中资本过度扩张导致投资成本增加及效率降低。晋江市经济增长的劳动贡献率在2000—2017年期间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11年期间，除了2002年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最高值为2004年达到了303.3%；第二阶段为2012—2017年期间，晋江市经济增长的劳动贡献率均为负值，最低值达到了-300.1%，波动幅度较大，说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晋江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变化也可分为两阶段，2000—2011年这一阶段，有六年出现负值，而且最低达到了-307.1%；而从2012年开始至2017年，晋江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均为正值，且都在80%以上，最高为2017年达到了369.6%，说明以综合技术水平进步为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大大促进了晋江市经济的增长。综合可以从表 6看出，2000—2017年期间，资本投入一直是晋江市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在2000—2011年期间，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但从2012年开始至201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大大超过了同期的资本贡献率与劳动贡献率，说明由于晋江市坚持创新突围，通过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突破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使全要素生产率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强，晋江市的经济发展也开始从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逐渐向质量效率集约型增长转变。

根据表 8对晋江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要素贡献率的测算结果，1999—2017年期间，资本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8%，劳动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1.6%，全要素生产率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3.6%，表明在1999—2017年期间晋江市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资本要素投入拉动的，其次才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而劳动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拉动最小。分阶段看，“十五”期间(2001—2005年)及“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值，说明随着晋江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制度和体制等因素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制约日趋凸显，不利于晋江市经济增长的提质增效；“十二五”(2011—2015年)和“十三五”(2016—201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晋江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分别为117.0%和248.0%。这与“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晋江市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悉悉相关。例如，强化政策导向，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着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优化创新环境，加强创新合作，加大科技投入，凸显企业创新地位，持续提升创新效率；集聚要素资源，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及范围。

七、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晋江模式经济增长机制

要实现晋江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继续注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宏观经济方面，注重配合一系列资本、人力条件与体制改革来实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高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微观经济方面，注重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及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以实现晋江模式在产品、产业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此外，按照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产业升级和环境升级并重，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实现质量与效益“双提升”，创新与城市“双带动”的良性循环，具体如图 3所示。

(一)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要持续、顺利推进晋江市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就在于能否采取有效举措推行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体系^[15]。一方面，增加要素的供给并通过改善要素的组织与配置效率，推动生产要素从老化产业向高新产业转移，减少无效投资。坚持以质量效益为先，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重视建设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新业态、新技术及新模式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集成电路、石墨烯、“互联网+”、大数据及智能制造等高新产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一批规模大、辐射广的专业性、综合性市场。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晋江市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以资本驱动为主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集约型增长，用新技术带动新产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关联产业进行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概言之，注重协同创新，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鼓励企业加强管理和技术创新，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微观生产效率^[16]。

(二) 优化资本投入结构，强化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

对低效企业和衰落产业减少补贴，必要时做出审慎调整和战略性退出，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并实行适宜的补贴扶持政策。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培育壮大创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为创新型企业注入资金活力。鼓励银行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的信贷投放并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高信贷支持创新方式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拓宽技术创新间接融资渠道，如加速证券公司在中小企业债、公司债与票据等融资工具方面的创新，促进保险业在服务企业的生产、创新、走出去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风险保障功能等，形成各种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 优化劳动投入结构，促进经济效益递增

人力资本及知识积累是不断深化的过程，优质的人力资源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晋江市的经济增长必须依托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由大学、科研院所及企业一起协同创新、合力驱动。所以，政府必须增加对科研及教育方面的投资，坚持把人才作为创新的第一资源，推进“人才强市”战略。注重培养和吸引各类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完善人才、项目、平台和资金一体化政策体系，强化激励机制使科研人员能合理的分享创新收益，注重发挥企业家和技能人才的创新精神。强化对基础、前沿技术及社会公益技术的研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四) 深化体制改革，营造“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理论，他认为经济创新就是不断破坏旧结构，同时不断创造新结构，不断从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毁灭”过程^[17]。因此，政府一方面对内可以在公共服务、财政资助、金融监管、税收优惠和信用体系等多方面、多维度为企业营造形成“创造性毁灭”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对外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发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战略支撑作用，大力支持和引导优势产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等布局、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合适的举措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开展龙头企业创新转型试点，完善中小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形成若干产业创新中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使其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改革中，政府充分发挥主导改革作用，使市场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

(五)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建设宜居宜业的绿色城市

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生态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加强水、大气及土壤环境的综合整治，推进企业在能源、水、原材料、土地、矿产资源及资源综合利用上实现集约配置和生产，调整工业产品结构；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治污科技攻关、使用清洁能源及构建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等举措实现节能增效，培育产业生态链，建立节约型、生态型经济体系，打造更多国际企业和品牌；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做好环境整治、生态修复。

响应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统筹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以国际化标准完善城市配套，全面推动绿色城市建设，实现“产业强”与“生态美”的和谐统一。

(六) 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要促进晋江市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完善资源利用与管理的法规制度，加强对民众“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宣传教育，推广“节约发展”“零地增产”等生产模式，根据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社会生产和建设、流通及消费的各领域，做到既要切实保护、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土地、水、电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及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及质量。

综上所述，必须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创新发展，持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着重以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的经济增长机制实现晋江模式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