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什么是国学，学术界有一个定义，即国学者，中国固有之学问也。所以，国学就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传统文化的。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固有的学术当然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不过国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古老，但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却相对较晚。

古代的“国学”概念，所指是国子学，也就是国家开办的学校，与今天所讨论的国学并不是一回事。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为了与之区别，人们才将中国固有的学术称为国学，也就出现了今天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国学的第一次兴起是在20世纪初。当时，随着西学的传入及其所显示的巨大优势，全面接受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文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保存自己的学术、文化传统，便成为当时人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904年，清政府公布“癸卯学制”，将大学学科分为八科：一、经学科；二、政法科；三、文学科；四、医科；五、格致科；六、农科；七、工科；八、商科。在这一分科中，传统学术主要被置于经学、文学两科，而经学又置于各学科之首，反映了当时对传统价值的重视。与此前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则提出国学概念，以国学统合传统学术。到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国学研究院或研究机构，国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正式出现，由此，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学运动^[1]。以此计算，距今亦不过百年。这一波国学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正是出现在这一时代。不过由于历史环境与时代条件的限制，上述国学机构存在时间都不长，后来纷纷撤销或关闭了。这样的努力如同昙花一现未能延续，国学也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学很少再为人们所提及。

国学的第二次兴起是在十多年前，这次是中国人民大学开风气之先。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以下简称“人大国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学再次进入高等教育。人大国学院是一所正式的教学、科研单位，面向社会招收本科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之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或国学研究院等相关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近30所高校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院等机构，在地域上形成了北有人大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有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学班，南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多点开花、相互呼应之势，为国学事业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现代社会中，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教育、学术体制的核心与主体，一门学问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高校体制内取得生存土壤并得到制度化认可。在此意义上，国学院体制在当今高等教育体制中落地生根的新探索，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2]。

今天，多数人可能未必清晰地了解上述国学的内涵与发展史，但却能越来越直观地感受到国学的影响。比如，大家上网随便一点就能看到各种有关国学的讯息，甚至还有专门的国学网、国学频道，里面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各种国学讲座、研讨班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附近修建了国家国学馆，内部陈列已基本完成，已在2019年对外展出。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而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足见国家对国学也是十分重视的。今天国学已不再局限在高校的象牙塔里，已经走向了社会，甚至形成了一股“国学热”。

那么，为何时隔百年之后国学会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呢？这是因为国学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在。它与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伴随始终，无法割裂。虽然在某一时期由于现实的挫败，也许会对自己的文化暂时丧失信心，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这种矫枉过正的想法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正确的方式只能是吐故纳新、创新发展，用孔子的话说，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这一点来看，民族的复兴必然要伴随文化复兴，只有文化的复兴，一个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百年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古今中西”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需要如何经过古今之变，从而建构起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固有的文化如何能够既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又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这也是国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可见，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教学与研究体系来看，它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它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就研究对象而言，国学的范围大致对应于现代大学体制中的人文学科，即文学、历史、哲学。那么，文、史、哲与国学之间是又什么关系呢？二者的差别何在？简单地说，文、史、哲是分科之学，国学是汇通之学。《庄子·天下篇》有一个说法，“道术将为天下裂”，即如果将传统学术比作“道术”的话，那么文、史、哲就是将其分裂开进行研究，而国学则是试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举例来说，比如苏轼，今天提起他，首先会想到的大概是唐宋八大家、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这样的形象标签。这当然不错，但如果仅仅这样认识苏轼的学术成就，那显然不够全面。翻开《苏东坡全集》，除了脍炙人口的诗词外，还有大量议论时政、分析历史的内容。苏轼一生最用心的著作不是诗词歌赋，而是《东坡易传》，从45岁贬官黄州时开始撰写，经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足见其对该书的重视。甚至可以说，离开《东坡易传》，苏轼的思想研究就无从谈起。

苏轼的高足秦观也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施，至粗者也。”^[3]“天道性命”是《东坡易传》讨论的问题，可归于哲学。在秦观看来，苏轼在这方面的成就远高于其“文章议论”，也就是其文学创作。秦观的看法大家可能未必完全赞同，但是苏轼的学术成就显然不只限于文学，还包括哲学、历史方面的著述，故可以放入文、史、哲不同学科中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国学而言，要把握的内容尚不止于此，还包括对苏东坡其人及其思想的整体性理解与把握。换言之，既要赏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也要剖析其背后的天道性命、哲学观念，梳理其对国家兴亡得失的总结和思考。

再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根，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文、史、哲的角度看，五经的性质显然有所不同，故而各有偏重。比如，《诗经》可以归为文学，《尚书》可以看作历史，而《周易》当属于哲学，如此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其结果是《诗经》变成文学，只能探讨其中的艺术特色，考证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而传统诗教的精神，也就是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的精神，则基本被排除在外。更为遗憾的是，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这些经典，由于无法被恰当地纳入文、史、哲学科，而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成为乏人问津的“绝学”。但恰恰是这些经典，在历史上曾经对政治的改革、制度的建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只不过由于它们和文、史、哲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以至于长期得不到研究^[4]。

因此，国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文、史、哲学科的补充与完善。以传统的经学、子学为例，一方面，就经学研究而言，国学是将五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比如在人大国学院的课程体系中，不仅开设“诗经研读”“尚书研读”“周易研读”等课程，还有“春秋三传研读”“仪礼研读”等文、史、哲学院很少涉及的课程。另一方面，就子学研究而言，子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古代学者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思考，包含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科技等丰富内容，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的部分。但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子学被分割到文、史、哲学科之中，文学系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当作文学作品看待，探讨其艺术风格、文体演变；哲学系则将其看作儒、道的哲学经典，研究儒家、道家的思想发展；历史系则将其当作史料看待，钩沉其中的人物、事件，结果只能是各得一偏，难窥其整体之美，完整的子学被活活肢解，而国学是将诸子百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4]。在国学院，“论语研读”“老庄研读”“韩非子研读”各自都构成一门独立的课程，这与文、史、哲学科的教学研究方式显然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国学既是文、史、哲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和汇通，也是对它们的补充和完善。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既然已经分科，又怎么能做到不分家呢？这就需要国学的补充。国学专业的设立就是要打破学科壁垒，贯通文、史、哲，培养通才型的学术人才。因此，国学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于思想的传承，更在于探究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的可能。这一新的学术共同体能够提供一种整全的视野，使现代学科体制下日趋碎片化的传统学问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让那些为现存学科体制所遗漏的知识和精神遗产能够各归其位而获得新生。如果说现代学术的发展是日趋细化地分，那么传统学术的旨趣则是一致百虑地合。正如国学的概念本非因循仿古的产物，国学学科的创设亦不是要否定现代学科体系的价值，或是在既有的现代学科之上叠床架屋，而是希望在现代与古典、分科精研与整全理解两种研究方式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使古典与现代在相互比照、相互批判中互为补益，从而在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华古典文明风貌的同时，更好地塑造中华文明的未来愿景。

国学有两个核心概念：国与学。简单地说，国是指中国，学则是中国固有之学问。倘若具体分析，那么对于“国”与“学”两个概念都可以作一番深入探讨。首先来看“国”。今天所说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历史上的“中国”究竟何指，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陕西宝鸡青铜博物馆保存有著名的《何尊》，上有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中国”一词首次见于文字记载。不过这里的“中国”仅是指中原一带。后来随着领土不断扩大，“中国”一词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更是给“中国”的概念增添了新的内涵。比如，蒙古帝国统治时期什么是“中国”？清朝入关后“中国”又该如何理解？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无论历代史家还是当今的海内外学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中国的历史不是由一个民族而是由多个民族共同创造的。

基于这种考虑，人大国学院建院之初，首任院长冯其庸便提出了“大国学”的理念，认为国学不只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意在把国学的概念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的认同结合起来。重视边疆史地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是人大国学院的一大特色和亮点，这方面开设有“西域文明概论”“西域考古学研究”“丝绸之路研究”“西藏文明导论”“蒙古历史与文化专题研究”“满学基础”“梵文文献导读”“西夏文研究”等课程。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绝不是一门冷学问，相反，这是一个深具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学问领域，在国际学界也颇受重视。现代学术史上很多为人们所熟悉、敬仰的大学者，像陈寅恪、季羡林先生，都是精通中亚、西域地区文字，且成绩卓著的学术大家。

再来看国学的“学”。从内容上看，它一般是指经、史、子、集。“经”最早是指“五经”，后来发展为“十三经”，南宋以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兴起，所以四书往往也归于经学之中。“史”主要是二十四史，也包括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子”最初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的著作，汉代以后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也可归到子学之中，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等。“集”主要是古代学者的文集，侧重于文学，但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内容。事实上，所谓经、史、子、集最早是从图书目录学的角度所做的划分，从文化形态上，则可以分为儒、释、道。儒家、道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大，所以也被看作国学的主要内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主要还是立足于汉语和汉民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还需要一种“大国学”的视野，把国学看作是一门多语种、多元文化的跨学科的研究。如果说国学为“吾国固有之学”，那么，能代表它的，显然不应该仅限于主要代表汉民族文化的经、史、子、集，而应该将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进来。

国学既然是文、史、哲学科的综合和汇通，那么在课程设计上自然也应当体现这一点。国学院的教学培养体系与文、史、哲学院的最大不同，是要同时学习后者的相关内容。国学院的学科基础课中有“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子学史”，正好是文、史、哲并重，但并没有开设“中国哲学史”，这是因为狭义的“哲学”乃属舶来品，而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内容，所以改为“经学史”和“子学史”，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学的特色。另外在学科基础课中还包括“训诂学”“音韵学”。文字训诂是国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学生将来从事国学研究的基石，如果这方面的基础训练不扎实，将来的国学研究与交流就会失去依托。学习国学切忌“好读书，不求甚解”，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咬文嚼字”，音韵、训诂乃至包括版本目录校勘等小学的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学科基础课之外，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则主要包括经典研读，如“诗经研读”“周易研读”“左传研读”“礼记研读”“四书研读”“老庄研读”“史记研读”“汉书研读”“楚辞研读”“文心雕龙研读”“文选研读”等，这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此外还有专题研究，如“宋词研究”“魏晋玄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思想家研究”等。另外，还涉及研究方法的训练，如“国学研究方法”“研究指导课”等。如果说前面的通史类课程侧重于对国学某一领域的总体把握和贯通，那么经典研读和专题研究课程则要求具体知识领域的深入，这样就可以做到“面”“点”结合，既见“森林”又见“树木”。

如果说国学重在综合，也就意味着在国学院要同时学习文、史、哲学院的课程，那么会不会导致任务过重，压力过大呢？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国学不是文、史、哲学科的简单相加，国学院不等同于文、史、哲学院，国学院的课程也不是文、史、哲学科的课程的简单照搬和叠加，而是在力求尊重中国固有学术内在逻辑联系的前提下反复考虑、慎重取舍的结果。国学院还有一大特色，就是鼓励、提倡开设各类经典读书班，如《论语》读书班、《礼记》读书班、《老子》读书班、《庄子》读书班、《史记》读书班、《红楼梦》读书班等。这些读书班不属于规定的教学内容，由教师自愿发起，学生自愿参加，但实际上已经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在培养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读书班与课堂教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有更加充裕的时间与更加从容的环境，可以把书读细、读慢，通过咬文嚼字力求贯通文字、考据、义理等。比如，《荀子》读书班，笔者每周带领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一起研读，虽然用了两年时间也只读了《荀子》全书的三分之一，但参加的同学都乐在其中，认为所获要更多于课堂传统教学。

人大国学院鼓励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给每届学生“游学”的机会。游学当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去各地实地探访文化遗迹、风土文物，并要求撰写研究报告。国学院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比如印行学生刊物《国学卮言》，成立“新风雅诗社”，定期进行诗词曲赋的创作和吟咏活动，不少作品还发表在《诗刊》《中华诗词月刊》等刊物上。“元宵节”有灯谜会，“清明节”会放风筝等。这些活动不仅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颇为社会所关注。

总之，国学教育体系首先是对现有学科体系的一种建制性补充，对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具有重要的完善作用。同时，国学教育注重经典研读，主张知识与价值并重的特质，使之能够成为大学人文教育的有效载体，其效用不仅限于人文学科的专业培养，而且对当代大学教育中与文化传承、人格涵育等相关的人文通识教育具有积极、广泛的辐射作用。

如学者所论，国学是在西学的刺激下产生出来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信仰^[5]。上述内涵决定了国学的影响必定是全方位的，从狭义上看，它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和完善；从广义上看，它又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就前者而言，国学是“学科之学”；就后者而言，国学又是“国魂之学”，其身份定位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与学术之间。这一多元身份张力，决定了国学事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两组辩证关系，即开放性与主体性、知识性与价值性。

其一是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辩证。通过国学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的研究对象固然是传统学术，但在研究方法、学术建制上从一开始就深受现代西方学术影响。作为大学学科建制的国学本身即是对现代西方学科分类体系进行取法与反思的产物，而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价值也是国学既须面对、了解、融入，亦当反思、补益、对话的对象。一方面，无法离开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以及现代价值的普遍性来谈论国学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亦不应淹没于抽象的普遍现代性^[2]。正如学者所言，应当充分挖掘其独特内涵，使其成为既代表中国文化的形象，又具有世界文化、人类文化意义的一套学问。这套学问未必是与西学对立的，而应该是互动的，甚至可能经过整合而发展出一种更高的人类智慧^[5]。

其二是价值性与知识性的融通。国学既是一种〖JP2〗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信仰。今天研究国学，当务之急是要将其整合为一套知识体系，发展为一门学科，建立起一套成熟、完善的教学研究机制。如果说“国魂之学”承载着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那么“学科之学”则肩负着完善现代学科体系，维系、光大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承的功能。把握处理好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依托、相得益彰，是国学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国学〖JP〗作为“学科之学”，需要立足于现代学科体系而为文化传承与知识生产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既有的文、史、哲学科体制形成一种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有机性连结。另一方面，国学作为“国魂之学”意味着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坚守。不同于传统学术强调知行合一，“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现代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知识、技能教育强势、价值教育式微的问题^[2]。从根本上说，上述现象源自于工具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性社会特质，反过来看，这也恰好证明了国学教育在救现代性之弊、补价值教育之缺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与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在国学研究、国学教育中重建知识与价值的有机联系，以继往开来的价值担当激励精深细致的学术研究，让民族文化精神透过以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而获得其时代呈现，是衡量国学事业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

今天的国学绝不仅是传统学术的简单再现，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上的“双重重构”，因而要求其更有体系、更有条理，更符合现代学科的发展。同时它应该成为“国魂”之学，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