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工程项目，尤其是大、中型工程项目的修建一方面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但另一方面也会对周边居民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引起抵制。这类工程项目在国外被称为“邻避工程”(NIMBY Projects)。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邻避工程”这一概念的局限性^[1-3]。由于该类工程对环境安全和利益影响方面具有敏感度，因此，可以使用“敏感性工程”这一概念来对“邻避工程”概念进行扬弃^[3-4]。

敏感性工程的选址、建设与运营可能会对所在地的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由于居民抵制行为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此，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支持度可以直观反映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及其大小。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受到利益性因素、安全性因素与合法性因素等方面的影响^[3]。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对这三类因素对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及居民支持度已有涉及，但或者是对单一因素进行研究，或者是将多个因素的影响进行“平行”讨论。很少有文献关注到不同因素对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尤其是周边居民支持度的作用机理(如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利益与安全与工程支持度的关系更明显，但合法性对于利益和安全产生效果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现有文献中难以找到相应的研究。学界对于此类问题的忽视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本研究重点关注合法感知对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利益满意、安全忧虑与支持度之间关系的作用机理。具体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利益满意对支持度是否有影响，影响程度如何？第二，安全忧虑对支持度是否有影响，影响程度如何？第三，合法感知对支持度是否有影响，影响程度如何？第四，合法感知对利益满意、安全忧虑与支持度之间的关系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大小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一方面可以验证现有理论并探索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敏感性工程规划、建设与运营方的具体工作提供建议，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文章的因变量是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支持度。该支持度是居民行为的内驱动力，也是敏感性工程是否会造成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指标。与支持度相关的概念有很多，如社会稳定风险、居民行为倾向、接受度、满意度、“邻避心理”等等。中外文献已有关于利益满意、安全忧虑以及合法感知等因素与支持度及其相关概念关系的研究。通过回顾已有文献，结合研究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研究假设。

(一) 利益满意研究

敏感性工程的选址、修建与运营会对周边居民利益造成影响。此处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非经济利益。不同种类的敏感性工程对周边居民利益影响的类型与强度可能是不同的。

经济利益影响一个最直接表现就是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房屋价格会出现贬值的情况^[2][5]。其他的诸如工作机会的增减、地方工业的升降、对本地旅游业的影响^[2]、工程所带来的其他经济收益^[6]等都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研究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支持度。正因为经济利益对居民支持度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合理的经济补偿对减少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有着重要作用^[7-8]。

非经济利益对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支持度的影响与工程类型有着很大关系。气味是垃圾填埋场的一个重要问题^[9]，也是诸如此类敏感性工程引起居民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所在地周边居民，尤其是下风向的居民影响更大。特别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夏季高温情况下，气味是引起居民抵制的一个主要原因^[10]。

视觉方面的因素也是敏感性工程遭受居民抵制的另一个原因。如风力发电机的修建会使得居民一直会看到旋转的扇叶以及阳光的闪烁。该因素导致周边居民对于风力发电机的接受度低^[2]。同时，由于风力发电机^[5]、垃圾填埋场^[11]等敏感性工程的修建，也会破坏所在地周边的景色，从而导致居民审美方面的负面效应，造成一种负面的心理感受，这也会引起居民的抵制。

噪声问题伴随着敏感性工程的修建乃至运营的全过程。又如风力发电机的修建和运营会提升噪音等级，从而使得周边的房地产价值下降^[5]。噪声不同于视觉因素，难以通过关闭门窗根本解决。而且有些类型的噪声如飞机起降、风力涡轮机旋转等不同于交通类噪声，很难通过环境背景声音加以覆盖。并且在低噪声水平上，比其他的社区内的噪声更能引起居民的烦恼^[12]。并且这些噪声可能会引起头痛、工作效率下降、睡眠障碍、前庭系统问题、压力等其他健康问题，从而影响居民的支持度。

敏感性工程会对经济利益产生影响，而周边居民对这种利益的变化的满意程度显然会影响其支持度，因此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是：

H1：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利益满意对支持度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

(二) 安全忧虑研究

安全忧虑指的是敏感性工程的选址、修建和运营过程中，周边居民对工程本身、施工过程、日后维护等方面的安全性存在担忧和焦虑。如担心在机场修建过程中的爆破会出现危险、核电站运营过程中出现泄漏、疾控中心运营中出现传染源外泄等。

安全忧虑是敏感性工程遭遇“污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Slovic认为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指人们对风险事物和风险特征的感受、认识和理解。斯洛维奇将诸多的风险事物进行降维，得到了居民风险感知的未知因子和恐惧因子^[13]。这两个因子与居民对敏感性工程的安全担忧是直接相关的。如吸毒者针头回收替换服务中心遭到周边居民的抵制，抵制理由是担心会吸引吸毒人员聚集，影响当地社会治安，并且针头本身也会对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产生影响^[14]。吕道昱与黄庆波认为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对工程施工期环境污染的关注和对施工期安全隐患的关注与公众冲突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15]。柯培华的研究也表明居民对敏感性工程所感知到的风险越大，公民对工程的态度就越消极。此外，居民的安全忧虑会随着与敏感性工程的距离的增大而减少^[16]。“接近性假说”说明了距离越近，支持度越低。杨槿和朱竑的研究也部分证实了“接近性假说”^[17]。

敏感性工程可能会给周边居民带来一定的安全忧虑，可以预想居民对工程的安全忧虑越高，对工程的支持度就越低。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是：

H2：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安全忧虑对支持度存在负向的影响关系。

(三) 合法感知研究

合法感知指的是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对工程选址、修建、运营过程中对其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的保障程度的满意情况以及对工程技术、专家、施工方和当地政府等方面的信任情况。如上述方面得到了保障，居民就认为该敏感性工程具有合法性。

在合法感知诸多指标中，居民参与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彼得斯在论述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时提及了参与式国家，认为“参与式国家的倡导者设想，公共利益可以通过鼓励员工、顾客和公民对政策和管理决策进行最大限度的参与来体现”^[18]。对于敏感性工程而言，在前期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引入居民参与与沟通机制对于降低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有着重要作用^[3-7]。参与可能包括投票、竞选、接触、沟通和抗争^[19]。广义上说，居民对于敏感性工程的抵制行为也是一种参与，但这是一种体制外的参与。将这种参与渠道纳入体制框架内对于减少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学者提出负面的公众参与非但不会减少“邻避冲突”，反而会使其传播得很快，使事态恶化。因此有效的公民参与就很重要了^[20]。

除了沟通与参与之外，信任因素也是合法感知的重要组成各部分。此处的信任主要包括对政府的信任^[21-22]、对专家的信任^[23]、对科学和技术的信任^[24]、对企业的信任^[25]等。柯培华对此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认为居民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敏感性工程运营机构的信任程度，以及对政府决策公正性的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敏感性工程的态度就越积极^[16]。

敏感性工程可能会涉及到周边居民的合法感知，可以预想居民的合法感知水平越高，对工程的支持度也就越高。本研究第三个研究假设是：

H3：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合法感知对支持度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

(四) 合法感知的中介效应

目前已有文献鲜有关于合法感知的中介效应的相关研究。根据下文的中介效应检验规则，合法感知的中介效应如果存在，则要求利益满意与合法感知之间、安全忧虑与合法感知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在利益满意与合法感知的关系方面，参考了杨鸣宇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26]，以经济状况等为代表的居民对政府绩效的主观感知与满意度会显著影响居民的政治信任。肖唐镖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27]。在安全忧虑与合法感知的关系方面，参考了胡象明和谭爽关于心理契约的研究^[28]。心理契约代表了居民对于政府的一种信任与预期。而敏感性工程本身存在的安全风险和可能发生的安全危机会影响到居民的心理契约，从而导致安全忧虑对合法感知的影响。

从逻辑上说，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对于利益满意越高，其对工程的合法感知也就会越高；同样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对于安全忧虑越高，其对工程的合法感知就会越低。这两点是符合理性个体的行为逻辑的。因此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本研究第四、五、六、七个研究假设是：

H4：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利益满意对合法感知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

H5：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安全忧虑对合法感知存在负向的影响关系。

H6：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合法感知对利益满意与支持度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H7：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合法感知对安全忧虑与支持度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文章提出的研究假设及根据研究假设构建的理论模型见图 1。

三、样本、测量与数据 (一) 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为对象。具体而言，对中国东部某市国际机场建设项目周边居民进行抽样。考虑到该机场拆迁工作已经完成，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因此采取网络问

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600份问卷(包括300份网络问卷与300份纸质问卷)，回收49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3%。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 1。总体来说，调查样本能较好反映敏感性工程所在地周边居民的总体特征。

(二) 变量测量

对文章的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测量指标主要来源于既有文献和研究者自行设计，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效度检验。要求被测者对题项的说法进行同意与否的判断，其中1=极不同意，2=较不同意，3=无所谓，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利益满意是本研究的一个自变量。对其测量采用商业满意、生产满意、就业满意、设施满意、社保满意、社会满意6个指标进行。

安全忧虑是本研究的另一个自变量。对其测量采用工程危险、媒体报道、自身安全、发生事故、危害环境5个指标进行。

合法感知是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对其测量采用补偿感知、信息感知、决策感知、参与感知、决策信任、专家信任、信息知晓、承建商信任8个指标进行。

支持度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对其测量测量采取本地利弊、对己利弊、配合安排、劝说支持4个指标进行。对变量的操作化与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 1所示。

(三)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一般指的是研究过程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29]。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来对信度进行检验。问卷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各个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见表 2。

效度一般用来衡量研究的结果是否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在本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构念效度。构念效度反映的是研究中的理论构念能够得到准确的测量，一般通过对量表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s球体检验来进行。KMO值为0.92，大于0.7，累积因素解释量均大于0.60，说明量表的构念效度较好。

(四) 因子分析

从表 2中可以看出，Bartllet’s球形检验的P值均小于0.001，说明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非单位矩阵，适合做进一步的因子分析。将利益满意、安全忧虑、合法感知和支持度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利益满意、安全忧虑、合法感知和支持度相应变量的共同度基本上均大于0.60。可见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公因子基本能够反映原变量60%以上的信息，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同时也可以看出利益满意、安全忧虑、合法感知和支持度四个维度对变量的因素解释量分别为65.89%、63.79%、69.17%和63.95%，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各自相应得到一个因子。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中介效应的检验

中介效应的检验涉及到3组方程：

(1)

(2)

(3)

其中:第1组方程中的c是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总效应。第2组方程中的a是自变量X对中介变量M的影响系数。第3组方程中的c′是控制了中介变量M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直接效应，b则是相应的中介变量M对因变量Y的影响系数。

传统的做法是Baron等人提出的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第1步先检验系数c，如果c显著，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存在影响。第2步检验系数a和b，如果a和b都显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第3步检验系数c′，如果c′显著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c′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30]。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对于a和b的检验过程，如果a和b至少有一个不显著，传统的做法是进行Sobel检验。如果结果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如果结果不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30]。温忠麟等人的最新研究认为Sobel检验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并提出了新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在a和b的检验中，如果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使用Bootstrap法检验ab，如果不显著则说明间接效应不显著。如果ab显著，且系数c′显著，则要判断ab与c′的符号关系。如果ab与c′同号，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需要报告ab/c，并按中介效应解释结果。如果ab与c′异号，则说明存在遮掩效应，需要报告|ab/c′|，并按遮掩效应解释结果^[31]。

考虑到本研究有两个自变量，并且研究目的是探讨一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因此需要进行两次中介效应的检验过程。如图 1所示，需要先检验自变量利益满意对因变量支持度的总效应c₁，再依次检验自变量利益满意对中介变量合法感知的系数a₁，以及中介变量合法感知对因变量支持度的系数b₁，最后检验控制了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利益满意对因变量支持度的直接效应c₁′。对于在自变量安全忧虑对因变量的影响中中介效应的验证与其类似，系数分别是c₂、a₂、b₂和c₂′。

(二) 合法感知对利益满意与敏感性工程支持度的中介效应

1.利益满意对支持度的影响

本部分以利益满意作为自变量，以支持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3结果表明，回归方程F值为306.680(P＜0.001)，回归方程显著。利益满意对支持度的影响显著(c₁=0.62，P＜0.001)。即利益满意对支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这说明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利益满意会影响到居民的支持度，而且利益满意越高，支持度就越高。此处的利益满意不仅包括对居民的直接经济利益，如医疗社保等，还包括间接的经济利益，如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等。这表明政府除了对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进行直接的经济补偿与援助外，营造当地良好的经济环境，充分解决当地经济长远发展和居民持续收入问题对于提高居民支持度，进而减少社会稳定风险有着重要意义。

2.利益满意对合法感知的影响

本部分以利益满意为自变量，以合法感知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3结果表明，回归方程F值为379.366(P＜0.001)，回归方程显著。利益满意对合法感知的影响显著(a₁=0.66，P＜0.001)。即利益满意对合法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得到验证。这说明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利益满意会影响到居民的合法感知，而且利益满意越高，合法感知就越高。这进一步说明了利益补偿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人的经济性特征。此处的经济利益具有一种“晕轮效应”，只要经济利益得到了满足，居民不光会支持敏感性工程的修建，而且还会认为该敏感性工程是合理合法的，是值得信任的。

3.合法感知和利益满意对支持度的影响

本部分以合法感知和利益满意为自变量，以支持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 3结果表明，回归方程F值为219.318(P＜0.001)，回归方程显著。合法感知对支持度的影响显著(b₁=0.39，P＜0.001)，在控制了合法感知之后，利益满意对支持度的影响依旧显著(c₁′=0.36，P＜0.001)。且合法感知对支持度的影响要略大于利益满意对支持度的影响。合法感知对利益满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H3得到验证。这说明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合法感知会影响到居民的支持度，并且合法感知越高，支持度就越高。这表明引入居民参与机制，保证决策过程透明、合法，增强居民对政府决策和技术手段的信任度等对于提高居民对敏感性工程的支持度具有重要作用。

4.合法感知的中介效应

经过前面几步的回归分析，本部分主要报告合法感知对利益满意与支持度的中介效应情况。根据中介效应检验规则，c₁、a₁、b₁和c₁′各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并且此处的中介效应为不完全中介效应。说明利益满意对支持度的影响，部分通过合法感知起作用。且中介效应大小为a₁b₁/c₁=0.3832，说明利益满意对支持度的影响，有38.32%是通过合法感知产生的。这说明了不能仅仅依靠经济补偿的方式来提高居民对敏感性工程的支持度。上文提到的合法感知对提高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支持度的作用除了直接影响之外，还会让政府的利益补偿更有意义，提升利益补偿的作用效果。

(三) 合法感知对安全忧虑与敏感性工程支持度的中介效应

1.安全忧虑对支持度的影响

本部分以安全忧虑作为自变量，以支持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4结果表明，回归方程F值为5.087(P＜0.05)，回归方程显著。安全忧虑对支持度的影响显著(c₂=-0.10，P＜0.05)。即安全忧虑对支持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2得到验证。这说明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安全忧虑会影响到居民的支持度，且安全忧虑越高，支持度越低。这也验证了学界关于安全忧虑影响支持度的理论。居民对建在自己家周围的敏感性工程存在着安全忧虑，担心其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命健康。但是技术评估专家却计算出该工程是安全的。这就存在着居民认知与专家认知之间的张力。居民安全焦虑对支持度的负面影响可能有三个来源。第一，该工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或此类工程曾经发生过事故；第二，谣言的传播或经过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使得居民安全焦虑加剧；第三，居民对科学技术的不了解，又得不到权威的科学解释。这些都说明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及预警与干预机制的重要性。

2.安全忧虑对合法感知的影响

本部分以安全忧虑作为自变量，以合法感知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4结果表明，回归方程F值为2.124(P＞0.05)，回归方程不显著。安全忧虑对合法感知的影响不显著显著(a₂=0.07，P＞0.05)。说明安全焦虑对合法感知不具有显著影响，H5没有得到验证。

3.安全忧虑和合法感知对支持度的影响

本部分以安全忧虑和合法感知作为自变量，以支持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表 4结果表明，回归方程F值为177.280(P＜0.001)，回归方程显著。安全忧虑对合法感知的影响不显著显著(a₂=0.07，P＞0.05)。合法感知对支持度的影响显著(b₂=0.64，P＜0.001)。在控制了合法感知之后，安全忧虑对支持度的影响也显著(c₂=-0.14，P＜0.001)。

4.合法感知的中介效应

经过前面几步的回归分析，本部分主要报告合法感知对安全忧虑与支持度的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规则，c₂、a₂、b₂和c₂′各回归系数中，只有a₂不显著，其余都显著。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如果a或者b不显著，就不存在中介作用，研究者可以总结说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直接的，不需要通过中介变量来实现^[32]。但按照新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当a与b中至少存在一个不显著的情况时，需要运用Bootstrap法检验ab的系数。通过Bootstrap法抽样5 000次，计算到a₂b₂的估计值为0.04，95%置信区间为(-0.021，0.110)，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合法感知对安全忧虑与支持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五、结论与管理启示

文章研究结果表明，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的利益满意、合法感知对支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安全忧虑对于支持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合法感知对利益满意与支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完全中介效应。合法感知对安全忧虑与支持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在前人关于利益、成本、信任等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净效应”^[33]的基础上搭建起了具有中介效应的模型，将变量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细化。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敏感性工程规划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成为“规定动作”。社会稳定风险不同于技术风险，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和概率计算来进行规避。敏感性工程规划前的由专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构和专家进行的评估可以有效把握该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并提出预警和干预方案。

第二，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从利益方面、安全方面和合法方面来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点是了解敏感性工程周边居民在利益满意、安全焦虑和合法感知等方面的情况。而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居民对于敏感性工程的支持度，进而影响敏感性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

第三，对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预防与干预机制应考虑利益因素、安全因素与合法因素。既然这三个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支持度，那么政府和工程开发、建设单位可以有的放矢地开展之后的工作。保障居民的利益诉求、构建居民参与决策的通道、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并且通过权威的声音和居民易于接受的形式来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减少敏感性工程所面临的技术风险与社会风险双重叠加状态。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本研究说明了合法感知中介作用的存在，这意味着居民的利益满意度对支持度的影响有一部分要通过合法感知来产生。这也提醒我们提升居民对于敏感性工程合法感知的重要性。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于敏感性工程的选取局限在机场项目，对其他类型的敏感性工程没有涉及，这可能会影响到本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对于合法感知这一变量，只讨论了其中介效应，对于其是否存在调节效应，或者更复杂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或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等，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再次，对其他变量如距离因素等并没有纳入研究模型中；最后，对合法感知这一中介变量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如分别考虑其中的参与、沟通、信任等维度的具体作用。这些都是后续研究所应重点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