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民族构成接近单一民族的国家，大和民族作为该国构成的主体，其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99.5%以上^[1]。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近似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其国家认同的构建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延续历史的记忆，对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理念、模式以及动力进行了考察，发现日本国家认同教育呈现出一种由“唯我”到“平等”、由“中介”到“直接”、由“崇外”到“超外”的演变趋势。这一过程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进程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与此同时，日本作为一个拥有相对独立文化、独立历史以及独立发展经历的国家，其又表现出了其自身独有的国家认同教育特点。鉴于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特点，文章对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理念、模式以及动力进行细致分析，以期为中国国家认同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从“唯我”到“平等”：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理念嬗变

日本由“百余国”到“三十国”再到大和政权的建立，无疑是一个由分散到统一的历史的进步^[2]。为了支撑国家政权的稳固，日本开始寻求构筑国家统一体的国民认知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氏神”作为氏人最高的精神权威^[3]，首先被统治阶级所关注。就这样，天皇皇室势力开始收集和编撰各氏族的氏神传说，将其他各氏族的氏神和自身的祖先神“天照大神”进行联系，并将“天照大神”塑造为主神形象，以此形成有利于天皇皇室自身统治的神话体系。这种“唯我”式的国家认同教育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种教育理念使得日本各氏族之间产生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凝聚力，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民族精神；但另一方面，由于“唯我”式教育理念是基于一种各氏神间的“亲属或尊卑关系”^[2]而形成的“唯天照大神”“唯天皇皇室”最优的国家认同模式，这就容易使子嗣在记忆中形成“尊卑神”“尊卑氏”的观念。当然，就日本本身而言，其在后续的“大化改新”以及“明治维新”等一系列国家认同建构的实践中，一直希望将“唯我”的凝聚功能发挥到最大，而避免“尊卑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日本的国家认同教育的过程中，那种“尊卑观”的确在影响着国家认同教育的实践。其中，针对日本少数民族的政策就带有着十分明显的“尊卑观”的色彩，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对“平等”教育理念的呼唤。

(一) “唯我”——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早期理念

日本一贯致力于打造“万宗一系”的神话，这无疑同日本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其中，上文所述的“唯我”意识，是使日本产生“万宗一系”“全民一体”观念的关键。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通过天皇等象征物，并利用国家工具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日本民族国家的构建。在这“官方民族主义”的浪潮中^[4]91—92，“唯我”意识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即由于充当“唯我”意识象征物的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文化影响使得日本民众很容易去选择信奉国家、认同国家，甚至依赖国家。亦可以说，早期的日本国家认同教育就是基于一种同宗的理念，并通过观念上的同一化，进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统一^[5]。但是，由于“唯我”意识内蕴一种“尊卑观”，这就使得这一凝聚国民的教育活动，或多或少地会带有两面性，也就是说，一部分在血缘、亲缘、地缘上靠近正统皇室、正统大和民族的人群将更可能得到他们容易接受的国家认同教育。因为，这同他们的历史、文化等十分接近和契合，而且由于“正统地位”，他们也更愿意去接受这一国家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另一部分在血缘、亲缘、地缘上更为独立的群体则就可能要被迫地去接受国家认同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许就会被要求放弃原有的风俗、习惯，甚至主导社会发展的群体可能会抛弃这部分群体，以“恢复”其“纯洁民族”的“唯我”的目的。

日本这种差别对待的“唯我”意识在针对日本境内的少数民族教育上表现的异常明显。从早期的大和政权、大化改新到近代的明治维新，日本政府都在塑造着统一、神圣的天皇身份以及国家认同，但是，日本政府这种国家一统的构建仅仅是针对国民中的一部分而进行的，另一部分群体，如少数民族，虽然在名义上也在接受着“天照大神”一样的教育，但是在实际中，这一群体却很少能获得平等、公平的教育。换句话说，他们要么是被排除在外，要么就必须接受同化和改造。

以爱努人(Ainu)为例，作为日本大和民族以外的一支少数民族，其本应享受到与大和民族一样的待遇。然而，由于存在“唯我”意识，使得距离“天照大神”和“天皇”较远的爱努人在国家待遇上明显落后于主体民族，如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爱努人被隔离教学，教学过程也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同时少数民族课程也被禁止^[6]；在社会生活中，实施了限制爱努人取名的政策，要求这一群体必须按照日本主体民族的取名规则进行取名^[5]。笔者认为正是“唯我”意识导致了爱努人的悲惨经历，使得他们所接受的是一种被驱逐出自身文化的教育，也使得他们被迫去接受一种对自身进行同化的教育。

(二) “平等”——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必然嬗变

日本的“唯我”意识将会在何时完全消失，这是很难预测的，但是一些资料表明，日本国家认同教育已经开始了新的转型，一种基于“平等”教育理念的国家认同教育开始出现。

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确在进行着某种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趋于以一种宽容、多元的视角去推动国家认同的构建，具体如表 1所示。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这一嬗变过程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

毋庸置疑，也可以发现，实现国家认同始终是针对爱努人的教育政策的一个目标。当然，教育政策往往存在着多个目标，但是，笔者认为在民族国家尚是国家形态主流的近现代社会，有助于实现国家认同将始终是一国教育政策衍变的前提。也就是说，无论是关注教育质量提升、推动教育公平实现，或者是追求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现代实践都必须将有助于实现国家认同这一目标进行优先考虑。因此，就日本而言，其国家认同教育政策的转变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天皇制”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主义权利意识的觉醒，加速了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的嬗变。例如，在1946年成立的“社团法人北海道爱努人协会”的多年努力下，日本政府于1997年颁布了《爱努人文化振兴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日本第一次承认爱努人是日本的少数民族，承认了其对自己传统文化所拥有的权利，与此同时，一系列世界性的条例、公约等也促使着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的转变，如在《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颁布不久，日本就紧跟其后推出了自己的《承认爱努民族为原住民之决议》^[7]。这种同原先《文化禁止令》和《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相悖的新型的教育政策表明，日本转变了原先的理念。虽然其可能仅仅是对现实性的一种回应^①，但是，不应忽略的是，日本政府也越来越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要重视民族性的构建，同时也要关注公民权的授予，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国家认同模式才是最适切的国家认同模式”^[8]。

二、从“中介”到“直接”：日本国家认同教育模式转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有限的并且是拥有主权的^[4]5。虽然，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但是，这一概念却为人们提供了对日本整个国家建构过程进行认知的方式。就日本这一国家而言，李寒梅将其国家认同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明治维新时期、战后重建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日本向成熟民族国家转变时期^[9]，上述划分对理解日本民族国家的发展、厘清其原有进程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一种“文化模式”，正如《菊与刀》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言，其之所以称之为“文化模式”，其就必然有着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同时，这种民族精神必然蕴含着深深的历史记忆^[2]。因此，笔者在研究日本国家认同教育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对上述三阶段中的第一阶段进行了一定的向前延伸，这种延伸就是为了寻求那种深深植入文化之中的“历史记忆”。

(一) 中介——日本国家认同教育模式的历史必然

所谓“中介”模式，在这里特指以日本天皇以及日本企业为中介的国家认同教育模式，即李寒梅所称的“天皇制民族主义”和“企业社会型民族主义”，这种认同模式通过使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以及日本企业进行认同，进而实现对国家的认同。这是一种中介性质很强的国家认同模式，因为，这种认同模式将非国家附属物，或者说是非国家衍生物的物质作为一种传导中介来进行国家认同教育。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国民能够进行“丰富的想象”，以此构建中介物质和国家的联系。

无论是天皇，还是企业，通过他们进行的国家认同建构都是基于一种“同宗”的、“氏族”的思想来完成的。早期社会受制于通讯技术、交通工具等原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内，要在这种环境中实现统一政权的建立除了需要强有力的集团统治，也需要人与人之间构筑起一种“想象”，以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的意识，使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人能够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并对对方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感知，以此来实现一种稳固政权的软约束。传说、神话在社会早期很好的起到了这种作用，由于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知识的限制，社会群体对于“神”“天”等怀有崇敬，乃至敬畏的心理，由此通过构筑一套“以天皇皇室为中心的神话体系”，来向其他成员传递一种相互联系的意识，也可以说是“初级共同体”的意识，就成为了最为有效，也是最便利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氏族内部的血缘关系、氏族之间的基于“起源想象”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大氏族关系的想象，日本的氏族政治也就由此形成。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社会成员对于日本的国家认同，其本质上是通过对“天皇”这一象征的认同来实现的，即通过将自己归属于与天皇具有某种血缘、地缘关系来实现，把国家的统治认同为天皇这一现世神的统治，把自己作为天皇，也就是国家统治下的一员进而实现对国家的认同。

在二战后，由于天皇现世神的身份受到冲击，日本这种氏族认同模式开始被动摇，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统治者开始积极探求如何实现“一亿一体”的新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被作为认同教育的中介进行了重塑，进而实现了“企业社会”的构建。所谓“企业社会”，其实是以经济中心主义时代的企业以及模拟家族式的企业文化为核心的一个泛指的代称，其中，也包括社区、学校等就业、就学的归属团体^[9]。当然，“企业社会”的形成蕴含着许多原因，如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建立、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终身雇佣制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笔者认为氏族政治、氏族想象是促成这一认同形态的关键。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国家认同，日本及其相关统治集团主导了一场新的“想象过程”，将“企业社会”进一步想象为自己所完全归依的对象，将“企业社会”归结为氏族，而再次将国家构建为各“企业氏族”的统一体，最终，将国民纳入到大氏族的体系中，实现国家认同的建构。

(二) 直接——日本国家认同教育模式的时代要求

战后的日本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为日本国民认同的构建建立了良好的契机，日本整个国家国民的自信心、自尊心也得到了重塑，国民对于国家、自身以及历史也再一次恢复了热爱与忠诚。但是，冷战格局的结束却为日本提供了新的难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企业社会”这一再次经由想象而构建起来的共同体^[9]。

由于冷战结束，使得被压抑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变得异常迅猛，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开始冲击日本国内市场，同时，日本的大型公司也开始积极向外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的劳动力供给出现过剩，传统的终身雇佣制面临着解体的威胁。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有关方面宣称，在“经团联”中的2 000家企业，有一半要废除终身制，而另一半则要保留终身雇佣制。但最终结果却是，前者是胜者，后者是败者^[10]。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日本企业将“家”与“家族成员”保护者的作用进行了分离，进而完全地转化成了经济以及国家的机器。这时，国民已经很难再将“企业”进行“氏族保护神”的想象，留给日本国民的是一个重新建构认同的新的历史契机——直接的国家认同。

中介认同模式与直接认同模式之间的区别如表 2所示。

十分明显，直接认同与中介认同相比缺少了国家的中介象征物，无论是“天皇”，还是“企业”，它们已经丧失了完全统筹国民的能力，正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负责人藤冈信胜所言，“近现代史的第一主人公是一国的国民，国民是国家的创造者”^[11]。从这里看，日本国民已经开始将“国家”置于“天皇”之上了，而且2009年明仁天皇即位时，NHK电视台的电话调查也予以了一定的应证^②。不仅如此，就国民节日而言，其也从原先的“天皇崇拜”为核心的节日体系转向了“主权在民”为核心的节日体系^[12]，这种去“中介性”的转变使得日本国民必须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的联系，否则，日本的国家认同就将出现危机。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89年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其中强调作为国家衍生品的国歌和国旗在入学典礼和毕业仪式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应该使学生具有国民的意识，尊重日本的传统和文化，以此使得学生能够以日本国民，而非天皇子民的思维去进行思考和行动^[13]。究其原因而言，现代社会的通讯技术、交通工具以及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已经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跨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对事物的认识，特别是人对于“利益的识别”已经超越了之前的所有时代，特别是“利益识别”的能力，它使得个体、群体可以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依归，而非盲目地去寻求一种中介性质的、虚幻的物质，也就是说，这种“利益识别”能力开始让人告别“想象”，进而转化为一种“体验”，正由于是“体验”，其对象必须是可触屏的、可见的，也正如此，虚幻的经由想象的而通过中介进行传导的国家认同教育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日本国家认同教育模式转向了直接的国家认同，即直接地对目的进行确认。

三、从“崇外”到“超外”：日本国家认同教育动力超越

毋庸置疑，日本的国家建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推力所激发的^[14]，无论是它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还是它在战后的“脱亚入美”，日本的国家构建一直走着一条模仿和学习的道路。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日本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却并不适合担任一个世界的‘领跑者’。”^[15]在这种模式的国家建构和发展过程中，日本将自身定位为学习者，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向“他者”学习的舆论和风潮，这也就使得日本的国家认同教育易于发展成为单纯的“崇外”动力模式，即将“先进的他者”视为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向，并使得全社会对于未来的发展想象定位在“他者”之上，而将“落后的自我”视为必须摒弃的对象，并使得全社会形成对于“落后的自我”必须进行抛弃的想象。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性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博弈中，学习者无疑总是要付出些许代价，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时、当一个国家的公民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代价之时，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中断。这时，单纯的“崇外”式的国家认同就会发生转变，而“超外”则会驱动着国家和国民朝着共同的夙愿发展、前进，“国民统合”亦重获新生。

(一) 崇外——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传统动力

所谓“崇外”模式，主要指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去凝聚国家意识、发展国家实力，具体而言就是指借由民众对于外部资源的崇敬，而展开的举国之内的一种对外学习模式，在这种环境下，由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均具有共同的想象对象——外部资源，由此，整个国家就易于实现一种国民统合，这种借由对外部资源的崇敬而实现的国家认同的构建，称之为“崇外”模式。

国家认同的构建往往需要依托内外资源来进行铸就^[16]。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在国家构建以及实现“国民统合”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依赖外部资源的供给，主要表现为对外部资源的一种推崇和崇拜。回溯历史，可以看到从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到之后的脱亚入美，日本经历了对大唐王朝、欧洲列强以及美国的崇拜和敬仰，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对各先进国家的学习往往不思超越，而更愿意以一种追随的姿态来获取和实现发展。这种学习的姿态以及国家意识，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和互动，进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统合的实现。无论是民众，还是其他政治或知识精英，他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外部资源的优越，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的公民更多地陷入了一种崇外式的生活和信仰之中，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生活，由“崇外”而推动实现的国家认同才得以可能。

然而，由“崇外”所推动的国家发展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例如，日本最终在对中华文明的崇拜中，同样走上了闭关、落后的命运；日本在向欧洲学习之后，最终也走上了侵略扩张之途；日本在“脱亚入美”之后，也由于冷战结束以及时代的变换，最终陷入了消失的十年之困。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作为专注学习的代表——日本，它已然习惯了崇敬，甚至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使得日本的发展最终只能延续外部资源的脚步，而当它所追随的外部资源出现发展偏差的时候，其学习的惯性便牵引着它迈向了同样的错误；同样，由于在发展的进程中，日本已然沉浸在追随的世界中而无法自拔，这使得日本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幻时，常常会变得“迷失”，这也正是其不适合领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若想实现日本更稳定的发展、更稳健的国民统合，日本必然需要走出原本“崇外”式的国家发展模式。

(二) 超外——日本国家认同教育的新型能源

单纯的“崇外”发展模式，一方面，要求外部资源始终保持一定的先进性，以此才能真正的使“学习方”发挥后发优势，获得显著发展，否则，将会给“学习方”带来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这种“崇外”发展模式，过多地依赖外部资源，使得学习主体在应对情景变换时相对被动，这同样不利于主体的自主发展。而以“崇外”发展模式为动力的国家认同构建，由于整个国家，包括民众、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群体均把向外部资源学习看作实现国家发展的一种捷径，那么整个国家就会产生一种“崇外”的国家想象，将自身国家的未来方向看作是“他者”，由此，使得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整个国家认同的实现动力全部转化为了向外学习。然而，由上所述，可知单纯的“崇外”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国家的发展，同样，由此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也必然不能保持良性的发展。因此，日本在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上，渐渐地转变了动力的来源，即由原先的“崇外”转向了“超外”。

所谓“超外”发展模式，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超外”相对于“崇外”而言，其着眼点是将“他者”作为衡量自己、发展自己的一种刺激，而非最终的标准，也就是说，“超外”旨在实现“自我”对于“他者”的超越，以此真正地实现自我的发展和壮大；第二，“超外”的立足点在于自我，也就是说，“超外”更多地关注本土、本国、本国公民，更多地本土化使得政府、民众必须去认清自我的定位，更好地实现自主地发展。这种以“超外”为动力的国家认同构建，毫无疑问，将会使群众的想象转移到本国发展、本国强大上来，而非单独地“视他者为自我的未来”。也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新的想象对象，一国的发展才能真正地做到自主与可持续。

日本在这一方面无疑已经做出了转变，抛开日本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等不谈，就教育而言，日本也已经开始有意地摆脱完全地西化教育、美式教育，而开展了以日本为核心、日本本国发展为目的的全新教育发展战略^[17]，其整个教育发展战略的目的已经十分明确，就是要实现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同时要改变以往跟随的状态，进而引领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转变正是日本重塑国家形象的生动体现，以“超外”为动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引起了国内群众的共鸣。这种共同的“超外”想象，俨然成为新时期日本国家认同构建的新型能源。

四、结语

日本国家认同教育呈现出一种“平等、直接、超外式”的构建趋势，正是这一趋势保持了日本较为稳定的国民统合。这无疑对于人们是十分重要的启示。然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盲目地学习他国并不总能实现原本的理想和目标。因此，在对日本“平等、直接、超外式”的国家认同教育进行学习的同时，一定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在“五个认同”“三个自信”“三个离不开”的基础上进行借鉴，以此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往交流交融教育研究，进而优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注释：

① 一些学者指出日本之所以在2008年推出《承认爱努民族为原住民决议》是为了向亚太经合组织展示日本保护原住民权益的形象。

② NHK电视台的调查结果显示82%的日本国民认为，天皇具有象征意义就足够了；21%的国民认为对于天皇没有什么希望关心的事情；8%的人甚至认为天皇应予以废止；仅仅有6%的人认为天皇应有一定的政治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