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32 Issue (5): 26-27   PDF    
《生物安全法》应重点管控生物技术研究和商业化应用
崔国斌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4

虽然关注过生物技术和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对一般性的生物安全问题知之甚少。这里只能根据自己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四点粗略意见,请各位专家指正。

第一,不赞成在“生物安全法”的名义下,制定一个“一揽子”的或总则性的法律,对生物技术研究与市场化的道德伦理和生态风险控制、生态安全、生物相关的公共安全、生物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益分享等问题进行统一规制,我认为这样的立法思路并不可行。这些性质迥异的问题看起来都很重要,但解决思路差别很大。在同一部法律中为这些问题一一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个“一揽子”的或总则性的法律,只是提供一些宏观的指导原则,则很可能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另外,立法者面对的其实并非一张白纸,这些问题牵涉诸多的现有法律法规,也涉及众多的行政管理部门。如何使得拟议中的上位统一法与现有的条块管理机制协调,也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在这方面,必须重视一些重要法律规范的协调,诸如生物科技伦理规范与科技部门现有或即将出台的管理规范的协调;生态安全评估与进出口评估程序的衔接;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与现有环境保护体制的协调等等。现实可行的做法应该是选择最为突出的同时又和生物安全有关的法律空白进行有限度的立法,制定出具体可行的规则。

第二,生物技术研究和商业化应用的伦理、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审查机制,是目前比较突出而又相对容易进行立法规范的方面,因而可能是《生物安全法》理想的立法对象。立法者可以从组织法、程序法和实体法上对生物以技术研究和商业化应用引发的伦理和安全风险进行规范。具体而言,这些法律规范可以包括:(1)明确生物技术研究和商业化的基本伦理/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原则等实体法规范或标准。(2)对生物技术研究和商业化行为或活动进行分类管理,明确何种生物技术研究和商业化应用属于法律上高度敏感类型,需要经过专门委员会的事先审查。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研究和商业化活动,无需进行事先审查,但应当依据法律追责。(3)建立多个评估伦理、生态安全、公共安全的专门委员会,明确其权责,并确定这些专门委员会的组织规则。(4)明确上述专门委员会的行政主管机构和管理机制。(5)规定公众、专门委员会和主管机构等主体违法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三,如果专门立法成立上述专门委员会,应该仔细考虑它与现有管理机制的交叉重叠关系,比如与科技部现行和即将出台的关于科学技术研究伦理风险管理机制、《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专门立法中确定的相关机构的生物风险评估机制的关系。如果可能,最好能够改造现有的风险评估机构,提升其位阶,扩充其职能,使其能够作为上述专门委员会开展工作。这样才有可能使得科技研究、出入境管理与技术商业化等流程的风险评估能够统一起来,提高效率。

第四,虽然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益分享、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非常重要,与生物安全问题也有相关性,但关系比较远,因此并非同一类型的问题。此类立法的内容过于庞杂,有明显的权利法色彩,而非专门的行政管理规范,因此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单独立法,而不是在生物安全法的框架下将就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