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认知判断能力,增强民主意识,实现科学决策,是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决定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建世界科技强国的人力资源水平,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提升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基础性的问题。因此对建国以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历史和经验进行总结,以史为鉴,对更好地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为创新发展提供更多高水平人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以建国70年以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线,以1999年“2049计划”的提出为重要时间节点和标志事件,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着重阐述不同历史时期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机构建制、实施渠道、科普内容、国家定位等方面,将前后阶段建设过程中的特征进行比对,提出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建国70年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历程 (一) 从科学普及到本土化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探索时期:1949—1998年这一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77年
严格来说,这一时期还没有“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概念,与此相关的活动都以科普的形式进行。从机构建制看,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便在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普及局;1950年8月分别成立“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1958年,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两会合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为领导组织科普活动的主要部门。从内容来看,囿于建国初期中国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科学素质弱的局面,当时科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扫盲和获得较强生存、生产能力的知识上,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两个维度的内容涉及不多。从科普的实施渠道看,建国初期的公民科学素质主要是依托学校教育,特别是以中小学理科教育作为主渠道。此外这一时期以运动的形式进行科普作为一种重要补充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开展“消灭吸血虫”运动和“除四害”运动等对卫生知识进行了很好的普及。这一时期相对薄弱的学校科学教育水平也极大影响和制约着科普的内容和水平。
2.第二阶段:1978—1998年
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使国家各项事业重回正常轨道。特别是1978年“科学大会”的召开,提出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事业,重新确立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中国科协全面恢复工作。从机构建制看,基层科普组织陆续恢复,中国科协下属学会、研究会大多成立了普及工作委员会,5 000多个乡镇设立科普协会,5 000多个大中企业设立厂矿科协以及一些大中城市街道设立的科普协会,开展一些有影响力的工作[1]。在实施渠道上逐步形成学校教育和科学普及双轨制。1982年12月“扫除文盲”被写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同时,依托各地科普协会,农村和城市开展了一系列技术培训和服务工作。1986年起,先后启动“星火”计划(主要目标为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燎原”计划(主要目标为培养农技人才),培养技术人员950万人[1]。从国家层面看,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科普方面的纲领性文件, 标志着科普事业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此后形成了国家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科普工作, 为科普事业提供制度保障[2];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此后科普的内容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学普及日益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工程,由政府主导进行系统推进。1992年中国科协第一次对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
(二)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新时期: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99—2006年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2049计划”①的提出。根据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和形势发展需要,同时借鉴美国“2061计划”等发达国家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经验和做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1999年11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提出了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面向全体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2049计划”。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颁布,其中总则第二条提到“本法适用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表明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2006年2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提出了针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全面部署。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明确指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并且从政策方针、重点群体、基础工程、制度保障、预期目标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标志着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进入新阶段。实施渠道方面则日益形成学校教育、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三大渠道并行的局面。随着90年代素质教育的提出,学校教育中加强了科学教育内容。在中央、地方、基层三级科普机构建制体系基本完备的前提下,开展了大量常规性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和监测工作,其中定期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便是一个重要举措。这一时期,科学传播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媒体对重大科技事件的宣传,比如对中国航天载人飞船系列的宣传,包括对航天员的采访、宣讲活动等让航天知识、航天精神更多为普通人熟知,短时间内起到了很好的科普效果。从科普内容看,《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明确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为“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以及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简称“四科两能力”),这成为新时期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新导向,具体体现在学校科学教育的课程标准、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及科学传播当中。
2.第二阶段:2007年—至今
在顶层设计完成,纳入政府主导体系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国家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科技三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3],把科普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实施渠道看,社会性力量参与科普日益增多。“互联网+科普”模式形成一股新的力量。2016年,国家财政投资建设的科普网站共有2975个,比2006年增长103.07%。科普内容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以“科普中国”为例,截至2018年6月底,“科普中国”各栏目(频道)累计建设科普信息内容资源20.6TB,科普图文18.4万篇、科普视频(动漫)1.5万个、科普游戏157款、题库题目3.5万个,各栏目(频道)累计浏览量和传播量达199.58亿人次[4]。还有大量依托互联网、自媒体的科普栏目、知识付费产品提供了大量、多样、有针对性的科普服务,传播内容也更加多样化。
三、建国70年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特征建国以来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第一个时期是在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起点低、建设任务紧,决定了这一时期建设工作更多体现出实践先行,理论相对滞后的特点。科普内容围绕基本生产、生存知识等展开以解决人民最迫切的问题,涉及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及相对较弱。科普实施渠道逐步从主要依靠科学教育到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双轨制转变。科普主要是专家向大众的普及,群众自发性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作用较小,但在近50年的发展过程中科普机构建制日趋规范,人员经费逐步提升,科普逐渐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新时期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了保障。90年代以来学者对素质教育的关注及对国外公民科学素质相关经验的引介都为新时期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了思想动员,特别是国家将科学普及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工程,使得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驶上快车道。
较之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传统时期,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内涵更为明确,对其与科学普及之间的一致性有了明确表述。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将科学素质分为三个层次,涉及公民基本生活技能的素质;涉及公民对基础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理解的素质;涉及公民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素质[1]。本杰明·沈(B. Shen)提出的三类不同性质的科学素质:即实用(practical)科学素质、公民(civic)科学素质和文化(cultural)科学素质。其中, 实用科学素质是指掌握某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 直接来解决实际问题;公民科学素质是指能够理解科学决策和与科学有关的政策及其背后的科学问题, 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文化科学素质是能把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结晶来学习和理解[5]。基本与上述三个层次对应。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科学素质内涵的表述和演变,《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明确表述为“四科两能力”,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可的科学素质的三层次包括在内,同时从单纯重视知识掌握转为注重能力提升。第二,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在历史上首先是作为其他更大的国家目标的实现手段,这就使得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伴随性特征[6]。而在新时期,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性社会工程,则更有助于其快速发展。第三,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纳入政府工作体系,明确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学校教育、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三个主渠道各自功能,将其视作一项系统工程,有组织的实施,避免了此前各部门之间交叉进行,无法形成合力的多头无序状态。同时有利于形成“以人民为中心、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第四,以定期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作为重要导向和监控体系引导、监督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第五,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被动到主动的接受过程。主动参观科技展览,参加科普讲座,参与公共科技事务,了解科普活动成为公民获取科技知识的主要手段。第六,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媒介上呈现出新的特征。互联网、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日益成为人们获取科技信息的常用渠道。
四、建国以来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历史经验及问题纵观建国70年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历程及成就,有一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一)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历史经验1.党和国家重视,政府推动实施,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和制度保障
基于建国初起点低、任务重基础上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经过70年发展已从纵向和国际比较层面有了根本性提升。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重视。随着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实践和理论的深入探索,党和国家逐步将其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作为一项系统工作由专门的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政府推动、各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科普动员机制为中国公民素质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动力和制度保障。图 1是迄今为止中国科协进行的十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1994年数据缺失)②。
图 1可见,自2007年开始,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呈现快速增长幅度,这与国家开始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时间点吻合。自“行动计划纲要”实施以来,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进入至一个有统筹、有分工,各级各地各部门联合协作的工作模式,能够真正将工作落实到位。上述数据很好地表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在纳入政府工作体系后的效果明显。
2.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渠道方面必须坚持科学教育的学校主渠道,同时充分发挥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的作用,尤其要重视科普的社会力量
当前中小学科学课程学制和内容方面都做了重大改革以适应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念,很好地起到了对青少年进行科普的功能。各级科普组织开展的各类科普活动基本达到了对各类人群的科学普及预期效果。大众媒体对科技事件的传播报道起到了时间短、覆盖面广提升公众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的效果。例如,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经媒体曝光后,中国科学家团队、科协迅速发声,不仅第一时间表明了中国科学家对科研伦理的态度,也让大众对基因编辑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给予了持续关注,客观上提升了民众相关方面的科学素质。同时,中国科普相关的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备,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动植物园、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工农业示范园区、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等各级各类科普场所的科普功能都不能忽视。
3.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主体方面仍要坚持对不同群体的特别关注和针对性提升措施
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高科技从业者群体仍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例如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第一时期,我们针对农民群体实施的“星火”计划和“燎原”计划培养了大批农技人才。这些好的做法应该坚持,特别要与“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开展“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生态农村建设”等项目,把新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技理念带到农村,有计划、有步骤提升农民整体科学素质水平。在兼顾农民群体科学素质建设的同时继续加强高素质的科技创新人才的科学素质提升,对这部分人群更注重科学精神、科研伦理道德方面的引导,为中国创新体系提供优质可靠的人才。
(二)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问题及建议当前,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面对老基础和新形势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客观审视、积极应对。
1.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地区、群体差异和不平衡性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虽然具有较大提升,但与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其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地区和群体差异和不平衡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以2018年科学素质调查结果为例,城乡公民科学素质差异显著,城市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1.55%,远高于农村居民的4.93%。区域公民科学素质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77%,中部地区为7.96%,西部地区仅为6.49%,虽都有大幅提升,但差距仍然显著。从社会群体来看,男性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1.13%,高于女性的6.22%近5个百分点;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37.13%,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7.83%,而高中(中专、技校)、初中和小学及以下的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依次为9.74%、2.28%和0.41%,水平仍然较低[7]。
这种差异是由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知识发展模式、开放程度和政府作用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整体水平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适应时代节奏,发挥各级政府的主体地位,对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情况和未来趋势作出判断和引导。中国在未来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要坚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科协履职的工作原则,有针对性采取政策、经费等倾斜措施帮助相对较弱的群体快速提升。注重科普产业的市场化、社会化运作,鼓励发展扶贫企业、生态企业、科技企业,实现公众科普事业与市场运作有机地结合,探索经济创收与国民素质提升的双赢机制。另一方面,向发达国家学习技术、方法,加强与国际强国之间的合作建设,加强与各国科技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使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础内容和基本方法与国际接轨;向发展中国家总结推广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成功模式经验,提升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2.互联网技术带来信息获取、传播方式的改变给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科普信息的传递方式发生很大改变,多点化、范围广、速度快成为新的特征。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科技知识信息的传播之中,个体通过搜索引擎、网站、社交软件、移动客户端既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又可以成为信息接受者。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使用从经典的“仓库”(warehouse)模式(即自身的知识储备)逐步转变为“即时”(just-in-time)模式(随时通过网络查询)[8],这些获取信息习惯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模式。面对这种新形势,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科学素质建设需要更加个性化、定制化,在满足政府、集体的需要之上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科普内容要因人而异,逐渐由科普社会化发展为到社会化、个性化兼具。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快速、便捷、精准提供科普信息。另一方面,也必须从公众理解科学的内容导向上加大新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科学技术的伦理规范、科学精神的倡导力度。特别是注重提升公众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的技术层面、伦理层面、社会层面的理解。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中国当前的基础性、战略性任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面对新形势,不断总结改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念、模式,提升整体水平,缩小地域和群体差异,推动中国科普能力的不断增强,促进公民科学素质不断提高。
注释:
①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4个部委联合推进实施,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时,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
② 图表中的数据来自历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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