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是一定历史阶段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它往往由统治阶层主导或倡导，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认同和共识。“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

价值观教育是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确认，最终形成认同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发挥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回顾新中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进程，并对变迁中形成的基本特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梳理，对新时代的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从1949年到1956年的建国初期，中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构建新的主流价值观。在这一阶段，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并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建设的需要出发，在全社会树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道德风尚，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精神基础。

这一时期明确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了加强工农教育的重大政治意义，“它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2]。相应地，价值观教育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加强对党自身、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队的全方位社会教育，尤其是针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进行价值观转化，树立劳动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集体主义意识等。二是高度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1954年5月，中宣部下发《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批判了中小学毕业生应该重视升学而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观点，反对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号召开展劳动教育。三是与重大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如以勤俭建国、建设节约型国家为指导思想，发动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以抗美援朝为契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四是重视党内带头作用，开展政党整风运动，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处置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官员，纯洁了党的队伍，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树立了“打铁自身硬”的带头形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在建国初期，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1952年10月)，高校中陆续系统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1953年6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各高校形成了以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构成的第一个较为规范和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在社会制度上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虽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主要社会任务体现为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为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化社会主义理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理想信念。

这一阶段中国的价值观教育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线，在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二是涌现了一批呼应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充分发挥了时代榜样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如王进喜代表的“铁人精神”、雷锋代表的“奉献精神”、焦裕禄代表的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等；三是把“又红又专”作为明确的教育目标。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这一时期高校思政课在1957年停止其他课程，根据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办颁发的《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61年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高校共同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形势与任务”两门课程，文科专业开设“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64年，根据中宣部、高教部党组、教育临时党组发布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无产阶级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最基本的教材，课程和教材遵循“少而精”原则进行改进。各高校共同设置“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时期教学体系和内容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左”的倾向日益明显。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出发点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式的错误估计、党从革命时期进入建设时期经验的缺乏、“四人帮”等党内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现象的滋长等原因走入歧途。这一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极端的集体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价值观成为社会中的主流思想。

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左”的倾向，信奉“斗争哲学”，以政治运动取代价值观教育，“忽视价值观的建设性和未完成性，强调阶级性和革命性，忽视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差异性，强调整齐划一”“强调主观意志和个人崇拜，忽视方法实施的持续有序等”。“这种彻底否定、打倒一切的价值观教育，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削弱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事业发展的价值认同基础。”文革前中国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共识与核心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价值‘空场’，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迷惘”^[4]。

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遭到严重破坏。1966—1969年，全国高等院校停止招生，高校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混乱状态。1970年高校逐渐恢复招生，招收学员以工农兵学员为主。此时各高校的政治课程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同时包括军事体育课等课程。随着反革命集团在高校推行极左的教育路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取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属，内容受到严重歪曲，教学体系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拨乱反正的进程，随着批评“两个凡是”、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价值观领域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命题，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肯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核心价值观教育奠定了现实基础、指明了方向，其中“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是坚持社会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形式，树立了“五爱”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道德规范，将共同富裕、民主、文明、法制等观念纳入核心价值体系中。树立了“四有”新人的育人目标，既坚持与“左倾”思想做斗争，也保持对“右”的警惕，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5]。

1992年开始，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社会主义及其基本信念遭到世界范围内的质疑并持续较长时间。在国内，随着党的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尤其是随着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生态环境、信任危机、腐败问题、道德滑坡、多种社会思潮激荡等矛盾问题凸显出来，我们也进入价值观剧烈变迁的时期，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物质化等特点，理想信念、精神支柱的动摇乃至缺失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06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6]。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为“三个倡导”，并正式向全社会公布，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个词分别明确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一个贯通国家、社会、公民的完整价值体系，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随着时代的变化经历了三个方案，重新成为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这三个方案即1985—1987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也就是通常被简称为“两课”的课程体系(简称“85方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酝酿，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下形成，于1998年开始实施的课程体系(简称“98方案”)，以及在贯彻十六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形成，2005年党中央批准提出的课程体系(简称“05方案”)。这三个方案分别回应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学生成长特点，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内容，确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意识”，在课程内涵上“一是体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为根本”“二是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中心”“三是以初步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为重点”^[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随着教材的修订成为高校思政课的重要内容，既体现在专门的章节中，也贯穿于各门课的不同章节和专题教学之中。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从课程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成为思政课教师研究探讨和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党的十九大郑重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了重大政治判断。我们从“未发展起来”时期进入到“发展起来以后”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迈向新的奋斗目标。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总结经验，构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战略体系，为世界提供了人类社会更好发展的中国方案。我们用中国发展的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宣告了西方人认为的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的破产。同时，我们仍然面临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东西方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和激荡等诸多问题，在这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时代，价值观教育如何有效开展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

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以下基本特征：

在内容上，随着对时代问题和社会精神需求的回应不断推进，核心价值观越来越明晰、凝练。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不断明确而明确的，是随着我们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答中推进的；也是在利益群体日益分化、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乃至碰撞越来越多的过程中不断自省、反思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价值观教育从社会主义一般理论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中逐渐探索、凝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具体内容上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也越来越体现出与中华传统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融合和统一。

在对象上，青年、学生和党员干部始终是重点对象。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早期知识分子、普通工农群众受关注更多，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教育对学生群体、党员干部群体的针对性更强，有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各级各类活动，对广大社会群众主要依托大众媒介等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和宣传。

在方法上，从强制性、重视知识教化，转而日益重视价值观的内在生成。从传统的灌输式、说教式朝着“生成式”教育方式转变，从强调抽象的、远离生活的、普通人可能难以达至的道德原则，转而更加重视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价值原则。这种对“生成式”教育方式的关注又集中体现在对实践养成的关注。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即已明确提出要“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8]，成为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重要指针。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9]。

在关注点上，从主要关注国内到越来越关注国际环境，这与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的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在价值观教育中，如何使民众在了解世界的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有充分的了解和认同，既避免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也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与世界的深度交流乃至冲突中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未来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键仍是解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问题。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价值观观念体系的传递和灌输，而是真正成为人们由衷认同的价值理念，并落实在行动中，避免“言行不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转化为凝心聚力的现实力量。

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始终与社会发展需要相契合。在新中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我们曾经在文革前后经历曲折，总体上始终与时代问题和社会发展需要密切契合。这也是未来核心价值观教育继续坚持的方向。这要求我们在价值观内涵上和价值观教育的方式上都做到与时俱进，回应时代关切。

核心价值观教育应继续坚持实践化的方向。这需要我们在研究上从重视价值观理论研究转向重视价值观真实现状、重视科学有效且有针对性的价值观教育方法和手段，在教育实际中从重视知识观念的宣传教育走向重视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培育和养成，从重视各种观念和“主义”，走向重视具体价值原则的培育。

核心价值观教育应着力于培养价值观自信。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特别强调增强文化自信，而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内核^[11]，这也是今天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目标。我们应该讲清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理念，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在古今中西的比较中讲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特色，培育今天中国人民高度的价值观自信。

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关注年轻人在价值观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越来越体现出米德所说的“后喻文化”的特点，即年轻一代开始“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12]，这在价值观教育中体现为年轻人在价值观领域的肇始甚至引领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到今天网络世界的各种青年意见领袖，年轻人在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和建构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价值观教育中被动接受的一方。未来的价值观教育应该更多顺应这一趋势，在代际之间的“共生”关系中，发挥出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

核心价值观教育应接引大众智慧。价值观教育本质上应是一个达成价值共识的过程，而大众或“被教育者”本身并非只是一张白纸或是被想当然认为未开化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拥有朴素的来自于生活的道德智慧或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与理想的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或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道德智慧的价值观都是错误的、需要被拯救的”^[13]。这意味着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应真正以“被教育者”为根本，“目”中一定要有人。有效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一定是理想的核心价值观与大众道德智慧的“双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