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作为一个重要命题的提出，其间经历了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发展过程^①。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出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逐渐由道路、理论、制度深入到文化层面，并将其凝练、提升为一个严肃的命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自信”这一命题的郑重提出，可以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被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化格局及其潜在问题的一种理论因应，是力图在总结和反思中国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建国70年以来文化叙事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系统的文化整合方案。因此，“文化自信”这一命题不应被视为一种单纯的政治主张，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语境与特定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语境：从“中—西”之争到“马—中—西”竞合

中国近现代初期的文化叙事变革以“中—西”之争作为开端。自晚清开始，中国与西方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激烈碰撞与惨淡结局，促使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地体察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1895年严复的《救亡决论》对中国传统上引以为傲的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等进行了犀利的批评^[1]，后来的《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则援引“民主”“科学”的理念以及西方思想资源，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了更具系统性的批判，进而迫使中国传统文化剥离其腐朽成分，反向促进了其自身的现代化转换。但是，随着思潮的演变，对传统的批判也出现了泛化和极化的趋向，如1923年钱玄同等提出的“废除汉字”主张^[2]和1933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提出的“全盘西化论”^[3]；前者从批判文化观念上升到批判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本身，后者则从文化有机论的前提出发驳斥了文化折衷主义的论调，进而得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文化唯一出路的激进立场。在此形势下，虽然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具同情立场的王新命等十位教授于1935年联署发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本位，进而寻求确立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性，以此作为对“全盘西化论”的反驳^[4]。但从历史上看，这类声音很长时期都处于文化论争中的弱势地位。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中国的文化格局愈趋复杂，逐渐由“中—西”之争演变为“马—中—西”之间的竞合，并由此影响了建国70年来的文化叙事结构。建国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以揭露和批判为主，更多凸显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在此期间，尽管也有郭沫若于1925年发表《马克斯进文庙》一文探讨了马克思与孔夫子之“同”的理论尝试^[5]，但终究零散且稀少，未成为主流。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成为中国主导性的指导思想，原本占据近代以来文化叙事核心的“中—西”二元架构被迅速地边缘化。不仅如此，被判定为具有封建主义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西方思潮一起受到全面的批判和冲击，并接受了从内到外的系统改造。这种改造一方面体现为对大批具有深厚旧学和西学功底的学术界、文艺界人士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阶级斗争为纲目重塑中外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在意识形态刚性和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下，这一运动最终蜕变为“文革”中趋于狂热化和荒谬化的“破旧立新”，极大地破坏和扭曲了中国文化结构的不同要素在历史实践中的对话和互动进程。

改革开放后，原本僵化刻板的文化叙事模式开始得到松动和调整。然而，最先受益的并非长期被污名化的中国传统文化^②，而是长期被拒斥于外的西方思潮，并由此引发了80年代的“西学热”。随着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的译介和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被西方现当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吸引和激活，由此带来了时称的“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现象，并产生了多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讨论活动，构成了80年代特有的文化景观。但是，90年代之后，原本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西学热”悄然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由民间逐渐自发形成的“国学热”。如果说“西学热”更新和提升了国人对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现代化想象，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创新的成型与接受；那么“国学热”则填充了政治意识形态从私人领域隐退后留下的话语空白，从而使得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直隐含的传统伦理规范再次得以公开亮相。因此，无论“起潮”还是“退潮”，“西学热”和“国学热”的浮现都表明，当代中国文化的叙事格局从宏观上再次回到了“马—中—西”三者竞合的局面。而且，经过百年的历史实践，当代中国对三者的思考不再像最初那样片面和线性，而是进入到了更具辩证性和综合性的层面，从而使得如何对其进行文化叙事上的整合和赋值也变成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难题。

二、理论优势：作为一种文化叙事方案

“文化自信”的提出，构成了对这个难题的一种解答，由此也赋予“文化自信”以独特的理论优势。正是从这一优势着眼，可以更好理解为什么“文化自信”被认为比其他“三个自信”更具根基性，其因首先关系到对于“四个自信”的理解结构。虽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被一般性地总称为“四个自信”，经常相提并论，但它们在理论和意义上绝非同等并列，而是有着清晰的层次，这一点在正式的官方表述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四个自信”不应被切割为相互均等、彼此隔绝的四个横面，而应呈现为一种立体化的层级架构。其中的“文化自信”虽然是时序上的后来者，却具有地位上的优先性，被看作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和依归。“文化自信”的这种优先性首先来源于“文化”概念本身对道路、理论、制度等的涵盖性，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无论道路、理论、制度的具体形式如何，都可以被涵括在广义的“文化”之内，从而本然地成为“文化”的一种延伸和外化；第二，无论道路、理论、制度的现实成就如何，其最终都必然地呈现为某种特定的文化形态，从而为社会成员的实践生活提供整体的规范和指引。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文化自信”既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必备前提，也是它们的最终呈现，从而更具有根基性。

在此基础上，“文化自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把传统中国纳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叙事和话语建构的思想资源之中，进而实现对当代中国多样化思潮的系统整合。其他“三个自信”很难做到这一点。例如，按照十八大报告的阐述，“道路自信”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主要涵盖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特征的发展道路；“理论自信”是指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主要涵盖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执政党的系列理论创新；“制度自信”则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及各项具体制度的自信，主要涵盖的是建国70年来逐渐建立和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设计^[6]。因此，总体来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诠释对象始终仅限于建国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很难涵盖在此之前的那个时间更久远、积淀更深厚、体量更庞大的传统中国。

“文化自信”的提出则弥补了这一缺憾。因为“文化自信”虽然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却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7]。在这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素，由传统中国荟萃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叙事中获得了明确的一席之地，成为“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同时，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对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的消极看法，考虑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儒学和传统中国的立场演变，那么就可以看出，“文化自信”的提出，不仅使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获得了更宽广的时空向度和更深厚的历史根基，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和解(借用郭沫若的表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缝了中国文化叙事中的“古今之争”，促使主流话语里的中国恢复了其本应具有的历史整体性。

这一和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晚清到当代，从“中—西”之争到“马—中—西”的竞合，中国的文化格局在大多时候都包含着多样化的思潮。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思想解放的东风，更呈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不过，这些思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归化为若干大类。例如，甘阳于2005年提出的“通三统”，从具象化的角度将其概括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强调三者属于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8]；何怀宏于2008年提出的“千百十”，则从时间维度将其划分为“三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历史文化”“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和“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并指出了其各自发挥作用的对应领域^[9]。这些划分虽然更多被视为某种单纯的学术主张，但却都捕捉到了彼时的中国文化叙事存在的碎片化危险，力图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进行澄清和整合，激发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而在吸收实践经验和既有讨论的基础上，2017年十九大报告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7]出发，同样作出了“三种文化”的划分，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把三者明确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素和共同支撑，从而提供了一套既坚持政治正确性、又尽力保持灵活性和包容性的中国文化构建方案，获得了中国文化叙事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文化自信”之所以被认为比其他“三个自信”更具根基性和优先性，在于它拥有至少三个方面的理论优势：第一，“文化”概念本身在意涵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延展性；第二，“文化自信”的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背后的传统中国纳入到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之中，并赋予其明确地位，从而恢复了主流话语里的“中国”本应具有的历史整体性；第三，“文化自信”及其所依托的“三种文化”提供了一份具有现实性的文化整合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叙事的最大公约数。

三、内在逻辑：三个关键问题

然而，“文化自信”尽管具有以上理论优势，其对不同文化要素的整合作用目前却还是比较初步的。换言之，虽然“文化自信”为当代中国不同文化传统尤其是“三种文化”的共在状态构建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但如何厘清“三种文化”的内在关系，如何使其在这一框架下获得更加实质性的深层互通，进而发展出属于当下的中华文化，则关键在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理解“三种文化”的理论区分？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文化，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文化。结合二者主次的差异以及后者中“革命—建设—改革”的三阶段论可以看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致可以分别被视为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两个时间标识。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三种文化”的产生虽在时间维度上有先后之分，但并非A取代B的简单线性演变，而是A承继B且与B共存的复调式发展。正如革命文化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成分一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不乏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三者共存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之中，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素。所以，虽然“三种文化”表面上呈现为一种时间维度的区分，甚至可以将1921年和1949年作为大致的时间标识，但这种区分和标识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说的，不可将其绝对化和标准化。那么，在时间维度之外，还能通过哪些角度对“三种文化”的这种复调式演进结构作出更深层的析分，进而发掘出其中的“同”与“异”，使得这一文化叙事框架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厚？

第二，如何处理“三种文化”的现实权重？在把“三种文化”放入同一个叙事框架之后，就要考量如何把握三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赋予各自怎样的地位和权重，这是目前“文化自信”论述中的关键问题。就三者来说，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比较容易协调，因为二者都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文化，内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历程之中，与主流意识形态若合符节，因而在官方的正式表述中也将其合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境况则比较微妙。因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比，它兼有时间上的在先性和内容上的异质性，可以被看作一种“属己的他者”，且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所以虽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理论上的主从关系，但也有现实中的互竞关系。这就衍生出了文化自信的“自信”源泉认知差异问题，即“自信”的力量究竟更多来自于在历史积淀性、内容丰富性、心理亲和性、影响广泛性等方面占据客观优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来自于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据制高点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是否需要或者是否能够对其进行严格的甄别。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根本上都要取决于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三种文化”进行具体赋值，尤其是如何更妥当地安放文化自信语境下的“马克思”与“孔夫子”？

第三，如何把握“三种文化”的价值导向？任何既有文化的当代化，都必然包含表现形式的创新和价值内涵的转化，后者尤其重要。因此，无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是对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都必须与当前的主流价值形态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呈现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十二条德目，从而以观念群的样式实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建构的整合和统摄。目前的相关研究更多是从整体性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总体的阐发，但是就其内在逻辑来说还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厘清和研究的学理问题。例如，目前对十二条德目的这样一种表述次序是如何生成的？其中是否蕴涵着某种特定的价值优先性排序？当不同德目在现实情境中产生可能矛盾的时候，应当通过一种怎样的协调和规范机制来凝聚共识？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的提出在互为补充的意义上分别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格局的理论整合，那么要想使这些整合更加充实，就不仅要澄清“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还要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理脉络，明确十二条德目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好这一观念群内部蕴涵的“多”与“一”的问题，从而更好促进“三种文化”的当代化创作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

四、结语

由于“文化自信”主要是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出发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进行整合，因而其主要构成只包含由中国历史内生而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本身而言，还必须在“三种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因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0]。这就要求在倡导“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应当把握三个要点：第一，要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文化自信”是对“文化自卑”的拨乱反正，但不应由此矫枉过正，以致蜕变为“文化自负”或“文化排外”，而应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共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10]的态度正确看待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积极吸纳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第二，要认识到建构理性的局限。文化的发展源于人在实践中的认识和反思，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虽然特定的叙事模式和理论设计能够发挥整合和引导的作用，但是不应将其刚性化，甚至为之迫使实践削足适履，而应给予由实践自发生成的良性文化秩序以足够的柔性空间，并及时赋予其理论上的正当性，从而不断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身。第三，要把握好“文化自信”的目的。作为中国历史的精神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确能够为中国人的“自信”提供充分的支撑。但是，倡导“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对既有成就的肯定和赞颂，而在于借此以更坚实的信心、更清醒的头脑、更开放的视野走向未来，为中国的未来世代创造出属于当代人的中华文化。

注释：

① 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文化自信”虽有提及，但未将其上升到与“三个自信”同等的高度。十八大之后，“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持续提升，最终使之前的“三个自信”发展为“四个自信”，并正式写入了十九大报告。

②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至少其中的封建糟粕部分)被广泛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为“文革”本身负责。参见：黎澍发表在《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的文章《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刘再复发表在《学术月刊》1979年第1期的文章《封建主义在文艺领域里的复辟—论“四人帮”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封建性》。另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第五部分第2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