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外交是指主权国家执政党针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的旨在推动国家间关系或促进国际事务解决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国共产党将政党外交界定为“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和“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其作用的发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始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树立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试图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演变状况与基本经验做一探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作为执政党开启了政党外交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政党外交理论主要有：第一，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共同纲领》宣布要“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的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这既是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阐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方向的规范。第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承担责任与义务。新中国成立前夕, 刘少奇率领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建议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适度分工，苏联共产党主要负责西方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工作^[2]。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第三，成立专门负责党的对外工作的机构。起初党的对外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1951年1月设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包括：首先，与苏共建立密切联系。1949年12月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开启中苏两国的结盟和两党“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掀起了“向苏联学习”运动，并且就社会主义过渡方式、“一五”计划编制、宪法制定等问题向苏共寻求帮助和指导；在国际上双方相互配合和支持。1949年至1956年，中苏两党领导人会面多达30余次^[3]。其次，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国共产党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开启了政党交往；并且积极地与拉美等地区的共产党交往。中共八大召开时，5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或观察团出席^[4]。再次，对亚洲国家共产党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帮助日本共产党、越南劳动党、东南亚国家的某些共产党制定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政策和方针，并协助日本共产党解决内部纠纷，支援越南开展抗法斗争，出兵援朝反抗美国侵略。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爆发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共产党一度努力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进行公开支持。但是，随着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风波、苏联对中国炮打金门的指责等事件的发生，中苏两党矛盾日益尖锐。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朝鲜劳动党、老挝人民革命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维持着良好关系；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共产党、印度共产党等政党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政党对外交往方针，并以此对苏共的大党干涉主义进行了批判。

1966年“文革”的爆发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造成了严重干扰。中联部90%以上的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被停职检查，正常的政党交往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并且在“支左反修”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全面紧张，与追随苏共的东欧五国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等政党的对立更加严重。到“文革”结束时，全世界仅有1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与中共保持正常交往^[5]。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后党的对外交往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方针实现了拨乱反正。第一，对时代主题做出全新判断。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结论，并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第二，提出了党际关系四原则。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并写入党章。1987年，中共十三大党章删除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表述，将党际交往四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充至所有与中国交往的外国政党。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取得历史性进展。首先，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恢复正常党际关系。以1977年铁托访华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率先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迅速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等恢复了关系。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实现正常化。其次，开拓了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工作的新局面。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新诞生100余个新兴国家和众多的民族主义政党，以往囿于意识形态考量，中国共产党与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没有交往。自1978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与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交往关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交往民族主义政党的数量超过110个^[6]。再次，积极开展与社会党的交往。1980年，中联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此后几年，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四十余个社会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费朗索瓦·密特朗、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等访华，极大扩展了中共对外交往的范围。最后，大力推进民间外交，民间外交是官方外交的基础。1981年，中国共产党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协会成立后，先后与许多国家的政党组织、团体、研究机构等建立友好关系，成为党对外交往的重要桥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的政治风波与国际上的苏东剧变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面临严峻挑战。面临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外交往的新论断：第一，“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针对一些国外共产党希望中国成为社会主义“中心”的论调，邓小平强调绝不寻求苏联式的“中心”地位，绝不扛旗；中国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树敌，不说过头的话；面对别国的挑战，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第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1991年，党中央提出了在国际交往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要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积极地参与国际交往，参与国际事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十四大党章将“发展中国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修改为“发展我国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并且明确指出政党交往的目标是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共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同一切愿意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政党外交实践中全面开拓和不断深化。首先，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地向外国政党和各国政要通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等会议的精神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其次，努力改善与西方国家政党的关系，以打破西方的孤立。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了全方位的制裁和孤立；中国共产党以愿意与华友好的政党、政治组织和友好人士为突破口，先后邀请意大利社会党人士耶玛、社会党国际秘书长助理塞德曼、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总书记朱佩等访华，及时化解了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压力。再次，妥善应对苏东剧变和发展中国家多党制变革，开拓政党外交新局面。俄罗斯在剧变后出现了众多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统俄党均建立了良好的双边关系；东欧、中亚剧变后也出现了政党林立、多党竞争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与白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等50多个新成立的各类政党进行了联系和接触。受苏东剧变影响，非洲、拉美等地区亦掀起了“多党民主”的风潮；中国共产党冷静观察，把握时机，以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国家利益为切入点，与南非的国民大会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阿根廷正义党等众多政党建立联系。最后，全面提升政党外交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注重通过调研、座谈、报告会、研讨会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调研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相关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如在与前苏东地区的政党交往时注重考察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与经济转轨的成败得失；在与巴西劳工党、阿根廷正义党等交往时注重考察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的成败得失与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状况等。

2000年以来，中共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政党外交思想与理论。第一，紧紧抓住新世纪前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7]，这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个极具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判断。第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政党外交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大局，并以此为基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第三，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和构建“和谐世界”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国际责任的增强，也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

中国共产党将政党外交的新思想新理论融入具体的政党外交实践。首先，将政治组织列入政党交往的对象，构建形成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有机结合的党的对外工作立体化格局。2005年，成立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通过整合民间外交资源，提升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能力。其次，推进政党外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交往务实化，在立足于双方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拓展交流领域，丰富合作内涵，如中越两国共产党在交往中有效解决了北部湾划界与陆地边界划界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政党构建机制化交往方式，助力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应对南亚、西亚的政局变动，开展预防性政党外交；与非洲、拉美、大洋洲等地区的政党外交致力于政治互信、经济共赢。再次，积极参与多边政党外交。一方面，积极开展与社会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党国际、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等国际性政党组织的交往；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或主动承办政党国际性会议及多边性政党活动。中国共产党参与创立并积极参加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特别是在2004年承办了第三届会议；2003年和2009年两次派代表参加欧洲社会党、社会党国际联合主办的“全球进步论坛”大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多届圣保罗论坛等。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理论亦取得重大进展。第一，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工作的主线。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民族复兴，这必然要求政党外交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同时，作为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理应为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第二，提出新型政党关系理论。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强调新时代的政党外交要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互学互鉴。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实践包括：首先，向国际社会积极推介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吹风会”、派出宣介团等方式主动向国际社会介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对国际社会的误解和曲解及时发声，增信释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欧洲的某些政党和民众担忧中国将影响力延伸至欧洲会导致欧债危机或主权丧失，非洲的某些政党和民众则担忧中国会实施“新殖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坦诚交流，使得“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不攻自破。其次，勇担国际责任，构建政党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十九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一崭新的多边政党交流和互学互鉴平台，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推动成立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党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等区域或专门化的多边政党交流平台；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与国际重要政党建立全方位的机制化交往平台，重要的有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中国—拉共体政党论坛、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既经历曲折，亦取得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中国共产党70年的政党外交发展可以得出如下经验：

独立自主是指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按照本国本党的实际状况自主地、独立地做出决策，坚决反对其他政党将自己意志强加到本党身上。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党际交往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联合与独立自主的统一，各国共产党的合作绝不意味着丢掉自身的独立性，“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8]；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要尊重各个政党的独特性^[9]。中国共产党尽管在建国后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决不允许其他国家的政党对本党事务指手画脚，也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政党。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共奉行大党主义，漠视各兄弟党独立自主的地位和平等关系，既利用本党的威望和影响力组织对有意见分歧的政党进行批判，又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侵略他国领土。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亦受到苏共的严重干扰，如指责中国炮击金门进而干涉中国内政、通过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的方式逼迫中国屈服等。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苏共的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党际关系四原则。其中，独立自主是四原则的核心和关键，直接决定了其他三个原则的贯彻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党际关系四原则的指导下，调整和恢复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并且积极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交往，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提出了新型政党关系理论，在强调不同政党“互学互鉴”的同时，坚决维护交往政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坚决反对政党模式的输入或输出。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意识形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外交的首要考量。在交往对象上主要局限在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交往目的上具有浓厚的“世界革命”的色彩。客观而言，这是东西方冷战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随着中苏论战的爆发和中苏关系的破裂，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与中共断绝往来，中国共产党陷入了空前的孤立状态。“文革”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以苏划线”“支左反修”，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加重，把是否支持“文革”、反对“苏修”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使中共与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处于敌对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政党外交策略，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考量。邓小平明确指出政党交往“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10]。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意识形态差异不是政党交往的障碍，而应是交流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愿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寻求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精神，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党的交流与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政党之间要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分享治党治国经验^[11]。需要强调的是，淡化意识形态并不是无视意识形态的差别，更不意味着无视某些外国政党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敌视。针对国际上个别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无理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要旗帜鲜明地进行驳斥。

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切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高原则。作为国家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党外交，也要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维护。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不渝地把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一边倒”政党外交方针，固然是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选择的结果，但是也蕴涵着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治敌视、经济封锁、外交孤立，进而形成了强大的安全压力。实施“一边倒”的政党外交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的选择。这一方针使得中国共产党得到苏共的真诚信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诚帮助，中国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防止了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维护了国家安全。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中苏两党论战和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固然有双方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中印边界争端、炮击金门等事件中，苏联损害了中国的根本利益。为此，中国共产党不惜以牺牲两国、两党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根本任务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就围绕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推进，并且系统调研外国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和执政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提升治国理政能力提供支持。

推进交往方式的不断创新是政党外交质量不断提升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交往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派遣政党代表团出访或者邀请他国政党代表团来访；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发贺电、唁电、慰问电等。这些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政党联络和党际交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在继承传统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出了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或研讨会等崭新的政党交往方式，并且在政党交往过程中注入经济因素以期达到“政党交往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目的，推进政党外交迈向深入与务实。进入新世纪后，又出现了干部研修班的方式，为外国政党特别是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非洲国家的相关政党培训了大量党政领导干部。十九大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国际社会提供多边政党同时交往的机制提供了发展平台，推动了政党外交方式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