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从1954第一届人大召开至今,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探索并发展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且“内外兼修”的制度安排。其中“内”指的是人大工作制度,它是规范人大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的制度规范的总称;而“外”则是指人大联系群众制度。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正是聚焦上述制度安排。就人大工作制度而言,本专题文章从基础理论的视角对其内涵、特征、作用、地位和民主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针对人大联系群众制度,本专题文章一方面归纳总结和参考借鉴国外立法机构联系社会的具体措施和经验,另一方面,尝试构建作为沟通联系群众重要平台的人大门户网站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以期对坚持和发展人大工作制度,使人大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有所启发。
——陈文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助理、行政管理系副主任)
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下简称“人大制度”)在四十余年时间内经历了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以实践证明了其制度设计符合中国国情。从人大制度的功能上来说,其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策和人事等功能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机构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其代议民主机构的属性同样迫切需要代表与民众之间建立充分的联系,以使其能够在立法和监督等工作中有效回应民意。
在这些相似性之下,人大在工作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各国议会正在或曾经普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立法机构在通过加强委员会制度等方式增加其专业性的同时,全体会议的职能正在丧失,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诉求进入立法程序的困难①。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发达为公众创造了更多的诉求表达空间(以各国开通的网上联署提交请愿制度为代表),却也导致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疏离现象,降低了公民的政治知识,更带来公众对政府质量的负面认知,使议会工作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1]。
上述一些问题虽然在中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但人大各项工作(尤其是立法工作)中公众参与不足的确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地方人大中,公开征求意见的法规草案往往很少收到公众回复,有些甚至出现零回复[2]。
推进公众更多地参与人大立法等工作,需要在健全渠道(即制度路径)的同时,提升公众的参与意愿。文章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人大提升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感、信任感和效能感。这三种感受是逐步递进的。首先,存在感强调公众应当知晓并大致了解人大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并对人大的立法和监督等工作动态有基本的关注。这种基本的制度存在感是公众参与人大立法的前提条件。其次,信任感指公众在进一步了解人代会运作机制的条件下,预期其提出的立法建议等信息能够被人大工作程序所采纳并得到反馈,是促成公众参与人大立法等工作的保障条件。最后,效能感指公众能够实际感受到参与立法的效果,是促成公众参与的最有效因素。
当前,中国人大面临的参与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作为前提的制度社会存在感不足②。而存在感的提升,需要人大及其代表更多地回归社会(即社会路径)。在这方面,国外议会在近几十年中做过许多探索,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和阐述。
二、从“等客上门”到走进社会议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传统上主要是通过议员在选区内的工作实现的。议员的选区工作,本身具有“等客上门”的性质。以英国和法国为例,随着二十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家角色的不断膨胀,议员逐渐脱离了“地方赞助人”的角色,转而更多地代表地方参与国家政治。为地方争取利益的代议功能逐渐成为议员选区活动和议会活动的主线。此时的议员往往身居首都,通过电话、邮件与在当地的助理和选区保持有限的联系。这一趋势造成了议会与社会之间,以及议员与选区之间的脱节。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尝试了议员和议会两个层面上的创新。
(一) 议员层面在议员层面上,出现了议员回归传统选区联系工作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欧洲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其议员与选民的比例普遍较低,且选区与首都一般距离较近[3]。欧洲国家议会议员的选区交流又有选区寻访和选民接待两种。无论采用哪种形式,议员都会主动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对时间和地点等信息广而告之,以求扩大影响。在具体方式上,则有形式和场地两方面的创新。其中,形式创新是指大多数议员的选区访问都包括需要预约的正式交流、较为随意的街头交流以及针对选民特殊需求提供的上门交流三部分。场地创新方面,活动场地可以是社区中心、农民市场甚至某家超市,只要人流密集即可。有时议员在室外支起棚子,摆上桌子和几张凳子,就可以开始和民众展开交流。
寻访选民并不是议员选区活动的全部内容。有时,议员也会就选区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展开调查,并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工具,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议员开展选区工作的制度文化。部分此类国家的议会尝试通过制度安排和设施上的支持鼓励议员们回到选区,如安排每周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也有安排前两天或后两天)为专门的议员选区工作日。在斯里兰卡,议会在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周召集,而第二和第四周则被定为议员们的选区工作周。在智利,国会两院每月工作三周,在第四周里,议员们可以处理其所属地区或区域的事务,并与选民开展交流。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的议会则为议员在选区建立了办公室或信息中心等支持平台[4]。
(二) 议会层面议员们本身担负着走进社会、联系选民的责任,而在议会层面上,议会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加强同社会的接触,则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新事物。其主要举措包括进一步开放议会设施和公众推广活动。
欧美国家议会有长期的开放全体会议供旁听的历史。欧洲多国的历史性议会建筑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安排了公众旁听区。但在近十几年来,进一步开放议会各类设施场地供访客参观成为欧美国家议会增加社会影响力的普遍做法。该做法的本质是利用议会建筑普遍较长的历史性(如英国议会大厦)、地标性(如美国国会山)和现代性设计元素(如新建的苏格兰议会)所产生的吸引力,换取参观公众对议会的了解和兴趣。这些国家的议会,已经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议会导览制度安排,如路线规划、讲解服务、访问时间、访问项目以及配套的游客服务中心(提供寄存、免费地图和纪念品售卖等)。那些建筑本身缺乏吸引力的议会,则通过增加参观项目来吸引公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幕后一游”项目定期向游客开放包括委员会议事厅、办公室甚至花园在内的内部区域供游客参观。依托历史档案资源举办小型展览也是吸引公众(尤其是学生)的一个有效途径。捷克议会“现代议会民主的历程”展览室通过实物和影音设备为游客展示了捷克议会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事件,这间展览室帮助议会吸引了更多的参观者[5]34。
在开放程度上,英国议会下议院更进一步,开放了原本只服务议员的内部餐厅。根据议会网站对其的介绍,议员餐厅的开放“是下议院促进公众参与的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公众可以有机会在威斯敏斯特宫雄伟的主宴会厅中用餐。”同时,该网页还详细列出了餐厅的开放时间、菜式、餐厅装饰和就餐者着装要求等信息,并提供在线订座服务。
公众推广原本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商业营销模式。一些议会也尝试利用其推进自身社会影响力,并使议会的开放进一步从建筑内部走向各个地方。威尔士地方议会尝试以宣传车的形式推广议会制度。议会宣传车内是小型的议会历史展, 该车巡回出现在各地民间节庆活动以及各个社区, 车身海报将威尔士议会大厦及所处的卡迪夫湾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突出亮丽的风景和民众的休闲生活,间接向民众展示议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进入车内参观议会知识展览,并通过海报进一步阅读和了解议会的工作和议员信息[5]54。
同样采用这一形式的还有德国联邦议会的“信息大篷车”(Infomobil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项目。大篷车由大型货车改装,在德国境内各地巡回。到达目的地后,大篷车会被搭建成一个小型展览馆。在车内,参观者可以观看资料片,浏览联邦议会网页,领取碟片和纸质的宣传资料,并在车内的小型会场中与工作人员开展广泛的互动。同时,德国联邦议会的网页上也会配套列出大篷车造访各城市的时间③。
作为大篷车的补充,德国联邦议会还推出了另外两种类型的推广活动,分别是巡回展览(Wanderausstellung)和展会展台(Messestand des Bundestages)。巡回展览由可移动搭建的展板、互动式触屏电脑(播放宣传片和供访客浏览议会网站)和桌椅构成。展板内容包括议会的简要历史、基本议会程序(如代表制和选举方式等)、议员的职责及履职方式等信息。展览由议员代表所在选区进行申请,申请通过后议会组织前往当地布展。展览提供简单的桌椅供议员与民众交流。展板模式虽然不如大篷车灵活,但可以适应场馆要求,其按议员申请前往选区展览的方式也成为大篷车形式很好的补充。展会展台则是议会直接前往德国各地的重要博览会(trade fairs)设立展台,向民众宣传议会。期间,展台会组织一系列活动,活动的亮点是每日举行的议会知识有奖竞猜,竞猜获胜者可以获得前往柏林参观并参加议会活动的奖励④。
三、提供面向青少年的教育资源青少年对议会的疏离现象是所有年龄群体中最严重的。英国汉萨德学会的政治参与调查报告指出,受访者年龄同能够正确说出其选区议员名字的比例具有显著相关性。四分之三的55岁以上受访者知道本选区议员,而35岁以下受访者中,该比例降为10%[6]。加强议会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对于提升议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7]3。
青少年对议会政治和议员的疏离现象,不能被简单地归咎为缺失公民教育。疏离现象背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该人群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有其独特的观念和理解。立法政治是“成年人的游戏”,其中的一些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惯例等方面,都包含了许多年轻人不易理解和接受的成分。因此,让青少年更多接触、了解乃至参与到议会中去,除了需要提供教育资源,更需要打造适合他们的环境。让青少年在他们易于接受的环境中接触和了解议会和议员工作。在这方面,下列几项制度安排值得特别关注。
(一) 青年议会为青年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议会”,让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感受议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尝试。2000年,英国青年议会(The UK Youth Parliament)成立,青年议会现有369名年龄介于11到18岁的议员。每年的选举中,会有超过五十万名年轻人参与投票,覆盖了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真实议会选区。青年议会议员每年至少举行三次地方性的辩论和两次全国性的辩论。议会为其提供从场地到人力的全方位支持,如开放上下两院的议事大厅供其举行辩论,并安排议长主持全国性辩论。
除英国外,其它国家和欧盟也建立了类似的青年议会。其中,苏格兰地区议会效仿威斯敏斯特模式建立了苏格兰青年议会组织。研究发现,其成员在成年后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显著高于同龄人[8]。欧洲青年议会成立于1987年,是一个非政治性的非营利组织。目前,有五万名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少年参与到其各类活动中⑤。
青年议会毕竟只是模拟了真实的议会环境,而一些国家进一步尝试开放儿童和青年参与真实的立法过程。巴西议会开展了“小议会”(Little Plenary)项目,由青少年撰写的立法动议首先由各个学校组织遴选,选中的动议将通过该项目提交国会,国会的立法顾问会对动议进行审查,并将合适的动议提交议会。如在2009年,三位学生向巴西国会提交动议,启动了禁止使用货车车厢改装成校车的立法[7]23。
(二) 面向青少年的议会知识教育资源增进青少年对议会和议员的了解和接触,除了直接举办以青年议会为代表的活动外,提供面向学校或直接面向青少年的议会知识教育资源是另一个重点。借助信息通讯技术,特别是议会网站和数据库资源,很多国家议会都在尝试提供官方的议会知识教育资源。例如,英国议会和中国香港地区立法会等立法机构专门建立了“教育服务”网站,提供覆盖不同年龄、不同议题和各种媒体形式的教育资源,供教师和青少年使用。其中,在线学习资源提供给教师和青少年自主学习和了解议会知识使用,其页面顶部提供了“年龄”“主题”“议题”和“资源类型”四个资源选项供教师选择教学资源。教育资源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归类,如“代议制意味着什么?”“议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等等。每个类别都配有生动的漫画、视频短片、图片和图表等各类型媒体资源。对于历史和制度的说明和呈现也以便于青少年阅读和理解为标准。
英国议会教育服务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不仅为青少年提供议会知识教育信息,而且为教师提供相关资料和培训。相关项目主要由议会专门的教育推广团队(Education Outreach Team)负责。团队成员提供的培训项目包括前往学校开展教师培训,议会教师培训课程(教师前往议会接受培训)和在线培训课程等⑥。项目旨在培训各地教师更好地策划并参与到议会知识教学中,其可选培训模块包括议会概述、议会与民主制度相关术语解析、议会式辩论技巧,以及如何组织模拟投票和选举、如何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参与以及议会议程设置知识讲授技巧六个方面。
美国国会也为教师提供了国会知识教育培训资源。培训以主题的形式展开。在诸如“美国夏令时制的建立”和“国会和联邦公众节日的设立”这样的主题中,贯穿了国会立法程序等基本知识。教师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培训,并在培训后进一步面向学生组织相关的教学活动。此外,国会图书馆等国会相关机构也为青少年了解国会和政府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馆专门设立了“青年读者中心”(Young Readers Centre)。两院则各自在其网站中建立了面向青年和学生的信息页面,介绍各种议会知识。这其中以众议院历史(如“历史上的今天”页面)和立法过程信息为主,参议院网站中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
(三) 议会开放和议员访问除了提供教育资源,议会的开放项目和议员的访问等活动也发挥着提升议会在青少年群体中影响力的作用。青少年学生前往议会参观,一般被称为“教育访问”(Educational Visits)。议会及议员活动本身就是理想的议会政治“教室”。青少年在参观议会建筑、接触议员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对议会工作的直观感受,消除对议会制度的神秘感,并拉近他们同议员间的距离[9]。
英国议会上议院一份针对教育访问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应当为远离伦敦地区的在校青少年访问议会提供交通和经费支持,以鼓励这些地区的学校组织学生赴伦敦参访议会。同时,应当在议会成立议会教育中心,协助大量到访儿童更好地访问议会[10]。议会于2015年正式建立的议会教育中心引进了360度投影设备等世界一流的教育设施,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参访学生甚至可以在丘吉尔首相的“引导”下参观下议院。学生访问与一般的公众访问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活动具有高度组织性,且导览具有主题性。同推广团队活动类似,议会每年会定期推出一系列主题导览,每个主题都按内容不同而设计为一系列参观项目、小组讨论和议员座谈等活动的组合。
相比于一般的公众开放,针对在校中小学生的教育参观活动有四个特点:一是学校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提前给学生做好功课(议会网站中每个主题参观项目都配有推荐学生提前阅读的电子材料);二是结合了小组讨论等形式,令参访变得更加深入,避免活动成为单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三是参访活动的设定考虑了学生的年龄段,使得内容的编排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更适合该年龄段青少年理解和接受;四是由于参观活动包含不同主题,令议会参访活动变得可重复,而不是“到此一游”的一次性游览。多次参加议会参访,能够进一步加深青少年对议会和议员的了解。
美国国会的游客中心专门为学生访问建立了网站页面和服务团队。其中,为教师准备的板块为学校组织学生访问国会山提供了各类地图、行程安排建议、参观注意事项、行前国会知识普及短片及相应课堂教学计划等丰富内容。
针对青少年及学生的板块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多样。在内容上,其主要分为三个板块。一是行前可以观看的导览视频。视频不仅包括对国会内地标和重要参观地点的介绍,也有历史和国会运作方面的知识。二是相关教育资源和活动资源。教育资源和活动资源形式多样,针对不同年龄差异,其内容包括围绕国会知识设计的猜谜游戏(bingo)和填字游戏(crossword puzzle),以及各种为学生自主参观而设计的导览册等,导览册可以下载打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国会历史和议事程序等信息。三是国会博览馆的网上同步展览。
由议会议员或议会的专门团队进入学校进行访问和宣讲,一般称为“教育推广”(education outreach)。这一工作同样受到一些国家议会的高度重视。以英国议会为例,其教育推广活动形式包括:1.由教育推广团队前往各中小学,通过课堂活动和讨论会等形式向学生普及议会政治知识;2.通过Skype网络通讯软件进行课堂与上议院议员实时提问互动的“上议院议员在线”(LordsLive)项目;3.通过Skype软件与下议院议长远程实时交流项目;4.两院议员定期访问各地学校;5.组织议会周、青年议会、青年专责委员会等活动⑦。其中,远程推广活动的预订会优先向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及英格兰偏远地区开放。而在实地推广活动中,由于精力有限,到访学校的下议院议员往往是学校所在选区的议员。而上议院议员借助“上议院议员访问学校”(Peers in Schools Programme)项目,对学校的访问较为频繁,议题和活动形式也较为灵活深入。实地活动中开展最频繁、形式最多样的是由教育推广团队提供的服务。此类服务按主题分类(如“法案是如何转变成法律的”),每项主题都包含适合年龄、具体活动内容及安排等信息。对某一主题有兴趣的学校在与团队联系并确定日程后,团队会派出相应的一至两名成员前往该学校组织活动。
同其他国家议会教育推广活动相比,美国国会在教育推广工作(主要是议员访问学校)上并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安排,这很可能是因为美国庞大的国土面积导致该工作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困难。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国国会缺乏一个如英国汉萨德学会那样专门致力于推动公众参与和议会联系公众的组织。
美国国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会面向学生组织一些同国会本身工作联系并不十分密切的活动。以国会绘画比赛和国会手机应用程序设计比赛为例,两个竞赛面向的参与群体是美国的高中在校生,其绘画主题和程序设计主题并不要求同国会有直接关系,但比较欢迎政治类的题材。获奖作品会在国会山展示。此类活动虽然主题并不直接和国会相关,但能够间接促成那些原本对政治没有兴趣,并且也不会主动访问议会教育网站或造访议会的青少年群体和议会发生接触,从而迈出了解议会和接触议会的第一步。
根据文章统计,除英国和美国外,以英语作为议会网站第一语言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以及为数众多的地区议会(包括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美国大多数州议会和加拿大的省议会)都有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设计的议会知识或参观指南页面,并结合网站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线下教育和推广活动。
四、建立和利用媒体媒体是提升立法机构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表明,由于访问量的差距,相同的信息在政府网站上获得的关注比其在主流网络新闻媒体上少得多[11][12]。为有效提升民众对立法机构的关注度,立法机构不但需要向公众提供一个包含丰富信息的网站,而且还需要将这些信息开放给其他主流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媒体使用,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一领域中,国外长期以来采取的改革尝试包括降低或取消对媒体采访的限制(如允许媒体记者旁听会议及更加自由地进行采访),向媒体提供更加透明的信息,以及为相关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
立法机构与媒体的结合,除了表现为借助后者的力量,也表现为打造属于自有媒体。英国议会于2005年推出了全新的媒体及通讯服务项目,该项目旨在向媒体提供充分的信息用于报道。其定位不仅包括向传统媒体提供会议详细情况的报道,还包括向视频网站定期提供各委员会主席访谈视频[13]。议会甚至在Youtube网站开通了“UK Parliament”(英国议会)频道,并打造了“首相质询视频”“你的故事,我们的历史:立法如何影响生活”以及“大本钟和伊丽莎白塔”等专门的栏目。
英国议会另一项开历史先河的做法是设立英国广播公司议会频道(BBC Parliament)。议会频道于1992年开播,1998年由英国广播公司购入。如今,在议会频道中,观众可以观看两院会议、两院专门委员会会议、三个地方议会(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会议及各类听证会等活动的直播和录播。每周的首相答辩则尤其受到观众欢迎。根据2010年的统计,该频道每月观众数量达190万人。英国广播公司的“民主在线”(BBC Democracy Live)也会实况播出两院活动,观众还可观看欧洲议会和三个地方议会的会议[14]。
根据维基百科整理,除英国外,全球还有约四十个国家拥有类似的议会媒体,统称为“立法广播”(Legislative Broadcaster)[15]。一些次国家级的立法机构,如美国的一些州(如佛罗里达)和加拿大的省(不列颠哥伦比亚、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安大略、魁北克等)也拥有自己的议会媒体。在所有权方面,一些频道或电台是由议会自己经营或主办的,如印度下议院的Lok Sanha TV。以英国广播公司议会台为代表,一些媒体属于国有广播公司主办。而以美国的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able 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 C-SPAN)为代表的一些频道则由私人公司经营。
在播出内容方面,大多数议会媒体提供议会全体会议的录播及直播视频。一些规模较小的议会电视台在播出内容上稍显单一,如希腊议会电视台提供的议会视频中不包含各类委员会会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播出全体会议视频到播出委员会会议视频是一个可能面临显著阻力的改革,因为全体会议更多地具有议员向选民(即电视节目的观众)“秀”的成分,而委员会会议则涉及对法案进行实打实的修改,甚至有些不便暴露在媒体镜头下的利益交换等情况。如英国议会辩论直播从全体会议阶段发展到覆盖委员会议,当中就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和实验。
为丰富播出内容并吸引观众,各国的议会媒体除直播和录播会议视频外,还会补充一些新闻及访谈等时政类节目。表 1列出了四个议会电视台中除直播或录播议会会议之外的播出节目内容。这些节目安排体现出,各国的议会媒体首要目的就是拉近民众与议会及议员之间的距离。
一些议会频道即使以“直播+录播+议会相关政治类节目”的形式编排,内容有时仍不足以填满频道的整个时段。美国的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除了报道国会活动,还报道总统等重要政治家的活动,尤其是他们的讲话。希腊等国家的议会活动相对较少,因此其议会媒体的播出内容范围还要更广一些。希腊的议会电视台在白天播出议会会议、议会史和欧洲议会的相关节目,晚间则播出纪录片、电影、戏剧、舞蹈、歌剧等文化类节目。泰国议会台则在空白时间穿插教育节目。印度议会下议院台实行24小时播出,每日从早晨七点半到晚间十一点播送议会类节目,其余时间则播出歌舞等文化类节目。
五、结语:社会网络重构的路径与策略从宏观角度来说,上述三方面的案例展示出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立法机构回归社会”发展轨迹。上述一些制度创新都可以看成是为让议会重新回归社会而做的努力,这些努力也发挥出了影响。汉萨德学会最新的《政治参与检查报告》(Audit of Political Engagement)显示,虽然英国脱欧危机导致对政府和议员执政能力持怀疑态度的民众在2018—2019年度大幅上升,但政治参与率、预计将参与议会投票的比例以及政治知识的掌握程度等关键指标都没有出现显著波动[16]。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机构对社会的回归不是简单地重新建立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议会黄金时期那种议员与公众之间通过选票建立起的“承诺性代表”关系,也不能用代表行为模式的创新加以简单概括[17]。这种回归,更多地表现为立法机构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试图重新嵌入到原本逐渐疏离的社会中。其表现不仅是议员传统上的选区工作中增加了学校参访等新的内容,而且更多的是立法机构开始思考如何建立起一种稳固的“立法机构-社会”关系。形式更加丰富的议会开放和宣传活动、建立议会媒体、向学校提供教育资源等手段,意味着立法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开始走进社会。这种变化也提示人大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在关注人大代表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应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增强人大制度本身的社会存在感、信任感和效能感。
在宏观思考之下,上述案例对于中国人大制度的相关发展,也有其实际的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六十周年讲话中,特别强调对国外制度经验,在保持自我的基础上兼容并蓄的重要性[18]。通过提升制度的公众影响力促进公众参与立法,是各国立法机构面临的共同使命和任务。这一点是人大立法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以参考国外制度经验和教训的前提。具体来说,参考和借鉴可以有如下几个方向:
(1) 结合现有“代表之家”等制度,将之用好用活。尤其应鼓励基层人大代表走进社区,通过类似“设摊子”、小展板等形式更密切地接触民众。从笔者调研结果来看,现行此类制度的通行做法是在县或区政府办公楼内辟出一间会议室,在一个固定时间充当代表之家。然而,这样的制度安排仍然属于“等客上门”,效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2) 尝试逐步在省和市级人大中开展“开放日”活动,开放公众,尤其是学生参观会场。本身“可看性”不足的人大,也可以尝试通过小型展览,知识问答等活动丰富参观内容,以此切实改变人大“门难进”的衙门风格。由学校组织的学生参观活动,最好准备专门的导览和讲解。
(3) 推进制度创新,鼓励代表走进学校,结合中小学校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成安排,向在校学生普及人大制度知识。
(4) 全国人大的网站中可尝试开设教育服务页面,以文字和多媒体形式为教师提供相关课程资源和素材。
(5) 在媒体方面,鉴于设立专门人大工作媒体面临较大困难,可逐步尝试在全国和地方层面打造包含各政务类视频和节目的“公共事务频道”。当然,这方面发展的第一步还是尝试在现有网络和电视媒体中对常委会等重要会议进行剪辑后的录播乃至直播。
注释:
① 委员会立法审议偏重专业性,其立法过程中对社会意见的搜集是通过听证会定向邀请以及专家座谈等形式组织起来的。而公众想立法机构进行诉求表达传统上依赖所在选区的议员。而该议员如果不是恰好身处对应的委员会中,则只能在全体会议审议环节中代表民众提出意见。
② 这种缺乏表现在公众对人大制度的结构和功能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不能区分人代会和党代会),且不关注人大的立法和监督等工作动态。相关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可参考:林龙分别发表在《人大研究》2010年第5期的文章《‘百姓心目中的人大制度’调查与思考》以及《南风窗》2000年第7期的文章《百姓心目中的人大——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调查》。
③ 参见:德国联邦议会网站,网址为http://www.bundestag.de/besuche/ausstellungen/bundestagunterwegs/infomobil,访问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
④ 参见:德国联邦议会网站,网址为http://www.bundestag.de/besuche/ausstellungen/bundestagunterwegs/messestand,访问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
⑤ 需要说明的是,同英国的案例相比,上述其他国家青年议会主要是借助了议会“议”的形式,即围绕政治性的和社会性争议的议题开展辩论,且辩论方式采用了议会制辩论模式。其本身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形式对青少年展开公民教育,促进他们关心政治和社会议题。而促进青少年直接了解和参与议会,拉近他们和议会以及议员的距离,则不是大多数青年议会组织的主要目的。上述各案例中,仅有英国案例是有议员选举、投票、竞选及选民-代表联系等一整套议会运作机制。
⑥ 参见:英国议会“议会教师培训”,网址为http://www.parliament.uk/education/teacher-training-cpd-opportunities/,访问时间为2018年9月15日。
⑦ 参见:英国议会教育推广,网址为:http://www.parliament.uk/education/outreach-in-your-school/,访问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
[1] |
孟天广, 宁晶. 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实证研究[J]. 探索, 2018(3): 63-76. |
[2] |
戴激涛. "开门立法"如何推进:商谈建制化是关键——广东省人大开门立法遇冷的再思考[J]. 人大研究, 2014(2): 36-39. |
[3] |
HAUGHEY S. Extra-Parliamentary Behaviour in Northern Ireland:MLAs and Constituency Service[J].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2017, 23(4): 529-548. DOI:10.1080/13572334.2017.1394737 |
[4] |
BEETHAM D. Parlia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Guide to Good Practice[M]. Geneva: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06: 70-72.
|
[5] |
FOX R. Parliaments and Public Engagement: Innovation and Goo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M]. London: Hansard Society, 2011.
|
[6] |
Hansard Society. Audit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10th Report[M]. London: Hansard Society, 2013.
|
[7] |
PONET D. A Handbook on Child Participation in Parliament[M]. Geneva: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1.
|
[8] |
PATRIKIOS S, SHEPHARD M. Representative and Useful?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Nature and Impact of the Scottish Youth Parliament[J]. 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2014, 20(2): 236-254. DOI:10.1080/13572334.2013.829278 |
[9] |
COWLEY P. Parliamentary Outreach: Proving Bismarck Wrong[EB/OL].[2018-10-15]. https://www.psa.ac.uk/insight-plus/blog/parliamentary-outreach-%E2%80%93-proving-bismarck-wrong.
|
[10] |
House of Lords Infomration Committee. Are the Lords Listening? Cre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arliament:First Report of Session 2008-09[M]. London: Stationery Office, 2009: 10-11.
|
[11] |
WARD S, LUSOLI W. 'From weird to wired':MPs, the internet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the UK[J].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2005, 7(11): 57-81. |
[12] |
JACKSON N, DARREN L. Microblogging,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UK MPs and the Use of Twitter[J].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2011, 17(1): 86-105. DOI:10.1080/13572334.2011.545181 |
[13] |
Hansard Society Commission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Members Only? Parliament in the Public Eye[M]. London: Hansard Society, 2005.
|
[14] |
菲利普·诺顿. 英国议会政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230.
|
[15] |
legislature broadcaster[EB/OL].[2018-12-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gislature_broadcaster.
|
[16] |
Audit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16(2019 Report)[EB/OL].[2019-5-23]. https://www.hansardsociety.org.uk/publications/reports/audit-of-political-engagement-16.
|
[17] |
MANSBRIDGE J. 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3, 97(4): 515-528. DOI:10.1017/S0003055403000856 |
[18] |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85-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