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职能不断膨胀，使得大学应接不暇地关注各种问题，并不断深入到政策咨询与政府决策中。随之，大学智库应运而生。大学智库屹立于大学，学者们对其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们认为大学智库有很多独特优势，能满足社会需求。第一，大学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大学是学术的集散地，崇尚学术创新，为大学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持。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为大学智库专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第二，大学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大学聚集了一批高层次人才，这是大学智库的宝贵财富。大学还有丰富的图书、实验设备、信息搜索资源，方便科学研究。第三，大学具有学科综合的优势。大学的学科门类设置多，尤其是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涵盖较多学科，吸引着较多学者进行不同领域的探索。大学智库的研究主题多需要跨学科研究，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填补了这个缺陷^[1]。

进而可知，大学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力图影响公共政策^[2]。据此，大学智库具备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征：第一，相对独立性和非营利性。大学智库独立于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保证其研究结果具有客观性。大学是公共性组织，具有非营利性，为公共事业服务；第二，政治性，或政策影响性。大学智库参与政策咨询、开展经济社会问题调研，即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其正常运行需要资金支持，难免与一些政治利益集团有牵扯和利益输送，其政治性无法遮蔽。

大学智库的焦点始终绕不开学术研究与社会公共问题之解决。学术研究方面，大学智库依赖大学的学术成果，需要遵循大学的学术逻辑，即大学智库专家需要秉承、捍卫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精神；社会公共问题解决方面，大学智库需要与政府合作。作为一种智库，大学智库又得遵循政治论法则，大学智库专家需要参与政治决策、领会政治意图。大学智库的运行“依赖政府资助，贴近政策利益。趋于从事能获取资助的研究。”某些情况下，“这类‘雇佣研究’与有些理想化的公正无偏袒的研究形象会形成反差”^[3]。学术与政治的交错，恰如学者的感慨之论：“在学术与政治纠葛不清的爱恨情结中，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主导逻辑，一方面促成了学术界与国家间的共生关系，因而使得体制内的学术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它自主构建的生态。”^[4]基于此，大学智库的发展给智库专家的角色定位带来了困惑。在学术与政治的龃龉间，如何做到学术研究角色与服务社会、政治角色之协调，考验着他们的智慧。

大学通过知识传授、科研探索，成为知识、学问及智慧的集结点。尽管已经失去了昔日繁荣，但大学不至于成为废墟。毕竟，“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心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5]而且，大学在自主地推进改革，适应内外部环境，大学智库的存在即是见证。吉本斯等将知识生产模式分为两种。模式1(传统模式)解决问题时，由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基于单一学科，具有同质性、封闭性，而且组织运行具有等级性。模式2是一种应用情景，基于跨学科，具有异质性，组织运行不具有等级化，反而具有开放性及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反思性^[6]。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革命，“加上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原先那些从事自由工作的文化生产者以及独立的发明家，变成了工薪文化生产者，被纳入到配有昂贵设备、从事长远计划的研究梯队中”^[7]594，大学智库等综合性研究机构得以脱颖而出。它们囊括了不同学科人才，旨在以问题为导向，实现跨学科研究和社会复杂问题的解决。这是传统单一学科建制的学院机构无法企及的。

大学智库专家承载着学术研究角色，应该明晰“每一位执行某项社会角色的个体，都被他的社会圈子认为具有或者他自信具有正常的角色执行所不可少的知识”^[8]15 。一旦不具备这种知识，便不适合担当此角色。通过对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十几所大学智库组成人员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智库的组成人员8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而且是所在学科领域的权威人物^[9]。美国许多政策理论来自大学智库专家，比如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端国际问题研究所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等，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与国际政策。这符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观点。大学智库专家接受过最高学位的训练，并经过遴选进入智库工作，遂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社会大众会将这一过程当作合法化的选择来理解和认同，这其中会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7]129。”这种资本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和文化思想领域。在政治经济领域尽管处于弱势，大学智库专家却可以和政府官员及企业家觥筹交错、互致敬意；在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享誉崇隆，获致的尊称是泰斗和资深教授，其作品是“巨著”“鸿篇巨制”“扛鼎之作”。他们对所处学科的发展具有发言权，对学术成果的评断之争具有最终仲裁权。为此，为巩固其学术地位，大学智库专家理应承担学术责任，推进学术事业。

大学智库专家的职能在于学术研究、创新知识体系，为那些知识素养匮乏或者需要某种专业知识的组织服务。然而，由于其社会地位的特殊，大学智库专家是其所在社会圈子的领导者，举止间有傲睨寰宇之气势。“这种社会领导者地位会遮蔽和局限其作为一位学术研究者的功能，因为社会领导地位给了他一种群体内的制度化权力”^[8]25，使得大学智库专家可能疏于科学研究工作，偏重于琐碎的社会性或政治性服务工作。Tevi Troy发现华盛顿新近成立的智库(大都是大学智库)不再坚持传统智库模式，有疏离学术的趋势。其成员开始巧言令色，喜欢在传媒上显示友好的形象，在问题分析上往往避开严肃的学术研究，却倾向于通过政治角度分析问题。而且，很多智库不再重视博士学位学习。比如，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代表性智库中，53%以上的成员拥有博士学位。而1980年之后成立的智库，这一比例不到13%^[10]。故而，大学智库专家应该一直持有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捍卫学术自由，维护好学术制度、学术评价标准、学术专业及各学科领域的秩序。他们不能忘记：大学以外获得的学术荣誉，是在得到学术界同仁推许前提下才进入公共机构视野的，学术界的评判依据是学术创新。

大学智库发展处在政治与社会发展之背景下。全球化的机遇和风险塑造着新的国际关系，催生新一套行为准则。国际关系和社会管理曾经是外交官、政府官僚和国家的专属区。如今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一系列差异性因素，面临着如何将知识最好地用于政府决策的难题。他们需要所管理的社会与全球范围的基本信息。往往，这些信息是零碎的、不系统的或与决策利益相悖的，需要进行梳理并加以分析进而提供决策文本。大学智库可以满足要求。在成立之际，它便有政治的烙印，旨在对国家安全、社会管理等进行研究。比如，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于1948年成立，就冷战研究方面，被寄予厚望。可见，大学智库已成为国家政策进程的一个要素。它们被期待着发挥效能：对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就即时政策问题提供咨询；评估政府计划；诠释政府政策，促进公众了解政策及获取政策支持；促进“议题网络”建设，围绕特定议题组织专家进行政策分析；向政府提供关键的顾问人员^[11]。这要求大学智库专家熟悉政治秩序的独特规则、程序细节、时间节奏和指导性规范；能够在“热门”政策问题显现之前做出预测及拥有迅速制定有效的报告以符合事态发展的能力；能够和议会助手、政府行政人员一样，详细了解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工作情况，并谙熟政策辩论话语^[12]。

大学本应该成为真理、知识和学问的堡垒，不受政治斗争、政治变迁与政治人物影响，但这是对理想化大学的呓语。现实中，大学常常会对政治问题论战不息，似乎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性的。毕竟，政治问题牵涉到公共利益。大学智库专家一直对政治有兴趣，又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影响者。他们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主要包括竞选公职、为政府领导人提供咨询服务、在政治与经济问题上提供专家咨询、为社会组织服务、为公共性报纸和杂志撰文及通过公开演讲或出版学术著作表达政治观点。大学光环笼罩下，大学智库专家的思想被社会公众期待着就公共问题和盘托出。大学智库专家在处理公共问题时，同时扮演着“作为专家的教授”“作为政治家的教授”两种角色。他们更希望大众把自己看作专家，而不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印象并不切合公众对他们的思想依赖。所以，参与政策决策时，受政府委托，智库专家可能只愿在已有基础上加以分析，提供信息，并不希望直接参与政治^[13]。

然而，大学智库专家某种程度上与政府联系在一起，其政治痕迹无法擦拭。“因为他们打着献身于‘公益服务’的旗帜，为国家的‘上层利益’服务。只不过，在提供此项服务时，需要兼顾自己的利益”^[7]670，即政策影响力或政治利益攫取。大学智库专家利用自己的权威，对问题作出评断，当其论点成为政策蓝本时，事件的发展受其左右。有时，大学智库专家还会充当政府或其它公共组织的“传送带”。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洗涤，现代社会是祛魅的时代，统治阶级、政府或其它利益集团不可能拿巫术、替天行道、君权神授等煽动性理论来约束治下的群众，换得他们的忠诚^[14]。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它们需要找到中介人作为桥梁，将其意志有效地传输给公众。中介人一般是学问深的或地位较高的。大学智库专家显然符合要求，受到政府、政党、工会等机构的青睐。这些公共机构选择了大学智库专家，让他们为自己服务，并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并非是不道德的，只要操守得当，便是合于事理的。然则，对于那些激情于政治而不能走出“军师”泥淖的前人们，大学智库专家要引以为戒，尤其是二战期间为希特勒背书立说的那些大学教授们。

大学智库专家应该致力于开发基于严格的经验数据的累积性知识，并以书籍和文章的形式出版。他应该拥有敏锐的头脑、鞭辟入里的分析能力、新颖的学术训练，不受党派、政治、经济偏见的制约。他们的目的在于辨别大问题，寻求伟大的答案。他们的成果不应该以任一方式倾向于意识形态或党派偏好^[12]。此时，他们具有学术研究者的伟岸形象。此外，随着大学智库数量的增加及政治化取向，政策分析上杂音增多，建设性的分析成果缩减。大学智库专家可能成为政治智识回声室的一部分，而不是就政策分析、智识创新提供可选择性的渠道^[10]。此时，他们又有政治雇佣者的标签。学术与政治两类角色泾渭分明，却镶嵌在大学智库专家的角色架构间。为此，大学智库专家需要捋清它们的关系并在行动中协调好。

如何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形象的比喻是“豪猪取暖”。当学术与政治完全媾和时，“政治强调规范，学术要求自由；政治维持既存秩序，学术要求不断创新；政治保护集团私利，学术追求人类理想”^[15]。学术研究与政治难免有冲突，结果必然是牺牲学术进而成全政治。当学术与政治完全隔绝、形同陌路时，学术与政治各自操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互不打扰。马克·里拉的凝练之言评价妥帖：“人们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的一个实际的教训是：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因此，惟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所有的激情去培育他们的花园，但将他们隔离在那里以免造成伤害^[16]。”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如今之情况，学术不能位居边隅。至此，学术与政治应该是这种关系：学术服务于政治，政治接受学术的审视，但要互相保持距离。徐复观在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解剖透彻：学术“若与现实政治处于对立状态，复无有力之社会力量加以支持，以改变当时之现实政治，则现实政治之影响于学术思想者，将远过于学术思想之影响于现实政治。若在本质上系与现实政治相对立，而在形式上又须有某种程度之合作时，则现实政治对学术思想之歪曲，常大过于学术思想对现实政治之修正。学术思想的力量，是通过时间的浸润而表现；现实政治的力量，则在空间的扩张中而表现；学术思想无法在某一空间内与政治争胜^[17]。”可见，政治的产生并没有受到学术的较大影响，它的内在运行逻辑是权力扩张。而学术的内在运行逻辑是知识衍生，始终受到政治影响。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可以演绎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其一，知识服务于权力及其秩序，维护权力秩序的合理性。其二，“知识又站在秩序和权力的对立面，不是旨在维护秩序而是要分析它的本质，分析社会秩序与国家的本质，通过历史性比较与思考，将现存秩序和国家视为已实现或可实现的一种特殊案例^[18]。”这种情况下，尽管学术研究者仅仅是在学术范围内的局部活动，显得微乎其微，然而，它却可以令政府人士忧心忡忡，他们似乎臆测到知识试图僭越权力。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抛弃学术，投向政治的怀抱。学术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学术，学术研究者会误判政治态势，陷入政治窠臼中。

如何妥当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学术与政治》提供了较好的蓝本。韦伯特别反感大学教授在学术工作中掺杂政治意识与政治信念。他认为：“我们只能要求教授们具有智识上的诚直去看清楚：事实的确定、数学或者逻辑上的关系的确定或文化理想之内在结构的确定，是一回事；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19]38。另外，在学术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价值多元”抉择中，韦伯采取了折中态度。他认为，试图证明某一价值高于其他价值，是不可能的。“价值之间无从消解的矛盾冲突，只能以共存、妥协或容忍来处理^[19]180。”在多重价值抵牾间，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原则。如何贯彻价值中立，韦伯对心志伦理、责任伦理做了区分。按照心志伦理行事，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理念，不需要考虑外在的环境、条件与结果。按照责任伦理行事，需要考虑可使用的手段、评估外在环境及人性的考量，还要为事件的后果承担责任。尽管两种伦理范畴区别很大，但韦伯对两者都很赞扬。当学术以心志伦理作要求时，强调学术本身就是目的，学术不涉及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是客观的。学术要解决世界之终极问题、人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学术要代替宗教和神启，为芸芸大众布道解惑。然而，学术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正如韦伯所言：“学术不是灵视者与预言家发配圣礼和天启的神恩之赐，也不是智者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作的沉思的一部分^[19]96。”结果，学术工作只能自证其价值。“学术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有知道的价值^[19]189。”这种不证自明之理，在于断定学术工作的成果有其价值。当考虑学术的成果价值时，即使成果丰硕，学术的心志伦理已经丧失，而屈尊于责任伦理。当然，责任伦理的趋附，并没有根本上伤及学术。只不过，学术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即用学术去评估行动、衡量行动。在浮躁的环境下，韦伯的终极目标或许就是在学术的价值导向下展开行动。

如今，“学术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19]177。”学术不再“孤独终老”，而是与外界有了互动。学术不能就此庸俗化，而是要与外界保持审视性、批判性距离。责任伦理在处理学术与政治关系时，是较为有效的。学术研究者每采取行动前，不仅要自觉维护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制度，还要考虑到自我的“灵魂救赎”(一个学术人的人格)与周遭的社会影响。这要求大学智库专家参与政治活动时，既不以学术的绝对理念思维去为政治趋向做向导，也不驯服于政治，而是理性地看待政治，适当地对政治现象进行认知。在工作中，只把政治和社会现实作为认知对象，对政策咨询和社会问题解决所能够做到的是：“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的人，他的计划是否周全，以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以使计划成功，或警告他可能会有的种种结果”^[19]。简而言之，大学智库专家应该告知政府机构等委托方，在已有情况下能够做什么，也暗含着什么不该做。但是，不应该吁求对方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就要牵涉到大学智库专家的某种自我政治利益诉求，他会认为某一种工作值得做，甚至在政治事件、宗教事务上采取某种选择。事实上，政府事务除了部分普遍性议题，其它议题难以有客观的评断，尤其在宗教、民族等领域。如果大学智库专家采取了某种极端的立场，不仅有损自己的学术声望，也不利于政策的产出。总之，大学智库专家除了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自己的学术知识，还要有道德评断意识，他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观察者、慎思者，有分寸地扮演自己作为学术精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