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32 Issue (3): 93-97   PDF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中产阶级文化
牟童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狄更斯在最后完成的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展示了一幅19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的全景图。从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维多利亚时期,阶级的流动性凸显,中产阶级文化相应体现了巨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根据雷蒙·威廉斯对主导文化、残留文化和新兴文化的界定,主导的绅士文化与贵族文化的残留、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存在着不断互动、兼并、此消彼长的运动。通过小说人物的阶级身份展示的文化风貌,可以观察狄更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回应,体悟他对中产阶级文化的反思。
关键词 狄更斯      《我们共同的朋友》      中产阶级文化      主导文化      残留文化      新兴文化     
Middle-class Cultures in Dickens's Our Mutual Friend
MOU T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ickens in his last finished novel Our Mutual Friend provide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Dickens witnessed a time of transition when change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had been altering the static hierarchy of the past century. That society was not only a diversified and conflicted one but also one that progressed by yoking together these contradictions. Raymond Williams's culture theories are especially useful in examining this situation, where residual, emergent and dominant cultures interplay with each other. It helps to sort out a more clarified picture of middle-class cultures and in turn to observe Dickens's response to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Keywords: Dickens     Our Mutual Friend     middle classes culture     esidual culture     emergent culture     dominant culture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工业革命逐渐瓦解了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大规模新知识不断涌入,老旧传统缓慢消逝。不同于18世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流动性凸显,一代人之间完成阶级的向上、向下流动并不少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流动大多发生在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作为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和敏锐观察力的作家,狄更斯一直将中产阶级作为他的关怀所在,“狄更斯先生的书里充斥着中产阶级的体面之风”[1]152。他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1865,以下简称《朋友》)也不例外,为人们展示了一幅19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的全景图。在这里,中产阶级各个群体纷纷登场:处在下层贵族和上层中产模糊地带的传统绅士、有一技之长的职业人士、像狄更斯本人一样的自我奋斗者,还有勉强维持体面生活的中产下层等。

美国学者乔希(Joshi)指出,狄更斯敏锐地捕捉到中产阶级的一个核心特征:对自我的改头换面,从一个起点出发到达另一个身份地位[2]263。《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是学者们最常用的例子:皮普从“绅士梦”中醒悟过来,明白了只有努力工作才是通往真正诚实、体面生活的途径[2]265。对于狄更斯来说,中产阶级不仅仅指向职业、收入,而更多是一种精神气质[2]266。国内学界对《朋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意象、人物分析和社会批判[3]。殷企平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分析“朋友”这一意象,结合财富问题、拜金主义,分析狄更斯理想的文化共同体精神[4]。同样从阶级文化的角度出发,李增和龙瑞翠选择了《荒凉山庄》(Bleak House)这一文本,条分缕析地探讨了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伦理,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5]。文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朋友》的文本分析入手,观察19世纪中叶中产阶级不同群体的文化风貌,体悟狄更斯对中产阶级文化的回应和反思。

维多利亚时代对中产阶级的大体界定是: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作薪水而不是土地收租;与贵族不同,他们不参与提升荣誉的活动,如政治、打猎和公众形象的维护等。中产阶级文化的两大核心支柱在于工作和家庭:工作上的勤奋、自律,与活力;对家庭的责任、忠诚,与奉献[2]262。然而,中产阶级是个复数概念(middle classes),其文化、道德风貌在形成过程中是一定历史阶段、历史条件沉淀的产物,也必然在不断发展和变更。在《文化与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强调,“文化”大概是英文中几个意涵复杂,不断演变的词语之一。它起初指的是一种心理习惯或状态,或是思维和道德活动,它现在也意指一整套物质的、思维的、精神的生活方式[6]。在《文化与唯物主义》(Culture and Materialism)中,威廉斯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个占据中心地位的惯例、经验、意义、和价值观系统,这就是主导文化[7]38。偏离主导文化,甚至与主导文化互斥的部分就以残留文化(residual culture)和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的形式共存在一个社会中。其中,残留文化指的是之前的社会形态挥之不去的惯例、经验、价值观等。虽然残留文化与主导文化保持一定距离,但在真实的文化活动中,主导文化必须囊括、吸收这些残余,不然对它的发挥效力构成威胁。而新兴文化指的是那些不断被创造的新惯例、经验、价值观等。同样,主导文化也在试图吸纳新兴文化,因为某些新兴文化已然是主导文化的一部分。威廉斯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解路径:在主导文化两端,一边是残留文化,一边是新兴文化,三者之间不断互动、兼并、此消彼长,但界限是极其模糊的[7]41

按照威廉斯的标准考察维多利亚时代主导的绅士文化,不难发现贵族的高雅风度、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以残留的形式存在其中。在狄更斯营造的工商业气息浓厚的伦敦,土地贵族、乡绅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在19世纪的英国,世袭贵族几乎已是个静止、僵化的阶级[8]。《朋友》中对贵族充满了嘲讽:经常出现在聚会中的蒂平斯夫人,她的丈夫托马斯爵士的头衔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笑话;只是出现在他人谈话中的斯尼格斯沃斯勋爵以一个雄伟的全身画像的形象出现在特威姆娄的房间里。这些细节都暗示着:相比于渐渐强大的中产阶级,贵族头衔已经空有其表了。虽然贵族文化阵地失守,但在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贵族文化的残留仍然有迹可循。

首先,贵族意义上的绅士意味着闲暇和自由,简单说,绅士不需要工作。比如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乡绅眼里根本容不下家庭教师、律师这些赚取薪水的群体。在《朋友》中,当小裁缝珍妮问弗莱吉贝是做什么的,他回答道:“我是,我是个绅士啊。”珍妮不无讽刺地回答:“对呀,当真是的!所以您有这么多时间用来为别人求情呀”[9]440。读者后来发现弗莱吉贝其实是个放高利贷者,他标榜自己的绅士身份来掩盖毫无体面可言的营生。其次,中产阶级新贵出于虚荣和谋利等原因,需要传统绅士形象来装点门面。严格意义上讲,特威姆娄是小说中惟一一个与贵族沾边的绅士,作为一个勋爵的表兄,他依靠表兄支付的年金维持表面的绅士生活。他的生活充斥着穿衣、打扮、理发、出席晚宴这些礼仪活动。然而,像他这样的绅士并不能过上真正有尊严的生活,为了减少开支,他不得不步行赴宴以节省六个便士的马车钱。他的利用价值仅仅是他表兄的贵族身份,他只是新贵维尼林宴会上的“一件天真无邪的餐厅‘家具’”[9]12。面对这些新贵,特威姆娄只能用“自己的出身教养”来安慰内心的不平衡[9]16。再次,到了狄更斯的时代,衡量社会地位不再以土地财产为惟一标准,可动产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形式[10]440。相应的,绅士的概念也宽泛了许多。尽管如此,思想传统的老一辈还是以田产作为真正的保障。当势利的维尔弗太太解释为什么称洛克史密斯为穷光蛋时,她冷嘲热讽地说:“我还不知道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是一位广有田产的绅士老爷呢”[9]379

贵族文化的残留造成了底层人群对上层社会风度仪态、生活方式、甚至意识形态的肤浅模仿和吸纳接受。维多利亚社会对绅士理念的迷恋可谓是狂热:“任何人……只要穿得像个绅士就会得到相应的待遇。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的伦敦人都在模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仪表和态度[10]439。”在《朋友》中,狄更斯塑造了一个自我奋斗者的反面教材海德斯东,重新探讨了绅士理念的负面影响。海德斯东是一名小学教师,对于底层人群,在教育系统工作也许是谋求上升的惟一途径,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通过考试,获取教师资格证成为受人尊敬的教师[11]。虽然海德斯东并不追求物质财富,但他对于绅士体面的模仿、追求几乎到达极端的地步。他极力掩饰自己出身贫困的过去,迎合社会对绅士的期望。从对他的着装的描述上,狄更斯就重复“体面”这个词多达七次,其中的讽刺意味溢于言表:“他那副尊容让人觉得他穿上这套衣服并不怎么自在,似乎衣服和他之间缺乏一种适应性,有点儿象是那些穿上节日服装的机器匠”[9]314。似乎海德斯东想把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穿在身上似的。

客观地说,这位教师头脑、仪态的虚伪和笨拙,与他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这样的教育,在狄更斯看来是“笼罩着一种荒唐得可怕的虚伪观点”[9]309。那些“女施主”屈尊纡贵,把学生当做“天真幼稚和一无所知”,用说教的方式让孩子们做好事、做好人,而期许从中获利[9]309。除了虚伪,学校还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单调,在描写海德斯东成为教师的心路历程时,狄更斯不断重复“机器”这个词:“从他童年的早期开始,他的头脑就象机器一样,是个贮藏东西的储存所”[9]314。诚然,通识教育对于穷孩子是渴望而不可及的,狄更斯充满批判地展现了政府组织的对下层群众的教化,除了肤浅地模仿绅士的穿着、仪态,其中绅士理念的精神内涵却是真空的。学者莫里斯(Morris)遗憾地说:“海德斯东完全摒弃其出身,其实导致他丧失了本属于他阶级的活力,比如街头智慧、自然流露的戏剧性,和欢乐[12]。”同样为自我奋斗者,狄更斯不惜塑造了一个下场悲惨的反面教材,批判了中产阶级下层偏执地追求绅士理念对于人性的扭曲、以及对绅士伦理道德之内核的忽视。

绅士理念的负面性其实构成了维多利亚社会向新型工业社会转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吉尔默(Gilmour)就批判地指出绅士文化的弊端:“绅士伦理具有破坏力,它排外、反智力、反民主,崇尚体面与形式大于才能、精力和想象力,有闲精英的价值观早已不是英国社会需要的却仍根深蒂固地存在[13]1。”狄更斯深知这些问题,他试图在主导文化中剔除那些传统秩序残留的成分,倡导一种超越阶级划分,基于真诚、正直、尊严,而不是金钱、等级的绅士理想。借助特威姆娄之口,狄更斯表达出他的心声:“当我使用绅士这个词的时候,我是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企及的意义上使用他它的”[9]586。这一观点对于维多利亚人并不陌生,早在19世纪初,斯麦尔斯(Smiles)在《自助》(Self-help)影响深远的书的最后一章“品格——真正的绅士”中写到:“他的品质并不取决于时尚或仪态,而取决于道德价值”[14]467;“财富和地位与真正的绅士品质并没有必然联系”[14]470

主导的绅士文化一方面积淀了贵族文化的残留,一方面受到来自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迅猛发展的工商业、空前的海外扩张,给社会带来大量的“新钱”和“新贵”。人们开始明白:“金钱是如何改变并塑造阶级分野;如何腐化美德,美化仪表,为享乐和猜疑打开新天地[1]159。”卡莱尔(Carlyle)在《文明的忧思》(Past and Present)中就形象地描述了金钱崇拜(Mammonism)对维多利亚人的蛊惑,对于物质满足的欲望已经成了英国社会惟一的崇拜对象,其对立面就如同地狱般的存在。

《朋友》中的波茨纳普和维尼林就是典型的新兴金融资本家。波茨纳普投资海事保险,又从股票交易中赚得盆满钵满。他十分自以为是,认为整个世界,包括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无非是他资本家生活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整个世界便是八点起床,八点十五分把脸刮光,九点早餐,十点去商业区,五点半回家,七点晚餐”[9]186。维尼林大概是最戏剧化的一个“新贵”形象,巨大的财富让他一夜之间跻身上流社会:“维尼林先生和维尼林太太是伦敦一个崭新的住宅区中一幢崭新的房子里住着的两位崭新的人。维尼林家的每件东西都是簇新透亮的。他们的家具全都是新的,他们的朋友全都是新的,他们的仆人全都是新的,他们的黄铜门牌是新的。”[9]12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尼林的奢华宴会、社交、择友都是他投机、钻营的一部分。夫妇俩不择手段地扩大社交圈,囊括一众“崭新的知心朋友”,无非是银行经理或有钱的轮船经纪人[9]194。他们是阿诺德(Arnold)所谓的菲利士人(Philistine),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权力关系和竞争经济的庸俗、暴力和冷漠。狄更斯与卡莱尔、阿诺德这些道德家一道,认为工商业的高度繁荣是有其代价的,那就是对于传统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的摒弃。特威姆娄作为传统绅士文化的象征,无法理解维尼林交朋友的方式:“特威姆娄曾经问他(维尼林)是不是阿尔弗莱德的低班同学?他回答说,‘不完全是那样。’那么索福罗尼娅是不是他妈妈的干女儿呢?他回答说,‘不明明白白如此。’特威姆娄摸摸自己的额头,感到莫名其妙。”[9]166权利关系和互利共赢的商业逻辑取代了传统的亲缘关系,同窗情谊和真正的友谊成为他们与人交往的惟一原则。

然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那么春风得意,他们在相对保守的英国社会势单力薄,为求自保他们力争融入主导的绅士文化中去。表面上他们模仿绅士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饮食习惯,这对于财大气粗的新贵来说不值一提。不满足于此,更有资源、能力的资产阶级就开始追求政治上的保障了,而这光有钱还不够。直到1832年的议会改革,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才得以略微削弱贵族在议会的势力,占有更多的席位,但这个法案并没有造成彻底的体制改革,掌权的仍然是土地贵族、乡绅。所以,资产阶级新贵想要从政,必须与乡绅、贵族联手。有效佐证的情节是维尼林竞选议员的过程:他做的几件大事之一就是拉拢斯尼格斯沃斯勋爵给他的委员会挂名。维尼林向特威姆娄保证:“我的政见嘛……跟斯尼格斯沃斯勋爵的政见是一致的。”狄更斯不忘讽刺一句:“而以前他并不曾知道自己有任何政见。”[9]355在对选区人民的演讲中,维尼林不忘一再强调:“特威姆娄是斯尼格斯沃斯勋爵的亲戚,这个有力的事实必须抛出来。”[9]365

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融入主导文化,主动与贵族联合,一方有钱,一方有权,促成了资产阶级的绅士化,这是文化学者马丁·威纳(Martin Weiner)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一书中论述的现象。威纳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新兴的中产阶级可以给陈腐僵化的土地贵族提供新鲜血液和活力,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工业精神。吉尔默也看到保守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达成妥协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它打破了上流阶级与闲散的传统联系,为大英帝国提供了一批能干、有原则的年轻人。”[13]98通过这一兼并,新兴资产阶级中菲利士的一面也得到一定净化,剔除了粗糙、庸俗的成分。的确,当狄更斯在《朋友》最后表达“绅士的感情”时,他选择让特威姆娄顶撞波茨纳普。选择特威姆娄作为自己发声的代言人,狄更斯肯定了绅士的权威、教养和风度。但正是这一兼并造成了充满活力的工业精神的衰落,威纳指出工业资本家的第二代都被送去公学(Public School)接受古典教育,追求一种闲适的生活,进而渐渐摒弃了父辈的积极进取的工业精神[15]

尤金是《朋友》这部作品中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是个不称职的律师,狄更斯却给予他一个起死回生的美好结局。尤金其实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主动绅士化后产生的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法律行业是富裕人家子弟选择的体面职业。尤金是威纳所说的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二代,并没有子承父业(由尤金的哥哥继承),而是被送去公学学习,进行传统绅士化教育,以期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尤金一出场,就被形容为一副被“活埋”的样子。在海德斯东眼中,尤金就是个道德败坏、作风不良的浪荡子。丽奇的弟弟查利暗示,尤金的邪恶居心会让丽奇名节不保,继而给他自己的前途带来“污名”的隐患。客观来说,尤金不算是真正的浪荡子。对比《远大前程》里典型的浪荡子朱穆尔——男爵继承人,骄奢淫逸,游手好闲,把婚恋当做一种权力交易——尤金仍然保有对穷苦人的同情心。

看似无所事事、一无是处,尤金用他的懒散和对律师工作的厌恶来抵抗父亲强加于他的人生轨迹。当鲍芬把努力工作的人比为蜜蜂时,尤金反驳道:“是否就是因为蜜蜂的关系,人类的劳动者才不应该有休息的日子?是否就是因为蜜蜂不要求变换它的环境,而我也就永远不能变换我的环境?[9]136”他看透了主导文化中虚伪、保守的一面:为了做一个顺从本分的儿子,他必须迎合中产阶级期望——选择一个体面的职业,迎娶一个富家小姐。上层中产阶级的联姻看重的往往不是浪漫的感情,而是物质层面的强强联合、互利共生。尤金宁愿在灯塔上过一成不变的生活也不想和中产阶级的人打交道,他问莱特伍德:“这样一种规定得那么精确的、只限于那样一种程度的单调,未必就不比和我们那些同类相处的没有限度的单调更好忍受些。”[9]211也许尤金父亲曾具备实业家的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但在尤金这里早已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保守的体面生活。这是尤金无法接受的,他渴望活力、想象力、真情实感和自主权。这大概就是狄更斯给予他悔改的机会和美满的结局的原因。通过与丽兹的结合,尤金获得了底层阶级的活力、智慧、善良和真挚。看似矛盾的安排却折射出狄更斯对中产阶级文化,尤其是“体面”(respectability)的反思。尤金与海德斯东对于中产阶级体面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极力迎合,一个漠然鄙夷。狄更斯看到阶级流动对中产阶级文化带来的不稳定性,他倡导勤奋工作的重要性,但他更反对保守的体面风气对于个性、想象力和自由发展的极大压抑和控制,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弥漫的虚伪、僵化和缺乏活力。

狄更斯在《朋友》中用他细致入微的观察、精湛的艺术手法、丰富的想象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个19世纪中叶中产阶级全景图。这不但是一个光怪陆离、矛盾重重的时代,又是一个裹挟着这些冲突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文章分析了《朋友》中不同中产阶级群体流露的多元文化样态:传统绅士文化、职业道德、自我奋斗者的精神、拜金主义,体面之风等。借助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文本揭示了共存于社会中的贵族传统残留、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与主导的绅士文化之间互相冲突、互相限定、互相合并的文化现象,也试图体悟狄更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回应和反思。

狄更斯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态度通常是批判的、讽刺的。然而,狄更斯还是塑造了鲍芬夫妇这一完美、理想化的代表。他们一生勤勤恳恳地工作,对主人忠心不二,对周围的朋友温暖真诚,对家庭更是充满了奉献和爱意,他们是狄更斯心中中产阶级文化的美好化身。狄更斯用感人肺腑的语言表达了对于鲍芬夫妇的赞美,以及对那个社会真诚的呼吁:“这两个没有知识、没有教养的人,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一直是靠一种虔诚的责任感和公平待人的愿望在引导自己的。在他们心中可能找出十万种弱点和十万种荒谬念头来……但是,即使是那个悭吝、卑鄙、动辄发怒的人……也还从未乖戾到不能认识他们正直的品德和不尊重这种品德的程度……而这就是那条永恒不移的规律。因为,恶往往都是昙花一现的,都要和作恶者一同灭亡;而善,则永世长存。”[9]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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