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是美国乃至世界剧坛上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创作戏剧70余部。其中，《欲望号街车》(以下简称《街车》)堪称性与心理完美结合的典范，极大丰富了美国文化意蕴。然而这位创作风格独特的戏剧大师用扑朔迷离的人物塑造以及迷幻的语言风格使其剧作显得晦涩难懂，长期遭到读者及评论家误解。鉴于此，对威廉斯的代表作进行深层次解读有助于挖掘出其中的思想内涵，还剧作和作品主题以本来面目。

国内外针对《街车》进行的研究丰富而多样化。早期评论家把《街车》归为社会剧作。美国知名戏剧导演及戏剧评论家罗杰·博克西尔将其归为“社会历史剧”，认为斯坦利和布兰奇的矛盾是物种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个体之间的矛盾。^[1]美国作家克勒奇认为布兰奇象征文明和优雅，而斯黛拉和斯坦利象征野蛮。一组学者把《街车》归为布兰奇内心挣扎的心理剧。其中，一些学者从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入手；戏剧评论家西弗斯认为威廉斯“以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刻画了挣扎在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女孩的性焦虑”。^[2]另一分支的学者把布兰奇的内心矛盾归于清教理想主义和世俗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称这是肉体和精神之间的二分法。然而，至今少有评论者从双性同体角度针对《街车》文本对田纳西·威廉斯进行心理分析的权威研究。国外文献对于田纳西·威廉斯的双性同体特征大多一笔带过，而国内研究中，张新颖在其博士论文《边缘上的变奏——田纳西·威廉斯剧作的同性恋心理分析》的一个章节确实提到“田纳西·威廉斯在剧作中通过模糊(人物角色的)性取向来追求双性同体”，并分析了《街车》中布兰奇和斯坦利的性别气质特征，但并未指出作者威廉斯在两位主人公身上的双性同体投影。^[3]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董理的硕士论文《失谐的共存，悲剧的人生——双性同体理论视角下布兰奇的悲剧命运分析》。此论文透彻分析了布兰奇悲剧命运的成因，总结出布兰奇的悲剧是由于她自身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失衡造成的，提倡现代人追求双性同体，以实现两性气质在个体中和谐共存。^[4]然而他的论述着重于布兰奇双性气质的不均衡发展，对其他主要人物一概不谈，同时忽视了对剧作家威廉斯本人的心理分析。而现实生活中，剧作家威廉斯曾经直言不讳地声称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兼具男女两性的特征”“双性同体是一个神话……一种理想。你能去追寻却无法得到。然而，双性同体是真正的人。”^[5]由此推断，用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分析《街车》中的人物角色，验证作者威廉斯自身的双性同体理想及对完整人格的渴望可为《街车》及田纳西·威廉斯的研究提供一定新见解。

双性同体(andrology)来源于古希腊，该词汇由希腊词根男(andro)和女(gyn)组合而成。“古时，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双性同体意味着男性女性特征在一个有机体中共存。”^[6]参考早期哲学史上对双性同体概念的研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在《会饮篇》中提及最初性别不是只有两性，而是有三种——男性，女性和男女结合体。男女结合的性别当真存在过，不过现在消失了。^[7]

在心理学领域, 双性同体是两性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是解决两性冲突的桥梁和纽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陈述双性同体的存在时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只有男性气质的男性或是只有女性气质的女性。相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性别和相反性别的气质混合体, 不管他的外在生物特征是什么。”^[8]弗洛伊德理论的继承者荣格也提出“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概念，即男性内在性格中的女性气质以及女性内在性格中的男性气质。他强调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从生至死相互结合存在于人的性格中，对每个人的生活同等重要，并且两性的对立即是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之间潜意识下挣扎的投影。两性的和谐共存取决于个体的内在和谐。^[9]

在文学领域，双性同体概念拓展到精神层面，出现于许多诗歌、小说、戏剧中。荷马史诗中许多神是双性同体的；英国杰出戏剧家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以及《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都是既端庄美丽又智勇双全的双性同体性格代表；诗歌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都在作品中表达了双性同体观念。“性别问题”更是俄国白银时代许多文学家和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象征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中，这一主题在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历史文化思索中被别出心裁地揭示出来。他的作品中经常有“第三性人”出现，既表现在男人身上，也表现在女人身上，恰恰是他们成为了作家喜欢的主人公，这类人就是两性人——双性同体。作品《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中的达芬奇就是典型的双性人。然而，英国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个将双性同体理论引入文学批评中，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建构了双性同体理论，她提及这种思想是被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同上了出租车的情景激发。伍尔夫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两种力量，一种是雄性的，一种是雌性的，在男人的大脑里，雄性力量主导雌性，在女人的大脑里，雌性力量主导雄性。个体舒适的状态是当雌性力量和雄性力量和谐共存，精神上相互合作的时候。”^[10]60她同时指出双性同体是两性关系的完美状态，也是作家的理想创作状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是文学批评界的显著成就，她不仅肯定了双性同体与完整人格的等同性，也标榜了作家双性同体的理想创作状态。

双性同体意识深入田纳西·威廉斯骨髓，并在他的诸多剧作中颇有体现。受家庭环境和社会规范的矛盾影响，田纳西·威廉斯在两性关系里对于选择同性抑或异性伴侣始终处于挣扎犹豫中，最终被社会群体归为同性恋。然而，威廉斯作为剧作家拥有一种跨越雌雄两性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在《街车》中，他分别以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来塑造人物，在男女视角中自由转换。这种跨越雌雄两性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渊源何在？它又对作家创作起到什么作用？这需要对威廉斯的生活背景做整体了解。

威廉斯母亲的宗教保守与父亲的生性开放双重影响了他对性的看法。威廉斯的母亲是一位南方圣公会牧师的女儿，从小接受清教徒式的教育，思想和生活受到严苛的管束。她痛恨性爱，只是屈于社会责任勉强顺从，而极不情愿。然而，威廉斯的父亲在性格气质上与其妻子迥然不同。由于早年丧母，父亲无法温和地表达爱；作为旅行推销员，他更崇尚自由和野性的生活，因此与妻子格格不入。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威廉斯承继并熏陶了母亲的敏感保守和父亲的粗犷放荡。一方面，母亲的清教徒情结引导威廉斯对性爱规约；另一方面，作为男人，他无法克制的对性爱的原始渴望，两方力量长期纠葛。当威廉斯成长为少年并经历了的性体验后，这种反传统的性体验无疑唤醒了他内心清教徒式的原罪意识，而与欲望之火相抗争，又使他陷入更深的矛盾挣扎。作为同性恋，威廉斯却期待与女人终老。“我认为我会最终和女人分享生命中的柔情，性爱部分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自我调适。”^[11]足可见威廉斯内心对两性关系的游移。

传统社会的因循守旧与威廉斯内心对自由的渴望组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对立。儿时威廉斯因“白喉”而一反之前的生机勃勃，变得内敛含蓄、沉默寡言；母亲的过度关注和管束也让他变成了别人口里的“娘娘腔”，经常被邻家男孩愚弄，甚至被自己的父亲奚落为“南茜小姐”。这些经历激起威廉斯对僵化性别观念的反感，他感到刻板的两性观念严重限制了个人意识和行为自由。^[12]

20世纪30年代，正值美国恐同情结严重时期，田纳西·威廉斯开始了剧作生涯。“陆军精神科医生把同性恋看成精神疾病。……同性恋在一些公共场所被拒绝提供服务，因为‘性异常’可能使一个人面临危险。”^[13]在冷战意识的控制下，麦肯锡政府为了确立帝国主义国家应有的男子气概，竭力维护以异性恋方式为主的父权制臣民利益，歇斯底里地迫害同性恋，压制同性恋文化发展。群众的同性恋恐惧心理加重了威廉斯对自我性向的犹豫不决。同时，社会环境让他感到窒息。这种双性情感的碰撞在他心里最初表现为慌乱无助，继而衍生出这位剧作家对双性同体的渴望，并在作品中得以诉诸。

威廉斯的双性同体理想影射到其剧作中有二。其一，作为对父权社会性别体制的反抗，威廉斯在作品中塑造了诸多双性同体的女性人物形象，试图表达女性只有心性完整才能从父权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在《巨蜥一夜》中威廉斯模糊了性别界限，分别刻画了男性化的女人玛克辛·福特和双性同体人汉娜，侧面反映出威廉斯对双性同体人格的赞赏：在他心中，双性同体之身不受时间和世俗影响，拥有完整人格。其二，他在作品中把自身的双性同体倾向投注到人物角色和人物关系上去，描述女性人物时不自觉地套入自身性格和境遇，刻画男主人公时又以女性视角来表达剧作家透入骨髓的欲望。这种创作思想也恰好呼应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核心思想：双性同体是作家创作的理想状态。只有在此状态下，思想才丰沃异常，作家因此得以充分施展才能。^[10]60威廉斯正是在双性同体创作状态下呈现给读者《街车》这样的文学典范。

威廉斯的戏剧常有诗人气质的女主角，她们脆弱，敏感，与众不同，比如《玻璃动物园》里的劳拉，《街车》里的布兰奇，《夏日烟云》里的阿尔玛，这些女主角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威廉斯在双性同体创作状态下女性气质的投影。《街车》中的布兰奇与剧作家威廉斯的内在自我有诸多相通之处，这恰恰验证了威廉斯的双性同体本源。

首先，作为同性恋，剧作家威廉斯让布兰奇在情节中使用隐晦的同性恋话语。在作品中，女主角布兰奇宣称自己喜欢黑暗，黑暗令她感到舒服。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同性恋群体也正是在黑暗中进行活动，他们小心谨慎的避免光亮，因为一旦被人发现，生活就会充满灾难。其次，在布兰奇放荡的过往被揭穿后，米奇失望地说竟相信她是正直的人。而布兰奇回答：“Who told you I wasn’t straight?”英语中“straight”即表示正直“，又表示“非同性恋”。从剧作家同性恋身份的角度来解读，这无疑是大胆的坦白——布兰奇就是威廉斯。剧终，当布兰奇被精神病医生带走时，布兰奇说：“不管您是谁，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善心。”同性恋群体由于受到整个社会的敌视，在进行秘密活动、寻找伴侣时，正是要不断冒险，选择去相信和接近陌生人，才有获得精神依托的机会。威廉斯多次用扑朔迷离的同性恋话语表达布兰奇的第二人格，而这个人格正是作者威廉斯本人。

其次，剧作中的布兰奇与现实中的威廉斯共享相似性格。一方面，布兰奇有着威廉斯作为诗人一样的浪漫情怀。布兰奇在剧始处就引用了艾伦·坡的诗作《尤娜姆斯》来评论妹妹的居所，来表达她对新奥尔良污秽环境的不适应，对斯坦利及其同伴们粗鲁、随意的气质也是不敢恭维；她初到奥尔良时一身白色衫裙，举止游移不定，不禁让人联想起一只白飞蛾；作为一名文学老师她懂得珍视艺术，对诗歌和音乐有着特别的喜好；她因米奇能与自己评论诗章而情投意合，认定米奇有着浪漫情怀而与其他粗鲁的新奥尔良男性不同；她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用灯罩来掩饰自己的年龄，想象着有钱人来把自己接走；她常常霸占浴室，在浴后盛装打扮，用饰物的华美来掩饰自己的精神伤痛。这些刻画正与剧作家威廉斯自身文艺浪漫的性格特质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布兰奇还体现着威廉斯作为畸形人的孤独和脆弱。布兰奇的敏感和神经质几乎贯穿了整部戏剧。美梦庄园的丢失，悲惨的婚姻，不光彩的辞退经历，与妹夫斯坦利的针锋相对等，处处经历都是布兰奇神经脆弱的爆发点，随时能将她击垮。现实中的剧作家威廉斯生活在恐同情绪盛行的美国冷战后，作为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的成员，就如《街车》中的布兰奇一样，时时处在紧张、敏感的状态下提防世人的猜忌与怀疑，并为同性恋群体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深深的压抑和无助。威廉斯用这种双性同体状态来写作，既真实刻画了敏感、浪漫、脆弱等女性气质，又借自身创作过程证明了男性个体也可以具有女性气质，且历史证明，如此创作出的人物能够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经久不衰，双性同体完全可以在创作过程中得以实现并大放异彩。

在双性同体创作状态下，威廉斯得以在男性与女性视角中随意转换。以男性视角创作出布兰奇作为自身女性人格的投影后，威廉斯又以女性视角塑造了斯坦利这样典型男性气质的人物形象，意在引发整个社会群体对于双性同体的思考和关注。

在《街车》中，威廉斯借助俊朗野性的男主角斯坦利来转换传统的男性主体视角。斯坦利一出场就显示出兽性——带着沾着血的一包肉回来，俨然是外出猎食返回的史前人类。他是性感的的代名词，“中等身材，身高约六英尺，长得粗壮结实。他的举止处处表现出肉欲的满足……像母鸡群中一只羽毛丰满的大公鸡”^[14]36。布兰奇戏称斯坦利是还没有进化到人类的“类人猿”，而正是这样真实野性的男人更吸引女人。妻子斯黛拉坦言斯坦利离开一个晚上她都受不了，而布兰奇也说“和这种男人一起生活的唯一办法就是——和他睡觉！”^[14]84通过对斯坦利的直接刻画以及他人的对话，作为男性主体的斯坦利成了全剧欲望的焦点。事实上，在双性同体创作状态下，威廉斯运用“凝视”策略将传统社会观念中占主体地位的男性转换成女性视角下的客体，无形中颠覆了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视角。

运用在斯坦利身上的“凝视”概念由法国心理学家拉康提出。拉康认为人的主体性可以从人对外部世界的凝视中表现出来。^[15]这一概念后来被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其中劳拉·穆尔维将“凝视”的概念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窥阴欲”加以结合，他指出，窥阴欲意味着通过对其他人的观看，人们无意识地将别人当作通过视觉可以产生性刺激的客体，从而获取快感。^[16]这样一来，“凝视”就成了主体对客体情欲的象征。他进一步提出，在性别不平等的传统异性恋语境下，“凝视”是男性的，它投射到女性身上，将其作为客体，为男性获取快感。通过分辨戏剧中“凝视”的主体和对象，我们便能解读出剧中加密的欲望关系。

威廉斯颠覆了传统语境中男性为欲望主体，女性为被凝视对象的观念，在《街车》中，欲望的客体不再是女性，男主角斯坦利成为了观众和剧作家“凝视”的对象，通过“凝视”剧中男性，女性的窥阴欲得到满足。威廉斯用高超和精巧的创作技巧无形中牵引着整个社会的视角，这既验证了双性同体是作家创造时的较理想状态，也是威廉斯对传统男尊女卑价值观的颠覆与挑战。

《街车》中，女主角布兰奇具有突出的女性气质，她脆弱，敏感，多疑，幻想，最终的下场是被精神病医生带走；而男主角斯坦利是典型男性气质的代表，他野性，粗犷，强势，自己的领土不容侵犯。在与女主角布兰奇的矛盾升级中，变成强奸布兰奇的刽子手，被许多评论家视为摧毁布兰奇生活的元凶。剧作家威廉斯塑造了这些性格缺失的男女主角以及他们的悲剧命运，意在引导读者思考：单一男性气质或单一女性气质给人类带来的弱点，造成的人格缺失，同时绝对的两性关系难以和谐共存；双性同体是两性关系的完美状态，是完整人格的保证。

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引用柯勒律治的话，“伟大的思想是双性同体的”^[10]。威廉斯将自身双性人格跃然纸上，创作了布兰奇和斯坦利这样的经典人物，以男性视角，借布兰奇投射出自己的女性气质第二人格，以女性视角，借斯坦利来试图扭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无疑是双性同体创作状态下作家的完美发挥。同时，威廉斯通过强调布兰奇突出的女性气质和斯坦利突出的男性气质来暗示单一性别气质造成的人格缺失。威廉斯自身双性同体理想在崇尚二元对立的社会中无处寄托，所以在创作中转化为双性同体人，借助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抗传统的性别划分，表达对双性同体完整人格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