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在英国当代文学中是一个创作个性颇为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看似描述的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似乎缺失了传统的情节冲突和张力，实则书写的是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内心世界。在石黑一雄看来，小说是表现人类内心世界的最有意味的形式，他笔下人物的内在挣扎常常是由于承担某种伦理身份的责任和义务而陷于伦理困境所造成的。《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该书讲述了早年移居英国的中年日本妇人悦子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挣扎。悦子的大女儿景子上吊自杀，二女儿妮基和她关系紧张、疏远，常常被噩梦惊扰的悦子以回忆的方式描述了一段早年她在日本的生活。

针对小说中微妙复杂的伦理关系的描写，笔者将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小说进行分析阐释，这在《远山淡影》的相关研究中，是一个较新的视角。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聂珍钊倡导的新的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使文学重归伦理道德维度，使文学重新展现其人性光芒，是一种充满生命关怀的文学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从伦理的视角阅读、阐释、理解、分析和评价文学的一种理论和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进行解释。”^[1]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与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2]。小说《远山淡影》主要描写的是家庭关系，每个人物对家庭伦理身份的认知和选择成为小说书写人物的核心视角，因日本文化对男女两性身份规定的差异性，由此生成了两个伦理结构：一是作为女性的主人公悦子在生命自我意识与母亲伦理身份之间的两难选择；二是作为男性的绪方、二郎和松田重夫在传统伦理和新的时代潮流之间的选择。文章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阐述各个人物对其特定伦理身份的认知，并呈现各个人物伦理选择中的两难困境，以此揭示石黑在小说中寄托的伦理立场和关怀。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悦子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叙述者。悦子和女儿景子、妮基的部分是对悦子现今生活的描述，悦子和丈夫二郎、公公绪方的部分则是悦子对早年日本生活的回忆。在悦子的叙述中，小说并没有完整的情节，只是叙述者悦子从直觉感受出发描写的零散的生活片段，这些生活片段从表面看毫无逻辑，似乎是随意截取的，实则都围绕着悦子内在最关注的部分进行，即悦子对生命个体家庭伦理身份的认知、思考和探寻。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悦子的叙述中有些地方是不充分报道，只说明结果而不解释原因，有些部分充满矛盾，对同一个问题会有相互矛盾的两个答案，读到最后人们会发现，悦子在叙述中甚至建构了一个虚假叙事，那就是对佐知子和万里子母子故事的虚构，其实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就是悦子自己和大女儿景子的故事。小说这种不可靠叙事的艺术形态实质上反映了悦子在生命自我意识和家庭伦理身份之间进行伦理选择的矛盾、不可言说和挣扎。

石黑一雄在6岁的时候移居英国。他说：“我是从我父母那里了解日本的，我了解的是传统的日本，没有电视机、洗衣机的日本。正是《远山淡影》中的日本。” ^[3]小说中描写的日本，二战刚刚结束，那时日本文化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在转型时期，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但日本传统文化中“神圣的母亲”形象却一直延续下来。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母亲代表着受苦、牺牲和奉献，日本的男人们需要母亲的精神抚慰力量。^[4]小说中的悦子对母亲伦理身份的认知就是在这种对母亲神圣形象规定的文化范式中获得的。可对在原子弹爆炸中幸存下来的悦子来说，她内心充满了不能承受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几乎让她精神崩溃，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三更起来拉小提琴，常常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出于生命的生存本能，悦子陷于生存本能和母亲伦理身份的选择困境中，一方面悦子看到景子对去美国极为恐惧，另一方面巨大的生命本能动力又在不断地驱使着她远离日本。因此，小说中的悦子常常矛盾重重，有时觉得景子需要安顿下来以缓解灾难给她带来的死亡恐惧，“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都是老外的地方，想象一下她会多么不知所措。她这辈子已经有太多的动荡不安了，她应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5]109。有时却表现为一个一意孤行的残忍的母亲。虽然两种力量都在撕扯着悦子，可在悦子的行为中人们看到的是生命本能更强的动力。悦子常常不顾景子的痛苦，不断地以自欺欺人的理由安慰自己，美国那个地方更适合景子，她到了那会幸福的。“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在那里，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她可以成为女商人。她可以进大学画画，然后成为一个艺术家。所有这些事情在美国要容易得多。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5]220最终悦子强行把景子惟一的精神依赖——小猫淹死水中，景子无意中目睹了这个画面，她又一次直接面对了死亡。悦子当然知道这对景子的伤害，但她决然地企图用这种方式让景子断了牵挂，她觉得景子“会应付得过来的。她得应付得过来”^[5]221。当她做这样的选择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个好母亲。^[5]221对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后地狱般生活的悦子来说，逃离这个地方对她来说远远比承担母亲伦理身份的责任重要。

美国作家彼得·威登的《广岛悲剧——美对日使用原子弹纪实》一书对日本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情况进行了详尽、客观地真实报道。书中描述了原子弹爆炸对日本人造成的巨大伤害，这种伤害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爆炸当日“人们满脸焦黑、浑身流血，头发被火烧焦，卷曲地直立在头上。”^[6]236“大街上挤满了遍体焦黑、肿胀的人群，缓慢地、沉默地蹒跚而行。他们躲避开大火，躲避开城市，将双手和双臂高高举向天空，口中不时呕吐出胃液，身上烧坏的皮肉在风中飘拂。”^[6]240最可怕的是原子弹爆炸的后遗症，脱发，身上出现红斑、牙龈出血等，“许多充满活力的幸存者，正准备在爆炸之后重新建立生活之际，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丧生。他们在瞬间之内便会失去生命，但自己却不知道。他们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他们正在患着肉眼看不到的核辐射内脏损伤”^[6]287。当时美国作家约翰·赫西在为自己所著的广岛浩劫长篇报道进行采访时，“发现自己始终处于一种‘恐怖状态’”^[7]308。“幸存者永远无法从梦靥中解脱出来，许多人始终受到负疚心理的缠绕。”^[7]309 1962年，耶鲁大学的精神病学者罗伯特到广岛对幸存者进行了6个月的心理研究，发现“幸存者的内心世界是一座永无休止的战场。他们不断地被‘死亡记忆’所缠绕，原子弹爆炸只是一个开端，核辐射的‘无形污染’，接踵而至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原子弹疾病’的长久威胁，以及普遍存在的内疚情绪，所有这些都在他们身上产生出一种‘心理隔绝’”^[8]。经历过那场可怕灾难的悦子，作为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苦痛，因此，人们在小说中看到了悦子不顾一切地要离开日本的行为，即便她清醒地意识到那个带她走的美国大兵对她根本没有感情，即便她清楚地看到对于女儿景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带着对景子的愧疚，背负着无法承担母亲身份的不安。悦子在小说中通过佐知子和悦子的对话，表达对自己行为的评判：“你以为我认为自己是个好母亲？”^[5]221，悦子深深地知道她选择的是什么，放弃的是什么。但是精神几近崩溃的她没有力量去选择做一个好母亲。

如果说悦子在许多年前在自己和母亲身份之间选择的时候有一些挣扎，但毕竟幸存者的巨大苦痛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控制了她，让她的选择颇有很多无意识的决然成分。可到了英国后，景子一直处于孤独隔绝的状态，后来她在一间出租屋里上吊自杀。此时的悦子跌入到深重的负疚感中，她觉得景子的死是自己造成的，对当初为了保全自己不顾景子的感受离开日本的行为后悔不已。而悦子和二女儿妮基的关系也因这份负疚感变得紧张、疏远。这种境况让悦子开始清醒而又理性地重新思考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还是承担起母亲的伦理身份？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纠缠在妮基和悦子相处的五天里通过悦子的回忆一步步呈现出来。妮基来看悦子，两人在一起紧张而又无话可说。她们中间隐藏着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景子。在悦子看来，妮基没有尽到妹妹的责任，甚至都没来参加景子的葬礼，悦子关注的是妮基作为妹妹这一伦理身份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她对妮基颇有些不满和怨气。当妮基说因为挨着景子的房间害怕，睡不好，要求母亲给她换房间时，悦子对妮基甚至充满了愤怒。可妮基告诉母亲，她不是不想亲近姐姐，实在是没办法做到“我只记得她是一个让我难受的人。这就是我对她的印象。可是我真的很难过，听到她的消息”^[5]4。妮基在自我感受和妹妹伦理身份之间的选择是尊重自己的生命感受，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悦子对女儿妮基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不认同。因此，妮基对母亲总是很疏远。

在她们相处的五天里，悦子通过回忆，建构了一个虚假叙事，即佐知子和万里子母子的故事，重新审视了“母亲”和“自我”的关系。在对佐知子和万里子的叙述中，悦子是一个旁观者，是佐知子的朋友。尽管佐知子对悦子并不太友好，但悦子似乎毫不介意，她一直在非常努力、尽其所能地照顾万里子，不断劝说佐知子要多关心女儿。如果说佐知子代表的是当年的悦子，那叙述者悦子代表的就是现在的自己。悦子的这些言行无疑表明了她对当初不顾景子感受强行带她离开日本的后悔。但在悦子的叙述中还埋藏着对自己选择离开日本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深深理解。因此，当佐知子和悦子谈起去美国的计划时，悦子并没有明确地反对，悦子的内心充满矛盾。她深深受到日本传统“神圣母亲”的文化身份规定的影响，觉得不管什么原因，为了自己丢失了母亲身份都是不道德的，可内心又充满了自我生命本能的种子。女儿妮基和悦子的紧张关系让她重新审视她内心的矛盾。虽然悦子最后还是无法完全从负疚感中走出来，但她理解了女儿妮基尊重自己生命感受的生活态度，认同了她过自己生活的权利，也就是放过了自己，因此小说最后看到的是微笑着挥手的母子。母子关系在悦子对自我生命意识的重新观照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在悦子对早年日本生活的回忆中，还描述了丈夫二郎和父亲绪方的父子关系以及作为老师的绪方和学生松田重夫的师生关系，对男性关系的描写超越了家庭伦理语境而呈现出对更广阔空间的社会伦理的认同。

在悦子的叙述中，二郎和父亲绪方的关系很不好，父亲绪方先生来看望他们，二郎特别不耐烦。当绪方先生想努力地和儿子改善关系，建立亲密感的时候，遭到了二郎的无情拒绝。小说中主要通过父子俩下棋的情节表现出来。绪方先生和二郎下棋，二郎处于劣势，他非常不耐烦，想尽快结束棋局。此时二郎遭到了父亲的指责，说他又像小时候那样，遇见困难就想逃避，他应该好好观察棋局，然后冷静地想对策。二郎对父亲的说教非常愤怒，把茶壶打翻在地。二郎根本不想和父亲亲近，更不想聆听他的说教。父子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尽管以绪方的妥协实现表面的和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改善。为什么父子俩之间的关系会如此糟糕，叙述者没有任何交代，读者对此不免困惑。在接下来一个重要事件的叙述中，人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也清晰地看到了二郎厌烦父亲的理由。绪方先生曾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在战时他大力宣传军国主义，对学生进行民族主义说教，让他们坚信日本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从而产生盲目的民族自豪感。绪方先生的这些做法配合了当时日本政府宣传的战争政策。战争结束后，绪方先生退休了。来看望二郎，是因为他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他以前的学生松田重夫写的一篇文章，对绪方先生进行了批判和谴责，认为他宣传的那些东西都是极端错误的。绪方先生很气愤，他不明白为什么学生这样对待老师，于是让二郎就这件事去向松田重夫问个清楚。当绪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二郎先是假装应允，后父亲催促，便以工作忙为借口推托。此时的二郎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中，虽然二郎内心认同松田重夫，但不能公开反对父亲，传统的伦理要求他对父亲提出的要求也不能拒绝，因此他就只能不断拖延。最后绪方先生终于明白，儿子是不可能去的。于是，他自己去找了松田重夫。当绪方先生质问松田重夫为什么侮辱老师：“不能因为我们打了败仗就照搬敌人的那一套。我们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国家，辛勤工作让正确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松田重夫说：“我不怀疑您的真诚和辛勤劳动，可是您的精力用在了不对的地方，罪恶的地方。”^[5]189“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5]188松田重夫在师生关系中选择的是真相，而不是盲目地尊重和听从，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师生伦理秩序，但表现出了日本新一代的活力和对历史正确的反省。据此，再回过头来看二郎和父亲绪方的关系，二郎在下棋时对父亲说教的愤怒，其实都来源于对父亲无意识中所犯错误的憎恨。二郎和松田重夫都是主张实行美国民主的新一代日本青年。

诚然历史的真相是如松田重夫所言，绪方先生在战时无意中犯了错误，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作为叙述者的悦子并没有站在松田重夫一边谴责绪方先生，相反她对绪方先生表现出深深的理解和尊重，对于二郎和松田重夫的态度，在悦子的叙述中是有指责的。在悦子看来，虽然绪方先生有错，但不论是作为儿子的二郎还是作为学生的松田重夫都缺失了对长辈起码的尊重，在选择新观念的浪潮中，是不是要把传统的一切都扫除干净，包括传统的伦理秩序？叙述者悦子对此是不认同的。这也是作者石黑一雄的观念。如他所言绪方先生不应该为文明的失误承担责任“我想我们都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总是要找一个罪犯，一个有过失的人，而不是为整个文明的失误共同承担某种集体的责任。我觉得许多坏事发生正是因为有这些大事件的缘故，那些道德不好不坏的平庸的人成为促成这些大潮的因素，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其他什么皆然。还有，大多数人无能为力，而只能随波逐流，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回顾20世纪时所意识到的诸多痛苦之一。”^[9]

作为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以日本人作为小说描述的人物，寄托了石黑一雄对故乡的思念。尽管石黑一雄曾多次表示，他的作品和日本无关，他的创作是国际化的，不希望他的作品被贴上民族的标签。但当他最开始选择创作素材时还是不由自主地将视角伸向陌生而又熟悉的日本。他通过回忆的方式展现了二战刚刚结束的那个时代日本男性和女性的不同伦理选择以及其中的艰难挣扎，“通过回忆，主人公试图追寻个体的身份认同，表达个体失落和被抛弃的困境”^[10]。在伦理选择中，石黑一雄要表达的是每个人物要获得身份认同的那份努力以及在此中传达出来的人性的崇高使命感和温情，虽然使命感具有炫目的光辉，但责任和自我还是要实现平衡。

在石黑一雄的笔下，作为女性的悦子在生命自我意识和母亲伦理身份之间不断挣扎，小说中她一直在寻求别人对她母亲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日本对女性的伦理身份规定让悦子因为无力承担母亲的责任而痛苦不安。于是她虚构了佐知子这个人物，让她可以得到悦子的理解和认同，疗愈内心的创伤。二郎和松田重夫作为新一代男性的代表，在父亲、老师和社会之间，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社会潮流，他们觉得那是男人的使命，这也是由日本文化对男性的身份规定决定的。可在选择使命的同时，人们看到的是温情的缺失。二郎在选择中虽有犹豫但十分冷漠，松田重夫则当面指责当年的老师将辛勤用在了罪恶的地方。目睹这一切的悦子，心中却无限感伤。

虽然石黑一雄在他的创作中往往表现人物的使命感以及超常的责任感，但是在描写人物的选择时也常常展现诸多痛苦，这份痛苦会在人物对自我的部分认同的时候得到缓解，并给予他生活的希望。石黑一雄还是希望在每个人物承担伦理身份责任的同时也能好好照顾自我的生命意识，这就是他在小说中传达的崇高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