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努蒂翻译理论在国内译界一度掀起一股讨论归化/异化的热潮。严复以译写方式从事翻译，其译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成就了他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因此，严译自然成为讨论归化/异化最相关的例证之一。文章首先简要说明中国国内译界对严译归化/异化性质的认识，追溯译界对严译认识上的变化过程，再根据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尤其是他于2013年发表的新著《翻译改变一切》中的核心思想--翻译研究的诠释模式，分析严译发挥的社会变革潜能与归化/异化的关系，认识翻译所具有的“创造性破坏”、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从而说明如何更加全面地理解归化/异化理论。

一、对严复翻译的基本认识

在韦努蒂翻译理论引进国内的早期阶段，学者在论证严复的翻译时，多将其判定为归化翻译，讨论主要集中在翻译方法、语言风格等话语或词语选择策略方面。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译界开始注意严译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不断认识严译在质疑传统、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异化作用。总体看来，译界对严译的认识经历了从语言层面的归化到文化层面的异化的转变。

(一) 早期语言层面的归化讨论

从文献讨论来看，译界早期对严译归化/异化性质的判定主要侧重翻译方法、语言风格和读者的接受度等方面。刘重德认为严复“以中引西”的翻译方法符合鲁迅对归化的定义，即“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1]王东风认为，归化就本质而言就是要改变原有的身份：文化的、语言的、文体的等等，把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是典型的归化做法。^[2]张宝钧认为，译文读者的接受度是制约异化的首要条件，严复和同时代的林纾等译者考虑到读者对象的特殊性，用古代典故来代替西方事例，用文言文来翻译西方社会著作，运用的是归化的翻译方法。^[3]而严复遣词造句师法先秦汉语，原文虽学理邃赜，但是译文言辞典雅、流畅自然，有人认为这是维护正统抵制边缘话语的表现，顾钧和顾农据此将严复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这种保守主义是鲁迅提倡“硬译”的阻力。^[4]孙致礼认为，“归化派”注重适应接受语的语言文化规范，严复、林纾等晚清翻译家都是“归化派”的代表。^[5]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严复文风典雅，是上乘翻译，迎合了中国人敬重传统古文的心理，因而接受度较高，受士大夫欢迎。^[6]

上述分析从语言学翻译理论视角讨论严复翻译的语言特点，反映了评判翻译的传统观点，即典雅、流畅等以接受语的接受度衡量的翻译标准，这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如果把严复的翻译作为韦努蒂归化/异化翻译理论的例证来分析，上述结论就显得牵强，因为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翻译理论产生于文化转向的背景之下，它探讨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侧重研究翻译对特定社会结构产生的干预作用。由此看来，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没有认识到严译的社会功能，这反映了早期翻译研究以语言学理论为主导的传统导向。

(二) 后期文化层面的异化认识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描写研究的作用日益凸现，客观描写影响和制约翻译的社会因素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一研究趋势推动下，译界学者不再囿于语言和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而进一步考察翻译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严复针对当时国家的需要，有选择地翻译西方的社会发展论著，采用译写方式，旨在探索“治国明民之道”，达到“旦暮奏功”，变革社会的效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开拓性的深远影响，使士大夫阶层开始了解不同于中国传统理论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使中国步入接受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开端，从而“暴得大名”，彪炳青史，这些因素逐渐引起了译界的重视。

首先简要回顾严译的历史背景、客观环境和主观动机。面对19世纪末期中国贫困积弱的现状，严复以其留学英伦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对英法社会政治制度的考察，认识到近代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和社会条件的支持，“要把西学提高到理论和制度的高度上面来考虑”^[7]48。甲午海战之后，国家危机顿现，严复“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8]527，进而“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8]525，译介当时国家最需要的西方思想体系，采取“格义”和“会通”的诠释策略，以增删、案语和注评的译写方法，以中引西，揭橥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引导士大夫认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发展规律，使笃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国人认识到竞争和求变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正因为恰好符合当时中国现实之需要，进化论就这样成为当时中国建立近代国家的理论基础。^[7]48

这是严译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价值，孙艺风明确指出严译的异化性质及其因果关系：“我们不应像许多人声称的那样，认为严复反对异化”，因为“严复通过改动原文帮助接受语读者理解原本陌生的异域事物，并最终接受具有产生动荡潜能的西方理念”。^[9]6但是这一见解却没有得到译界重视，仍有学者将严译视为归化，例如郭建中认为严复“采取了十分明显的归化策略，对当时中国的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46。针对郭建中的归化观点，韦努蒂指出郭建中把异化/归化仅仅视为话语或词语选择策略，明确指出严译不是归化的翻译，因为严复选择传播的社会科学思想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挑战了儒学价值观，引发了社会运动和变革；韦努蒂还指出，异化效果取决于翻译是否通过标示差异而质疑接受语文化的主流价值，历史证明严复的翻译有助于颠覆接受语文化中的惯有价值秩序，译文的接受性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严译迎合了清末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需要，因此其接受度高。^[10]46归根结底，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译文的接受度都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需要相关，讨论归化/异化翻译不能脱离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而仅仅局限于翻译策略。语境和策略相辅相成，是翻译效果的基本保证，“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以及长达几千年之久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归化的倾向难以避免”^[11]182，因为任何思想文化的传播总是会受到特定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制约。严复使用归化方法是为了迎合士大夫阶层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取得异化效果的基本策略，正是基于这一策略，他译介的“竞争”“适应”“与天争胜”等概念不仅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促进了自强保种的反帝斗争的兴起，也削弱了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学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打击了封建统治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因此，严译是抵抗接受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异化翻译实践。

自从韦努蒂指出严译不是归化翻译之后，国内译界从历史文化视角审视翻译的社会功能。王东风指出林纾的翻译虽然在语言上以归化为主，但是在思想内容上引进了当时国人闻所未闻的奇闻轶事、想未敢想的观念意识，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异化翻译。^[12]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表明译界对归化/异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二、多维度透视归化/异化的内涵

根据上文的论述，归化/异化理论引进之初，有人认为严译是归化翻译，将异化理解为一种反流畅的忠实翻译，后来有学者根据翻译发挥的社会功能把严译界定为异化翻译，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规定性倾向和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说明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把对理论作为客观事物的判断与对价值取舍的主观判断混为一谈，在理论上磗格难通，不能自圆。

(一) 语言研究vs.文化研究

首先从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维度，分析翻译与接受语语境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之‘异’不是以一种透明方式表征存在于源文本中，并且本身具有价值的本质，而是一种策略性建构，其价值取决于接受语的现状”^[13]20，可见翻译在接受语中的接受情况和接受语的价值体系是分析归化/异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把翻译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时期不断变化的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联系起来，与不断变化的本土价值体系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将某种翻译策略界定为‘异化’或‘归化’”^[13]272。严复生活在“中体西用”作为支配观念的时代，但是他认识到中国之弊不仅在于技术层面，即“形下之粗迹”，更在于政治体制和学术思想层面，体制和思想的变化是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他择书而译，介绍西方社会科学、法律、逻辑等知识和思想，选材方面的远见卓识反映他推动国家发展的翻译动机。在翻译风格上，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14]，这既出于他“求其尔雅”的文学信仰，也出于他刻意迎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使他们能够接受新思想的良苦用心。然而国内早期的归化/异化研究局限于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视阈，只认识到严译翻译方法上的归化倾向，而没有注意到严复选材上的异化动机，以及他旨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而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也没有认识到时代和读者群体的知识范畴和理解视阈等社会和文化局限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异化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葛校琴明确指出：“大体看来多数论述似乎都没有跳出传统翻译论的视阈，将归化/异化仍然圈定在对文本的语言学认识范畴，进行单向的规定性研究。”^[15]

多维视阈有助于认识和摒弃二元对立的致思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10]43，但是译界长期受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影响，习惯于将归化/异化视为对立的两极，未能理解二者的彼此联系。杰里米·蒙代(Jeremy Munday)指出，异化和归化“有一种非本质的可变性，只有在产生译文以及译文发挥影响的文化情景中，才能对之加以定义”。^[16]因此，对严译性质的界定必须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进行分析。文章以严复对《社会通诠》中不同社会形态的翻译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例1. A good specimen of religious society is of course, an ordinary church congregation, or a missionary society；of a commercial society, an ordinary trading company；of an amusement society, a Westend club；of an education society, an university or a college.^[17]1

译文：灵山法会，基督宗徒，教之社会也。庠序党塾，学之社会也。为懋迁，则若今之公司。为行乐，则城西之游邸。^[18]1

严复分别用“灵山法会”“庠序党塾”“懋迁”来翻译原文中的an ordinary church congregation, an university or an college和a commercial society。灵山，印度佛教圣地灵鹫山的简称，法会，佛教为说法、供佛等所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和集会。严复用灵山法会这一中国读者熟悉的佛教典故来翻译原文中无关佛教的“教士大会”，无疑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难度，也使译文显得高深典雅。庠序，古代的地方学校，后也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党塾，与国学相对的乡村学堂，严复不用当时已经出现的“大学堂”“书院”等新词，而以古意浓厚的“庠序党塾”翻译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或学院”，他对汉以前字法的偏爱历然可见。懋迁，指贸易，语出《书·益稷》：“懋迁有无化居”，无疑也彰显严译行文的渊懿古茂。

语言风格上，严复翻译喜用先秦汉语，古雅用词随处可见，这使得译文清澈流畅，读起来像用汉语写就的美文，这是“雅”的体现，这固然符合韦努蒂描写的归化翻译的特征，但是严复之所以偏爱汉以前的字法，是因为他把语言作为追求理想和表达情感的载体：“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目的是“开民智，强国基”。^[19]207并且他希望用古雅文体改造“每况日下”的汉语：“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斤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19]207，可见严复在译语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异化动机，这不仅彰显严复的宏大抱负和追求，而且体现他希望提高国人文学修养的良苦用心。从实际效果看，典雅的古文本具有异化作用，因为古语能够“制造不透明，引起人们对这种不透明现象本身的注意，从而将译文和原文以及接受语文化中流行的价值观区分开来”^[13]29，引进颠覆传统的新型思想和表达方式。黄克武指出在当时可供选择的四种文体，骈文、八股文、白话文和桐城古文中，桐城古文并不是迎合大众的主流话语^[20]，因此严复使用的桐城文体最终制造了一种不透明的效果，这在吴汝纶对《天演论》接受性的担忧中得以证实：“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舜驰而不相入也”^[21]。严复的译写话语继承先秦文体的词法句法特点，吸收桐城派文体的风格，借鉴佛经翻译的先例，将八股对于文字的要求和逻辑思辨结合起来，“出之以文理密察”，开创了一种新型文体“逻辑文学”^[22]，对当时的主流话语无疑是一种冲击。韦努蒂明确指出严译的这种革新作用，“尽管使用了古典语言，严复的翻译传播广泛，促进了白话文的兴起”。^[11]183严译显然不是“近世利俗”的归化翻译，其“复古保守”的用语最终促进了各股文学力量的抗衡和流变。因此，研究严译既要分析语言层面转换的内在原因，重视译者的主体性，同时还要看到严译对汉语的革新所产生的间接效应。

(二) 忠实伦理vs.存异伦理vs.创新伦理

韦努蒂的翻译伦理观是理解归化/异化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理解严译为何被视为归化的第二个重要维度。值得注意的是，韦努蒂的伦理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他首先提出存异伦理，最近又提出创新伦理，进一步发展了其伦理思想。

翻译伦理是社会认可的译者行为规范，具有传统伦理的继承性，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伦理秩序，位于伦理信条最上端的是忠。^[23]译者在中国传统伦理的熏陶下，必然受到“忠”这一伦理的影响。而且中国传统翻译伦理素来强调译者的道德理性，并且呈现出过分强调译者道德问题的趋势^[24]，忠实伦理便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翻译伦理之中。忠实的伦理信条进入翻译领域，表现为“忠”和“信”的翻译标准，支谦的“因本顺旨”，鲁迅的“宁信而不顺”，都反映了对待原文的忠实态度。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足而封闭的文化，一向不假外求，译文体现的价值观与传统伦理观基本一致，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归化”特征^[25]，这种顺从接受语主流文化的“归化”伦理与强调道德约束的忠实伦理共存于翻译实践中。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思想就是对传统翻译伦理的总结和概括，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翻译“实非正法”，公开宣称“我罪我知”^[26]，忠实伦理对译者的影响可见一斑。鉴于归化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韦努蒂所反对的文化自恋，一些学者便将韦努蒂提倡的存异伦理混同于忠实伦理，把“忠实”传达源文本的异质性作为异化伦理的手段，而没有正确理解存异伦理的内涵，即抑制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这是严译的异化性质未被充分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严复“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的做法被指责为“有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违背了“信”的宗旨。^[27]218但是，严复为了向只尊奉儒家学说，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并兼顾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这是保证译文接受性的需要，更是严译得以开启民智的基本保证，而这正体现了异化的基本内涵。而且严复在《天演论》中以进化思想颠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尊者专制”思想，在《原富》中以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对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在《法意》中以法制精神反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这些精心挑选的社会发展理论旨在颠覆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社会向国富民强的方面发展，严复翻译的异化倾向在文本选择和思想内容上彰明较著。因此，打破传统忠实伦理的桎梏，是客观认识严译发挥改造社会的功能的前提，也是准确把握韦努蒂翻译伦理内涵的需要。

刘亚猛认为“对翻译做出道德判断的标准是看它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了本土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28]，这是国内对存异伦理的最早的阐释。张景华认为韦努蒂提倡存异伦理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异化实践在接受语中呈现居于边缘地位的价值观念，颠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价值。^[29]蒋童指出韦努蒂翻译伦理的核心在于关注翻译所起的语言与文化变革作用。^[30]这些观点都表明学者超越了忠实伦理的樊篱，认识到差异伦理侧重译文对接受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即是否对主流价值观形成挑战。

韦努蒂对翻译伦理的最新诠释是“翻译表现尊重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使源文本成为接受语文化中伦理创新的场所”^[31]8，这是韦努蒂对其翻译伦理的最新发展，表明质疑和创新是其翻译伦理的本质内涵。创新伦理观的价值判断取决于翻译是否挑战了已经赢得制度化权力的风格、体裁和话语，是否引起创新的思想、研究和创作，它不仅强调翻译为接受语语境带来的启发和变革，也正视翻译对原作不可避免的偏离和超越，其核心在于利用外语文本质疑接受语文化中的既定模式，间接彰显差异，促成变革。

文章以严译《社会通诠》中关于蛮夷生活的翻译为例探讨严译折射的翻译伦理。

例2. The fauna and flora of Australia are, it is well known, of a thoroughly archaic type；the naturalist discovers in its forests and rivers forms which have long since been extinc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s there is no evidence whatever of any intercourse between Australia and other land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corded history, as in fact, Australia was, until three centuries ago, an Unknown Land, we can only suppose that the Australia has led his present life during thousands of years. His isolation has been, no doubt, the chief cause of his stagnation.^[17]8

译文：此洲不独人民，即草木禽兽，皆浅演者。使在他洲，以物竞之烈，不存久矣。盖自天地奠位以来，未与外通，故能邃古至今，独葆其初如此。近二百年，此为肇辟人境，吾辈生今幸得见之。更数百年，是浅演者之有存殆仅已。^[18]8

此例中，原作者以澳洲为例介绍savage life，严复的翻译在意义上较源文本有多处偏离，并不符合忠实伦理。首先，源文中的thoroughly archaic type侧重澳洲动植物的历史年代的远古性，而严复将其译作“浅演者”，强调这些动植物演化程度之低、演变进程之慢，增强了演变发展的意味。其次，原文仅说澳洲仍葆有许多其他地方已经灭绝的物种，而严复却译为“使在他洲，以物竞之烈，不存久矣”，引入“物竞”概念，强调竞争之烈是这些物种无法在其他地方得以存活的原因。再次，原文仅仅以陈述事实的方式说明澳洲与其他大陆不相往来的事实，说明这种与世隔绝是其数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而严复却将这一事实阐发为澳洲是“浅演者”中仍然存在的惟一国家，暗示读者只有积极参与竞争，才能在演进的过程中存活下来，借此向国人灌输危机意识。

由此可见，严复在翻译西方社会理论著作时，并没有全盘吸收其中的观点，而是针对当时国家的实际需要，以原文本为依托，阐发自己的见解和理念，最终完成的是时代特色鲜明的颠覆性译作，这是一种创造性翻译，它对中国社会所起的变革作用是原作所没有的。贺麟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严复在其案语中批评中国人无公德及国家观念，批判旧的婚姻制度和贞操观念，“凡此所说，此时看来，虽觉平常，但在当时却系新奇过激之论，于改变旧思想，旧习惯，至为有力”。^[27]226由是证之，严译给传统思想习惯以强有力的冲击，破坏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价值等级秩序，为建立新的多元秩序奠定了基础，因此是创新伦理内涵的体现。

(三) 工具模式vs.诠释模式

要准确把握韦努蒂归化/异化理论的实质，理解严译缘何被视为归化，第三个维度是理解该理论的研究模式。韦努蒂在其新著《翻译改变一切》中提出“诠释模式”，用以对抗长期主宰翻译研究的“工具模式”。诠释模式将翻译视为一种诠释行为，认为“无论源文本的体裁或文本类型是人文类、实用类、抑或技术类，在形式、意义、效果上都完全可能发生变化，变化的程度通常由阐释源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材料和生产翻译的制度所控制”^[31]4。诠释模式不仅认为翻译无法再现原文，还强调影响翻译变化的因素在于译者使用的语言材料和翻译的语境。长期以来，受“工具模式”的影响，翻译被视为“对源文本包含的形式、意义或产生的效果上的不变量的再现或转移”，而且工具模式“无视翻译产生的时间和地点，假设源文本蕴含或生成不变的本质，译者可以毫无妨碍地摄取这种本质”^[31]3。工具模式显然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客观再现，以译文是否忠实，即是否还原原文的不变量为评判翻译的标准。但是，翻译在本质上是变化的，“即使译者在翻译中严格遵循语义对等，构成源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都会不可避免地减少或发生变化，因为源文本独特的语言特征所表现的意义、价值和功能都是原文化特有的，这些特征在移入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中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保留下来”^[31]3。因此，工具模式“使翻译研究和实践受限于原文本和译本之间的感性的和随机的比较(这种比较是十分局限和模糊的)，既忽略了社会文化语境，又掩盖了译者的诠释工作”^[31]179，因而无法客观全面的描述翻译活动。而诠释模式“揭示翻译解释的多种可能性，并承认这种可能性会随译者应用的解释项(interpretant)的性质而变化，同时也使对解释的描述和评价能够充分考虑翻译赖以产生和流通的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31]4。

诠释模式揭示翻译活动的解释性本质，承认译者是翻译主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创作空间，因此不再以“忠实”和“等值”等标准来苛求译者，而是根据接受语语境中影响翻译活动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因素，来评价翻译语言的使用。因此，诠释模式能够把翻译置于诠释和描写的无限空间，充分描述翻译中的种种权力关系，相对客观地评价翻译在接受语语境中产生的影响。

严复翻译《社会通诠》时，共作16则按语，当甄克思介绍蛮夷社会时，提及了其更为正式的命名，图腾社会，而严复在翻译此命名后随即插入按语，对图腾进行定义，“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者也”^[18]3-4，并分别介绍了居住于北美、澳洲、中国台湾、中国福建等地土著的原始图腾，以使读者了解图腾的含义。当甄克思介绍宗法社会并列举其实例时，没有提及中国，而严复在翻译中插入按语，指出作者因为不了解中国而在例举实例时没有提到中国，并得出了自己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判断，“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具其七，而军国居其三”^[18]15-16；当甄克思认为犹太人为“古宗法社会”“最持久不变者”时，严复再次强调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18]115的性质，提出了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18]115的质疑。通过这些按语，严复或完成了对原著中信息的完善和增补，或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或形成了自己的批判性解读，对原著中的观点提出质疑，因此，严复所作按语无疑是译者主观思想和原书相糅合的产物，体现了翻译的诠释性特征。

从诠释模式来看，严复使用译写方式对原作的偏离是翻译诠释本质的使然，而且严译对原作的偏离性改写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译者主体性的自然反映，因为严复在青年时期留学所学习的科学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他在人生盛年为追求科举功名而饱读经史典籍，这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留学归国之后跻身官场的阅历和荣辱得失，使他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都成为严复从事翻译的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严复救世牖民的理想，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是严复会通中西的翻译实践的基础，对严译的性质的界定应该在诠释模式下全面考虑这些因素。如果只停留在工具模式，以严格表征原文特征，复制或再现原文异质性为准绳来讨论严译，势必导致对严译的片面理解，当然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归化/异化的理论内涵。

翻译的去语境化过程使翻译必然具有诠释的性质，“甚至在具有同源、借用、或者类似形式特征的语言中，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需要译者采取不同的形式去拆解、重新安排或者置换构成源语文本的能指链”^[31]180，因此，任何翻译都不能一成不变地还原源文本，而同一文本具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不同的诠释又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译者虽然无法再现源文本的异质性，但是可以通过翻译构建不同于接受语文化中主流标准的形式或价值观，促进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这种与接受语语境中主流标准相冲突的解释既不同于源文本，也会对接受语文化中的既定模式提出挑战，为新模式的建立创造条件。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借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术语“创造性破坏”^[32]来说明诠释性翻译的社会功能。“创造性破坏”本意指创新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动态竞争过程，新旧观念的更替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而翻译是新旧观念更替的主要手段，因为翻译通过去语境化破坏源文本的形式、意义和效果，通过重构语境创造新的形式、意义和效果，最终引进新观念以发挥变革社会的效应，而这正是严译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因此，可以认为翻译作为“创造性破坏”的本质更深入地揭示了韦努蒂“翻译改变一切”的思想。韦努蒂提出的“反常式(abusive)忠实”就是翻译“创造性破坏”功能的具体体现。反常式忠实“重视语言试验，破坏常用的表达方式，寻求体现原文表达方式的多价性或表达性重点”。^[33]通过建立“反常式忠实”，译文既挑战接受语文化的主流美学，还通过增加或删减原文以限定文本的意义，构成针对源文本的“批判的主旨”。^[13]291社会发展无疑需要批判和破除保守的和禁锢思想的观念，这种批判和破坏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它在批判的同时肯定并继承传统中合理的部分，吸收并创造新的思想。

严复的译写及其案语正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破坏”：通过中西互鉴和印证，他分析中华传统观念和当时公认的常识，使士大夫阶层认识和接受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从而起到鼓励他们思变、求异和变革的作用。因此，严复“反常式忠实”的翻译既挑战晚清社会的语言文化价值，又质疑原作的意识形态，最终有助于接受语文化中新价值等级秩序的逐步建立，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本质在诠释模式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在诠释模式下，翻译被视为对源文本的一种解释，这意味着翻译会受到接受语语境中可读性的调节，无法脱离接受语语境中的语言素材、意识形态、价值秩序，因而从根本上改变并且破坏了源文本，并利用植根于接受语文化中互补和共生的可能性，使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和吸收，从而使接受语读者相对容易地接受不同于接受语中已有观念的新观念。

诠释模式把译者从原作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凸显了异化之“异”作为策略性构建的创新属性，揭示了“反常式忠实”的“创造性破坏”的本质。翻译作为文化交流能够使不同文化在知识上互补，在思想中激荡，从而注入或激发异质思想，以求异和变革为价值取向，寻求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方式和途径。韦努蒂明确指出翻译作为交际活动，对任何文化的发展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作用：“如果限制或者排除和其他语言交往，那么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停滞的后果，如果不分析并且批评构成该文化的价值观的等级制度，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骄傲自满的后果”^[31]3。正是这一本质原因使翻译自然地具有创造性破坏的作用，严复以富国强民为己任，择书而译，为适应国家当时的需要，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增删改减，以案语的形式阐释自己的思想，会通中西文化，引导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充分体现了翻译作为“创造性破坏”推动社会前进的革新功能。

三、结语

归化/异化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只有综合考虑历史文化语境，避免囿于语言特征的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二者的联系。况且韦努蒂反对滥觞并且盛行于“英美文化”的“隐形”翻译策略，力求实现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当译入语不是英语时，异化翻译作为一种策略就极具争议”^[9]4，容易招致误读，因为在弱势文化语境中，即使十分保守的翻译也能发挥异化效果，语言上过度异化可能会削弱译文的可理解性，未必能够达到理想效果。严译的归化/异化研究正是这一结论的佐证，只有准确把握异化的伦理实质--创新和质疑，承认翻译作为诠释必然改变原文这一事实，充分认识历史文化语境发挥的重要作用，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归化/异化理论。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文化、伦理和诠释等多维角度分析归化/异化是客观认识严译性质的必要条件，这并不说明语言学翻译理论已是昨日黄花，也不意味着应当效仿严复“实非正法”的创造性破坏，因为严复的翻译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翻译的根本任务是表征其他文本，如果一味强调质疑和创新而不顾对原文本的责任和义务，这似乎也不符合翻译的本质属性。在如今的翻译实践、教学、研究中，传达源文本的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仍然是每个译者应该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因此，语言学翻译理论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体系虽然有助于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翻译，但是这一理论侧重于强调翻译的政治议程的作用，并且模糊了翻译和写作的差别，因此，要合理地把握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