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政治生态”或“党内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习近平的讲话强调了营造、重构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学界的研究也多是围绕着政治生态的概念阐释、中国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净化政治生态的策略等方面展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政治生态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文章之所以用“整治”，而非“净化”或“重构”，主要是因为“净化”和“重构”侧重于政治生态的治本之策，而目前处于治标为主阶段，相应的举措也集中于遏制政治生态恶化的势头。“整治”更符合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体现了重构政治生态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科学地评估整治政治生态的措施、总结经验对于重构政治生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些最新实践的总结、评估研究较少，文章着眼于对中国政治生态治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分析与总结，为下一阶段政治生态建设的深化提供参考。

二、关于政治生态的理论再思考

什么是政治生态？当前政治话语中的政治生态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和特殊意义？判断政治生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人们系统地分析中国政治生态整治的成效和经验。

(一) 政治生态的概念辨析

通过梳理关于政治生态的研究可以发现，以十八大为大致的界限，前后的研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十八大之前的政治生态研究偏重于学理分析，主要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分析，强调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政治系统内部及与其外部的关系。^①考虑到近年来对政治生态的研究转向，而且有学者已经对政治生态学视角的政治生态研究做了详细的综述^②，文章对此不做过多介绍，而侧重于十八大之后的政治生态分析研究。

2013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1]。之后的一系列论述奠定了当前国内学界政治生态研究的现实基础。总的来说，习近平关于政治生态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生态的内容。政治生态一词是对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诸多现实问题的高度概括，涵盖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廉洁政治等多方面内容。^[2]第二，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如同自然生态对自然环境气候的影响一样，政治生态也影响着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应有之义，政治生态是检验管党治党的重要标尺。^[3]第三，净化政治生态的方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抓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4]

政治生态是党的领导人基于当下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以及政治领域存在的若干问题和治理实践而提炼、倡导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政治生态学研究主要是理论推导和理论创新，而非政治现实的抽象概括^[5]，那么十八大之后关于政治生态的研究则是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回应。政治生态不再停留在学理层面，而成了政治话语。可以说，十八大之后的政治生态研究是对中国现实政治的阐释，是中国化了的政治生态学。由于对政治生态的论述侧重于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在实践和研究中逐渐发展出了“党内政治生态”“廉洁政治生态”等新的概念，并衍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体现了“政治生态”概念在中国当前政治环境下的蓬勃生命力。

那么，十八大之后的政治生态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对政治生态的定义有三个特点。一是将生态学概念移植到政治学分析领域，以生态学的理念为研究方法，以现实政治为研究对象，明确了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的区别。二是在党的领导人的论述的基础上定义政治生态，限定于政治系统内部，比政治生态学的概念更狭窄。如戴长征认为：“政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模式、政治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6]杜运泉从中观意义上界定政治生态，认为政治生态是“特定政治系统内各政治行为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成的总体性状态，这种状态也受政治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会在政治系统内部生成一种环境和氛围”^[7]。但仍有部分定义尚未摆脱政治生态学概念的影响，认为政治生态包括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笔者认为，不应将生态的概念放大到政治、社会、自然等各个领域，将其定位于政治系统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三是政治生态的定义多偏重质性的宏观抽象，缺少具体可操作化的定义，导致虽然研究的对象是现实性的，但是研究路径却是以理论性的阐释为主。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政治生态概念的界定，应当将政治生态学理论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相结合，充分吸收生态学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等理念来分析政治系统的内部状态。在政治生态的污染和净化过程中，人(尤其以官员为主)和人际关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相关的研究除了宏观分析之外，还可从具体的维度，如人际关系^[8]，开展更为微观的实证研究。

(二) 政治生态的衡量标准

政治生态是对中国腐败程度与反腐败形势、政治系统状况及环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现有的衡量政治生态好坏的标准多为形象的比喻，如“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缺少操作化的标准。不过，通过这些描述性的标准也能从宏观上把握当前的政治生态状况。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9]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是纯洁的政治生态的标准之一。整体而言，政治生态的好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1]，从政环境的优劣是政治生态清浊的直观反映。从政环境又可细分为选人用人和作风建设。在选人用人方面，是选拔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做人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的干部，还是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其所产生的政治生态是截然不同的。在作风建设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多大程上得到了治理反映了政治生态的纯净度。

第二，腐败状况。腐败与政治生态相互影响。腐败形势严峻，就会严重污染政治生态；腐败得到治理，政治生态也会好转。反过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会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导致腐败进一步恶化，而纯洁的政治生态则有利于形成廉洁文化，减少腐败的发生。习近平强调，净化政治生态，要持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4]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亦是政治生态状况的一面镜子。

第三，管党治党成效。党内政治生活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两方面。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清爽干净的干部关系能产生正面的示范效应，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问题则会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法规制度越完善、越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的笼子扎得越紧，政治生态就越好；反之，对干部的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政治生态就会越污浊。

与领导人的论述相比，学界对政治生态衡量标准的研究较少。高振岗依据国家政权理论、政治生态理论、政治制度理论等理论构建了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从党内规章制度、政党文化、党内政治生活、党内外关系、党内外监督五个方面设计了20个指标来评估党内政治生态的好坏。^[10]虽然该研究主要针对党内政治生态，但其设计的指标体系对于中国整体政治生态的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 政治生态的污染源

“政治生态”概念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问题针对性。其从较冷门的学术概念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话题，显示了中国当前从政环境恶化，政治生态受到污染。整体而言，可以将政治生态恶化的污染源分为行为层面因素和思想层面因素。行为层面的因素是指党员干部违反纪律和法律的失范行为，包括腐败、官商勾结、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结党营私等。思想层面的因素是指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缺失、思想滑坡、腐化堕落，以及对腐败文化、官场潜规则的认同。行为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因素互为表里，导致了政治生态的恶性循环，并进一步危害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合法性。

结合领导人的论述和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政治生态的污染源。这些污染源既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也是外在表现。

第一，腐败。腐败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甚至会导致亡党亡国，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腐败是政治生态最大的污染源。从十八大之后高压反腐的结果来看，党的高层以及各个省市的领导班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区域性、领域性腐败并存，腐败窝案、串案频发，腐败形势非常严峻。腐败分子担任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各项规范和限制权力的制度就会失效，形成极坏的示范效应，使投机专营、利益交换等潜规则盛行官场。

第二，不健康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主要是指官员群体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官员的上下级关系、政商关系以及有关的私人关系。人际关系是否健康当以法律、纪律规定以及道德规范作为标准。不健康的上下级关系首先是指干部选拔任用中存在的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部分领导干部置正式制度于不顾，热衷于立山头、建庇护网络，导致部分干部在工作中不以干出成绩为要，而是忙于站队、搞关系、走后门，上下级关系异化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某些干部不再是党的干部，变成了领导的家臣。而那些勤恳干事的老实人却很难得到升迁。其次，不健康的上下级关系也包括高级干部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现象。这些干部或是曾经有过工作的交集，或是有共同的地缘关系，如周永康的石油帮、政法系和令计划的西山会等。这种团伙勾结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党的形象，甚至威胁政权稳定。从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部分地方、领域肃清“大老虎”流毒的效果不佳也可以看出，其对政治生态的危害是广泛而深远的。

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指官商勾结进行利益交换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导致的。部分官员的价值观扭曲，贪图私利而被商人“围猎”。不健康的私人关系主要指官员利用特定关系人^③作为腐败的中介，利用影响力为配偶、子女、亲属谋取私利，以及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的现象。自身的堕落加上对亲属的放纵导致严重的家族腐败。家族腐败往往与官商利益联盟紧密联系，使官员的商业版图和商人的政治资源不断扩大，不仅污染政治生态，还危害经济生态，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不正之风。这个风气不仅包括党风政风，还包括社风民风。党风政风方面，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规范，党纪松弛，部分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独断专行、庸懒无为，党政部门“四风”问题突出。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政治生态不是孤立存在的，受到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11]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风气，不断侵蚀着政治生态，即认为公务员应该清正廉洁，不应享有特权，但依然想成为享受“特权”的公务员队伍的一份子；在涉及自己的利益时，不再讲公平公正，而希望能通过关系等渠道获得优待。此外，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正也会导致家族腐败，对政风社风造成极坏的示范效应。社风民风与党风政风相互影响，使政治生态变得污浊。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生态整治的主要成效

针对政治生态的污染源，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了相关制度，政治生态整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 重构政治生态的路径选择

中国政治生态的恶化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文化盛行，利用权力牟利的机会增多，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制度尚不完善，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到十八大之前，政治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生态的重构绝非朝夕之功，需要循序渐进，长期坚持。重构政治生态的策略可以从治标、治本两个维度划分成三个渐进的路径：治标为主、标本兼治和治本为主。

治标为主阶段是在短期内通过一系列密集、严厉的行动来整治政治生态最突出的问题，防止其进一步恶化。标本兼治阶段是将治标阶段的一些措施常态化、制度化，同时完善相关制度建设。这一阶段是继续巩固治标成果，同时重视治本之策。治本阶段的政治生态重构主要是通过严密的制度建设，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十八大以来的政治生态整治处于治标为主阶段，主要从行为、制度、思想三个方面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第一，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提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4]十八大以来，中央改革了反腐败相关的体制机制，明确了反腐败机构的职能、理顺了机构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反腐败力量和制度保障。改革纪检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升了纪检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加强派驻机构改革，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全覆盖，规范了派驻机构的责任权限、工作关系、管理保障、组织领导，提高了履职能力。试点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整合监察机关、预防腐败机关和反贪污贿赂机关，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改革巡视制度，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创新巡视方式，开展专项巡视和机动式巡视，实现了一届任期内对省区市地方、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和中管高校的全覆盖。

第二，严明党的纪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但是，十八大之前，党纪涣散，监督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长期存在，政治生态持续恶化。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纪问责，党内政治生活更加严肃规范。

首先，完善党纪党规体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修订实施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50多部党内法规，努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规范党员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共“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是最重要的纪律。严守政治纪律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4]《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12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行动指南。

最后，严格执纪问责。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如果党纪党规得不到有效的实施，违纪行为得不到有力的问责，那么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将成为摆设。纪法分开、严肃问责是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一方面，违法必先违纪，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净化了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另一方面，突出纪委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能，明确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定位，为强化执纪问责提供组织保障。

第三，加强作风建设，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风”是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抓好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12]作风建设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和落实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严肃问责，问责一起、通报一起、警示一片，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中央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十八大以来中央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继深入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带下、以点带面，引领党员干部转变作风、恢复理想信念。

(二) 整治政治生态的成效

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虎拍蝇”，管党治党和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一举扭转了多年来政治生态不断恶化的趋势，政治生态状况得到改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有所好转。行为层面的政治生态污染源得到了明显控制，取得了较好成绩。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到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总结的“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逐年提高。^[13]

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反腐败斗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5年里，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54.5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53.7万人。^[14]十八大以来，中央进行了十二轮巡视，巡视的党组织总数量是十七届的3.6倍，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中，50%以上的线索来自巡视。^[15]省区市巡视也坚持全覆盖要求，发现领导干部违规违纪问题线索5.8万余件，其中涉及厅局级干部的1.3万件、县处级干部3.96万件。^[16]同时，中央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截至2017年10月19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追回外逃人员3 453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48人。^[14]此外，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在面上有所收敛，蔓延态势得到遏制。^[17]截至2016年10月，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46 431起，处理196 947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8 836人^[18]。

强化对违反纪律，特别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问责力度，失责必问成为常态。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性，在通报中强调“对抗组织审查”“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培植私人势力”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从2015年到2016年6月，38名中管干部被通报违反“政治纪律”。^[19]至2016年5月底全国共问责4.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20]通过严格的执纪问责，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尤其是公然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有所收敛。

相对而言，思想层面污染源的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需持续改进。教育实践活动除了在行为上缓解“四风”问题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改造党员干部的思想，重塑理想信念，通过思想的改变来促进行为的转变。虽然党员干部在精神上补了“钙”，但在官场“双面人”现象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思想认识的变化难以准确判断，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虽然党中央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但社会还未形成零容忍的氛围，部分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仍未消失。党员干部的作风转变和理想信念重塑主要是高压下的应急反应，尚未成为自觉的行为。“四风”反弹、腐败蔓延的风险较大，也说明思想层面的工作仅达到了让官员“不敢”，离“不想”还有不小的距离。

四、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生态整治的主要经验

综合分析十八大以来整治政治生态的举措可以看出，最核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腐败和从严治党。这一点在领导人的论述和学界研究的关注点中也有所反映。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2]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1]这些论述点出了整治政治生态的关键所在。学术界的研究除了围绕“政治生态”这个词外，逐渐聚焦到“党内政治生态”“廉洁政治生态”等新概念，也说明反腐败和从严治党是政治生态建设的“牛鼻子”。

事实上，反腐败和从严治党并非十八大之后的新动作，而是党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也就是常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但是为什么过去的政治生态日益恶化，而十八大之后的政治生态整治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原因在于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是“高压反腐”、从严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严”：严要求、动真格。

具体而言，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整治的经验包括：

(一) 提炼核心概念

政治生态是在中国腐败严重、官场潜规则盛行、干部信仰滑坡、纪律松弛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对政治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的提炼概括。政治生态包含从政环境、廉洁(腐败)文化等内容，站位更高、视野更广。生态理念的引入有助于从整体、互联、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做出更加合理的顶层设计。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于经济发展是反腐的指导思想，过去的理解多是：反腐败不利于经济发展，为了经济大局要少反腐，要保护干部、保护项目。十八大之后在重构政治生态的背景下，虽然反腐败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发展放缓，但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的。不仅政治生态内部各主体、要素之间相互影响，政治生态与经济生态、社会生态也是相互影响的，由此，“政治生态”概念的提出对于宏观把握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二) 坚定政治决心

领导人的政治决心是取得反腐败成功的重要条件。^[21]一方面，关于提高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反腐败力量，学界已经呼吁了多年，但相关的改革却进展缓慢。十八大之后的纪检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试点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了双重领导体制，有效地提高了反腐败机构的履职能力，显示了领导人对腐败动真格的态度。另一方面，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反腐败斗争，既“拍苍蝇”，也“打老虎”，不封顶、无禁区、零容忍。截至2017年10月，十八大以来，已有144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被调查^[22]，其中包括6名副国级及以上领导干部^④。相比之下，从新中国成立到十八大之前的63年里，因涉嫌腐败犯罪或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只有145人。^[23]此外，以往的反腐败多为短期的运动式，最多持续2~3年时间便停止，反腐效果难以持续。以至于大多数人最初对此次反腐预期不高，认为一两年之后就结束了。然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持续了将近一届任期，且并无降温的趋势，反腐败力度之大、持续之久，前所未有。持续的高压反腐，将运动式治理常态化、制度化，为反腐治本和重构政治生态赢得了时间。

(三) 抓住“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少数”，对一个地方、部门、领域的政治生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领导干部腐化堕落，其所在的单位政治环境就污浊；领导带头模范，从政环境就会纯净很多。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首先是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权力很大，同级监督太难、上级监督太远，存在很大的廉政风险。十二轮中央巡视是政治巡视，中央巡视组由中央直接派出、代表中央去发现问题，重点对党委、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巡视监督，不受巡视对象权力制约，起到了更好的监督作用。其次是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中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一级带一级的示范效应。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再次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形成震慑效应。制定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开展问责提供了依据。领导干部对所在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主体责任，通过追究“两个责任”，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既有助于倒逼“关键少数”更好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也对其他党员干部形成震慑，促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最后是抓住“关键少数”，带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净化政治生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关键少数”对选人用人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反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净化了“关键少数”队伍，使他们能更好地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标准，使选人用人制度落到实处。

(四) 把纪律挺在前面

全面从严治党的严要求、高标准的重要体现就是转变监督执纪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十八大以来，纪委不断明确其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定位，将职责聚焦到监督、执纪、问责，由反腐败的“消防员”变为政治生态的“护林员”。一方面，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前置关口，严守纪律红线，抓早抓小，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另一方面，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抓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2015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04.8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95.5万人次，占46.7%；第二种形态纪律轻处分、组织调整81.8万人次，占39.9%，第三种形态纪律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15.6万人次，占7.6%；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11.9万人次，占5.8%。^[24]把纪律挺在前面，起到了教育、预防、惩治的作用，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五、结语

政治生态整治是重构政治生态的初级阶段，通过高压反腐和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四风”和腐败问题得到了遏制，但思想层面的效果还不明显，尚未形成勤政、廉政的思想自觉。重构政治生态要吸收当前阶段的经验，坚持违纪必究、问责必严，常态化开展“零容忍”的反腐败工作，同时完善制度建设，以行动自觉促思想自觉。重构政治生态任重道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常抓不懈，否则当前政治生态整治的成果便会功亏一篑。

注释：

① 有学者关注了政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生态政治学，即是对生态的政治分析。这一角度的政治生态学不在文章的研究范畴。关于生态政治学的研究可参见张群辉所写的《政治生态学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② 如李芳和陈慧所写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载《理论探讨》2017年第3期；李斌雄等所写的《重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政治生态学智慧吸纳：基于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探索》，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杜运泉所写的《话语?内涵?结构：政治生态的学术辨析》，载《探索》2016年第3期。

③ 根据《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定关系人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④ 分别为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薄熙来虽然也是副国级官员，但在十八大之前被立案调查并开除党籍，故未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