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加拿大文学中，民族身份的构建是一个永恒的追求。作为加拿大主体民族的一部分，苏格兰后裔在加拿大建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确立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拿大苏格兰后裔作家在重塑民族想象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欧洲的历史想象，保持了和欧洲“旧世界”的联系，又确立了加拿大“新世界”的身份构建。在加拿大文坛，苏格兰后裔作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流露出浓烈的苏格兰文化情怀，在对苏格兰民族历史的追忆中结合新世界文化环境构建出新的民族想象。在诸多苏格兰裔作家中，爱丽丝·门罗可谓世界文坛的一颗闪亮的明星。在她的作品中，现实和想象、历史和记忆、个人和家族往往揉在一起，共同诉说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个人、地域、国家、民族的记忆在她的作品中错综交杂，鲜明地再现了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文章对门罗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读，解读了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以及通过现实性的描述将苏格兰记忆和加拿大身份相结合，以凸显加拿大的民族想象。

二、民族想象与日常生活

在加拿大文学中，民族性关乎国家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构建。20世纪60年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发出了“这里是哪里？”的质询^[1]，表达了加拿大人对民族身份的后殖民反思，也显示出加拿大人对本土地理环境和欧洲渊源的一种矛盾心态。这种民族性求思一直是加拿大作家锲而不舍的追求。民族想象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作家往往通过赞美加拿大的独特风光、讴歌加拿大的历史来勾勒鲜明的加拿大特性。例如，休·麦克莱能的《上升的气压》和《两厢孤独》、联邦诗人查尔斯·罗伯特、司各特等的诗歌都是民族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想象相结合的典范。传统上，国家身份和民族性属于形而上的考量，常常被放置在抽象的文化跨框架内思考，“在想象的领域内用各种考量标准加以验证，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经历等”。^[2]例如，萨拉·珍妮特·邓肯的《帝制支持者》、鲁迪·韦伯的《焦木民族》《大熊的诱惑》等都是通过宏大视角对加拿大文化和历史进行艺术再现。斯蒂芬·里柯克在《小镇艳阳录》中把虚构的马里鄱萨小镇描写成世界中心，再现了这里盛大的英格兰圣乔治节、苏格兰圣帕特里克节、美国独立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透过小镇的多元文化气氛刻画出加拿大独特的社会面貌。

门罗的作品中也同样表现出对民族想象的求索。不过，门罗的民族想象另辟蹊径，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具体的关注来构建普通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而非对民族和国家的宏大象征进行颂歌式的描绘。门罗的加拿大民族想象隐藏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作者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来描绘加拿大生活的现实，并以此折射国家与民族的微观现象。在她的小说中，没有对加拿大独特的风景发出浪漫主义的赞叹，而是通过叙事者作为游客的目光(tourist gaze)对加拿大广阔的土地和地理特征做出了最简主义的(minimalist)描绘。在《西班牙女士》中，叙事者坐在火车上望着象征着加拿大文学想象标志的西部大草原，感觉那“单调乏味的土地像棕色的海浪如小丘一样起伏”，感悟到“生活并不是我喜欢读的那些小小的黯淡伤感的讽刺故事，而是像白天电视里播放的连续剧，平淡无奇(banality)，会让你啜泣，就像你看到任何让你啜泣的事情一样”。^[3]330宏大的国家叙事、历史书写和政治神话让位于对日常的观察，作者告诫读者必须“学会怎样被各种各样无聊的东西所冒犯”^[3]414，从寻常之中领略对现实的超越式沉思。在《侵犯》中，劳伦和哈利常常在晚饭后围绕小镇散步，小镇象征性地成为二人举行加拿大文化仪式的场所，但历史的负重感却常常把生活的庸常性隐藏起来。比如，劳伦发现，“每一条街都有值得一看的地方—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厦(现在是养老院)、一座砖制塔楼(那是一家扫帚厂惟一留下的遗迹)，还有历史可以追溯到1842年的一片墓地”^[4]204。对劳伦来说，“时间有一层虚假的光环”^[4]205，加拿大的历史不但在日常性的目光游弋中失去了宏大的光环，而且作者提醒读者不要被民族性、国家、历史等这样宏大的概念所迷惑，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鲁莽的不成熟的热情，它根本不能解释日常性那沉重的分量(the weight of dailiness)，也就是现实的分量”^[5]205。

的确，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中心宏大叙事的颠覆，人们意识到民族和身份不仅与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有关，更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门罗的小说颠覆了对民族神话的宏大构建，“把日常生活加以改造，并对那些世人‘珍视’的信仰和价值提出质疑”^[5]95。作者在《西班牙女士》中强调了日常性的重要作用：“当你发现你想象中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不同，那是很可怕的。”^[3]330门罗认为，决定加拿大人现实生活和想象的并非宏大的叙事，而是人们面对的客观现实，因此，门罗对加拿大性的追求都是以个体、孤立和片段的形式出现的，这折射出日常生活的庸常性。门罗宣称：“我对大家所谓的“生活的表面”非常非常着迷，正是这点让我觉得这一切非常非凡，是我无法分析或描述的……对我来说，能够传达这种精确的语气或事物原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能力。”^[6]拉维奇这样评价：“在这个时代，‘伟大的’作家似乎应该写出具有‘伟大’思想的‘伟大’作品，她的作品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是，门罗事实上和他们一样伟大、深刻，并具有创造力。”^[7]门罗以平实的方式构建日常的加拿大文化想象空间，作者对加拿大现实的关注和对苏格兰传统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伴随着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展现出现实与记忆之间的张力。门罗的小说中没有宏大的历史场面和事件，而是着眼于生活中的细微和地域风情，从独特的个体视角发掘“加拿大性”的种种表现，把地方、国家和民族的叙事交织在一起。作者用“纪录片一样的细节……和记忆中的事情”编织成故事^[8]，甚至就像一个“记者一样把日常生活的细节记录在案并常常拒绝小说的虚构性”^[9]，通过生活现象的琐碎和不确定性(contingency)折射出加拿大的民族想象。

事实上，现实是民族和身份的载体。詹姆斯强调了民族性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他认为“民族的概念和某个具体社会以及某个具体社区实际上就是同一个概念”^[10]。克朗指出，传统上，民族文化和民族性被理解成“实践活动的起源，也就是隐藏在行为表面之下的一种本质”，然而事实上，民族性本质上却是“源自物质和符号的过程”。^[11]在经历文化转向之后，人们认识到民族性和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传统中被认为占据民族性话语核心的有关“官方”“传统”“正统”等的概念逐渐转向了现实、本土、地方、个人和日常生活的维度，文学作品中对民族性和身份的“礼仪式的颂扬”因而“失去了意义”，其权力“正在被广泛分布的通俗文化所取代”。^[12]12伊登索尔指出，关注民族身份的作家和学者应当从“宏大而华丽的官方庆典”中脱身^[12]17，关注日常生活。比利格则用“庸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这个概念强调日常生活和民族身份的重要性^[13]，因为除了那些显性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化表述之外，民族性“植根于日常生活，存在于社会互动、习惯、常规和实际知识的普通细节之中”^[12]17。同样，门罗小说中的民族性就像平淡无奇的电视剧一样体现着生活的庸常。在《尤特里克特河》中，叙事者指出，我们“不能丧失对寻常和平静现实的信仰”^[14]374，因为在现实的庸常性之下“隐藏着传奇诞生时刻所特有的平淡和奇异，而现实就是产生这传奇的源泉，它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让人带有歉意，却无法释怀”^[14]385。在《荒野驻站》中，门罗以父亲家族史上的真实事件为蓝本记叙了休伦县的早期历史，以不连贯的文件和私人信件回溯了加拿大建国史上的片段。小说中的荒野生存、孤独等都是加拿大文学中典型的主题。小说主体部分包括19世纪50年代的私人信件(如沃尔特·麦克白恩牧师和詹姆斯·穆伦之间的通信和安妮·海伦写给萨地·约翰斯通的信件)、1907年的一个报纸回忆片段、1959年由克里斯蒂那·穆伦写给女王大学历史系教授列奥博尔德·亨利的信件，这些片段的时间跨度长达107年。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信件和回忆录构成了门罗小说的生活素材，透过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局部和个人的视角，读者得以领略加拿大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特征。因此，尽管门罗在自己的创作中锲而不舍地追求对现实的再现，但她并不是把目光局限在故事的内部结构，而是透过叙事的门窗转向民族书写和国家历史。

传统叙事中对民族身份的描述常常集中在宏伟的标志性风景和建筑物或者风景名胜之上，却忽视了日常生活空间的特点。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习常和平凡景观”往往吸收了“民族”成分。^[12]50在门罗的作品中，标志性的地理景观往往让位于人们所熟知的事物、路线、家居装饰，因为这些空间“都可以被看作地域和民族共时性的积累和表现，是人们对他们所熟悉和居住其间的地方的共同的知识和集体演绎”^[12]51。例如，在《不久》(选自小说集《逃离》)中，朱丽叶在房中跳舞，把屋子想象成一个舞台，而想象中的观众却只有“一些破损废弃的家具，几只旧箱子、一件沉重的巨大无比的野牛皮上衣和一个紫燕鸟屋”，旁边的墙上还挂着“一顶德国士兵的钢盔”和一幅“很不专业的滑稽可笑的油画，画面上是爱尔兰女王号在圣劳伦斯湾沉没的景象”。^[4]71通过这种简单素描，门罗把居所空间的习常景观转变成了文化地理学符号体系，屋内的陈设在此成为演绎加拿大性的戏剧道具，既展现了本土地方性，又反映出加拿大人的欧洲历史和民族渊源。此处的野牛皮和紫燕鸟^①屋成为代表加拿大的独特象征，而德国士兵的钢盔则让历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女王号^②沉没的油画传达出历史和空间涵义。显然，门罗通过随意的描写把习以为常的景观变成了穿越时间和地理空间的符号象征，把加拿大现实和苏格兰后裔的探险生活同加拿大历史巧妙地呈现给读者。尽管这些文化符号看似不起眼，但它们的社会意义都是民族性“日常平凡能指”的表现形式。^[12]51正如作者所说，在故事的房子中，“我并不是随便拿起一个故事就顺着走下去，让下面的道路来引导我，边走边看风景”^[15]，而是在故事的空间和现实空间来回穿梭，因此个人空间、家庭空间、以及习以为常和平凡的景观都构成了门罗小说中的“民族的空间”^[12]51。

三、口述性(orality)与民族想象

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体现就是口头叙述的随意性。门罗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想象也体现在对口述性的强调之上。尽管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常常和体制性话语如历史书写、民族神话等相联系，门罗却反其道而行之，以非正式的口述性来体现加拿大的日常生活。她的小说中没有宏大的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而是把家族史、个人记忆和地方事件相互联系起来，通过日常对话和闲聊的形式折射出苏格兰-加拿大人的现实生活。巴尔在《叙述理论：跨学科研究》中论述了和历史书写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叙述”的形式，也就是民族志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中口头产生的叙事”。^[16]口述性在门罗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传闻、本地闲话、轶事、日常闲聊等，通过这些非正式叙事，反映出加拿大民族想象的现实性、具体性(particularity)、实地性(situatedness)和个体性。门罗把讲故事的形式贯穿于日常生活、家庭和社区的基层单位，因而叙事“成为一个行动、一个事件”，成为“理解文化产生、维持和转变身份和差异关系的场所”。^[17]例如：在《查德莱和弗莱明家族》中，门罗通过描写几个姨妈的闲聊展现了加拿大现实与苏格兰家族史之间的若隐若现的关联。在母亲和姨妈的闲聊中，伴随着非正式叙事的游戏性(playfulness)，故事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叙事者告诉我们，母亲曾经是查德莱家族的一员，但现在属于弗莱明家族。两个家族“都是同一个祖父的后代，祖父年轻时就离开了英格兰，究竟为什么，她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莫衷一是。”^[18]14母亲认为祖父曾在牛津大学读书，把家里寄去的积蓄挥霍一空后无颜面对父母，最后辗转来到加拿大。而自称“没有多少文化，对于英国历史只知道苏格兰女王玛丽这个人”的伊莎贝尔姨妈却不同意这个看法，她认为“这只不过是个故事罢了”，真实的情况实际上是个浪漫故事，是祖父“搞大了一个女仆的肚子，不得不娶她，带她到加拿大来”。^[18]14但是，其他几位姨妈“不敢苟同”，在她们的推算下，查德莱家族和弗莱明家族“很有可能是法国人，……很可能是和威廉王一起来到英格兰的”。^[18]14在闲聊中，故事一遍遍被浪漫地改造、变形、杂糅，两个家族被戴上了光环，安大略的日常生活现实霎时间成为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乃至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回溯，不但和家族史发生了直接联系，甚至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种口述闲聊显然是对加拿大与欧洲渊源的一种近乎平淡的颂扬。在谈笑中，有关祖父的这些故事听起来“非常滑稽”，尤其是“当他已经老到牙松齿落的时候”，在“邻居面前，特别是在民主的加拿大公民”之前这么高傲，这是“非常滑稽的”。^[18]15借助闲聊的“社会叙事”形式，门罗展示了另一种(alternative)加拿大欧洲传统，并赋予其传奇色彩。正如库普兰所指出的，闲聊作为和机制性话语(institutional discourse)相对立的叙述形式成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讲述形式，它模糊了传统生活世界的差异，“把‘休闲’重新定义为‘作品’”，这样，闲聊的口述性就具备了“社会语言学价值”。^[19]11几位姨妈共同借用闲聊创作了关于加拿大现实和民族历史想象的口述“作品”，将日常口述故事转变为“文化再生产的形式”。^[19]14门罗通过口述叙事的寻常性，用边缘的方式再现了庸常生活、习常景观和加拿大苏格兰后裔的民族想象。正如叙事者所说，故事建立起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双重“联系”。^[18]14叙事者的母亲和几位姨妈从北美各地长途跋涉，在达格莱式小镇的聚会不仅仅是家庭的“联系”，而且这些姨妈“本身就是一种联系”，是日常叙事和一种“与真实、宏伟和危险的世界之间的联系”。^[18]14

四、无时序叙事与民族想象

门罗不仅通过闲聊、传闻的口述性塑造民族想象，而且也在叙事技巧上采用跳跃式的时序顺序来营造一种现实的随意性，作者常常在时间中来回穿梭，有时甚至会跨越几十年的间隔，在现实和历史想象之间腾挪。然而，正是这种大幅度时空跳跃造成了门罗小说历史的厚重感，使她所描绘的加拿大现实永远处于历史的影响之下，强调了加拿大苏格兰后裔挥之不去的民族记忆。作者在《什么是现实》中称自己“是个没有时间存在的作家(anachronistic writer)，因为我的作品深深地扎根于一个地方。”^[5]99换句话说，对门罗来说，时空之间并没有界限，加拿大人的地理认同和对过去的历史文化认同是不可分割的，共同创造了他们的身份想象。体现在叙事手法上，各生活情景之间往往按照无序随机的方式呈现，甚至看上去没有明显主题，只有叙事者看似漫无目的的讲述。因此，门罗的作品带有“纪录片”的特征^[20]，故事的随意性被放大的同时弱化了虚构性，缩短了现实和虚构的距离，制造生活的无序表象，但正是这种将过去和现在相联系的跨越式时间使故事充满了想象空间，有效地将加拿大现实与苏格兰历史相融合。在现实框架内的对线性叙事时间秩序的打乱使读者随时产生现实与非现实的疑惑，突出了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正如《纪念碑》中的艾琳一样，她觉得“惟一要做的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向后倒退，回到现实中去”^[3]132，这使得小说常常在现在和过去的界限游移，使故事兼具“加拿大性”和“苏格兰性”，使一些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也往往透着民族的记忆和现实。在《富得流油》中，凯琳站在镜子前试穿安的婚纱，凯琳发现和婚纱相配的头饰不见了。这个头饰是一个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头像，安想起来自己“一定把它用在了其他地方或者送给谁作婚纱饰物了”；旋即，她安慰凯琳，“毕竟这头饰现在穿出来看起来很傻”。^[21]这个细节的描写生动地刻画出加拿大苏格兰后裔在现实与记忆之间的彷徨与迷惑，表现出安大略地区的加拿大苏格兰后裔无法忘怀的民族情怀和文化寻根情愫。又如，在《青年时代的朋友》中，福罗拉每晚阅读的并非经典故事，而是“关于苏格兰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讲的都是“顽童和滑稽可笑的祖母”^[18]114。叙事者母亲惟一能看明白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是《小小麦克格雷格》，而对于故事情节，她却不知所云，更不可能像福罗拉姐妹那样看到精彩处笑出声来，因为故事大半都是苏格兰方言，或者是用非常浓重的苏格兰方言朗读出来的，而令母亲更为诧异的是，福罗拉“居然能够用苏格兰方言朗读，而她平时根本不会这样说话”。^[18]114

著名的英籍捷克哲学家盖尔纳指出：“一个人具有民族性就像他有一个鼻子和两只耳朵一样。”^[22]6在《关系》中，叙事者说道：“我身上流着太多太多的苏格兰的血液，太多我父亲的血液”^[18]15。同样，门罗的民族想象把虚构角色和作家自身相互融合，模糊了自传和叙事的边界，把个人故事嫁接到关于民族和国家的叙事之中。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现实素材，将它们编织到自己的故事之中，这样既提升了故事的真实度，又消解了故事和现实边界，突出了日常生活的个体性和随意性。在《岩石城堡的景色》中，女叙事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门罗本人。为了书写自己的家族史，门罗曾经回到苏格兰，在故事中提到的苏格兰艾德里克河谷附近居住了几个月，通过在地方图书馆查阅资料和走访的形式记录莱德劳家族的往事和传说。门罗指出，“很多第一人称故事都是直接取自她个人的资料”，因此这个故事“几乎就是一本回忆录的形式”。^[23]10在这本书中，门罗“把我自己放到了中央，对那个自我进行描写，做出最大程度的探索”。^[23]10与此同时，门罗也强调故事与现实的差异，“在这个自我周围的形象具有自己的生命和色彩，他们在故事中所做的是现实中所没有做到的”。^[23]10在《毫无特色》中，叙事者也拿着笔记本坐在旅馆的角落里边观察边记录，现实和虚构在她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已经无法分清界限。事实上，个人和家庭的真实细节随处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现实与想象的差异，把民族想象糅合到了日常细节之中。例如：门罗的父亲罗伯特·莱德劳是一个养殖狐狸和火鸡的农场主，母亲安·查姆尼是一名中学教师且晚年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这些细节在门罗各个时期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在《岩石城堡的景色》中，门罗在一次次探访祖先坟墓的过程中渐渐地揭示出她个人的家族史。从威廉姆·霍格的墓碑到当地流传的有关他的“神话般的光芒”^[22]15，一直到莱德劳家族和苏格兰著名作家沃尔特·司各特以及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之间的联系，门罗在追溯家族记忆的同时自然也揭示了她身上所带的深刻的民族性特征，而这种挥之不去的遥远的苏格兰记忆和当前的加拿大想象却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既是现实的一部分，同时也随时在想象中不断地重构和讲述。

五、结语

门罗在作品中常常将时空交织在一起，通过对加拿大现实生活的描写展现苏格兰民族想象，这使她的作品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地理景观。在门罗的作品中，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作家和诗人的角色，就如同门罗自己一样，不停地在时空中穿梭，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这些身份之间从来不是分裂独立的，而是有着各种微妙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同样体现在“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24]门罗笔下的人物和作者自己一样，也成为解读这种时空结合的复写本的读者，他们“一心一意地要发掘一切，甚至包括那些细琐的事情。他们会把各种事物加以综合，你会看到他们拿着笔记本四处游走，掸去墓碑上的灰尘，阅读缩微胶卷，这一切只是为了看到时间的涓涓细流，并希冀能够从中建立起一种联系”。^[18]73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门罗建构了关于加拿大苏格兰人的民族想象认同叙事。

注释：

① 美洲野牛(buffalo)和紫燕(purple martin)是典型的北美大陆物种。

② 爱尔兰女王号于1906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建造，为加拿大太平洋蒸汽船公司所有，专门用于在魁北克和利物浦之间开辟北太平洋航线。它于1914年和一艘挪威船只相撞后沉没，导致上千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