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是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诗人与文学评论家，被尊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皇”，是最负盛名的加拿大当代作家之一。她的经典之作《别名格雷斯》自1996年出版以后被提名布克奖、总督文学奖，终获吉勒奖。小说取材于184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发生的一件真实的谋杀案，该案涉及了性别、阶级及种族偏见等问题。这部小说传承了阿特伍德一贯的创作主题，关注女性的命运，阿特伍德以其通透睿智的文字反映了19世纪加拿大下层女性的生活经历，质疑了官方历史的真实性。阿特伍德在重新建构这件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试图在小说文本中还原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实，修正被主流历史改写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

到目前为止，对于《别名格雷斯》的研究，国内外现有成果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类是女性主义解读，内容主要涉及两性关系、女性生存状态等，学者们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惑，以及表达对女性的人文关怀；第二类是关于该小说的叙事策略，如从叙事语言与叙事方式、叙事伦理等方面展开讨论；第三类关注其中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蕴，如Howells认为，“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记忆、历史和故事相互交织’，尽管她没有抹去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界限，但还是非常小心地指出了其间的差距和现有史料相互矛盾之处，这为写历史小说开辟了一个空间”^[1]。这些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极大地加强了读者对《别名格雷斯》的理解和小说文本意义的发掘。

从历史书写的研究角度看，纵观中国国内关于《别名格雷斯》近十年的学术论文，有对其艺术技巧的研究，如柯倩婷认为，小说互文性技巧的使用反思了写作与历史真实的关系^[2]101；也有涉及阿特伍德作品的比较研究，认为《别名格雷斯》与作家其他文本之间形成关照，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性及个体生命的价值^[3]。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反映了阿特伍德的艺术观和历史观。在近年来的创作中，阿特伍德适逢其时地经历了众多后现代思想的洗礼，由此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观。在书写历史时，阿特伍德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表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再现历史的价值。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牢固权威发出质疑，将历史与真实、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凸显出来以供人们重新思考。阿特伍德的观点同加拿大后现代理论家琳达·哈琴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哈琴认为，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不是否认过去和历史的存在，只是告诉人们，作为一种叙事的历史书写，从来就不存在惟一的真实，只存在多元的真实。^[4]因而从后现代历史书写的角度切入该小说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探讨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雷斯》的后现代历史书写策略。小说采用了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互文性艺术，以及情节安排上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手法，表现了“历史真相”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体现了作家对于官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并且试图通过文本重新阐释过去，使没有载入史册或被曲解、埋藏的历史浮出水面。

在小说《别名格雷斯》中，阿特伍德引入了多声部的声音，展现出了历史本应有的复杂和多元的特性。在传统的历史编纂中，历史往往是某些特定群体的一元历史，由于性别、种族和阶层等因素处于弱势群体的历史则被边缘化，成为历史的“他者”。而在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中，这些被边缘化的“他者”获得了历史书写的入场券，有了话语权。

首先，阿特伍德采用了开放的多元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单一维度。文本以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复合叙事方式来讲述格雷斯的故事，格雷斯是主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文本的第一部分，格雷斯以第一人称倒叙的方式，向乔丹医生回忆了谋杀现场的场景。接着，作者在第二部分以民谣的形式重述了当时外界对谋杀案的说法。在小说的第三部分(“角落里的小猫”)，格雷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她在狱长夫人家做女仆，以及精神病院和教养所的生活，使读者对格雷斯的生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小说的第四部分(“年轻人的幻想”)中，作者采用了多重的叙述声音和叙事角度：乔丹医生与母亲及朋友的书信(一种特殊形式的第一人称自述)，如沃克曼医生写给乔丹的、关于创建私立医院的信件，乔丹母亲写给乔丹的、希望乔丹能继承家业的书信，乔丹医生就格雷斯的调查进展写给默基医生的信；其间又穿插着格雷斯的第一人称自述，她在狱长夫人家的女仆活计、与乔丹医生的对话；接着又是一位持“中立态度”的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乔丹医生的个人生活，他与维林格牧师就格雷斯病情调查进展的谈话，他在狱长住宅与杜邦医生等请愿委员会成员的会面。小说前四部分里采用的多声部的叙述方式在全书中反复出现。一方面，从格雷斯第一人称的自述，读者了解了19世纪中期加拿大的历史画面，如爱尔兰人为了躲避国内的饥荒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的移民生活，处于社会边缘的女仆的生活及其在精神病院和监狱受到的非人待遇；另一方面，不时穿插的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声音给读者描述了格雷斯视野之外的社会生活，如牧师、律师等上层人士对格雷斯案件的不同反应，乔丹医生的个人生活及他对于格雷斯精神上调查的进展，19世纪中期的精神病理论及治疗方法等。这些不同的主体提供了不同的叙事方式，看似松散，实则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即判定格雷斯是否失忆、是否有罪始终是叙事的主要焦点。作者避免了传统历史书写中常有的单一叙事方式，而使用不同角度、不同的声音叙述故事，这样多元的叙事方式帮助读者打开历史视角重新评判历史事件。

其次，文中有大量的格雷斯的第一人称自述，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日常叙事，使得被边缘化的“他者”成为自我表述的主体，有了话语权。斯皮瓦克指出，通过文学的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去发现那被压抑着的精神和肉体的“沉默”，确立女性主体的历史坐标，使消隐在历史地平线之下的妇女上升到历史地平线上。^[5]383在19世纪的加拿大，妇女是被忽视和被压制的边缘群体，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女性，她们的声音不被关注，甚至没有发声的权利。在谋杀案发生后，没有任何人相信格雷斯说的话，在第一次与乔丹医生的谈话中，她说道：“您应该去问那些律师和法官和报社的人，他们对我的情况好像比我自己还清楚”^[6]47。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她是否杀人，而是她是不是什么人的情妇以及耸人听闻的谋杀细节。没有人会在乎她说什么，或者想说什么，她回忆道：“我能记得逮捕时我说的话，麦肯齐律师叫我说的话，以及我连他都没告诉的话。我还记得审判时我说的话及以后我说的话，那也是不一样的。我也记得麦克德莫特说是我说的话，以及其他人说我一定说过的话，因为总是有人要把他们自己的话说成是你的……自己的真实声音发不出来”^[6]322。在这个谋杀案中，律师、法官、医生、牧师等权威人士的言论组成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建构，格雷斯的话语权被剥夺了。格雷斯的故事也是由他人想象并构造出来的，一个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事实，“是历史文献、新闻报道和她生活经历共同重新建构的格雷斯，是西蒙·乔丹医生重新描述的格雷斯”^[7]。而文中格雷斯的第一人称自述使她成为自我表述的主体，生动地再现了格雷斯个体的经历，以及以她为代表的下层社会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下的女性的创伤。小说深刻地揭露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受压迫的社会现实：有见解、有理想的女仆玛丽·惠特尼受到雇主家儿子的侵犯后怀孕并遭到遗弃，最后因流产而死亡；管家南希·蒙哥马利死前是雇主金尼尔的情妇并已有身孕，但是金尼尔无意与她完婚；前来检查格雷斯身体状态的巴纳林医生，却在治疗的过程中对格雷斯有性企图。格雷斯作为叙事主体的出现，赋予了女性话语权和叙事身份，从而揭露了一个以统治阶级和男性为中心的社会。

阿特伍德多声部的叙述方式，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单一维度，多方位、多角度地力图呈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实现对历史的多方位解读。同时，作家让女性成为叙述的主体，打破了传统历史叙述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力图还原被官方历史改写和边缘化的女性生存状态。

在历史书写的文本制作上，阿特伍德在《别名格雷斯》中运用了后现代主义“拼贴”的手法。为了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阿特伍德采用了新闻短片的方法，将新闻报道、报刊文摘、简报、书信等文本添加到自己的作品中，使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片段构成了相互关联的统一体，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叙事的历史语境。

哈琴指出：“过去的确存在过，但是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历史的文本痕迹，那些复杂和间接的再现—档案、文献、照片、绘画、建筑、电影和文学等来了解它。”^[8]79因此，为了给小说提供一个真实的叙事历史语境，阿特伍德在每一章的“引述”部分摘录了大量有关格雷斯案件的历史文献，有该案件所涉及的历史资料、纪实小说，以及诗歌与小说片段。历史资料包括媒体报道和法庭供词等各种文本，媒体报道的内容大都是格雷斯案件的相关报道及其简短的评论，例如威廉·哈里森的《回忆金尼尔惨案》(1908)；法庭供词主要是格雷斯的供词，如1843年登载于多伦多《明星及抄本报》的格雷斯供词等；纪实小说主要是苏珊娜·穆迪的《森林开发地的生活》(以下简称《森林》)；还有19世纪中期著名小说家和诗人的经典小说与诗歌片段。此外，阿特伍德还收集了19世纪加拿大的监狱制度、管家手册、金斯顿教养所的“所长日记”等史料。这种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的“拼贴”方式虽然缺乏文学味道，但给读者提供了历史语境，让读者了解到有关19世纪的女性、移民的历史现实，精神病的新理论，以及监狱、教养所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等。引述部分的内容如同历史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代表着社会的不同群体、不同角度的话语。同时，正是这种“拼贴”技巧的运用，让读者从多维度对这个事件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知晓了19世纪中期加拿大的医学、法律、文化和制度等各个方面。

“引述”部分的历史文献和小说正文文本之间实现了文本间的对话，构成了互文性的参照。正文中女主人公格雷斯的叙事质疑了新闻报道、纪实小说等史料的“真实性”，所谓的“历史资料”也充满了偏见性和主观性。以“引述”部分的纪实小说《森林》为例，这是《别名格雷斯》的主要对话文本。在这部纪实小说中，穆迪描述了她在参观金斯顿省教养所和多伦多精神病院时，对格雷斯的精神状况做了仔细的观察和详细的记录，她看到了格雷斯歇斯底里的表现，她写道：“那张脸已不再悲伤绝望了，而是燃烧着精神失常的火焰，焕发出可怕的魔鬼似的兴奋。一旦发现有生人在注视着她，她就像鬼怪一样尖叫着跑进旁边一个房间去了。”^[6]51总体上，阿特伍德并不怀疑穆迪亲眼见到了这样的情况，但对穆迪夸张的描述进行了质疑，认为穆迪所看到的景象受到了现实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穆迪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作家，而格雷斯是被关在狂暴性病房里任人随意参观的犯人，她们处于主客体不平等的地位。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肯定要受到自身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的影响，这也如哈琴所说，“一切过去的‘事件’都是潜在的历史‘事实’……哪些成为事实就要看历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而定”^[8]72。在对整个事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追踪之后，阿特伍德发现，在穆迪的书出版后不久，当约瑟夫·沃克曼被任命为精神病院的医疗监督后，格雷斯便被认为精神正常而送回教养所了。如果说格雷斯是精神病院的狂躁型病人，为何沃克曼医生会诊断她正常并送回教养所呢？为何基于她在教养所的良好表现，特许其在狱长夫人家干活呢？为何那么多体面的绅士为她辩护以期她能获得赦免呢？然而作为与《森林》的对话文本，小说正文中以格雷斯的视角来描述在精神病院的表现时，她是这样解释的，格雷斯因为极度害怕那位拿着刀的黑衣医生伤害她，由于惊吓过度而尖叫不止，而并不是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所看到的“躁狂的疯子”“歇斯底里症”病人。此外，在这部纪实小说里，穆迪把格雷斯看做主犯，认为极度迷恋她的麦克德莫特被她利用而合谋杀人。而在正文中，当乔丹医生向格雷斯求证是否记得谋杀南希时，格雷斯说案发时她昏迷了很久，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麦克德莫特歪曲了她所说的话。由于穆迪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殊的身份，她创作的关于格雷斯的故事无疑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合情合理，更加能满足公众对于一个著名的、漂亮的女杀人犯的想象和关注。正文中格雷斯的叙事和官方史料的并置，质疑了现存的历史史料，格雷斯的叙事并不以权威自居，也并不形成对其他历史书写的否定，而是要与历史文本构成对话。不同文本的并置，颠覆了官方文件的权威性。通过质疑历史，“使那些受压迫的人和被剥削的人通过对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与那些有权利的人的地位的理解而获得力量”^[9]。柯倩婷认为，《别名格雷斯》拼贴了大量的互文文本，融合了多种文类，解构了历史上那些被认为权威的历史文本，重新确立了格雷斯作为事件主体的位置。^[2]107“引述”与“正文”的并置质疑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后现代派小说的创作模式之一是事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在拾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事件之后，阿特伍德收集到了大量关于格雷斯案件的文献、档案物证和纪实小说等史料，但她发现，“现存的材料相互矛盾很大，很少有事实是明确地‘已知’的”^[6]519。她决定在最合乎情理的选择下，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重新书写。她在“作者跋”中写道：“像声称写历史的许多对这一案子的评论家一样，我把历史事件小说化了。我没改变任何已知事实”^[6]519，“如有不确定之处，我尽量做最合乎情理的选择，同时只要可能就注意兼顾现存的其他几种说法。凡是现存材料中模糊不清、出现空白时，我便自由创作了”^[6]519。在小说文本中，阿特伍德既陈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根据情节和主题的需要虚构了许多人物，并且利用虚构的人物反映19世纪加拿大的历史现实。男主人公乔丹医生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他受雇前来调查和鉴定格雷斯的精神状态，但他并不关心格雷斯是否有罪，他只是希望通过格雷斯病例的研究，他本人能在失忆症的研究上成为权威并很快成名，以便创建自己的医院。在格雷斯的失忆症诊断过程中，乔丹医生不愿意耐心地聆听她的故事，在一次催眠状态下，格雷斯呜咽着对乔丹医生说：“你还是老样子，你不愿听我说，你不相信我，你想让事情像你想象的一样，你什么也听不见……”^[6]447。据此，阿特伍德批判了男性无视女性主体、把女性视作观看对象的研究方法。同时，大量的现实情节也揉入了虚构的故事中。如19世纪中期爱尔兰移民逃亡加拿大是真实的历史事件，1837年加拿大的民族领袖麦肯齐领导的“大造反”也是确有其事的，这两个历史事件在时间上是完全真实的。

在美国当代重要文艺理论家伊哈布·哈桑看来，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10]不确定性是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5]303在小说中，维林格牧师告诉乔丹医生，格雷斯提供了关于谋杀案的不同叙述文本，“格雷斯好像审问时说一套，在审判时又说一套。到了免除死刑之后，又搬出第三套”^[6]88。她为什么对谋杀案讲了三套不同的供词；她是主犯还是受害者；她是在刻意回避对谋杀案的记忆，还是真的失忆。在小说第9章的“引述”部分，从作家对内容的挑选和排序中可见历史记录的不确定性，首先是1843年11月登载在多伦多的《明星及抄本报》的格雷斯供词，在这份供词中，格雷斯回忆了南希被害的过程，但坚持说是麦克德莫特要杀南希。第二份是麦克德莫特的供词，是向他的律师肯尼思麦肯齐陈述的，麦克德莫特指控格雷斯有罪，详细地讲述了他们俩谋杀南希的过程：谋杀现场在地窖里，由于受到麦克德莫特的斧头重击，南希失去知觉。但最终导致她的死亡，是他和格雷斯一人拽着手绢一头，把南希勒死了。而这份供词引自1853年穆迪的《森林》。关于谋杀的这两份供词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而且麦克德莫特的供词是在格雷斯的供词出现的10年以后才发表的，而且是出自于穆迪所写的第三方材料。穆迪夫人在《森林》一书中，一直把格雷斯看作主犯，很有可能，麦克德莫特的供词是篡改的。人们对于过去和历史的认识往往来自被阐释和编织过的“文本化的残余”，“这些‘残余’不但支离破碎，缺乏完整性，它们本身也不乏极为主观的产物，如目击证据、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等”^[11]，这就决定了历史事件被构建为历史事实时的不确定性。阿特伍德在《寻找格雷斯》一书中指出：“当然不是否认真实的历史不存在，而是指出任何的历史记录都是过去碎片的重构。任何历史文本都是取决于某一特定的历史学家看问题的角度。”^[12]86这些历史材料的并置体现了历史记录的不可靠性，以及撰写历史事件时个人的偏见。

《别名格雷斯》历史书写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故事的结局，这也是美国后现代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提及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常见特点，就是将现代主义的开放性结尾带入历史的领域^[13]。1872年，格雷斯终于获得了赦免。根据教养所的记录，她出狱之后去了纽约州，但此后她就杳无音信了。她是谋杀南希·蒙哥马利的真正凶手吗？她是否迫于麦克德莫特的威胁而与他一同逃亡美国？她为什么向法庭提供了三种不同的供词？在乔丹医生对她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她是在掩盖事情的真相还是真的失去了记忆呢？历史上的格雷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至今仍无人知晓。阿特伍德指出，“格雷斯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有着强烈的动机叙述，也有着强烈的动机隐藏……”，“……对于记忆的可信性，故事的可靠性，时间的连续性，我们感到担忧”。^[12]36的确，历史不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话语、人为的建构。

在《别名格雷斯》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摒弃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方法，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叙述方法，揭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现实，同时互文文本的并置解构了被认为权威的历史资料。通过格雷斯这样一个处于历史边缘的人物的自述，作家赋予了女性话语权，体现了女性重建自我、书写历史的方式。哈琴认为，“从经验论上讲，过去的事件存在着，但从实证论上来讲，我们今天却只能通过文本来知晓它。历史再现只能给予过去的事件以意义，却非存在”^[8]78。的确，阿特伍德用历史学家的笔触为过去发生的事件赋予意义，阐释历史事件，挖掘隐没在主流历史书写之外的边缘人物的历史，从而揭露了边缘化的妇女话语权的缺失，以及性别和阶级偏见，并质疑了官方历史叙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对于格雷斯案件的重新书写，体现了阿特伍德历史意识中的现实关怀，追寻历史的真实和再现历史的方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