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水平是大学层次的重要衡量因素,有一流的学科才有一流的大学,学科发展要站在大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具有很浓厚的学术特性,其发展要遵循知识研究的自然规律。综观国内一流高校,多以学科建设工作作为学校工作的龙头,学校“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一切必要的、可行的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1],从而实现学校层次和水平的提升。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讲究“道、法、势、术、器”,“道”阐释的是什么是正确的事,“法、势、术、器”解决的是如何将事情做正确。构筑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学科建设本身就是“道”、是“术”,也是“器”。然而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具体任务而言,何谓“道”?孰是“术”?文章研究一流大学学科发展的思路和具体管理举措,分析其“道、法、势、术、器”的运用,以期在学科建设管理中予以借鉴。
二、科学取舍并坚守学科战略是明向之“道”《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战略思想,是指引。大学的学科建设如果没有一个宏观的学科发展战略思想的引领,便难以形成全体教职人员共同崇尚的学术文化和师德规范;没有特定文化氛围的熏染和道德的约束,大学法度的执行就难免会遇到困难,出现阳奉阴违的现象,管理体制难以健全;没有科学完备的大学管理制度体系的保障,大学内部的公平与公正无法得到体现,教职人员难免满腹怨言;不满情绪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化解、适当的宣泄,则团结合作的局面就会受到影响,降低大学发展的效率。然而,在遵从知识产生和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不同层次的大学遵循的“道”是不一样的。因此,寻“道”是首要,守“道”是关键。
(一) 科学谨慎取舍是寻“道”之本学科战略规划是大学学科生态结构的蓝图。在这个蓝图里,对优势学科、基础支撑学科、相关配套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同存共荣的有机集合体中具体的学科如何配置进行了纲领性的描述。好的学科生态结构应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学科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各学科之间互相支撑、互为补充。另外,学科战略规划也要在引导大学资源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办学资源有其稀缺性,对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必须的,包括学科布局的确定,资源分配的优化,以及选择发展的侧重。因此,大学学科战略规划制定要做好,关键在于科学谨慎的取与舍。
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无论是从单科性技术学院发展起来的麻省理工学院,还是一开始就以综合性为追求的芝加哥大学,经过长期的建设和积累,基本上都形成了文、理、工、商、法、医、管等相对综合的学科格局。在资源足够充足的条件下,全面均衡的多学科发展是最简单的方式。但翟亚军等曾对8所具有典型特征的美国一流大学进行统计研究并发现,对照“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2000) 所设置的24个学科群,学科覆盖率最高的耶鲁大学也不过83.3%,[2]如表 1所示。多学科发展在具体操作时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可采取逐层分解的方式明确学科的比较优势。在明确办学理念的基础之上,对学科进行类、群、组、方向四个层级的分类,逐一进行优势比较,明确侧重。二是应注重取舍的过程和决策的民主性,可组成由学校高层管理者、杰出教授、教师代表参加的学科规划小组或委员会,尽可能考虑到学科的代表性,通过多层次听取意见和充分讨论,校内外学科情况的反复比较,确定优先发展的学科及其排序。
(二) 坚守战略核心是遵“道”之要
“道”的特点是纯粹与恒定,只有合于道的科学与发展才是真发展。同样,学科战略规划不应该是时时变化和过于功利的。战略一旦形成,要在较长的时间内予以坚守。一流学科的形成很少是一蹴而就的,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在2002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演讲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如果没有一些特定学科或者不是一个‘完全’的大学,你们不用不高兴。普林斯顿大学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是在20世纪60年代承受了要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普林斯顿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今天,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是一所最好的大学。”[3]这段话阐释的正是普林斯顿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不为一时的学术时尚和功利需求所左右,坚守自身对学科建设发展战略的部署,经过两百多年,在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和积累之下,以其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高质量的学术水平和特色优势学科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在2014-2015年度USNEWS美国大学排名中位列第一。哈佛大学的医学和文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学、耶鲁大学的文学和艺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也都是在建校之初就被明确定位为学校发展的顶梁柱,并一以贯之。
(三) 划定求变尺度是善“道”之基学科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求得外在适应与内在适应的有机统一。在发展变革中,一些重大却及时的调整也是成功之道。譬如果断“舍”,斯坦福大学在明确了比较优势和发展可能后,将已在全美排列前10至12位的建筑学院予以撤销,集中力量发展其特色优势学科;譬如及时“取”,早在1941年美国航空工业开始形成独立系统时,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的领导者就预见到航空工业将会大大不同于传统工业并大力投入成立了航空系,获得了政府和私营公司的大量科研资助。由此,普林斯顿大学航空系一直被评为全美最好的航空系之一,为保持普林斯顿大学在全美工科大学中的位置起了支柱性作用。因此,核心恒定并不意味着全面、无条件的故步自封,在战略规划制定中,需要划定求变的尺度。超出某一尺度则意味着部分战略需要变化并调整,在尺度之内的变化则保持恒定。从操作层面谈,这个尺度的划定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变更程序,防止变革成为个人的喜好或追功求利的主观意愿。国外一流大学的大学章程里对各类规划制定和修改的程序均进行了明确。
三、弘扬文化并构建自由秩序是立本之“法”《管子·禁藏》中提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文化、制度。从一种角度描述,学科本身就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在此种意义上,学科的形成也就在于它成功地界定了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划了本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规范,即所谓的学科结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4]学科建设的“法”正是秉承这一确定的职业伦理体系的知识行动者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所坚守的文化信仰和所建构的制度体系。
(一) 注重文化引领是行“法”之门文化是制度之母。[5]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思想范畴、研究方式和学术标准,受这些规范与传统的熏陶,学科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评判标准、学科发展理念等,这些是属于不同学科的学科文化。[6]学科文化是一种高度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以不太为人注意的“范型”和“价值”支配和规范学科成员的行为[7],于潜移默化中成为影响学科成员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使其带有明显的学科特征,从而培养出符合相应学科要求的,能真正理解、传承学科精神和学科精髓的学者。马克斯·韦伯将学科文化的作用比作“扳道工”,学科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对学科组织、学科共同体、大学产生直接的作用,因此,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科文化的内在效力。一方面,通过发挥学科文化的濡化和凝聚功能,形成整合作用维系学科的连续与发展;另一方面,依托不同学科文化的渗透、交叉、移植、借鉴、碰撞、吸收,促进新的亚文化的形成,推动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二) 构建自由秩序是规“法”之尺英国学者阿什比认为,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条件,学者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是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须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8]然而,学术自由氛围的构建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放任,学术系统以学科规训制度及其规训权力为基础、在“学以致学”循环之中建构形成的学术自由,才能够从根本上拥有其坚实的本体性基石。[9]因此,学科制度体系的建立是保障学术自由的关键,其基本要素涵括知识行动者群体及其职业伦理体系、学科培养制度、学科评价与奖惩制度和学科基金制度等[10]。一方面,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资格考试、各类检查等多种方式行使规训权力来训练和约束学科新人、学者,这是学科制度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这一类的制度在大学正常运转中已基本成熟。另一方面,通过对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作出规定和约束,减少沟通合作的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为在学科组织内部不同个性、知识、能力、利益、地位、个人背景的学者或学科新人之间提供相互合作、和平共处的基本框架,这种学科制度的秩序功能是为学科内部以及学科间的合作提供“共识”的基本条件。
四、依助权威并奉行强优立异是立身之“势”《韩非子·八经》中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势”是气场,是权威。有差距便有“势”,世间动态皆顺势而下,可见有“势”便有推动力和执行力。《韩非子·功名》中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才于高山之上,则临干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可见“势”对“法”的推行有补足和保障作用。学科的“势”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学科带头人在学术领域的“势”,表现为其学识储备、专业技能、道德声誉及影响力等的强弱。另一个层面是学科水平在专业领域内的“势”,又表现为两类:一是“人无我有”,即为特色学科;二是“人有我强”,即为优势学科。
(一) 依助学术权威是立“势”之径学科建设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而是人,顶尖人才是推进学科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储备。田常霖先生曾说过,“加州理工学院为什么会成为这么著名的大学,它的腾飞就是靠两个教授:一个是密立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使这个学校的实验物理迈入了世界一流;另一个是冯·卡门,钱学森先生的老师,他把美国的航天技术带了起来,有了这两个人,加州理工学院就世界知名了”[1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也坚定地认为:“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的品质”,因而不惜一切代价延聘名师,加上1:6的师生比,它在20多年时间里便一跃成为美国的一流大学。而这种传统也被后来的历任校长奉为宗旨传承,截至2011年,共有超过150名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就职于霍普金斯大学,其中有8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位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2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可见,高水平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建设加速发展和创造一流的关键。
(二) 力保优势特色是强“势”之途大学学科要得到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带动作用和特色学科的示范作用。强优立异是生存之道,也是强校之路。
综观2014年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哈佛大学共有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等12个学科占据榜首,麻省理工学院紧随其后,在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等9个学科领域中拔得头筹。而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学科建设工作更多的是围绕主干学科和优势学科开展,也因此大学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中其主干学科之力发展生物原子工程,在20世纪中期迎来了其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黄金时代,拥有近20项诺贝尔奖项成为世界第一,才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与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同被誉为美国工程科技界的学术领袖。
特色学科并不是学科门类上绝对的独一无二,并不意味着一味追求“偏”“冷”“独”。它可以是同一门类优势或主干学科形成的集群品牌效应,如哈佛大学建立的政府学院、斯坦福大学拥有的地球科学院、耶鲁大学的林业与环境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化工学院等特色学科群;也可以是某个学科的具有发展意义的新兴分支或几个学科具有共聚效应的交叉方向。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设立的神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气科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然资源与保护学、传播与新闻学等。有了特色学科,特别是具有行业优势的特色学科,也将为大学的发展赢得举足轻重的筹码。
从优势与特色的关系看,一方面应立足于大学的传统学科优势,培育良好的新学科衍生环境,以优势促进特色;另一方面又要以特色学科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生长基地,通过成立专门的特色学院或研究机构来推动新兴学科的发展,以特色增强优势。
五、巧布实体并推行体系建设是驭策之“术”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以道御术”,“术”是将“道”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层面的关键,是践行“道”的手段。“术”是管理的方式与技巧,是策略。学科建设管理的目标,宏观上讲,是要通过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使学科增强培养高水平人才、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形成较强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增强学科的实力;微观上讲,是通过管理为学科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科研环境,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为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提供组织保证。[12]因此,学科建设“术”的运用要重视环境与组织。由于学科是知识分类的有形构架,究其内在本质仍是以知识为操作材料,环境与组织的构建应以促进知识的产生、发展为原则,进行体系化的建设。
(一) 巧布学科实体是知识发展之“术”学科本身的发展一般而言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学科的分化,大学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单科大学发展到多科大学的过程;另一种是不同学科的综合,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发展。[13]在遵循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地布局院系等学科实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促进学科合理分化和综合的作用。
从国外大学体制机制的改革历程中可以看出,院系调整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一方面继续保持按学科分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院系科层式学科建制的传统,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另一方面根据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组织,以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14]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在十年前就已经构建了60余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如怀特学院、电子实验室、雷达实验室等)[15];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生物信息工程中心、人类遗传学中心、医药与工程研究所等全部都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斯坦福大学在2000年前后实施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Bio-X Program),涉及生物工程、生物医学、生物科学三大领域;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著名大学也都普遍设立了“合作基金”或建立了“学科交叉专家委员会”等机构[16],以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第二种是,维持大学的中央架构和独立的学院架构两个不同体系的实体分化制度,但是二级学院却不以学科、专业分类为依据,讲究文理交叉,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并重。如剑桥大学(如图 1所示)、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著名大学下设有学院和系,学院和系都直接受学校领导。学院按院区来划分,系按学科来划分。学院只负责学生的学籍和后勤管理,系负责所属专业的教学计划制定、课程的安排、授课及考核等教学工作。[17]在单个学院内部学科的布置,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为例,其不仅包括生物、化学、进阶数学及其综合科学,也拥有文科方面的古代历史/古典文明、哲学、地理和统计学等系科,分别隶属于六大科系。这种独特的学院制体制以及学科的混合为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了跨学科合作研究以及和其他部门加强学术联系与合作的机会。
(二) 推行体系建设是践行规划之“术”
对大学而言,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存在,是由具备统一目标、体现各自学术属性功能的单个学科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而成的、具有客观性和相对性的局部整体。学科建设几乎涉及大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和各个粗枝末节,在各个领域、各个机构、各个环节中都属于人为的“主观事物”。在长期的发展战术操作过程中,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管理机构、学科带头人人事变动等都不可避免,如果没有本源的标准可循,就很难避免“群体认同背离发展意愿”的情况发生。因此,要真正贯彻落实好学科战略规划,体系化建设的管理手段是避免“短视”效应、降低资源浪费风险较为有效的方法。所谓学科体系化建设,是指在大学学科战略发展规划确定后,应依据规划具体制定涉及科研、教学、人事、文化、校园、条件保障等全方位的各类单项计划或项目库体系,实施计划或项目带动和保障发展战略如图 2所示。这是一项关系大学学科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工作。组织计划或项目储备库的建设,在横向上,要统筹资源储备,平衡教学、科研、基本办学能力等各门类的投入比例;在时间纵向上,可按照优先库、保障库、基础库三个层次进行储备,每个层次应按续建、新工、拟建、储备项目四种类型顺序建库。在保证建设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各门类子库因事制宜制定相关制度,实行常年筛选、滚动储备。
六、定期评估并推进校企合作是成事之“器”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中说:“尽器则道在其中”“无其器则无其道”。“器”是实现“道”的形而下,是让工作变得简单的工具。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人的培养、物的保障、有形与无形的产出等方面。要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效益,有效提升学科水平,要找准投入的着力点,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若能有利于资源的汇聚补充,则更是一举两得。因此,学科建设得力之“器”应该既能助学科扬长补短,又能达开源之效。
(一) 借力学科评估是明确导向之“器”学科中涉及的因素纷繁复杂,这使得学科水平的内涵丰富且深远。对学科水平进行评估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早,通常通过设计评估指标体系,定性、定量或量性结合地对学科发展水平给出相应的评价。目前,学科评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战术性的学科评估,主要是通过学科评估来了解学科现状和学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另一类是战略性的学科评估,即以学科评估为手段,了解学科目前的国际发展趋势和本国所处的地位,为学科在未来若干年内的发展确定战略计划。[18]其中战术性的学科评估,按照用以作为基准的评价值的选取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诊断性评估和比较性评估。诊断性评估认为学科水平随着学科发展变化整体呈珀尔等1920年提出的Logistic曲线形式发展,具体各个时间点的水平值是通过度量学科内在各要素综合水平表征的,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赋予各指标一定权重,再利用专家团队等方式进行加权评价,最后得到评价结果,并依据这一结果对学科提出发展建设性意见。而比较性评估,如学科排名、群体学科遴选评优、重点学科评选等,则是利用学科水平上的客观差距,确立瞄准标杆,使学科认识到在该领域内需要具备哪些重要因素才能维持或创造其领先地位,为学科提供上升的动力。
大学学科建设应充分利用学科评估这一工具,通过诊断、比较、发展,了解自身瓶颈,达到“以评促建”的效果。同时,也可依靠良好的声誉争取更多的经费投入和优质生源。
(二) 促进校企合作是资源互补之“器”现代大学已逐步走向开放,撇掉了过去“闭门造车”的尴尬。为了使知识的产生、发展真正有益于社会生产、生活,大学在专注于理论性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在成果转化、产研结合方面做出了各种尝试。其中基于校企合作而建立的大学科技园、协作研究中心等是较早使用并相对成熟的形式之一。如美国依托著名大学创建的硅谷科技园、北卡罗那金三角科技园以及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以研究项目促进高新技术公司将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法国成立的“研究与创新网络(PRIT)”,由一个单位牵头,组织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实验室或私营机构合作,或与大型企业的科研中心联合,组成“无墙隔离”的科研机构,运作方式也多以项目合作为基础;日本以国立大学为中心、以地区为单位建立“富山大学地区共同研究中心”等协作研究机构,并通过成立由政府官员组成的“促进研究交流协议会”,加强各省厅间的密切联系,推进产、学、官协作的顺利实施。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校企间的合作除了为大学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平台,也起到了促进学科发展的作用。
从资源获取的角度看,校企合作的优势更为明显。一方面,各国政府鼓励合作研究的高新项目,如德国推行的“主题研发计划”为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组成的研究联合体提供直接的研究资助,该计划中大约有35%的研发资金投向了有大学参加的合作研究;另一方面,由企业在学校设立研究机构,构建学科平台,改善相关教学科研条件,如惠普成为美国电子行业的领导者后,为感谢斯坦福大学在其创业过程中的巨大帮助,在学校建设了现代化的弗德里克·特曼工程中心,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另外,也可充分拓展社会捐助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如加州大学2012年募得15亿私人或企业捐款成立了全面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中心等多个前沿性科学研究机构,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巧借企业之力发展学科,不仅促进了学科发展,也解决了资金、硬件等问题,同时通过产出,增强了大学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学科对人才的吸引力。
七、结语“道、法、势、术、器”作为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代表,已经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高校学科建设可以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从而在高校学科建设的战略选择、战术执行乃至保障工作的谋划和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广义的学科建设工作涉及高校管理的多方面事务,对于高校水平和层次提升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科学界定学科建设中不同事务的性质,区分不同工作的立足点,可以更好地辨明根本、找准方向、制定战略、夯实基础、增强特色,而建设过程的各类环境、文化、架构、评价则能够为战略实施提供保障。由此,学科建设管理工作须借鉴“道、法、势、术、器”理论,秉承一定之规,优化管理体系,努力做到制度建设有章可依,组织运行有条不紊,建设工作有序推进,发展目标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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