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是英国文坛的常青树，迄今为止已发表小说15部，文学批评专著14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齐头并进为人称道。洛奇学术生涯后期主要致力于巴赫金思想的研究，在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文学成就，“至于我对当代英国小说的贡献，我必须把巴赫金式的解读留给别人。我只想说，如果有人要我解释为什么我自己身为学者还能写关于学者的狂欢式小说，我觉得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对我十分有用”^[1]。洛奇发现：“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小说本质上是一种狂欢化的形式，通过笑声及复调话语颠覆独白式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极具吸引力。”^[2]2008年，年逾古稀的洛奇发表小说《失聪宣判》，这是他的第14本小说，小说发表后，读者对其褒贬不一，巴赫金的思想仍然是解读《失聪审判》的关键。

巴赫金被称为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奇才，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就宣称“迈进巴赫金时代”，试图用巴赫金的思想来拯救解构主义带来的危机。中国国内思想界对巴赫金的研究热情持续不减，众多学者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巴赫金的思想，学者段建军和陈然兴独辟蹊径，认为梳理巴赫金庞杂理论体系的关键恰在于它的边缘性，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体系中潜存着一个“中心-边缘”式的架构，而巴赫金“一直坚持边缘立场，运用边缘视角，在复杂多样的研究领域中保持自身的鲜明个性和完整的统一性”^[3]1。边缘二字也可视为解读《失聪宣判》的关键词，在小说中，洛奇致力于描写边缘生存者的生存体验，采用边缘视角塑造人物并阐释边缘主题：失聪及死亡。

二、人物设置

巴赫金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官方文化及民间文化。官方文化的创造者位于社会的中心，他们控制社会资源及话语权，力图维持特定的社会秩序。民间文化则是由边缘生存者创造，他们在社会中往往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在《失聪宣判》中，洛奇塑造的主要人物均是边缘生存者，洛奇将他们的生存体验摆在了中心位置。

小说主人公戴斯蒙德·贝茨教授曾是英国北方某大学的语言学系系主任，因罹患高频失聪，在学院兼并之际选择了提前退休，赋闲在家。职场文化是官方文化的一部分，有既定的秩序，是个等级森严的所在，退休则是在职场上划定了界限，将戴斯蒙德推到了边缘的位置。边界虽然是无形的，却神圣不可动摇，不可轻易擅越和贬低。退休后的戴斯蒙德经常出现在校园，感觉自己像一片学术残骸，对自己的边缘状态既无奈又心有不甘，对英语系现任系主任——处于职场中心位置的巴特沃斯的学术声誉颇有微词。来自美国的漂亮的女研究生亚历克斯纠缠戴斯蒙德，希望戴斯蒙德帮助她完成博士论文《自杀遗书的文体分析》的写作，戴斯蒙德半推半就并最终答应提供非正式的帮助，暗自体会着越界的快感。“想到私底下补充乃至推翻巴特沃斯的指导，我心里就跃跃欲试。”^[4]104

戴斯蒙德不仅徘徊在职场边缘，在婚姻生活中同样处于边缘的位置。戴斯蒙德二婚妻子弗雷德，比戴斯蒙德小八岁，在戴斯蒙德退休之际却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事业蒸蒸日上，并且通过缩胸手术、健身、美容而青春焕发。戴斯蒙德和妻子住在一栋“布局现代、装修精美的摄政式风格的豪宅”^[3]66中，这栋房子是女主人的杰作，显然与女主人的气质更加契合。戴斯蒙德的退休改变了婚姻生活原有的平衡，妻子的收入颇丰，终日忙碌，而男主人却无所事事，陪同妻子参加社交活动，“他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是陪同着一位女王的亲王，双手别在身后，在她身后一两步的地方走着，脸上挂着淡淡的、心不在焉的笑容”^[4]36。戴斯蒙德在日记中感慨：“当社交活动和性生活其实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我还该为什么而活着呢?”^[4]92

小说世界的空间从来不是“无生命的一个容器”^[5]，“叙事作品中的空间总是填满了空间以外的许多意义”^[6]。在《失聪宣判》中，人物居住空间与人物性格总是形成映照，这在亚历克斯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亚历克斯是来自美国的女研究生，她的出现给戴斯蒙德平淡的生活掀起了几分涟漪, 当然，师生之间非正当关系是洛奇校园小说中常见的戏码。亚历克斯居住在新开发的城区，“像许多工业城市一样，近年来，我们的城市也与英国水运局合作清理运河，使它成为迷人而方便的休闲场所”；然而改造工作并不彻底，运河实际是“一摊死水，死水的尽头聚集了不少非生物降解垃圾，它们漂浮在那儿，十分刺眼”^[4]93。亚历克斯居住在一栋“乐高后现代”风格的公寓里。亚历克斯居住的地方虽然外表迷人，却是城市建设急功近利的产物，这就像亚历克斯本人，外表光鲜亮丽，但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后现代风格的公寓则让人联想到她神秘古怪的性格，她的谎言及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如用荧光笔在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上随意标注，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将自己的内裤悄悄塞进戴斯蒙德大衣的口袋，这些行为就像非生物降解垃圾一样让人厌恶，难以消化。书中接下来写道：“从这个角度看去，这座城市显得很陌生，所有的地标性建筑——基普城堡，市政厅钟楼，金字形希尔顿大酒店——都被重新排列，仿佛被翻了一个个儿。”^[4]94这不仅揭示了作为异国留学生的亚历克斯在英国文化中的边缘视角，也暗示了她颠覆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的野心。亚历克斯并没有独立完成一篇博士论文的实力，于是利用自己的美貌色诱自己的导师巴特沃斯，并企图通过揭露自己与导师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获得一份教职。她让自己的导师狼狈不堪，惴惴不安，但巴特沃斯并没有给她一份教职的能力，亚历克斯在戴斯蒙德的劝说下离开。亚历克斯作为书中惟一的美国人，集诸多不端于一身，让读者不禁怀疑洛奇是否对美国存有某种偏见，进而将这种情绪投射到了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上，从《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中妄图购买大英博物馆的暴发户式的美国商人，到《换位》和《小世界》里的在学术名利场上如鱼得水雄心勃勃的扎普教授，到《失聪宣判》里不择手段的亚历克斯，洛奇似乎很难摆脱这样的嫌疑。洛奇确实曾经表达过对美国国际政策的不满，在一次访谈中，洛奇说道：“大部分人包括我的很多美国朋友都不赞成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过去一二十年里的发展……它(美国)已变成了一个更加暴力的国家，基本教义派的情绪更加明显。在很多方面，它已变成一个丑陋的社会。”^[7]307

边缘生存者总是试图改变自己的边缘状态，扩张自己的边界，亚历克斯选择挑战既定的社会秩序，戴斯蒙德则暗自体会着越界的快感，而戴斯蒙德的父亲哈里——另外一位边缘生存者，则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他公寓的门窗都挂上了厚厚的帘子，这一举动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哈里独自居住在位于伦敦古老郊区的公寓里，年老、耳聋、健康状态差、记忆力衰退、固执，日常生活一团糟，只有在反复讲述往昔的经历时才流露出几分神彩。“如果晚上能睡个囫囵觉，而不需要起来三次以上，如果早餐后在厕所能顺畅的解决问题，如果能好好地做顿饭而不把什么东西烧坏，如果电视上有什么值得看的节目——那就是我最大的希望了。”^[4]63老哈里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老年人的生活境遇让人唏嘘不已。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西方民间文化的核心，是边缘生存者的节日。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是亲友相聚狂欢的时刻，在戴斯蒙德家的豪宅中，妻子弗雷德举行了盛大的晚会，边缘生存者戴斯蒙德、哈里及亚历克斯以傻瓜、小丑和骗子的形象悉数亮相，俨然成为晚会的主角。

戴斯蒙德在晚会前发现助听器的电池用尽了，于是在与人交谈时选择了掌握主动的原则，即“不顾话语转换原则，就你自己选择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不让对方插一句嘴，这样就不存在听不见和不理解他们说什么的问题了”^[4]208。于是在近七页的篇幅里，洛奇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对戴斯蒙德在晚会上的表现进行了非常具有喜感的描述。弗雷德精心挑选并邀请的客人在与戴斯蒙德交谈之后，都变得郁郁寡欢，自愿放逐成为晚会上沉默的配角。

失聪使得戴斯蒙德变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而父亲哈里则是晚会名副其实的小丑。小丑是狂欢节上的重要人物。

小丑对自身的处境有深刻的认识，他将自己从这个稳定有序且等级森严的世界里自我放逐，站到边缘上，成为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不与其间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实质性的联系，是世界的不合时宜者。当然，他也会适时闯进那个正统的世界，留下亦庄亦谐的踪迹，他会打乱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秩序和节奏，揭示出这个世界假正经和伪善的一面，将它倒置，使它里朝外。^[8]

戴斯蒙德接父亲到家里过圣诞节，其实哈里不想参加弗雷德的圣诞晚会，但他外出散步时喝了些啤酒，在回家的路上因承受不住膀胱的压力，在家前门旁边的灌木丛里对着界墙的内侧小解，碰巧被来参加晚会的客人看见。回到餐厅的哈里酒过三巡后兴奋起来，讲起自己战前在伴舞乐队当乐手的生涯，并唱了起来，得到厨房里的人的一阵掌声，接着他坐了下去，由于吃了咖喱而放了个响屁，惹得众人捧腹大笑。哈里的表现可以视为边缘生存者对边界赤裸裸地挑衅，对貌似高雅，一本正经的官方文化肆意地嘲讽。

亚历克斯姗姗来迟，她为参加聚会不得不编织一系列的谎言，是狂欢节里地道的骗子，然而她却在晚会上左右逢源，与所有的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狂欢节是边缘生存者的舞台，他们制造笑声来对抗日常压抑的生活状态，张扬感性的生命。狂欢亦是一种边缘性世界感受的外化，它将生活倒置，将边缘两侧的生活换位，在此，物质肉体因素被加冕，而边界在笑声中被消解、被超越，权力和等级被颠覆。然而，喧闹的狂欢情境又是暂时的，人们很快将再次回到有序的等级社会当中，一切回到常态，归于宁静。

三、人物塑造

中心-边缘式的架构也适用于巴赫金对人的思考。巴赫金认为人从内到外可分为三个层面，人的个性处于中心位置，身体和以语言符号为核心的文化服饰处于边缘，人的个性是精神性的，它无法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身体和语言来表达自己，实现自己。因此，对于人的三个层次而言，不是中心决定边缘而是边缘决定中心。在《失聪宣判》中，主人公戴斯蒙德被塑造成一位失聪的语言学家，失聪——这一身体上的缺陷改写了戴斯蒙德的社会角色、人生状态甚至于人生理念，而语言则是他个性的标记及表达。

洛奇在一次访谈中讲道：“小说中心人物失聪的描写主要基于我自身的经历，如果不是深受其苦，我绝对不可能想到写这样一本小说。”^[9]在《失聪宣判》中，洛奇将听障人士这类边缘生存者的生活真实又细致地呈现出来，从林林总总的助听器的使用，到吵杂环境下的谈话策略及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绊绊。此外，书中借戴斯蒙德之口表达了洛奇对失聪与失明、失聪与死亡、失聪与治疗、失聪与创作的思考。“失聪是一种前死亡，是一种缓缓地带领我们走进我们每个人终将进入的漫长静寂的过程……听觉退化的各个阶段，犹如一溜长长的楼梯通往下面的坟墓。”^[4]20贝多芬形容自己失聪后的生活状态像一个被流放的人那样孤独地生活。戴斯蒙德却将失聪后压抑痛苦的生活化解在英式幽默中，就如同书中反复提到的“失聪具有喜剧性”^[4]12。

言为心声，语言是心灵的表达方式，一个人使用怎样的语言，犹如他穿戴的服装一样，显示着话语使用者的身份修养以及个性特征，限定着他的交际范围及对象，影响着他的人生归属，这就是巴赫金的“话语着装”理论。在小说中，洛奇对戴斯蒙德这一人物的外在形象的描述惜墨如金，读者只是知道他是个戴着眼镜、头发花白的高个子男人，对于戴斯蒙德这一人物的感知是通过他的语言，一位失聪的语言学家，博学的、幽默的、睿智的，对语言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可以对话语分析、言语行为、语料库语言学大发宏论，也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对文学经典如数家珍。但当他在圣诞晚会上发表文本分析的长篇大论时，则好比穿了一件不合时宜的衣服，让人哭笑不得的同时，也暴露了他学院派的迂腐、教条及自以为是。此外，小说喜剧氛围的营造主要是通过文字游戏，双关、谐音及由失聪导致的误听误读，对文学经典、歌词、广告语甚至涂鸦的改写，这是一种高级的、含蓄的、学院式的、自鸣得意的，或者说是洛奇式的幽默，显示出作者游刃有余的语言驾驭能力。

书中提到：“当听说交流变得越来越有困难时，游刃有余地驾驭书面话语的能力就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4]11小说大部分是以戴斯蒙德日记的形式呈现，因此，读起来恰似一位深居简出失聪老人的自言自语，这何尝不是现代人交际无能的一种隐喻。现代通信工具电话、电脑、手机的出现让交谈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微博、微信的使用极大地刺激了人类自我表达的欲望，而倾听的能力却在萎缩，在孤立的空间里，语调与眼神失去了意义，表情及肢体语言被符号化，人们都成了通信工具一端听力钝化的喃喃自语者。此外，互联网成为人们耳朵的延伸，信息变得触手可得，但是面对庞大的信息群，人们却仿佛置身于众声喧哗的世界，无法有效地倾听，信息占有量处于弱势的一方就陷入一种类似于失聪的状态。

四、死亡主题

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然而对于死亡，人们往往讳莫如深，显示出人们对死亡本能的恐惧。巴赫金说：“这里把死亡看成是边缘现象，处于这一暂短易朽世界和永恒生活之间截然的分水岭上；很像朝彼岸敞开的大门。死亡被认为不处于无所不包的时间系列之中，而是处于时间的边缘上；不处于生命系列之中，而是处于这一系列的边缘上。”^[3]119在文学的世界里，死亡亦是一个边缘的话题，但洛奇的文学作品中一向不缺乏死亡元素的运用：在洛奇的校园小说中，死亡情节的设置主要是出于叙事的需求，例如：《小世界》(1984) 及《想》(2001)，当死亡若隐若现时，乘坐欲望号街车的主人公终于迷途知返，回归家庭；而在洛奇的天主教小说中，如《你能走多远？》(1980)《天堂消息》(1991) 和《治疗》(1995)，对死亡的思索是在对天主教系统审视的框架下进行的。当洛奇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洛奇一起步入老年，当死亡似乎只是一步之遥，死亡终于占据了小说的前景位置，对此洛奇直言不讳：“在你年事渐高之时，你的亲人、朋友相继离去，父母先后离世，这时，死亡便会真正成为越来越突出的主题”^[7]309。在《失聪宣判》中，洛奇虽然选择了死亡这一边缘的主题，但在主题的呈现上却显得小心翼翼，读者是在阅读过程中逐渐领悟到作者的真实意图。小说的前半部分侧重于失聪的讨论，但失聪经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利用两个单词形近及谐音(即deaf与death)，洛奇作了不少文章。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笔触渐渐变得凝重，死亡主题才渐渐凸显。

戴斯蒙德在死亡登记处的电脑屏幕上看见了死亡菜单的标题，洛奇则在小说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死亡菜单，罗列了各种类型的死亡。失聪是一种前死亡，亚历克斯的博士论文主要谈及自杀，戴斯蒙德的父亲年事已高可以视为自然死亡，戴斯蒙德的前妻因不堪癌症折磨选择了安乐死，戴斯蒙德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旅面对的是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洛奇借戴斯蒙德之口道出了普通人对于人生终结的方式最好的想象。

如果死亡天使真的提供这样一种单子，就像餐馆里的菜单一样，那人们会如何选择。显然一方面是会选择毫无痛苦的方式，但是不能太突然，以便有时间去接受，去向生命告别，去把它握在手中，然后再松开；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拖得太久，以免令人讨厌和恐惧。^[4]324

遗憾的是，死亡的选择权很少掌握在人们自己手上。如果出生就是一种死亡宣判，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结局，那么对待死亡的态度则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戴斯蒙德父亲葬礼上人们的致辞，洛奇展示了人们对死亡的几种态度。牧师的祷告从基督教的立场勾勒出光明的彼岸世界：仁慈的上帝赦免人类所犯的罪，与基督一起复活并获得永生。戴斯蒙德的儿子理查德是位研究低温物理的科学家，他引用20世纪早期一位博物学家的日记，传递的是唯物主义者振奋人心的情感：

对我而言，属于宇宙就足以让我感到荣耀——如此伟大的宇宙，如此伟大的系统。就连死亡也夺不走我这份荣耀。不管我的“灵魂”如何，我的肉身将永远存在下去，我的每一个单独的原子会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仍然会以某种方式存在。^[4]311

戴斯蒙德的女儿朗诵了一首小诗，表达了人文主义者朴素美好的愿望：

人们死后，将去什么地方？

是要去地下，还是天上？

“我也不知道”，爷爷说，“但是好像，他们只是把家安在我们的梦乡。”^[4]312

葬礼上的每个致辞都有自己的特点，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众多思想在一个平台上交锋对话，体现出小说的对话性。洛奇本人则将超越死亡的希望寄托在生命的更迭和种族的延续上，戴斯蒙德从集中营参观回来就获得了小外孙出生的好消息，新生命的到来为小说后半部沉重压抑的氛围注入了希望。死亡的悲剧性体现在个体的体验上，当上升到族类的层面，新老交替不过是自然界新陈代谢的一部分，只要肉身生生不息，人类的精神及文化就得以永恒不朽。

五、结语

《失聪宣判》被称为洛奇“退休学院派”的天鹅之歌，小说呈现出了与洛奇以往作品不同的风貌，失聪、退休、老之将至将洛奇推到一个边缘的位置，获得了审视世界的一个新的视角，有了更加严肃的主题关注，笔触亦更加淳朴凝重，这似乎再次印证了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治疗”^[10]，是作者与生老病死达成妥协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