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白派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 的诗歌创作跨越了二战后的30年。战后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导致了美国人价值观念的急速改变,尤其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摇滚乐、性解放等为核心的嬉皮士文化席卷美国,对性的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性咆哮时代”。贝里曼深受当时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加之本人性格中有野性、狂放的一面,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发生了多次婚外情,甚至是一夜情。他的《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Sonnets to Chris)、《向布雷兹特里特夫人致敬》(Homage to Mistress Bradstreet)以及《梦歌》(The Dream Songs)等诗作即脱胎于个人强烈的情欲体验,糅合了肉欲的炽热、裸露的兴奋和幻觉的狂迷。
贝里曼虽然写身体、性欲和情人间的性爱活动,大胆建构以感官享受为主的情欲世界,但他对情欲本身持质疑、否定态度,终其一生都在强力压制内心疯狂的情欲,渴望通过完美的诗歌艺术与宗教信仰荡涤心灵,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最终实现自我救赎。因此,情欲是以一种悖论性的方式存在于贝里曼的生活与艺术中的:他既迷恋又抗拒情欲;既享用快感又惧怕宗教惩罚;既追求情欲激发瞬间之激情,又渴望超越激情的瞬时性并最终进入永恒境界。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贝里曼没能控制住自我情欲的泛滥,婚外情毁掉了他的家庭生活,使他陷入极度的焦虑与负罪的痛苦中,在灵与肉的剧烈冲突中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自杀身亡。
二、 《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情欲诗写的道德困境贝里曼把定格于肉欲层面的情爱斥为兽欲,痛斥人类内心无尽的情欲之壑是对道德与人性的亵渎。然而,对兽欲的否定和避开兽欲的拒斥从未使欲望放弃寻求它的权利,情欲在这些条件下反具有令人焦虑的极端诱惑力。[1]113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情欲是一种违犯道德的力量,对情欲的拒斥体现了诗人的“超我”抑制,而诗人的“本我”则更渴望体验情欲带来的违禁的快乐。“超我”的生命力远逊于“本我”,在情欲的冲击下诗人显得极为脆弱,他的“本我”,即追逐情欲享乐的本能,逐渐显露并占据上风。1942年,贝里曼与艾琳(Eileen)结婚,婚后两人的感情生活并不融洽。巴塔耶指出:“婚姻的常规范围无法为所有灼热的情欲力量提供出路,这些力量使人受到压抑,首先通过令人窒息的性焦虑,然后通过剧烈的和过度的爆发表现出来。”[1]108在难以排遣的情欲驱使下贝里曼不断尝试婚姻之外的“性冒险”。1947年2月贝里曼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邂逅了一位漂亮迷人的女士,两人迅速坠入情网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段持续了一个夏天的婚外情给贝里曼带来了强烈的感官享受与极度的性兴奋,也令他内疚、抑郁、深陷道德与灵魂的苦境。[2]183诗人郁结于内心的欲渴、痛苦、焦虑、羞耻等心理情绪在自传体爱情组诗《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中宣泄出来。此组诗由115首十四行诗构成,记录了贝里曼与一位名叫克莉丝的女子之间炽烈的婚外情,充斥着神秘、疯狂的情欲体验和交替、混杂的痛苦与快感。在组诗的序言部分,贝里曼坦言对克莉丝极度慕恋,并渴望这段感情能够为社会所包容:“他在千年前,为一位娟秀的女士/写下许多情歌。/他们曾经相爱,/现在该把诗拿给世界看看?”[3]70贝里曼的这位情人(贝里曼一位好友的妻子)其实根本称不上“娟秀”,她毫不体贴,喜怒无常,还经常酗酒。在一次酒会后,贝里曼搀扶烂醉如泥的克莉丝回到她家,亲眼目睹了克莉丝被她的丈夫斥责的场景。这一场景被如实地写入诗中:“──‘你根本不值得同情!’他(译注:克莉丝的丈夫)说得理直气壮;/但遭他痛斥和难以宽恕的/我却尽情追求,/即便那东西/罪恶、空洞,或我不配享有。”[3]75诗人抛弃了道德伦理,委身于炙烈的情欲,情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具有令他神魂颠倒的魅力:“看到她轻轻地走着,如此优雅,/我颤抖得厉害,久久呆在原地,微笑的痛苦……/脑中狂暴的热气,像是中暑”[3]78。诗人直抒自己的情欲渴求,赤裸地描述与情人放纵情欲的真切体会和强烈感受,他们在乡村小路边的树林中约会,如丛林中的疯狂野兽,在兽性的发泄中狂欢直至毁灭:“我们享受这怡人的天气,/潜行深山的野兽,/它们如狼如虎的炽爱发出咆吼,/在瞬间相撞。”(《第13首十四行诗》);他们在汽车中做爱,在《第9首十四行诗》中汽车被比喻成“我们俩炽爱的洞穴”;《第59首十四行诗》中甚至还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口淫等情色描写。
婚外情给贝里曼提供了巨大的情欲宣泄的空间,然而诗人的矛盾心理和负罪的自我情感问题也凸显出来:他的情绪容易波动,时而欢欣鼓舞、满怀希望,时而痛苦焦灼,充满罪恶感。这种两极化的情绪源自于诗人的情欲渴望与宗教禁忌之间的冲突。出身于天主教家庭的贝里曼从小深受天主教的熏染,虽然他曾用低俗的词语亵渎天主教,痛斥天主教“极其恶劣”“极为恶心”[4],但天主教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关于性与婚姻等方面的教义规诫,在其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天主教一向严惩婚外情,强调私通是不赦之罪,不肯悔悟的私通者的灵魂必将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而这正是贝里曼内心深处极为惧怕的。福柯分析指出:“宗教道德乃是人与自身关系的一种特定模式,构成其形式的是忏悔、自责、对诱惑的斗争、自制、内心斗争等。”[5]放纵情欲、背叛婚姻的贝里曼同时也在浓重的宗教意绪中不断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审视、自我反省与惩戒。在《第58首十四行诗》里他引用了《新约》“路加福音”中耶稣讲述的“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典故。这个典故说的是一位撒玛利亚人不顾教派隔阂帮助受伤的犹太人的事迹。“好撒玛利亚人”代表的正是贝里曼缺乏的道德力量:“他理智,平实,品性端正,/一身得体的棕衣;/把钱都施舍给孤儿院,/他昂扬而理性,/生活平淡而充实,/你我都无法企及。”[3]97这位“理性”的撒玛利亚人与《雕像》中超然绝世的洪堡雕像一样,二者都超脱了肉体和欲望本身,屹立于道德的制高点,显现出“圣者”的光辉,而臣服于情欲的诗人却早已沦为生活的“小丑”:“我怀疑,我们丢了护目罩,活像个小丑。/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迎着狂风跳舞”[3]97。“小丑之舞”隐喻地体现了诗人道德情感上的焦虑、羞愧和负罪心理。实际上,感情出轨后,贝里曼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不再渴望与妻子的鱼水之欢,两人在夜里“只是静静躺着,/高明的逃避”,可他并不想放弃这段无爱无性的婚姻,甚至自欺欺人地说自己还爱着妻子:“某种意义上……仍喜欢着她,/渴望给她快乐”[3]97。贝里曼这种矛盾心理折射出他背叛婚姻后内心产生的强烈负罪感,他渴望情人克莉丝走进自己激情、焦灼、混乱的情感世界,分担内心深处的罪孽感:“我是那么奇怪,/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你也是。/我们倔强地活出自我。/你爱恋的眼睛是那么熟悉,看着我,像一道伤痕”[3]118。在《第100首十四行诗》与《第105首十四行诗》中,贝里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私通是违逆自然的,私通者的下场将极为悲惨。他恐惧地意识到自己注定沉沦于不可遏制的情欲中,沦为“罪人”,最终灵魂被禁锢在地狱中,永受地狱之火的灼烧:“我知道我会,/带着颤抖,/我看到这一切都会发生”[3]215。他甚至期望通过自杀“遁入”死亡的“黑暗”中,以重返“孩子般”无欲无求的理想状态,重获宁静、愉悦与纯真:“在激情中蠕动?……/谁来引领我?难道我的血液注定涌出,/如孩子般,而我感到寒冷,遁入黑暗。”(《第39首十四行诗》)。《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写于贝里曼与克莉丝婚外情发生的当年,而诗人内心一直深受道德负罪感的熬煎直到20年后才面世。实际上,贝里曼在诗中希望建构一个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情欲空间,其最终目的是把人从各种限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宣泄欲望冲动和情感。[6]72然而诗人对宗教道德强烈的内在执著和内心深层的道德负罪感使得这一构想最终落空。
三、 《向布雷兹特里特夫人致敬》:男权意识下的情欲之歌1948-1953年间,贝里曼进入了创作的瓶颈期,在难以负荷的精神压力下,他又开始四处寻欢。丈夫的不断出轨给妻子艾琳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两人于1953年离婚。此时的贝里曼内心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的性渴望、猎奇心理与性征服欲望愈发高涨,追求丰富情欲体验的冲动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婚外情导致的婚姻破裂令他一蹶不振,而且道德负罪感愈加深重,并极度渴望忏悔和自赎。长诗《向布雷兹特里特夫人致敬》就创作于这一非常时期。与《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中真实发生的婚外情不同,贝里曼的这首叙事长诗颠覆了传统的婚外恋诗写,通过记忆与虚构抒写了一段与美国女诗人布雷兹特里特跨越300年历史的婚外恋,重新定义了殖民时期的生活并赋予其新的意义。[7]115-196布雷兹特里特是美国第一位女诗人,她随丈夫远渡重洋来到北美马萨诸塞州湾殖民地,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创作诗歌,大胆抒发个人的内心渴望和生命诉求。贝里曼着迷于布雷兹特里特夫人独特的人格魅力,以一段惊人的叙述幻想自己穿越时空,与女诗人之间产生了“性吸引”,两人陶醉于婚外恋的浪漫情调中,全然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我们的手搭在一起/谁会在乎?/彼此的世界都放过对方,/你赤裸地躺着,/看着我,眼里满是温柔”[3]133。他们沉浸在“爱人的气息中”,彼此得到情欲的满足。从第四诗节开始,诗人在想象中追溯自己与布雷兹特里特夫人同乘“阿贝拉号”航船前往北美的经历:“我似乎发现了你,年轻娇弱的你,我来看你,/与你在一起”[3]135。两人一起历经各种磨难:“上岸的那周,我们都精疲力竭。/陌生的船只驶过,吹了数天的海风,/无情,让人惧怕;/刺骨的冰冷,雨雪,坏血病;还有许多病人。”[3]136当时的马萨诸塞州湾殖民地是一片“荒凉的炎热”,一个“原始的地方”,充斥着“狼群和风暴”。贝里曼与女诗人生活在这个异质的环境中,他们的共同语言就是诗歌,两人心灵相通、情投意合,谱写了一段惊世骇俗的浪漫恋情。
贝里曼这段跨越历史的婚外恋具有鲜明的男权意识以及性施虐的特征,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性征服快感。马斯洛在解释人的性行为动机时指出:“一个人进行性行为,可能不仅出于性欲发泄的目的,而且还要确立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一次征服,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更基本的感情。”[8]在之前的《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中贝里曼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始终被克莉丝所钳制,丧失了男人的自信与尊严。他在194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到:“她(译注:克莉丝)定是要将我折磨至死的。”[7]196他甚至称自己是献给克莉丝的“一具烧焦的祭品”(《第19首十四行诗》),“一头献祭的羔羊”(《第62首十四行诗》)。而在《向布雷兹特里特夫人致敬》中,贝里曼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主宰甚至剥夺布雷兹特里特的生命存在,他的操纵、占有和征服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首先,贝里曼如《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创造人类一样“创造”了女诗人:“你的身体/从甜粟米和空气中发生,扭动。/穿越几个世纪,我召唤它,我看到它。”(《第3诗节》)。由于布雷兹特里特只存在于贝里曼的想象和欲望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她的生活、情感和思想完全被置于贝里曼的严格控制之下:“哦,你的生命受我的爱支配,/我们一起躺着,直到永远,或者/我将随性而定。”(《第57诗节》)。有时,贝里曼甚至以纳粹施虐狂的形象出现,对女性残忍地施暴:“我用小车推着尸体,我握着铁把手/在火堆前来回走;她们燃烧,/碎屑飘落。/我不知道是否/是我杀了她们。这些女人,我用着合适。”(《第34诗节》)。弗洛伊德在《性欲三论》中阐述道:“关于虐待狂,其根源在正常人身上很容易发现。大多数男人的性欲包含着一种侵略性的成分──一种征服的欲望。男性需要通过求爱以外的手段来战胜性对象的反抗。因此,虐待狂应当与性本能当中的一种侵略性成分相对应。”[9]22贝里曼对布雷兹特里特的爱带有浓重的施虐-受虐色彩。面对这样一位时而温柔多情时而骄横暴虐的情人,布雷兹特里特夫人竟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对贝里曼说“你对我是好的”,不加掩饰地展现出其受虐情结。这位“安静”“耐心”“虔诚”“温和”的清教徒式女人显然要比《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中轻佻、狂野、放纵的克莉丝更符合贝里曼心中“理想情人”的角色,反映出贝里曼对一位集情人、知己、倾诉者三种身份于一身的女人的无限向往。[10]布雷兹特里特这一恋人形象实际上就是贝里曼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在男权意识的阴影下,布雷兹特里特夫人严重失语,成为了男人的附庸,主动投入给自己带来身心痛苦的爱情中,贝里曼的情欲诗写因此显现出较为鲜明的男性叙述话语特征。
四、 《梦歌》:情欲的挣扎与自赎贝里曼于1969年出版的“自我之歌”--《梦歌》同样渗透进大量有关情欲的描写,情欲是支配主人公亨利行为的原始动因,亦是支配全诗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力。《梦歌》的创作跨越了13年,在此期间贝里曼迎娶了年仅24岁的第二任妻子安(Ann),1959年再次离异,两年后与22岁的凯特(Kate)结婚,婚后他的风流韵事依然不断。长期的出轨使得贝里曼的婚姻生活充斥着争吵、冷战和互相折磨,他痛苦不堪,甚至认为“夫妻间的争吵比战争更富于杀伤力,个人的噩梦比公众的恐惧更可怕,家庭的麻烦、爱情的挫折比战争、饥荒、瘟疫等公共灾难带来的痛苦不知要多多少倍”[5]145。一如贝里曼本人,《梦歌》的主人公亨利也是一位卡萨诺瓦式的浪荡公子,他对情欲的执迷与憧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亨利是结了婚的,却与妻子形同陌路。在《第5首梦歌》中,亨利说“他的老婆什么也不是”,并认为婚姻生活是“最差劲的事儿,/让亨利大为恼火”。《梦歌》中也常常暗示亨利有婚外情,比如“时常,他会驾车/赶赴他的幽会,就像这样,/而气喘吁吁的爱毕竟已令他箭在弦上”(《第10首梦歌》)。亨利拥有强烈的追求和满足自我情欲的本能,其情欲表达直接而激烈。在《第4首梦歌》中,亨利发现餐厅里一位黑发棕肤女子向他瞥了两眼,女子曼妙的身体勾起了亨利的情色幻想,他顿时情欲泛滥:“塞满她的小粉盒和芬芳的肉体,/用鲜嫩的红辣椒,/她用眼睛瞥了我两下。/……我饥饿的背后/其实只有她丈夫和另外四个人/阻止我提到她/或倒在她那纤细的脚下哭泣。”亨利的情欲被挑动起来而没有得到满足,身心便脱离了常态,竟开始幻想自己“玩弄”女性的肉体,显露出近似于“施虐狂”的病态人格。根据巴塔耶的理论,对性对象的神圣化与侮蔑之间的微妙平衡可以产生强烈的情欲兴奋性:“性活动者对被禁止的性对象的‘肉体’之美进行侵犯、虐待、侮辱,并作为性的‘道具’来利用,能够激发情欲的兴奋性,产生‘侵犯’的快感”[1]147。亨利在对“美”的肉体的施暴、施虐幻想中获得性兴奋与快感的巅峰体验,其欲望的膨胀已经达到了狂烈、荒诞乃至变态的程度。贝里曼通过刻画亨利这一人物的情欲心理,将人性中最原始、最强烈的本能冲动以极端的近乎病态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
《梦歌》中许多首诗将女人设定为欲望的对象,而男人则如丛林中疯狂的野兽,暴露出最原始的兽欲。亨利自称“亨利小野猫”(Henry Pussy-cat),他窥伺女人的肉体,无止境地追逐情欲的满足:“亨利热了起来,和别人上了床……/亨利对女人的身体产生了兴趣,/他的生殖器成了丰功伟绩产生的地方。”(《第26首梦歌》)“在我的欲渴消失前,让我抚摸布蕊女士的肉体。”(《第69首梦歌》)“年轻的美人坐在我的脚上连同所有的/一切。”(《第112首梦歌》)“那么多的美娇娘啊,我左勾右抱。”(《第118首梦歌》)。亨利不停地在情欲幻想中获得存在感和性征服的快感,然而情欲的欢愉转瞬即逝,其罪孽的后果是灵魂深重的痛苦。在享受情欲快感的同时,亨利的内心始终掺杂着对情欲的拒斥、恐惧和耻感。在《第25首梦歌》中亨利向上帝祈求让自己重回孩童时期,因为那时的他尚无欲望,可以免受情欲贪求的折磨:“严明的天父啊,让我再次膝行匍伏”。在《献给克莉丝的十四行诗》中贝里曼也曾抒发自己对纯净无瑕、无欲无求的童年的向往,但如今他直接祈求上帝施恩,因为上帝是“快乐、荣耀、信心的源泉”[6]126,他甚至祈求上帝以肉体惩罚的形式将自己“罪恶的情欲”彻底驱除:“致他失明,或毁灭他的欲”[3]239。源于自由意志失控而导致的“放纵之爱”显然受到了来自宗教的强有力制约。然而灵魂净化与自赎的愿望在亨利身上注定无法实现,忏悔后的亨利重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情欲追逐,继续沉沦于酒吧内的无聊厮混和低俗的性诱惑中,直至精神苦闷、绝望时再次求助上帝,悔过后又故态复萌,重又坠入情欲之网。如此恶性循环也是贝里曼亲身经历的,它最终将诗人引向了精神崩溃与肉体毁灭。
五、 结语放纵不羁的情欲力量将贝里曼逼入难以自拔的心理困境,诗人苦苦挣扎于自由欲望与宗教约束的缝隙之中,感到精神痛苦、罪孽深重,血肉之躯无力承受神经、情感的巨大张力,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最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本能的压力和对性欲的抗拒之间,精神疾病给他提供了一条逃遁之路。他不能解决内心的冲突,但却能通过把原欲冲动转化成精神症状来寻求解脱。[9]213抑郁症消磨了情欲的力量,也为诗人提供了逃避无力自赎的残酷现实的惟一途径。然而,抑郁症患者的死亡冲动是很强的,他们在极端情况下选择自杀的概率极高。[11]晚年贝里曼写下了一系列献给上帝的诗,却又忧惧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已成为最后的妄想。[2]446他无法将自己挣脱出灵魂的绝境,死亡幻觉如噩梦般挥之不去,这一切最终导致他在197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从明尼阿波利斯州的华盛顿大桥上跳下去,死在了冰封的密西西比河上。贝里曼情欲诗写中的自我情欲从压抑到萌芽再到爆发直至息止的变化,揭示了人类心灵中深邃、阴暗和错综复杂的欲望本质,亦为情欲泛滥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
[1] | GEORGES B. Erotism:Death and sensuality[M]. MARY D Trans.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Publishers, 2001: 108-147. |
[2] | PAUL M. Dream song:The life of John Berryman[M]. San Antonio: Trinity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3-446. |
[3] | CHARLES T. John Berryman:Collected poems 1937-1971[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1: 70-239. |
[4] | JOHN B. Recovery[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3: 122. |
[5] | MICHEL 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ROBERT H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0: 215. |
[6] | LINEBARGERJ M. John Berryman[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4: 72-145. |
[7] | JOHN H. John Berryman:A critical commentary[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5-196. |
[8] | AMY J. "All Your Ages at the Mercy of My Loves":Rewriting history in John Berryman's homage to mistress bradstreet[J].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14(4): 999. |
[9] | 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2-213. |
[10] | SIGMUND F.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M]. JAMES S Tr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22-213. |
[11] | JOHN F N. Screwing up the theorbo:Homage in measure to Mr. Berryman[J]. Prairie Schooner, 1985(2):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