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策批评作为民意表达的基本形式和舆论形成的基础,它在政策预警与纠错、推进改革、消解极端负面情绪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同时,政策批评作为一种社会批评,表现为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愤恨情绪,是一种诉诸社会的集体愤恨。当这种集体愤恨超过一定的阈值,则会产生一种被极端情绪所裹携的集体非理性,可能危及政府合法性,进而导致社会动荡。正如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指出,革命从激情走向恐怖的根源就来自于集体愤恨情感的社会表达。[1]
互联网赋予公民更多的表达权,为公民政策批评构建了一个极其真实的拟态环境。特别是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使网络虚拟环境与现实社会融为一体、互为传导,极大地压缩了从信息传播到受众主体的认同、从个体行动到社会动员的速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媒体、网络民间意见领袖成为信息环境构建的主导因素,极大影响着主体的认知和行为。
中国当前的公民政策批评现象体现着中国当前存在的政策批评现象,既体现了中国言论自由程度的提升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也反映了网络环境下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复杂生态。政府、媒体和网络民间意见领袖共同作用与影响着主体的关注话题、认知方式和人际环境,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批评行为。本研究对公民政策批评行为的内涵、特征、形成原因等方面进行剖析,为发挥公民政策批评在政治参与、社会监督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二、公民政策批评的内涵 (一) 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政策批评公民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政治参与作为政治民主的一种形式,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态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现代民主进程加快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日益多样化,除了公民选举制度外,公民听证制度、公民建议机制、公民申诉机制、控告制度以及信访制度、陪审制度、网络问政等越来越多的公民政治参与形式被创造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决策的能力。
公民对政策进行批评也是一种自发、自觉的政治参与行为,它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普通公民对政策及其决策过程所进行的评价、批判等行为。公民政策批评是其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法律权利,使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在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2];同时,公民的政策批评行为还是抵御现代性危机、增强政治信任性和决策合法性的重要方式[3]。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建立一个从日常生活到社会运动、从单个组织到社会系统的对话系统。藉由这个对话系统,多元主体将协同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和民主化的政治体系。尽管公民政策批评行为与其他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相比,具有盲目性、非理性,缺乏有序性,但却是原始民意的蒙昧体现。
(二) 公民政策批评的对象公民政策批评中的对象——政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蒂特马斯 (Titmuss) 从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的联系与区别的角度阐述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4]公共政策包含一切政府的活动和策略,如运输、人口、移民、治安、国防;而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共政策中与公民福利、社会公平有关的政策,通常是指政府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配置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资源、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公共住房政策和个人社会服务政策等。简而言之,公共政策是一种广义的政策,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方面,而社会政策是一种狭义的政策,主要涵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本研究主要指狭义的社会政策。
在中国,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出现得较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没有社会政策的观念,所有的社会政策问题都被当作“政治问题”看待。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上转移,要调整利益格局,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因而在利益分配、就业与劳动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如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政策、土地交易市场化政策、住宅商品化政策、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国企改革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等。这些政策体现了中国现实发展中出现的新态势,也反映了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由于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错综复杂,一些社会政策难以照顾全局利益,一些社会政策缺乏周密论证而仓促出台,一些社会政策缺乏延续性和连惯性,使得公众存在意见,进而产生政策批评的行为。互联网所构建的言论表达平台,为公民政策批评提供了更广泛、便捷的渠道,反映并放大了公民政策批评的声音,提升了普通公民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力,使得政策批评成为中国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
(三) 公民政策批评的合法性与超功利性大多数国家都以宪法的形式来承认公民政策批评的这一权力,使公民政策批评行为具有合法性。中国也同样给予公民政策批评以法律地位,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其与《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共同确立了中国公民在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当行为上的合法性。
同时,政策批评具有超功利性,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指出政策批评的动机不是基于单纯的利益 (interests) 和激情 (passions),是两者的结合且超越两者。[5]
一方面,公民政策批评行为并非诉求一种简单的个人利益,而是一种道德化或价值化的诉求,尽管这种诉求与利益有关,却往往以一种社会价值或社会正义表现出来。[6]由于个人利益的诉求很难形成具有社会行为的共同主体,因而无法形成社会性的动员力量,社会影响较小;政策批评却与之不同,它往往能够通过共同立场形成社会性的共同主体,这些社会群体间的观点差异和价值冲突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性,影响规模较大,可调和性较弱,因此,其对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影响也较大。
另一方面,尽管政策批评往往具有某种“激情”,但这并非是一种情绪化泄愤,它往往是一种有道德根据的、合理的情感,尽管由个体所构成的群体情绪有时会表现出非理性,但参与批评的个体是理性的。这一点,使其与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等行为有本质区别。政策批评往往是针对“事”而非“人”,并循序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其价值诉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如当前公民对于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政策的批评的确反映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倾向更为合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存在着争议。然而,网络暴力行为主要针对“人”而非“事”,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如“铜须门”事件、“姜岩自杀”事件、“艾滋女”事件等均是如此。因此,公民政策批评行为具有合理性。
当然,批评的对象是“人”还是“事”有时很难区分,多数情况下,人们会把批评的对象聚焦于“人”,毕竟把批评对象指向“事”时,会有一种无法获得实际利益补偿的无力感,而由对他人的批评则可发挥心理补偿作用。[7]一旦批评的关系发生在“人”之间,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卷入机制作用下,由批评引起的愤恨情绪就会形成巨大的“传染性”,形成一种群体效应,政策批评的个体理性就会导致群体非理性,这是政策批评的主要风险。
三、社会情绪的变奏:公民政策批评的“土壤” (一) 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中国公民政策批评的情绪起点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步伐,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调整面临新的问题,区域间的不平衡日益明显,基尼系数持续增加,产业升级面临重大挑战,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举步维艰。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收入分配与生活境遇持续分化,一些阶层、群体相对剥夺感加重。同时,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加上各种官僚主义、权力寻租和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侵犯民生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使得一些人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心态中的不适应感、不公平感、困惑感、浮躁焦虑等因素增加。此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态更加民主和宽容,中国公民的泛政治化倾向被不断出现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纷至沓来的西方价值观所消解,人们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逐渐式微,“惧官”“畏权”的心态不断减弱,人们敢于对质疑政府行为,这些都成为中国公民政策批评的情绪土壤。
公民政策批评情绪的延续及放大会成为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关键导火索。从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到2011年的大连PX项目事件,再到四川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皆是因为民众对当地政府在环保政策与产业政策上的不满而引发的。从民众的情绪来看,最初,厦门市和大连市的民众不断向政府提出建议和批评,然后以理性、和平地“散步”以示抗议,慢慢地开始升级为什邡的“警民冲突”及启东的市民冲击市政大楼,民众情绪由平缓趋向激进,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越来越激化,随着微博等互动平台的快速推广和使用,政府所面对的舆论压力及现实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政策批评既是民众对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情绪表达,也是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的重要起点。
(二) 网络环境提供了社会情绪的宣泄渠道互联网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表达渠道,它使信息传递超越空间与现实政治权力的控制,能够以自下而上的涌现方式,影响政治决策,提升了人们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它使政治监督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过去依赖于“精英”间接监督方式,逐步向普通民众下移,一种全社会参与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监督的模式正在形成,政治监督的有效性与广泛性增强。然而,网络环境下全民化的政治参与也会带来不可控性,网络的去中心化削弱了有效的信息审核能力,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放大了人们信息甄别、选择的成本,使得大多数人在政治参与时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民是以一种“隐形人”的方式存在,极大地降低了其政治参与的责任感,当人们在面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时,政策批评的言论会成为重要的引爆点和宣泄点,人们极易无所顾及地在网络上发泄不满情绪,这些都成为社会批评情绪的基础。
当前,大量的社会事件都起源于、发酵于、成长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和普及,更加突显了互联网的泛在性、融合性和影响力。轻量化的微博、微信使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豆瓣、开心等SNS使基于熟人的强关系和基于陌生人的弱关系有机融合;基于LBS (基于位置的服务) 使得人们的行为更加实时性和场景性。网络所呈现出的移动化、多场域和泛在化的特性,使人们的情绪能够以最便捷的方式和最大的影响力表现出来,任一个体的行为都可能形成蝴蝶效应,引发其他个体与群体的巨变,推动线上舆论场以及线下群体行动的形成,这使舆论场与社会环境变得复杂多变。
(三) 从众性与非理性放大了政策批评者的声音互联网所倡导的“吸睛效应”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负面偏好”心理,使得政策批评者的声音更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的真相,仅凭个人感觉和其他人的态度而对政策进行评议,越激烈而极端的批评言论越能够激起人们的围观。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政策批评的声音被不断强化、放大,众多参与者不断聚集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个体成员在群体力量的掩护下会产生一种法不责众的心态,进一步助长群体情绪中的非理性因素,形成“群体性抱怨”现象。这种情绪极易形成舆论旋涡,在极端情绪的煽动下,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如2011年10月重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时,当地很多群众对新的医保政策持有批评态度,多次向政府提出异议而未能有效解决。于是2012年4月10日,在高速公路路口、公安分局等地先后出现人群聚集,部分聚集者向维护秩序的执勤警察和武警投掷石块和砖头,并有12辆警车被砸,4辆警车被烧。11日上午,现场执勤的武警、民警开始对聚集人群进行清场,并施放了催泪弹。经警方介入后,万盛城区聚集人群散去,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群众对政策不满,在得不到及时回复的情况下,引发群体性抱怨,大量群众在从众效应下不断聚集,非理性情绪扩散,引导矛盾激化。这突显出政府对民众批评声音及时反馈的重要性。
当然,“群体性抱怨”现象并非镜像着每一位公民的真实态度,而是互联网信息场作用下的一种复杂的、化学式的“社会心理发酵”现象。然而,这种社会心理场会使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削弱,当政府公信力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政府怎样做,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如何避免这一“塔西佗陷阱”,是中国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四、网络意见领袖的崛起:中国公民政策批评的助推力 (一) 传统话语体系正在被网络新势力解构由官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人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追溯几千年来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等级观念和效忠思想使中国人普遍具有对官的敬畏与顺从,权威主义政治导致人们对政治权力的遵从与自觉服从;同时,地缘环境与农耕文化使中国人天然的具有一种“求安惧变”的思维,形成了中国人顺应环境、善于接受的人格特质,这与西方民族崇尚人与自然抗争、乐于冒险、热衷批判的人格特质有本质不同;此外,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泛政治化”的倾向和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使得中国公民对政府有高度的依赖性和服从性。因此,长期以来,政府的话语体系严密夯实、不容质疑,政府的声音等同于全社会的声音。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话语体系正在被解构和重构,网络环境下的政治新势力正在崛起,“草根”呈现出越来越重的话语权。根据杜智涛等的实证研究,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体系无法平移到网络社会中,尽管现实地位和声望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网络话语权,但这两者并非完全匹配,网络政治体系有着自身的形成机制。现实社会的话语权主要依靠权力、资历等因素,而网络话语权的形成主要来于“草根们”的关注和支持程度,谁受到的关注越多、支持越多,谁的话语权也就越强。现实社会中较有声望和地位的群体,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并不高;而网络把关者、网络民间意见领袖成为政治参与的新势力,尽管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可能是学生、自由职业者、一般员工等身份,但是他们却是网络空间话语权的主导者。[8]因此,由后者所构建的民间舆论者与由前者主导的官方舆论场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日益深远。
(二) 主流媒体在公民理性认知建构中的作用缺失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在议程设置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媒体在公民理性认知的建构上作用有限。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无论是在资本结构上还是在管理体制上,都与政府有着重要关联。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的主流媒体,其基本定位是作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喉舌”而存在。政府对主流媒体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把控,这使得主流媒体仅仅是官方话语体系中的“宣传工具”,而非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理性、客观、自由、多元的媒体专业主义精神在面对监管时,往往以牺牲媒体专业主义精神而换取生存的空间,使得主流媒体的传播内容同质化和标签化、传播方式模式化与说教化、传播态度单向度与刻板化,这与当今多元化、个性化和差异化的信息传播环境呈现出较大差异,难以适应人们对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于是出现主流媒体与大众文化呈现出“自说自话”“两张皮”的现象。这些既不利于培养公民的理性思维,也不利于全社会公共理性的构建。
此外,中国正处于一个制度与政策的多维选择与试错盲动时期,对媒体管理体制也具有这种特征。20世纪90年代,各类媒体开始从国家财政拨款向市场化过渡,目前多数媒体已经从纯粹事业单位转型为企业化管理的经济实体。媒体面临着“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和“市场运营,商业赢利”的双重责任,市场消费主义与媒体社会责任形成渗透、对峙、抗争、相互消长的态势,过渡消费化和庸俗化不断侵蚀着媒体的社会责任。巨大的商业利益刺激使媒体以牺牲专业主义精神来换取现实利益,媒体成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和代言人,并逐渐丧失了批判的理性和辨别的能力,媒体的社会公信力逐渐下降,无论是在引导公民的思想与行为上,还是在理性公民社会的建构上,都显得不足。主流媒体导向能力的缺失,为网络环境中自媒体的引导能力跃升提供了机遇,这使得人们价值更加多元化,异议者的声音会此起彼伏,政策批评的声音也自然会不绝于耳。
(三) 网络意见领袖:民间舆论场的代言者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正在使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其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性、平等性、匿名性、虚拟性等特点,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表达空间,成为中国政治民主、社会创新的重要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那些社群中的活跃分子、有所专长的人、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人往往能够吸引诸多人的关注和认同,并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虚拟社群。于是,传统由官方主导的、单向度的、平整划一的话语表达空间,被由这些以意见领袖为核心的网络社群所解构。
公民对政府的依从性正在被网络民间意见领袖弱化;传播政党、政府意志的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被网络民间意见领袖所消解和侵蚀。人们对社会转型期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不满情绪和意见表达在网络环境的舆论场中得以抒发,意见领袖在其中会扮演着引导者、代言者,甚至迎合者的角色,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的话语形态无论是态度立场还是表达方式,往往给公众以刻板乏味、不接地气、不通民情、不知民意的印象。
网络环境下的民间意见领袖在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参与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影响着人们关注的话题,通过引导、示范、说服等方式,让人们产生依从性;使中国社会结构由官方主导的平面空间,变成一个多元化、立体化的空间,这个空间由大小不一、边界交织、层级叠摞、相互作用的类似于“汽泡”的社群所构成。官方的意见和态度不会像过去一样直达每一位公民个体,而是先经过意见领袖过滤,进行二次或多次传播并在社群内发酵,进而影响每一位公民个体。网络空间的民间意见领袖在未来中国政治生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既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也可能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造者。民间意见领袖会成为中国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未来中国政治生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五、传统延续与网络赋权:中国公民政策批评行为的复杂性中国深厚悠久的传统和政治文化使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些复杂甚至矛盾的心理状态,如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①与广泛的社会公平诉求共存,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与社会正义感共存等,这些都使得公民政策批评行为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一) “二元分割”的政府信任中国人对于政府的信任有相当部分源于情感因素,即多年来政治宣传教育所产生的对政党、国家及其机构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情感;然而,转型期所带来的固有社会矛盾及基层政权在执政能力上的不足,对这种积极情感产生了侵蚀。所以,很多中国人对于政党、国家等高层政治的信任远高于与自己生活、工作更贴近的基层政府组织的信任。史天健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9]
塞维林·比亚勒 (Seweryn Bialer) 曾提出高层政治 (High Politics) 和低层政治 (Low Politics) 两个概念,前者指社会、国家、国际等主要政治问题及与政治体系相关的抽象价值、观念与原则等;后者指与人们生活贴近的民生与利益问题[10],中国人对低层政治会表现出更多关注,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②。中国目前多数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都属于后者,其涉及福利、就业、住房、健康、文化、教育、人口、婚姻与家庭生活、社区及社会公共环境等。这些政策的执行最终都是由基层政府来实施,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由此,民间抱怨情绪也不可避免。中国目前大量存在的“维权”事件主要是针对这些问题,针对的“主角”也是基层政府及官员。因此,一方面高层次的政党、国家及其机构在人们心目中有较高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对政策有较多的批评,而批评的源起主要是基层执政者。
同时,中国人普遍具有权威人格特质,这种特质虽然有利于提升对权威的认同和对集体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政府的信任感;却由于对权力的过度倚重、对权力关系和政治格局的过度敏感、对社会认知的结构化和单向度,使得对身边发生的诸多问题缺乏客观、理性、多元的认识,产生过度的政治化联想,容易把各种问题归咎于政治因素和政府责任。[11]因此,一些人会不自觉地把遇到社会问题归因于政府因素,对政府组织、政府工作人员或相应政策的批评也自然成为最直接的行为表达。
(二) 现实利益与正义感相交织尽管中国人普遍关注的是事关民生的“低层政治”,公民政治参与普遍具有物质化、功利化倾向;但也常常会具有“非功利”的一面,表现出对公平、公正、正义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倡导的正义观对人们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论语·微子篇》)、“义谓所守之正”(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上》)、“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 等。然而,儒家的正义观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不是以客观、理性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普遍的人性为基础。儒家认为“义”从属于“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正义观”是建立在一种内在德性之上,而非建立在外在的社会规范之上,缺乏制度保证,带有很强的主观情感色彩。
因此,这种正义感极易被某种情感和情绪左右,最终形成群体性情绪。加之儒家文化对恃强凌弱的鞭挞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也为这种情绪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持。这种情绪在网络环境中有了更加便捷的表达出口,“网络反腐”“网络维权”等现象中均体现着这种情绪。这种情绪也体现在政策批评行为中,一方面,中国人在政策批评中体现着对现实利益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这种对朴素的正义感的追求;一方面维护着传统的高层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也抨击着现实可见的权力关系,体现出复杂性和多面性。
(三) 地域差异、年龄差异与教育差异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文化水平的不平衡性,使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和政策批评行为都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复杂性。在地域上,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这些一线特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公民,无论是在政治知识、受教育程度上,还是互联网使用程度上都较高,其政治参与的意识较强,政治参与的水平较高,对政策进行批评的现象也比中小城镇、农村或西部欠发达地区多。比如从全国范围内看,自2007年厦门反PX项目事件起,类似事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上海市、广州市、厦门市、大连市等经济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而欠发达地区民众的维权意识则淡得多,同样是环保问题,云南省陆良县发生的化工厂铬渣污染事故就难以形成社会动员力量,当地的受害者只有委曲求全进化工厂打工,而未出现异议声音。
此外,一线大城市人们基于宗族关系、血缘关系、熟人关系的人际交往淡化,对于政策的认知与理解主要通过网络或媒体,因此,网络民间意见领袖会对其产生较深的影响;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较为发达,人们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也没有小城镇或农村高,人们会以更挑剔的态度来面对政策。而在中小城镇、农村等地区,政治权力对人们有较大的影响,人们的权威崇拜、依附心理根深蒂固,不少人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冷漠、被动和顺从,缺乏主动、竞争和独立的参与意识,政治参与水平远远低于大城市;人们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来自于上级传达或熟人关系,人对政治权力敬畏和依附,使得人们至少在表面意义上不可能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有较强烈的异见。
然而,网络上的政策批评实际上发挥着社会矛盾“减震器”的作用,人们在网络上进行政策批评,可以使负面情绪得到有效发泄,也使政府能够及时了解民意而迅速进行疏导,或对不适当的政策迅速做出调整,从而减少公民政策批评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城市公民网络政策批评者居多,但社会群体事件多发生于中小城市或农村的原因。
在年龄差异上,Norris指出后工业时代中新的一代年轻人与其父辈相比,受过更多的教育,更加具有批判精神,更容易产生对政策的批评与不满情绪。[12]杜智涛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年轻人对网络的天然亲近,对社会、理想、现实敏感与冲动,是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最活跃的群体,在网络话语权上占有明显优势;然而,年轻人独立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并不稳定,其因在学业与就业上的压力而更易感觉困惑和迷惘,这使得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更加感敏和冲动,也易参与到政策批评中。
在教育差异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公民在政策批评中也有显著的不同。杜智涛、张慧勇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有较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并且在政治抗争与政策批评行为上表现得更为理性。然而,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月收入在500~1999元期间的公民却表现出特异性,这一群体中有部分人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非常高,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远超越了政策批评的范畴,而表出为一种非理性的政治抗争行为,这是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一类典型群体,他们利用网络舆论的压力来解决申诉、维权等个人问题,或发泄情绪、表达不满,他们通过网络舆论压力寻求支援,他们往往会成为很多社会危机的导火线和引爆口,在中国网络政治生态中扮演着特殊角色。[13]
六、结语公民政策批评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力,它并非以公民的个人利益所呈现,而以一种诉诸于社会价值和社会正义的超功利态度所呈现;它尽管具有某种社会情绪和群体激情,但往往诉诸于合理的情感诉求。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各种矛盾是公民政策批评的情绪来源,网络环境为这种社会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土壤,人们的从众性又使得这种情绪进一步放大,并呈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当前,网络环境中的各种意见领袖解构和削弱了官方和主流媒体主导的话语体系,在公民政策批评中扮演着引导者、助推者和代言者的角色。在中国,由于传统的延续和网络的赋权,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公民政策批评表现出一种复杂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毋庸质疑,公民政策批评在政策预警与纠偏、化解极端负面情绪、增强公民的政治信任和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体现了中国言论自由程度的提升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公民政策批评在政治参与、社会监督中的积极作用:一是要畅通公民政策批评的渠道,加大政务公开,让更多的人了解政府工作、评议政府工作;二是通过建立健全舆情管理机制,及时发现、追踪公民政策批评中的言论,发现具有敏感性、影响力的话题;三是挖掘公民政府批评中有价值、可借鉴的内容,将其引入到政府工作、政策制定中,提高政府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四是针对公民政策批评中的不实、过激行为,要及时引导和干预,防止社会负面情绪扩大,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注释:
① 权威人格是德裔美籍心理学家阿多诺于1950年提出的一种人格特征,它是指人们所具有的一种倾向于服从权威的心理特征。
②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 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2001) 显示, 中国人具有比较普遍的物质主义倾向, 而后物质主义者不足4%。详见Zheng X W所写的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网址为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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