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由于对社会发展作用重要，自身高负债常受监管部门的重视，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是监管部门一直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巴塞尔协议Ⅲ》作为国际银行影响最广的监管标准，对其核心内容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做出了严格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本充足率反映了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是衡量一家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银行安全乃至整个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由于各种原因，早期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将被视为高风险银行，信用度下降，为了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者可能利用会计政策或财务政策来调整资本充足率，进而实现盈利。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loan loss provision)是商业银行管理者可选择的会计政策，用于预防贷款风险，但贷款损失准备金属于银行的附属资本，当改变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时，银行的附属资本将变化，资本充足率也会随之改变。股利分配是银行管理者可选择的财务政策，银行发放股利的目的在于满足股东分红的愿望，并且向外界传递利好信号，以便吸引更多的股东。然而，当银行提高股利分配率时，其留存收益率会下降，在盈利不变时，银行的资本会减少，这样资本充足率会随之变化。基于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银行不仅要记录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还要对未来的经济活动做出预测，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政策的选择对银行来说十分关键，能够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研究倾向于研究会计政策(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而对财务政策(股利分配)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综上所述，商业银行会计政策(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与财务政策(股利分配)会对资本充足率产生影响，那么银行是否会利用会计政策和财务政策来操控资本充足率？两项政策对资本充足率的作用是否存在潜在关系？文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商业银行通过估计可能发生的贷款损失，从贷款余额中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的资金。目前，中国国内商业银行大都实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制度，目的是防范银行的信用风险。贷款损失准备金在会计处理上作为资产备抵项，其计提比例不仅影响资本水平，还影响整体的利润水平，因此，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应当遵循会计谨慎性原则。

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方法目前还没有通用的标准，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由企业自主选择计提方法，存在很强的主观性。^[1]银行管理者出于各种动机，有可能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作为一种操控工具，影响资本水平和利润。^[2]实证研究表明，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影响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重要因素,银行增加贷款准备金计提在短期内对资本造成负面冲击，而长期内却有利于提高资本水平。^[3]银行除了利用贷款损失准备金进行利润平滑，还会以此进行资本管理。^[4]同时，贷款损失准备金在监管范围内可以由管理者自主选择计提比例^[5]，所以银行的管理者可能试图利用贷款损失准备金来进行信号传递^[6]。当银行的管理者预测未来利润较高时，他们会增加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向外界传递利好的信号，以此来增加资本水平。

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是银行管理者可选用的会计政策，一些研究证实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是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能够影响银行的贷款能力和盈利水平^[7]，进而能够影响银行的资本实力。

以上的讨论说明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作为银行管理者常用的会计政策会影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与银行资本充足率呈正相关。

股利政策(Dividend Policy)是企业股东针对股利的相关事项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涉及企业将收益用于分配还是留存以便未来投资等方面决策。股利政策是企业管理者可选用的财务政策，企业股东需要根据当前利益与银行未来发展情况作出均衡。财务政策与会计政策一样，都是服从于银行的战略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但会计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独立性，而财务政策的运用应更多地考虑会计方面的影响。^[8]

资本市场上一般认为，发放较高的股利向外界传递了良好的信号，表明了企业资本雄厚，盈利状况良好。银行一般留有部分利润来发放股利。有研究表明，财务政策能够潜在地反映企业的信息^[9]，此外，财务政策(股利分配)具有信号传递作用^[10]。因而银行可能通过分配股利，向外面传递利好信息，吸引更多投资。同时，有研究表明，发放股利能够提升股价，进而给企业带来超额的资本。^[11]但只有在银行具有较高盈利水平的情况下，管理者才有动机发放股利。因此，发放股利虽然可能将消耗银行的一部分收益，但对于吸收资本有利，银行管理者此时向外发放股利会同时保证高资本充足率。基于以上讨论，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股利分配率与银行资本充足率呈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了中国A股上市的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5—2013财务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这16家上市商业银行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文中各年度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文章剔除了部分商业银行未上市年度的数据以及有数据缺失年度的数据，最终得到研究的有效样本。

(二) 研究模型

根据上文讨论，验证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与股利分配对资本充足率影响关系，文章选用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股利分配率来研究。文章的实证研究模型如下：

(1)

CAR_it为因变量，是第i家银行第t年的资本充足率。目前国际上对该项指标越来越重视，国家调控者通过这一指标来跟踪银行吸收风险的能力。

LLPR_it为核心自变量，是第i家银行第t年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根据上文的讨论，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常用的会计政策，贷款损失准备金属于银行的附属资本，其计提比例增加会使银行的附属资本相应增加，这样资本充足率也会增加。文章猜想，银行资本充足率在很大程度上受该指标影响，管理者很可能利用会计政策(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来扩充资本，增加资本充足率。

DPR_it为第i家银行第t年的股利分配率。发放股利是商业银行可选用的财务政策，股利支付率就是用来反映股利的分配情况。一般而言，股利支付率提高，留存收益率较低，这样在盈利不变时资本充足率也会降低。由于发放股利能够吸引股东投资，且银行只愿意在高资本水平下发放股利，因此，股利分配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作用需要验证。

LNTA_it为第i家银行第t年的规模，在文章中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通常情况下，银行由于“太大而不能倒”，受到政府保护，可以持有较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但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资本水平较高的银行有实力保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充足率。^[12]47—59因此，两者的关系还在争议之中。

NPLR_it为第i家银行第t年的不良贷款率。大量的风险资产是影响资本充足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由于不良贷款的风险权重很大，导致风险资产相对较大，这样资本充足率就很低。目前，中国不良贷款率高是造成风险资产过高的主要原因，即α₄为负值。

ROE_it为第i家银行第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用来反映银行的盈利能力。当盈利增加时，银行可能会采取增加留存收益来提高资本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

α₀为常数项；α₁、α₂、α₃、α₄和α₅为各自变量前的系数，反映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程度；ξ_it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式(1)中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 1所示。从中可见，文章的有效样本数为117。样本中标准差均比较小，说明样本波动性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CAR的均值为0.121 328，即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达到了12.1328%，符合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的水平，说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普遍资本安全性较高，但其极小值为3.7%，可见近年来还有部分年度的上市商业银行数值未达标，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经营风险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股利分配来看，DPR均值达到了43.065 476%，表明大部分上市商业银行选择支付股利，但极大值和极小值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虽然银行普遍选择分配股利，但支付能力相差较大。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情况看，其标准差数值为0.006 671 533，非常小，表明各大银行计提比例相差不大。同样，从银行的规模变量LNTA中可以看出，极大值和极小值相差不大，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整体实力都比较雄厚。但其盈利能力ROE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各银行的盈利水平各异。同样，不良贷款率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

(二) 相关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中存在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文章在检验模型前对变量做了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从中可见，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普遍较小，也就是说，模型检验的结果是可靠的。

(三) 实证结果分析

式(1)的系数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由系数结果可以看出，LLPR的系数回归结果是1.438，大于0，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是影响资本充足率的重要因素。其Sig.值为0.00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说明，当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上升(或下降)时，资本充足率将上升(或下降)，这与上文提出的假设1是一致的，表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会计政策影响，管理者很有可能利用会计政策，即通过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此达到虚增资本的目的。

同时，从表 3中可以看出，DPR的回归系数是0.022，大于0，其Sig.值为0.00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了检验，表明股利分配率与资本充足率是正相关关系。一般认为，股利分配率高，留存收益率低，资本充足率也会低，但可能考虑到资本监管的压力，银行的管理者即使发放股利，其资本充足率也不会显著降低，相反可能还会升高。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较高的资本水平能够为支付股利提供保证，从而增强股东的信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由于国内大多数股东都有要求分红的愿望，迫于压力，银行这时候不得不分红，为了维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在分配股利的同时可能利用会计政策(如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来维持资本充足率。这样，一方面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维持原有股东信心，另一方面分配股利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值得注意的是，股利分配属于财务政策范畴，这样会计政策就成为财务政策的补充。

此外，LNTA的回归系数是-0.006，小于0，其Sig.值为0.00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规模越大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反而越小。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论一致。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由于银行“太大而不能倒”，往往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可以持有较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将资金用来扩大投资。^[13]中国目前上市商业银行也在走国际化路线，还将继续与国外银行发展趋向一致。

NPLR的回归系数是-1.414，其Sig.值为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不良贷款率越高，资本充足率越小，这与上文的讨论一致。显然，较高的不良贷款率会增加风险资产占比。不良资产一直是制约中国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降低不良贷款率，保持经营的稳健性。

值得注意的是，ROE的回归系数是-0.096，其Sig.值为0.00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与资本充足率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与一般认为的“盈利增加时，通过内部融资方式增加资本，从而增加资本充足率”^[12]47—50的观点不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融资渠道的便利性，使得银行不愿意将利润用来扩充资本。此外，受到股东分红压力、扩大投资的影响，盈利增大反而会降低资本充足率。

四、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利用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考察会计政策、财务政策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文章将会计政策(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和财务政策(股利分配)结合起来考察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而不仅仅考察单个政策的影响。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资本充足率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银行的管理者增加(减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时，资本充足率水平会提高(下降)。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条款，贷款损失准备金是银行的附属资本，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增加能够直接扩充银行的资本水平。因此，在考察银行资本监管效率时应该考虑到附属资本所占比例，银行资本是否充足，其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才是关键。

其次，股利分配率的变化会引起资本充足率同方向的显著变化。大多数股东有强烈要求分红的愿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东也是一样，但分红并不一定能够满足股东的投资需求，从这一点来说，银行即使要增发股利，也不会使其资本充足率水平下降。此外，派发股利向企业外界传递着利好信号，一些投资者会慕名而来，原有股东也会信心大增，这样，资本充足率水平会随着股利分配率的提高而上升。

最后，根据模型回归结果，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与资本充足率呈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商业银行较高水平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是资本充足率普遍较高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次是较高的股利分配率。银行管理者可能会通过增加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来扩充资本水平，另外，为了弥补增发股利导致资本减少的情况，银行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可能会同时利用会计政策和财务政策，两项政策之间相互补充。

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贷款损失准备金和股利分配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不仅要在数值上，还要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有效的监督；此外，会计政策往往是财务政策的有力补充，银行管理者在经营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两项政策的相互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上市的商业银行数量有限，目前仅16家，且普遍上市时间较短，使得文章研究的样本数较少，因此，对研究的结论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的研究可以扩大研究样本，不仅考察上市商业银行，还可以考察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利用样本的差异性，动态考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