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制定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背景的考察，有三种不同的时间距离：近视、中视和远视。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紧接着十八大之后，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会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十八大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1]为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方针、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2]3。

2012年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经济变革、社会发展、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从“壮士断腕”力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从“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解决民生问题的系列举措，到放宽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和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条件；从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整治“四风”；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已经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领各项工作的核心词汇，已经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共识的关键所在。

按照新时期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召开中央全会的惯常做法：一中全会主要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二中全会主要推选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建议名单，三中全会主要制定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执政方略和工作重点。因此，历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国改革的风向标，成为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2]83—84十八大之后，经过十八届一中全会，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层的换届问题；又经过十八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国家领导层和全国政协领导层的换届人选问题。通过两次中央全会，以习近平为总书记、以李克强为总理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自然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出手”共同制定施政纲领和工作重点的重要时刻，必然会引起各国政府和世界媒体的普遍关注和广泛期待。人们关注和期待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正式揭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当代中国改革的路线图。

实际上，自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强调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为了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中央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于2013年4月作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各地区各部门一致认为，这一主要议题的正式确立，顺应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望，抓住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2]87—88。

基于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急切要求，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深入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不断部署改革的各种举措。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4]2013年7月，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指出：“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5]。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再次指出：“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总的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6]。

总之，通过对十八大以来近几年的近距离观察，可以看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强化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激发了全社会参与和推动全面改革的热情和信心，极大地稳定和提升了国内外对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预期，从而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丰富的舆论准备，奠定了基本的政策色调。人们普遍认识到，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程度之深都将是空前的，其政策措施不仅攸关中国未来5到10年的发展，甚至攸关更长时期中国的前进方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向党内外、国内外传递的重大信号是：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但要谈改革，而且要大谈特谈改革；不但要改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机制，而且要改革中国的国防和军队体制机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机制。因此，这将是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改革，是对当代中国改革的继续深化和大力拓展。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历经35个年头。35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1978—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4 038亿元迅速跃升至518 942亿元，占世界的份额由1.8%提高到11.5%，世界的排名由第10位跃居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超出同期世界经济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7]可以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5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35年，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35年，是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35年，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5年。

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8]35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因此，邓小平将改革开放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是针对第一次革命而言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革命”则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虽然“第二次革命”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第二次革命”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已经引起并将进一步引起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科技、生态、国防、党建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而且已经引起并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重大转变。因此，在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方面，“第二次革命”决不亚于第一次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17

可见，3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历史性成就值得骄傲，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正视。只看到改革开放中的矛盾问题而对辉煌成就视而不见，如同只讲改革开放的成绩经验而忽视矛盾问题一样，都是片面的。35年来，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习近平将这些困难和问题概括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2]86这些问题的具体成因非常复杂，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有的是设计不周到、操作不规范造成的，还有的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总体上看，这些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有关，与改革开放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鉴有关，不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方向出了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对外开放水平不高造成的，说到底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9]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实际上是在倒逼改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总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35年的进程来展现和揭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这一历史距离和观察视角是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的，与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所作说明的基本精神也是完全吻合的。如果说，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近一年的良好开局中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觉得距离比较近、历史比较短，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背景的透视不那么深刻；那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全过程中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觉得距离已经比较远、历史已经比较长，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背景的透视已经比较深刻。但在笔者看来，还可以将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背景的时间距离尽可能地拉长，将历史焦距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上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这样的历史长距离来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距离只能称作“中距离”，而基于这一距离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背景的透视只能称作中视。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有64个年头了。这64年的历史，通常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这两个历史时期作了精辟分析，他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0]。习近平的这段重要论述，被思想理论界概括为“两个不能否定”。这一思想对于人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1]

按照“两个不能否定”思想的科学内涵，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两者既不能同时否定，也不能互相否定；既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么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就谈不上改革，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改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搞清楚，选择了苏联模式这个当时别无选择的样板。随着苏联模式缺点的暴露，中国共产党逐步意识到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存在着弊端，于是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探索在1956年前后取得了初步成果，包括中共八大的召开、《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以及在此前后其他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如：调整经济关系和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执政党建设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良好开端和积极进展。这些探索成果中闪烁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成为此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即便今天看来，这些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仍然弥足珍贵。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后，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经常被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群众斗争所打乱和破坏，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在此情形之下，社会主义改革谈何容易！实际上即便如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脚步也没有完全停止，而是在断断续续地艰难展开着。例如：1959年上半年纠“左”过程中的探索、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1972年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1975年的全面整顿。这些调整或整顿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完全脱离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新中国的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虽然被统称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改革的思想观点，也不是没有改革的实际举措。这一时期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可圈可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上的先导、理论上的前提、实践上的依据。

当然，在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主义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这些改革的不足与缺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相比，这一时期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展开的，是局部的、零散的、细枝末节的改革，在广度、深度、创新性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同时未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因为如此，很容易让人们觉得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与改革基本绝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考察，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决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以此前29年的历史作为基础和依据，同时又以此后35年中国改革开放作为验证和说明。只有这样来解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才能对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渊源和相承之脉有着更加丰富的认识，才能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战略意义和转折地位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

实际上，这不仅是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决策应有的历史视角，也是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应有的历史视角。当把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焦距向前延伸至1949年，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来64年的历史作为考察背景，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改革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即已发生，中国共产党其时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努力践行之，这种意识和努力不仅贯穿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同时贯穿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种意识和努力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因而改革的历史进程总是被打断，改革的成果总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遗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比较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因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大量地创造出来。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积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因而更加迫切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

总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64年的历史，长距离远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物，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一样，没有社会主义改革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2]只有改革，才会使社会主义社会之树常新、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