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咖啡馆之歌》(以下简称《伤》，1943)和《婚礼的成员》(1946)被评论界誉为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最杰出的两部作品。许多评论家认为麦卡勒斯的作品个人色彩太过突出^[1]，且所探讨的主题过于狭窄，但这也许是外界对麦卡勒斯误读的所在；而事实正是因她创作主题的相对狭窄，主要描写丑恶，从而获得了对主题开掘的异乎寻常的“深邃”，使得她所探索的主题得以抵达前所未有的深度。《伤》可以说是一本丑恶大集汇。

《伤》中充斥着各种丑：丑陋的小镇，生活乏味至极的小镇人，丑人，畸形人，荒诞畸形的三角恋，暴力，孤独，绝望，无助。

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细致地描绘了故事的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小镇本身是很沉闷的，镇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一家棉纺厂、一些工人住的两间一幢的房子、几株桃树、一座有两扇彩色玻璃的教堂，还有一条几百码长不成模样的大街。每逢星期六，周围农村的佃农进城来，闲扯，做买卖，度过这一天。除开这时候，小镇是寂寞的，忧郁的，像是一处非常偏僻、与世隔绝的地方。……公路离这里有三英里。”^[2]2在整篇小说中，麦卡勒斯不遗余力地用“dreary” “dull” “boredom”等词描写该小镇，小镇沉闷而令人窒息，单调而毫无生机，并且封闭、与世隔绝，很少有外人来，镇上的人们也几乎没走出去，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甚至一场雪都可以让镇上的大部分人不胜惊骇，“天真的小孩望着窗外，不知怎么回事，甚至都哭了起来。老人搜索枯肠也想不起这地区发生过什么可以与此伦比的事。原来这天夜里下雪了”^[2]87。

这儿的天气似乎也跟人过不去，“冬天短促而阴冷，夏日则亮得耀眼，热得发烫”^[2]2。第一次寒流过后，爱密利亚根据往常对天气的判断，宰了那口最大的猪，开始做大批烤肉及大小香肠^[2]67，“县里几乎每一户有猪的人家都学了爱密利亚的样”^[2]78，宰猪做烤肉香肠。但“第二天天气突然起了变化，闷热非凡”^[2]78，猪肉全都腐臭变质了，“有一家人庆祝团聚吃了烤肉都中毒死了，连一个也不剩”^[2]78。

小镇死气沉沉，周围的沼泽地显得神秘、邪恶，总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名叫芮纳·斯密士的疯子住在沼泽地，镇上的人们想象爱密利亚杀了罗锅李蒙，“半夜沼泽地里埋尸”^[2]18。沼泽地充满了腐败的气味，是死亡与未知的象征，各种肮脏和罪恶的藏身之处。工厂是小镇居民贫困而艰苦生活的象征。这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

小镇的居民无聊到灵魂都要腐烂了，惟一的娱乐是到叉瀑公路听苦役队唱歌，而且他们有着奇怪的习性，嗜好打探他人隐私，迷恋暴力与恶毒事件，“越是感到前面有什么乱子和祸事临头，就越是放纵和及时行乐”^[2]59。

女主角爱密利亚长得完全不像传统的南方淑女，身高六英尺二，体重160磅，而且她性别取向混乱、行为违背现实中的常情常理。爱密利亚是个“黑黑的高大的女人，骨骼和肌肉长得像个男人”^[2]4，她“根本不把异性的爱放在身上，是个生性孤僻的人”^[2]4，她很有钱，但鸡屁股是“她最爱吃的东西”^[2]56，她在“各个方面都违拗常情”^[2]19，“生活方式和习惯怪得不可理喻”，她粗鲁冷漠，唯利是图，性情古怪，“在爱密利亚看来，人的惟一用途就是从他们身上榨取出钱来”^[2]6。她视自己身上取出的两颗肾结石为珍宝，把它们作为饰物镶嵌在表链上，然后把表链送给她深爱的李蒙^[2]52。

集小丑和骗子于一身的罗锅李蒙没有任何传统男主角的特质，“是个驼子，顶多不过四英尺高，他那双细细的罗圈腿似乎都难以支撑住他的大鸡胸和肩膀后面那只大驼峰，他脑袋也特别大，……”^[2]8，长着一张奇形怪状的脸，他不但长相丑陋、更可怕的是他道德败坏，身上没有一丝优点，绝对是个人渣。

第三主角马文是个长相英俊的恶棍，在文中充当着破坏者的角色。他“无法无天，粗暴残忍，心硬得像撒旦头上的那只角”^[2]42，后来“成了闻名数县的大恶棍”^[2]49。

如此三位主角支撑着整部小说。作品的人物形象都是反常的，大大异于之前的传统小说。

传统的文本结构要求符合线性时序，符合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因果逻辑。而《伤》的情节怪诞、反逻辑、荒唐且不合常理,描述了一场荒诞畸形的三角恋。

镇上最英俊的恶棍青年马文不爱温柔漂亮的女孩，单纯而热烈地爱上了有男性气质的爱密利亚，她跟马文结了婚但不跟他同床共枕，马文借酒壮胆后，“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还没开口，脸上就挨了她挥过来的一拳，势头好猛，使他一仰脖撞在墙上，一颗门牙当时就断了”^[2]47，后来她“只要看到他喝醉，二话不说就揍”，他们的婚姻仅仅持续了10天。离婚后马文的财产都落到了爱密利亚手里，马文“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使她更富裕，使她得到爱情”^[2]49，可是，“她一提起他就咬牙切齿” ^[2]49。马文在失去爱密利亚的爱情后，又变成了无恶不作、臭名昭著的大恶棍。

爱密利亚对亲戚六亲不认，且从不请人吃饭喝酒，“在她来说，即使请白人喝一滴酒也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事”^[2]12,但当肮脏丑陋衣裳褴褛的小罗锅李蒙来找她，自称是她表兄时，她却立刻请他进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带他上楼休息，上楼时“走得很慢，灯举得高高的”^[2]16，她对丑八怪表兄一见钟情，“她的眼光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寂寞地注视着罗锅”，“像一个孤单寂寞的恋人”^[2]33，她“宠他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2]34，“在最细微和最重大的问题上，他都受到她的信任”^[2]55，“只要他一不高兴，爱密利亚小姐就慌了神，到处找礼物来送给他，以至到现在，手边没剩下什么可以给他的东西了”^[2]55。可小罗锅虽然得到爱密利亚的无上宠爱，在她家里过着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他却在看到马文的第一眼就背叛了爱密利亚，爱上了马文，在马文面前百般献媚，千方百计讨他的喜欢，像一只狗一样跟在马文身后。

小说的高潮是爱密利亚同马文决斗。这场男女之间的搏斗对小镇上的人们来说却成了一场狂欢。全镇的人一个不拉地出现在现场，住在乡下的人们坐着骡子拉的车或汽车赶来，有人从别的镇赶来。决斗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在爱密利亚即将赢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小罗锅出手抓她的脖子，爱密利亚因此输了。

决斗完的次日凌晨，小罗锅和马文走了。在离开前他们偷走了爱密利亚所有值钱的古玩，砸烂了机器钢琴，把酿酒厂砸了个稀巴烂，放火烧了棚子，干了一切他们想的出来的破坏勾当。

饶是如此，在接下来的三年，爱密利亚每晚坐在前门台阶上，眺望着那条路，等着心爱的小罗锅回来。

所有这些都不合常理,是反逻辑、荒唐的。这三个人对自己爱的人所持的坚定、执着之情，同任何一部经典的爱情小说比，毫不逊色，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的爱情有悖常理、很难让人接受、理解，他们肆意践踏神圣的爱，充满对人性的亵渎，并且对暴力有一种邪恶的崇拜，马文和小罗锅李蒙更是两个人渣，这些审丑现象使这部小说成为了一本审丑大集汇。

人天生对不熟悉，不习惯的事物会产生恐惧感。麦卡勒斯的作品“恶梦般的人物形象”一向受到诸多争议甚至非议。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不断发现与挖掘出隐匿于其笔下的怪诞之象，所刻画的心理深度及社会深度。麦卡勒斯的作品在审丑的背后蕴涵着对人性的深刻批判，对社会边缘人物(大众眼中的“丑人、畸形人”)的关怀、对人类个体精神的反思。

审丑更能够反映人物性格的深度和广度,凸显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并带来更为丰厚的艺术美感。爱密利亚性格孤僻、长相同南方淑女的标准相差甚远、很多行为违背常情常理，但她和男人一样能干，经营店铺(后来的伤心咖啡馆)、酿酒厂，会酿酒、做香肠和糖浆，会木匠活、泥瓦活和屠宰牲畜，尤为可贵的是，她长期免费为病人治病。因此，爱密利亚又是美的，她身上具有崇高的因素,从而使她的形象实现了从审丑向审美的转换,带来了更为丰厚的艺术美感。在父权社会，女性的正常与非正常的划分便于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控制，而白人女性的弱不禁风让她们远离凡尘俗世，使男性有机会在保护她们的同时建构自己的男性气概。身材高大的爱蜜利亚以无性的形象反抗南方淑女的理想形象，她的男性气质是麦卡勒斯逾越理念的具体表现。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了解丑之为丑，是一件愉快的事情”。^[3]

麦卡勒斯的在《伤》中写了大量的丑,但这种描写不是污行秽迹的展览,不是虚无主义的否定,“如果说美是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那么丑不应被说成美的反面，而应该看作是对无情命运的体悟和言说”^[4]。她在淋漓尽致的丑的描绘中,提醒人们对生活现实阴暗面的认识,在丑的事物背后,闪耀着作家批判的智慧和锋芒,以及深刻的审美理想。“麦卡勒斯用巧妙的坦诚的手法，让我们最最怪异的欲望和不间断的幻想也享有绝对的美学尊严”^[5]。在她眼里，所谓的畸形人、怪人、病态人都是自然的和有人性的。她致力于描绘表面繁华的社会中大多数人感受到的痛苦：孤独感和异化感，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绝望感。她描写被边缘化的“丑”人们的精神困境，体现了她对社会边缘人物(大众眼中的“丑人、畸形人”)的关怀，也表明人类的社会环境会生产出那种病态的、怪诞的人物。麦卡勒斯作品中的审丑大集汇，可以撼动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引起人们对这些“丑”人畸形人的同情以及对社会的强烈愤怒，使人们洞悉人生和社会的阴暗面。

人类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好像向前发展、变得更为文明了，实际上人类一些固有的、根深蒂固的丑恶的一面一直都在那儿，没有随着所谓的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被根除,正如阿多诺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6]

在传统的美学体验中，美的事物使主体失去自我，和客体融为一体，得到美的享受。传统美学很珍视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谐。但现代派作家却想法拉开主体和客体的心理距离。文学作品的丑类现象,会让读者觉得不舒服、绝望,读者会自觉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调节,与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壁上观。这些都属于鉴赏中的感情活动,是一种超脱式的心理反应,也可以说是审美心理范畴的反应,即美感。丑可以给人“一种带有苦味的愉快,一种肯定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乐。”^[7]有人甚至发出“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8]的感叹。

《伤》中的审丑，拉开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心理距离，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世相真实。比如，爱密利亚和李蒙、马文之间的畸形三角恋，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的爱情有悖常理、很难让人接受、理解，这会促使读者思考原因、打破心中固有的才子佳人爱情模式并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荒谬之处。这种无功利的心理距离,实现了丑从实用性向审美性、从功利性向无功利性的转化,增加了丑的艺术魅力。

“正常的大众”理所当然地给麦卡勒斯所描述的丑世界和丑人物，这些与他们理想中的女性、男性形象“不同”的人，贴上“怪诞、怪异”的标签。但读者站在局外人的位置,对丑进行分析、思考,会获得更深刻的理性认识。

《伤》中的丑恶、孤独、病态、绝望、无助，对读者来讲，并不是愉快的阅读经历，但是这些外表和内心都呈现病态的畸形人并不是作者本人的凭空想象，创造出来满足某些读者的偏好或为了激怒公众。尤其是她以丑以怪为美的创作风格实质上标志着，也表现了现代美学的转向，即由经典的传统的审美转为现代性审丑。这种转向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美就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丑的排斥。艺术领域中符合道德的、形而上的、形式上有一定的尺寸与秩序的都被称之为美。一直到古典主义时期，人们认为只有秩序、比例、和谐以及整体性才是美的。浪漫主义时期，美的属性侧重于激情、情感发泄以及想象力。现实主义时期，作家经常在文学作品中讴歌真善美、严厉鞭挞假恶丑。主人公慷慨大方、正直善良、无私无畏。作品伸张正义、宣传美德、批判邪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秩序的解体和一战的爆发使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悲观情绪和幻灭感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昔日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描写“美好理想”“伟大的前程”，显得滑稽可笑。精神孤独、性格扭曲、碌碌无为的反英雄人物、被边缘化的人物开始成为作品的主角。文学开始转向审丑。

麦卡勒斯所处时代，启蒙梦想的破灭与信仰的丧失加上惨无人道的战争与冲突，导致了人们对传统美学的幻灭；工业社会与金钱本位的思想促使艺术品泛滥成灾，人们逐渐产生审美麻木，这些都为审美反抗埋下了种子，成为之后审美向审丑转向，审丑勃兴的内在原因。

南方特定的环境即南方的困境则催生了美国南方文学界审丑艺术的繁荣。20世纪初，北方资本主义工商势力和价值观念南侵，使南方保守的农业社会迅速解体，开始了南方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充满了新旧势力和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南方人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几乎没有时间做出选择，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虽然他们意识到现代化是惟一的选择，但许多南方人本质上是保守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他们对南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的解体感到痛心疾首，他们的心理很难在短时间内承受如此多的剧烈变革，他们总是处于深刻的矛盾和极度痛苦之中，所以产生了许多心理不健康的畸形人。这些人被写入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丑的。这些丑陋的畸形人正是南方人内心矛盾和痛苦的艺术体现。

麦卡勒斯的生活和性格中有异于常人的层面，比如生理和心理疾患、酗酒、同性恋倾向等。她从小身体羸弱，加上生活复杂混乱，成名后不久便不断遭受疾病侵袭，写作总是被打断，甚至最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状态。在大众眼里她自己就异于常人(不是个“正常”的人)。

她在身心方面都比一般人遭受过更多的打击和创伤，20多岁的时候就数次中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行动能力。在以后的时间里，她因偏瘫而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她勇敢地承受一切并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她在作品中表露了她的同性恋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她同许多女性朋友关系过于密切。也许她认为和女性朋友呆在一起更为安全。但当时的社会对这种关系是零容忍的。而且，她脾气喜怒无常、酗酒等，使她周围的人远离她，本来他们因为她身体所遭受的痛苦想帮她，这使得她更加孤独寂寞。

她的这些非正常状态影响到了她的创作，因此，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寂寞孤独绝望，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有的有同性恋倾向。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所体现的特征都可以在麦卡勒斯本人身上找到源头。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有评论家认为麦卡勒斯在写小说时过于感情用事，不够理性，有许多不足之处。^[9]但是，“在阿多诺看来,如果说以奥斯维辛为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彻底反人道的同一性社会,个性在这个同一性社会中已被完全肢解和扭曲,那么,零散、断裂、畸形、不和谐也许就是现代艺术所应采取的最恰当的最合理的形式。而现代艺术对畸形、肮脏及变态事物的嗜好,实际上从反面体现了它精神上的成熟。^[10]

麦卡勒斯的《伤》，描写了丑人畸人畸恋，是她所处社会文化与美学观念转向的体现，传统审美不再适应社会的需求，文学转而向审丑寻求帮助。审丑能激发读者心中的批判意识，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世相真实。这种审丑打破了人们对性别、爱情以及对人物外形的刻板印象，将人们从同一性桎梏中解放出来，突破同一性思维从而达到救赎艺术、还原真相的作用，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寻求真理，实现自我拯救。艺术审丑实质上表明了艺术为了拯救自身并且拯救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与意义。麦卡勒斯的审丑取向在客观上拓展了美学的内涵与外延，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学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