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与交易不确定性是决定组织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程度逐渐提高,由此带来的机会主义风险使得传统形态的组织面临着越来越高昂的交易成本。为了应对这种机会主义风险和满足组织协调的要求,就需要针对不同的组织选择不同的治理结构。又因为资产专用性程度与交易不确定性类型的具体差异,要求在市场和科层之间存在一些过渡的治理结构,即混合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对多种竞争策略的灵活运用,引发了虚拟企业、外包企业网络、战略联盟等具有中间形态或混合特征的新型组织的不断涌现。[1, 2][3]297—319基于传统的市场治理(Market Governance)与科层治理(Hierarchy Governance)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已无法准确地阐释这种组织形态深刻变化的内在机制。Williamson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混合组织和混合治理研究,但并未迅速引发后续的广泛研究。[4]382—384[5]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形态呈现出更加复杂而多元的特征,才引起相关学者陆续从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组织行为学、博弈论、社会学、公共管理等不同学科角度来探索混合治理的维度、机制、分类、应用等问题。
中国学者也对混合治理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组织形态、治理结构、双边治理、网络治理、联盟垂直一体化等方面展开了一些研究。[6, 7, 8, 9]但研究的宽度和深度尚有不足。文章在混合治理研究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其理论内涵及发展脉络做了梳理和总结,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介绍混合治理源起的理论背景及特征;二是对混合治理发展脉络进行简要的概括;三是对混合治理主要研究领域进行归纳;四是总结与启示。混合治理在国外已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但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少有关注,文章力图对这一理论的起源、特征、进展、研究热点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推动这一研究在中国的开展。
二、混合治理研究的学科溯源尽管文章主要聚焦于企业管理领域的混合治理问题,但这一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较为广阔的学科背景和研究传统,因而对这一多元化的复杂图景的回顾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混合治理研究源自于混合型组织实践的广泛存在。不同类型的混合型组织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活动领域早已存在,如公私合作型组织、多主体的联盟或合作型组织、社会企业、非盈利组织网络等。这些广泛的实践引发了各个学科研究者的思考和探索,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因此,一方面混合治理的研究源自于丰富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其理论传统和研究方法则根植于这些不同学科的智力基础。
首先,就现实基础而言,具有一定混合特征的组织形态很早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一些松散型的社会群体(村落、氏族等)和社会组织(如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等)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也引起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学家对其特征和规律的探索和研究,尤其是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运行及其控制机制的调查和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由于全球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驱动,社会形态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也随之繁荣,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如Homans人际交换理论、Parsons结构功能学派、Merton中观功能主义、Coleman理性行动理论、Collins的综合冲突理论、Garfinkel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等。这些研究为混合组织治理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如Parsons提出了AGIL模型,其核心思想就与Williamson关于混合治理结构的分析不谋而合。
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的研究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是Granovetter关于弱关系的研究、Burt关于结构洞的研究,以及Harrison White等关于社会网络分析(SNA)的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已经紧密地与经济学、管理学交融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混合组织及其治理问题的探索。
其次,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组织的混合性主要体现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行为。[10, 11]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历史进程中,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和有效的社会管理,政府常常寻求与企业、NGOs等外部组织的合作,以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在近三四十年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领域的混合组织现象更是赢得管理者和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如在公共资源和环境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减除贫困等领域中,一些学者针对战略决策、领导力、组织边界、治理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12]
最后,从理论基础上看,经济学为混合治理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早在20世纪 30年代,Coase就提出了“市场-企业”二分法,认为市场和企业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两种组织形式,并运用“生产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概念来分析各类复杂的组织形态。[13]在此基础上,Williamson提出了“市场-混合组织-企业”三分法,并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14] 治理结构是交易得以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可以根据交易属性选择适合的治理结构;市场和企业是交易得以实现的两个端点,市场中交易的制度安排是市场治理,企业中交易的制度安排是科层治理;不同的制度安排可构成一张谱系图,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是这张谱系图中的两个端点。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形态,即混合治理。
就总体而言,Williamson为混合组织和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随后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维度创新和内涵延伸上。Holmstrom和Milgrom首次将激励、权威、所有权作为混合治理的构成维度,尤其是他们对权威这一维度的考量,是先前学者所没有注意的。[15]972—991Makadok和Coff提出混合治理理论的新内涵,他们认为混合治理的属性应是市场与科层属性的组合,并运用新的构成维度对混合治理形式进行分类,包括授权、计件雇佣、自治利润中心、联营、特许经营和准一体化。[3]297—319值得注意的是,混合治理的应用也越发广泛,从服务业、零售业、物流业等传统行业深入到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如跨国公司、科技园、乡村企业等。
三、混合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奠基石”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有关混合组织及其治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真正重要的工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 Williamson的奠基性研究。实际上,Williamson对混合治理体系的研究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阶段。起先,他认为大多数交易集中于高度分散、相互独立的市场交易和高度集中、实行科层制管理的交易之间,但是这些交易是不稳定的,势必会向两端转变,并逐渐形成双峰状态(Bimodal Distribution)[4]382—384;随后,他又指出,中间状态的交易才是更普遍的形式,并且这种交易始终受到经济学、法学与组织理论的关注[16];后来,他明确地用混合组织表示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各类组织形式,并将混合组织中的交易安排称之为混合治理。[17]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Williamson创建了较为系统的混合治理理论,运用“离散结构选择分析”的方法,将治理结构划分为市场治理、混合治理和科层治理,并从激励强度、行政控制、自发适应、协作适应、契约法5个维度刻画了不同治理结构的属性,总结归纳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知,市场治理具有较弱的协作适应能力和行政控制能力,但具有很强的自发适应能力和激励强度,它完全依赖于外部法律条约来解决冲突。与市场治理相反,科层治理具有较强的协作适应能力和行政控制能力,相应地具有较弱的自发适应能力与激励强度,在科层治理模式下,科层是自己的法庭,它依赖自身的管理机制解决问题。在混合治理模式下,交易双方往往建立长期的合作约定,但他们是平等的买卖关系,因此,混合治理同时具有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的部分特征。混合治理的治理属性强度处于中等水平,具有中等强度的激励强度和行政控制能力,其组织自身与组织间的适应能力也位于市场治理与科层治理之间,并同时依赖于法律条款和自身的管理机制解决问题。
在这一时期,Williamson的研究结果影响力仍十分有限,主要局限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之内。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到了经验研究的阶段,一些研究学者对不同类型组织形式进行了更为应用性的探索。Masten分析了航空行业的制度选择与治理问题[18]; Thorelli把组织网络形式视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混合形式,认为它是权利和信任关系的网络[19];Perrow等观察到中间组织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形象地把它称为“隆起的中部”。[20]混合治理理论的研究自此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二)维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混合组织及其治理研究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Williamson的经典理论架构基础上,大多数学者开始以混合治理结构的内在属性及其分析维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首先,如前所述,Williamson关于治理结构的研究集中于激励、行政控制、适应性、契约等维度解析方面,但他对企业权威性质的处理则相对模糊,更未将权威维度纳入到解释治理结构的理论框架之中。在Williamson看来,企业内部具有很强的行政控制能力,主要依赖于自身的科层式管理机制解决问题;他认为科层治理的出现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率,但科层治理只是一个有效的集中决策机制,而不是组织内部的权威控制结构,权威并不处于科层治理机制之内。但是,Holmstrom和Milgrom则进一步拓展了治理维度的研究,他们认为正是企业家对资源的权威控制,才使得企业可以依赖于内部机制解决问题,所以将权威作为判断治理结构的关键维度之一。[15]972—991
其次,所有权也被纳入治理结构的分析维度中。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的联系起源于委托代理理论。20世纪 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Berle和Means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和代理权的分离,而激励代理人最直接的措施就是依据其任务完成度给予相应的报酬,但企业监控所有任务往往是困难的和高成本的。[21]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激励,并减少交易成本,资产所有权被拓宽,有时委托人将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分配给代理人。在科层治理结构下,委托人完全拥有所有权,在混合治理结构下,双方各自拥有部分所有权,而当委托人完全让渡所有权给代理人时,就形成了市场治理结构。这样一来,所有权的不同分配也就带来了治理结构的差异。基于此逻辑,Holmstrom和Milgrom将所有权发展为判断治理结构的第二个维度。[15]972—991同时,他们保留了激励这一维度,认为组织的治理离不开激励制度。这样一来,Holmstrom和Milgrom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从权威、所有权、激励这3个维度来分析混合治理结构的内在机制与属性。
(三)内涵延伸:2000年至今从2000年前后开始,混合治理研究从基本的理论构建走向应用性的内涵延伸研究,包括更细致的治理维度分析,以及各类企业的案例研究。Zenger和Hesterly认为,现有的大部分企业运用混合治理模式,混合治理本质上融合了市场转化和科层治理的相关要素。[22]Seibert等认为,企业是一种类似于市场的科层治理模式,它赋予员工更多的激励。[23]而相反地,Oxley和Sampson则表示一些市场关系已经融入了更多的科层特征。[24]
值得关注的是,Makadok和Coff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沿用了Holmstrom和Milgrom区分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的维度,用一种新的划分方法对治理结构进行区分,并认为混合治理的属性是市场和科层属性的组合,具体的治理属性如表 2所示。[3]297—319
从表 2可知,Makadok和Coff用所有权、权威、激励这3个维度来区分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同Williamson思想一致,市场治理与科层治理居于治理结构的两端。[3]297—319市场治理的特性是代理人拥有资产,具有低权威和高激励的性质,而科层治理是委托人拥有资产,具有高权威和低激励的性质。与Williamson思想不同的是,这里混合治理的属性不再都是中间强度,而是部分维度具有市场的属性,剩余维度具有科层的属性。如委托人拥有资产的授权模式,它具有市场的低权威属性,同时也具有科层的低激励属性。他们根据3个维度的不同强度,将混合治理分为6种结构,包括授权、计件雇佣、自治利润中心、联营、特许经营和准一体化。具体的特征描述如表 3所示。
简言之,从Williamson的“奠基石”研究,到Holmstrom和Milgrom对混合治理维度的创新,再到Makadok和Coff对混合治理内涵的新思考,混合治理研究经历了3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其研究的不断深入与丰富,催生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包括组织适应性研究、企业内部权威性研究、企业联盟中治理结构的研究等。
四、混合治理研究的若干进展 (一)适应性研究Williamson将适应性纳入治理结构的构成维度之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Joyce从组织演变的角度将适应性组织识别为一种区别于复杂组织的最高发展阶段,组织的演化过程就是组织的适应性形成过程,组织适应环境是组织得以生存及演化的前提和本质。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关注组织中所有成员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由环境变化带来的组织变革导致每个成员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环境,组织也就因此产生了新的社会化要求。关注知识学习的学者则认为,组织适应性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积累与组织学习的过程,对某一特定治理结构的混合组织而言,其知识系统越完善,适应能力就越强。这些重要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改善组织适应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践思路。[25]
(二)权威性研究Coase的科层权威观是矛盾的,他既肯定企业是权威性组织又在分析企业边界时绕过权威;Williamson的科层权威观是模糊的,他承认权威的存在,但又反对将权威纳入理论分析之中[26];Holmstrom和Milgrom的研究表明正是企业家对资源的权威控制,才使得企业可以依赖于内部机制解决问题,并首次将权威运用到治理结构的构成维度中。Makadok和Coff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权威作为划分治理结构的维度,如计件雇佣、特许经营、准一体化的权威性较高,授权、自治中心、联营的权威性较低。[3]297—319权威性的研究是一个由浅及深的过程,该研究已成为学术界较关注的领域,体现在组织间或组织中各个阶层的博弈。
(三)企业联盟中混合治理结构的研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个企业想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企业间只有建立合作关系,互相利用资源网络优势,才能不断开拓新市场,所以企业联盟迅速得到大家的关注。因此,选取与企业联盟相匹配的治理结构显得尤为重要。Borys 和Jemison将企业联盟治理结构分为兼并、购并、合资企业、许可协议和供应商安排5种,以期推动企业联盟在行业内的战略认知。[27]Das和Teng把联盟治理结构区分为股权型联盟和契约型联盟2种。[28]探究企业联盟的治理结构是一项同时具有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五、结语通过对混合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混合治理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国外对混合治理的研究初成体系,但相对还较为零散。将来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混合治理的研究:
第一,深化混合治理的构成维度研究。该研究起步较晚,尽管不少文献研究了混合治理的维度,但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国外学者对混合治理关键维度的认识莫衷一是,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笔者认为可将混合治理的维度从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分析,如组织内部的自发适应、权威、所有权等都可以看作是内生维度,而组织外部的协作适应、契约法等可以看作是外生维度。另外,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两方面各自的作用机理及相互关系。
第二,加深混合治理的理论和应用分析。Williamson认为治理结构是线性、离散的,混合治理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Makadok和Coff的研究表明混合治理的某些属性是市场化的,其他属性是科层化的,这种新的认知,为不同治理结构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混合治理结构更为复杂,纯粹的市场和科层是很少存在的,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要求而具有的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被现有理论所解释,但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对混合治理结构的内涵进行更为多元化的分析,以更好地解释现实的管理行为。
第三,结合中国的管理实践,进一步强化混合治理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对于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体,其组织实践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各类复合型的组织大量存在,给管理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地困惑。因此,应用混合治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情景的管理问题极具重要性和迫切性,亟待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加以重视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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